我们如何“策略性仇恨”？

在她的新书中，塞达·库尔特希望从一种一眼看上去没人愿意得到的感受身上发掘出抵抗的潜能。

采访/玛琳·哈尔瑟（Marlene Halser）

1992年出生的塞达·库尔特（Şeyda Kurt）是一名记者、作家兼主持人。她在自己2021年出版的《极端柔情》（"Radikale Zärtlichkeit"）一书中探究了“浪漫爱情”这一构想中的父权制、殖民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她反对不对称的爱情，呼吁建立一个“极端温柔的社会”（"radikal zärtliche Gesellschaft"），希望资源的合理分配能够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相处。现在，库尔特又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非虚构作品《仇恨：论抵触情绪的力量》（"Hass. Von der Macht eines widerständigen Gefühls"），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Verlag）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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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er.de：塞达·库尔特，您先写了一本关于爱情的书，现在又写仇恨。您为何如此热衷于谈论情感呢？

塞达·库尔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很少谈论情感。不妨以“嫉妒”为例：对丈夫存在经济依赖的女性所表现出的嫉妒，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掌控完全不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控制和占有欲。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采取行动，但都被我们称为“嫉妒”。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简化叙事和分类的需要。情感往往被视作自然的事物。但如果从政治角度审视情感，人很快就会发现爱与恨这样的情感都与统治和权力关系、阶级斗争和反殖民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此，我认为情感能够激发诸多抵抗形式，能让人摆脱不安和渴求，从而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

那么柔情与仇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呢？

这两种情感其实十分相称。这不像阴阳互补，而是因为我在第一本书中所提到的对公正的爱，必然会引发对不公的仇恨。

说到这个话题，许多人都会想到右翼分子或网络上的仇恨，但这些内容都仅作为几个侧面在您的书中出现。那您关注的是哪一类仇恨呢？

我有意识地从边缘人群的角度展开思考：仇恨是使他们更接近“极端柔情”的社会，还是彻底孤立和摧毁了后者？我认为仇恨可以抵抗冷漠，因为它的作用离不开某个对象。哲学家希尔格·兰德韦尔（Hilge Landweer）曾说过，仇恨有别于蔑视。蔑视是在疏远他人，使人丧失人性。仇恨则是严肃地对待他人，而不是觉得“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就转身离去，相反，它要求人们严肃看待社会的压迫关系，思考如何从中突围。

所以对您来说重要的是抵抗？

是抵抗和自我防卫。在前期研究中，我拜读了法国女哲学家艾尔莎·多林（Elsa Dorlin）的《自我防卫》（"Selbstverteidigung"）一书。这本书讨论反殖民主义，也涉及女性主义的自我防卫实践。多林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上的抵抗如何实现？这种抵抗必然会爆发式出现，从而压碎一切吗？还是说这是一种反复逾越边界，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抵抗？这些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愤怒正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卷土重来。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愤怒不应超越某个阈值。

© Peter Forster, unsplash.com

此话怎讲？

近来的一些出版物探讨了女性的愤怒；此前，愤怒被视作男性的特权，似乎女性就不应产生愤怒。我感觉在自由派的主流环境中，这样的讨论只能以使眼色的方式进行，女性的愤怒不能让人过于不适。但我却想写一本明显让人不适的书，它敢于揭露丑恶，同时怨恨丑恶。这也是因为我作为一名记者，近年来围绕哈瑙种族主义恐怖袭击事件做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参与播客“190220-哈瑙恐袭一周年”的制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那些受到哈瑙恐袭影响的人，即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仅仅被视为仇恨的对象。一旦他们表达自己的愤怒，或者说出“讨不回公道我们就不得安宁”，就将失去合法性。人们总是期待受害者做出原谅的举动。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受种族主义影响或参与阶级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人如何被剥夺仇恨的权利。这正是我试图打破的禁忌。

所以您关心的是能动性问题，也即有意识和有目的地采取行动的能力？

剥夺一个人仇恨的权利，也就使其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外部对仇恨进行归因的做法也是如此。在殖民时代，殖民者往往假定仇恨是被殖民、种族化和遭奴役人群的特征，从而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可以说，被殖民的人不过是满腹深仇的对象。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9世纪时就曾提到“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殊死搏斗”的民族亡魂（Völkergeister）。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创建文明，只能被异族所统治，因为仇恨使他们丧失了能力。这些都是强大的叙事和意识形态，也是我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时事评论员卡罗琳·艾姆克（Carolin Emcke）2016年出版的新书《何故为敌》（"Gegen den Hass"）获得了许多好评。在艾姆克看来，仇恨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无处容身。对此您怎么看？

这本书2016年出版时，我觉得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了反对“佩吉达”（Pegida）和其他反伊斯兰的右翼运动的立场，而当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在对这些思潮冷嘲热讽，或是暗自庆幸。但当我在前期研究中重读这本书时，我被它彻底激怒了。

为什么？

因为在艾姆克那里，仇恨也是绝对的另类，它终将遭到人们的唾弃。像我和我母亲这类受种族主义影响的人，依旧只能作为仇恨的对象出现。我们没有仇恨的权利。我把这种做法称作“仇恨的马蹄铁”。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仇恨与右翼分子（即罪犯）的仇恨一样糟糕和不恰当。艾姆克写道：仇恨会让受害者变得扭曲。我想，人当然会被仇恨扭曲！每个人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堡垒，必然会被体会过的仇恨所触动。像我、我母亲、我朋友这样的人，必然都会有仇恨，而且我们有权这样做。我们都知道，仅靠空洞的演讲无法消除社会中的种族主义。相反，我们必须查明其政治和社会经济根源。

您的替代方案是“策略性仇恨”（"strategischer Hass"），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人们可以有策略地对待政治情绪。我们也可以像从爱情中汲取力量那样，从仇恨中汲取力量。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一直在这样做，因为它们知晓情感的动员能力。我想说的是：仇恨也有区别。它可以也必须质疑仇恨背后的“我们”，并做出自我反思。它可以被战略性地使用，从而朝着建立“极端柔情”社会的目标迈进。虽然我在书中强调了仇恨的抵抗潜能，但仇恨本身并不是目的。即便是对不公的抗拒，也必须要提出许多的赞同。而我们究竟赞同什么，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本文首次发表于fluter.de网站上

原标题：“我们有权仇恨”

发表日期：2023年4月18日

译者：徐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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