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宫晓辰、孙涛、叶士华丨政治关联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吗？——基于收入多样性的中介效应分析丨2022年第1期

Original 宫晓辰等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4-02-05

政治关联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吗？

——基于收入多样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 宫晓辰孙涛叶士华

【摘要】社会组织生存是当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组织生存的制度空间，较少从组织管理和运行意义上对组织的生存能力进行研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普遍采纳的非正式策略选择，需进一步探究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014—2016年全国2 816家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将财务能力作为组织生存能力的核心衡量维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其一，政治关联对于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存在较为复杂的影响，可以显著提高财务稳定性，但也会降低收入增长；其二，收入来源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财务稳定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通过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增强了社会组织财务稳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收入增长的负效应。社会组织应合理利用政治资源，采取多元化收入管理策略来提高组织生存能力，从而发展成为高韧性组织。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治关联；收入多样性；组织生存能力

【作者介绍】宫晓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gongxiaochen0312@163.com；孙涛（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suntao@nankai.edu.cn；叶士华：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shye@nankai.edu.cn。

【引用格式】宫晓辰,孙涛,叶士华.政治关联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吗?——基于收入多样性的中介效应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1):131-144.

—文章结构—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回顾

（一）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

（二）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

（三）收入多样性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

（二）变量选择

（三）模型建构

四、数据结果与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二）政治关联、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的回归模型分析

（三）收入多样性的中介作用检验与分析

（四）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一、问题提出

组织可能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而生存是组织的第一要务。相较于公共部门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的生存需求更为突出，根源在于其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与非分配约束机制。识别组织生存的影响机制构成社会科学观察现代组织的核心命题，而这种影响机制及其要素是由宏观结构与组织特征共同构成的。迄今，关于我国社会组织生存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宏观制度与结构背景下组织的生存空间，即与国家或制度互动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生存，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是否拥有或多大程度上获得“自主性” 。提升社会组织生存空间进而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能力也被视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组织管理或运营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即组织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生存内涵以及这种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尚未被学界足够重视。近期，有关社会组织“生存理性” 和生存逻辑的经验现象彰显对该议题探讨的必要性。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的制度空间已发生深刻变革，第三部门整体规模也不断扩张。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经由2005年的32万家增长至2019年年底的86.6万家（1）。另外，社会组织外部资源环境也相应地更加多样化，既包括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所带来的政府购买与扶持资金，也包括在新媒体助力下不断增长的企业与社会捐赠，以及慈善金融收益等。显然，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生存议题已逐渐从结构或制度空间释放，迈向组织通过对内外部资源的管理实现组织发展。简言之，从生存空间转向生存能力。

部分研究捕捉到了这种新转变，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如何策略性地汲取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源。黄晓春和嵇欣提出，在“非协同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采取“找项目”“多行政区注册”“跨界资源汲取”等策略提高组织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社会组织通过策略性地建立政治关联，不仅可以获取政府资源，还可以借助关联到的“关系”、资本与声誉获取企业与社会捐赠。上述研究虽已意识到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意义，但并未从组织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和探讨资源。换言之，既有研究将组织生存简单等同于获取资源，仅关注政治关联等策略对于汲取某一类或几类资源的影响，而非组织生存和发展能力。随着社会组织外部资源环境从单一走向多元，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发生哪些变化？进而，有哪些管理策略可以影响社会组织生存能力？这些仍未得到有效回应。

有关组织生存能力的内涵，学者从多种角度予以不同理解，主要包括领导力和人力资源、财务能力、规划与发展能力、服务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等，但已有研究均主张将财务能力作为最核心且首要的衡量维度。组织财务能力贯穿组织运行的全过程，具有全局性影响，既作为一种组织能力独立存在，又与其他组织能力发生密切关联，深刻影响着其他能力的发挥。因此，本文将财务能力作为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衡量依据，以2014—2016年全国2 816家基金会为研究对象，探讨组织运营层面的生存能力。通过引入收入多样性为中介变量，力图挖掘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揭示其隐含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其一，社会组织的政治关联对于组织生存能力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提高财务稳定性，增强突发财务危机应对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组织的收入增长。其二，收入来源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政治关联有助于完善组织收入筹资结构和拓展收入汲取渠道，并以此提高财务稳定性，同时也削弱了对收入增长的负向效应。

二、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组织生存能力已成为第三部门研究核心议题之一。社会组织生存既是其实现使命和愿景的前提，也是判定组织成功与否的最终评价标准。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本质是调动内外部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生存能力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源调动或获取，而是组织在以价值形式对自身管理实践、流程和属性进行综合性考量基础之上，预测未来运营状况和趋势，以使组织不断追求社会使命并最终成为可持续发展组织的能力，涉及组织综合运营与管理。财务能力伴随着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不仅如实反映组织的经济活动，还将作为组织运营和未来发展决策的主要参考，为组织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提供重要依据。财务能力是组织生存或消亡的关键，具体是指组织不仅有充足的资源应对外界风险，同时也能确保自身把握时机实现发展。在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环境下，稳健的财务能力是社会组织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相反则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实现。非营利组织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社会提供公益产品和服务的组织，虽然其生存根本在于追求公益使命而非“最大化”经济利益，但日常活动的开展、组织职责的履行和社会慈善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良好的财务表现。尤其对于我国社会组织而言，因其整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面临筹资环境不稳定且捐赠资源相对稀缺的现实情况下，提升财务管理策略以增强生存能力是组织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结合我国社会组织生存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期间，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关联作为组织的一项主动性生存策略，不仅是政商关系研究的传统议题，近年也逐渐受到政社关系研究的重视。例如，蔡宁等基于254家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政治关联通过组织自主性这一中介机制而对组织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社会组织通过与其他有影响力的组织建立关联，向潜在的公共和企业捐助者证明其值得资助，是组织应对外部制度性压力的策略之一。虽然政治关联只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但其源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解释力和重要性更为突出。既有研究仅关注政治关联对不同资金来源的作用，而后者又可能会影响组织的生存能力，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政治关联可能通过促使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多样性而间接影响组织生存能力。所谓收入多样性是指采取均衡化、多样化的收入构成策略。实际上，组织收入多样性是非营利部门研究中广为探讨的生存策略，但学界一直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结构性视角下我国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忽略了其外部资源环境已从单一迈向多样，组织生存重点也已发生转变这一经验现实。

鉴于此，本文从组织行为策略出发，从组织管理策略的角度探讨政治关联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并进一步分析收入多样性的中介机制。简言之，本研究以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作为探究当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小切口”，以慈善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政治关联是否能够影响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如果可以，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第二，这种影响是否通过收入多样性作为中介机制发生作用？

（一）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

政治关联通常是指组织的领导人为政府官员或与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是组织为谋求生存和获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重要行动策略。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可以为组织带来特权与优惠，如为组织优先提供政府购买合约或税收减免、融资便利、财政补助等政策性优势以及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从而提高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罗党论和刘晓龙发现，采取政治关联策略有利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壁垒较高的行业，从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并促进企业发展。边燕杰通过对广州188家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与政府间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渠道，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能力与经营绩效。

总体而言，学术界基于两种视角探讨政治关联对组织运行和生存能力的作用机制。其一，当正式制度缺乏时，建立政治关联是组织采取的一种重要替代性机制。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下，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资源稀缺性和制度环境的制约，而政府则掌握着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异质性和关键性资源，如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因此，建立政治关联通常被视为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的非正式渠道，不仅有利于组织获得制度性支持，也有助于社会组织提高竞争优势和生存能力。蔡宁等对中国社会组织政治关联现象的研究表明，与非政治关联组织相比，政治关联组织在决策效果、组织扩张等方面有显著提升。通过对我国33家环保社会组织的实证检验，Zhan 和 Tang 发现组织的政治关联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私人联系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组织的管理和运营、政策倡导产生影响。其二，在社会组织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关联可以提高其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有助于树立积极的组织形象和影响力。换言之，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隐形资源促进组织价值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政治关联也可以提高组织获取政治机会和政策倾斜，例如一些社会组织依靠政府的委托项目，如政策性财政拨付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来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由此，社会组织也会愿意让渡部分独立性以维系组织运营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社会组织的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二）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

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通常包括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服务收费和投资收入等，多种资金来源构成社会组织区别于公共部门、市场主体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基于现代投资组合、资源依赖和制度主义等理论视角指出，社会组织应采取多样化的资源汲取策略以增强组织资金活动，从而提升组织生存能力。

其中，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鼓励社会组织从多元化渠道谋取资金以实现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其根源在于，每种收入来源都存在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多种收入来源可以确保组织的资金流动性，从而更加灵活地应对潜在危机。尤其是当某种资金来源在一段时期内大幅减少时，组织仍拥有其他收入来源以缓解其财务风险。再者，扩大收入来源种类也意味着从每种来源中获取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不断提高。因而，相较于那些高度依赖于单一渠道的组织，谋求差异化、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能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抵抗外部不确定性和实现财务可持续发展。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组织的生存都需要同外部环境中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交换，并由此产生对于环境的依赖。组织的资源依赖程度由资源供给者的重要性和资源的集中度所决定，当组织依赖某单一资源、或当某种资源是组织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时，资源供给者将掌握着资源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并有可能通过资源分配对组织生存能力造成威胁；反之，当面临多种可替代性资源时，组织将被赋予更多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财务绩效的稳定性和组织的独立性也将得以提高。因此，社会组织通常选择从多种渠道获取收入来源，避免收入过于集中而导致组织财务风险。与前两种基于市场理性的理论依据不同，制度主义强调组织植根于社会环境中，需要不断满足外部环境施予组织的社会期望和规范性要求。从该视角出发，可以将组织结构视为社会规范的转移和组织寻求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当面临不确定的社会环境时，社会组织更倾向于参与满足社会外部环境对自身期望、符合组织身份的活动。根据这种制度逻辑，资金结构多样化更有利于组织与社会建立良好的制度关联，增强组织作为资金接受者的声望和可能性，从而增强组织生存能力。

实证研究也从经验层面验证了上述理论。Carroll 和Stater 发现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能提高组织收入的稳定性，降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并因此提高了组织生存能力。Tuckman 和Chang 通过收入集中度的测量，发现组织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会增加财务脆弱性和不可预见性风险。Chang 和 Tuckman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即多样化的收入来源通常伴随着稳健的财务状况。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实证研究认为收入来源多样化会加剧组织风险与复杂性、增加筹资开支和额外的监管成本，甚至组织为获取差异化的收入来源而经常性地承担偏离组织使命的活动，削弱社会组织履行职责、使命的能力及组织合法性。另外，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组织管理者无法对每一种收入来源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这也会加剧组织潜在的财务风险和复杂性。因此收入来源集中化更有利于组织生存。但鉴于我国社会组织整体上呈“依附式”自主发展的特征，对外部资源环境的非平衡和非对称性依赖强，因此通过资金多样化实现内部自主进而增强生存能力的需求更为强烈。

（三）收入多样性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对社会组织政治关联及其资源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不仅有助于社会组织获取政策倾斜和政府资助等“体制内”资源优势，也有利于组织借助“体制内”优势来获取社会捐赠和服务收入等“体制外”资源，二者作用机理虽不同，但在整体上却有助于社会组织实现收入多样性。

就前者而言，政治关联可以带来政府资助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组织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结构性政治关联，或是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形成的新型政治关联，均具有该作用。例如怀特对于官办社团的研究表明，“嵌入”在政府机构中的官办组织更容易获取政府资源。邓金霞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显示，群团组织或自上而下培育的半官半民类社会组织更受政府资金的青睐。其背后是由信任、控制与“关系”共同构成的复杂逻辑，根源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社关系结构。

就后者而言，主要存在两种机制。其一是“声誉”与“信号”机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捐赠者和服务对象无法对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而接受过政府部门资金支持以及与政府部门建立长期外包合同则被视为是对组织服务质量与“声誉”的背书，通过“信号”机制促使捐赠者对其进行捐赠。Heutel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资助对私人捐赠产生“挤入效应”，且在年轻的慈善组织中更为明显。张毅等对中国慈善基金会的分析显示，与政府部门形成的政治纽带可以提高基金会的社会资源汲取能力。除社会捐赠外，政治关联能够增强公众对组织的信任程度，由此也影响了组织提供公益服务和产品的途径、投资机会以及其他自创收入来源。正如沈永东和虞志红所言，政府资助作为一项“输血”机制，促进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捐赠收入和市场活动收入等方面的“造血”。其二是“社会资本”效应，理事会成员具有组织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的能力，其从政经历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可以帮助组织扩宽关系网络，增强企业和个人等外部主体对组织的支持，从而有助于组织筹资活动的开展和外部资源的获取。Ni 和Zhan 基于慈善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由政治关联带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于组织扩展筹资渠道，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基金会不仅更容易获得政府资助与补贴，在社会捐赠等方面也更具优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政治关联与收入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依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多元化的收入结构将有助于社会组织应对短时经济波动和收入增长，尤其在外部筹资环境不稳定和资源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力更为突出，实证分析也为上述论断提供了经验支撑。此外，政治关联凭借“信号”机制和社会资本效应为社会组织带来有形和无形资源，有助于组织实现收入多样性和资产结构的稳健性。为此，本文认为社会组织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密切相关，且这一关系通过收入多样性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即政治关联可以拓宽组织资源汲取渠道，提高收入多样性，进而影响到组织生存能力。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政治关联通过收入多样性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组织生存能力。

根据上述组织机制分析，本研究构建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以及收入多样性在该路径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

本文以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聚焦于同类社会组织，宏观变量更易操作，也更有利于检验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其二，基金会作为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对多样化的成长背景使其更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汲取资源，由此可为其他类型社会组织提供未来发展范式与模板；其三，基金会作为慈善法意义上的慈善组织，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对其透明度要求更高，数据更易获得，信度也更高。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esearch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Foundations， RICF）。该数据库抓取自基金会的年度报告、财务报表、政府网站、基金会中心网等，多途径数据收集核实了数据的可靠性，为实证研究提供良好的样本基础。RICF数据库提供了本研究所需要的所有变量信息，包括基金会机构特征、基本概况、财产状况和财务活动等一系列组织层面的综合信息。本文在数据清理过程中，对存在如下逻辑性错误的样本进行剔除：（1）基金会的年度总支出为负；（2）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政府补贴、服务收入和投资收入均为0；（3）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为负；（4）基金会的年度政府补贴为负。在剔除包含缺失值以及存在明显异常值之后，本研究涵盖2 816家基金会2014—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合计4 529个样本。

（二）变量选择

1. 组织生存能力

根据前文所言，本文选取财务能力作为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衡量依据，包括财务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率两个指标，二者侧重面向各不相同。具体来说，财务稳定性= /总收入，净收益可以对组织的财务危机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此财务稳定性指标反映了组织运营状况和对财务风险的应对能力。财务稳定的社会组织，通常具有必备的资源以降低遭遇财务困境的概率。收入增长率= /总收入前期，主要反映组织收入的变动情况，是评价组织成长状况和短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2.政治关联

既有研究大多通过组织负责人的从政经历来衡量政治关联，在借鉴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通过核实基金会负责人构成来界定政治关联，即当负责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将组织视为存在政治关联：负责人为现任或前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人曾经或当前在省部级政府担任过职务。本文将政治关联设定为虚拟变量，以“1”和“0”表示政治关联存在与否。

3.收入多样性

在非营利组织研究中，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是关于收入多样性最广泛采纳的测量方法。根据中国基金会收入结构的特征，本研究共涉及四类收入来源：捐赠收入、政府补贴、服务收入（服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以及投资收入。收入多样性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N=4，Ri代表上述四类收入来源中每一类收入的占比。RD介于0～1：0表示基金会所有收入只来自某一类，因而不存在收入多样性；1则表示每种收入对基金会总收入作出均等贡献，即存在完全多样性。

4.控制变量

本研究纳入七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组织年龄、全职员工人数、注册级别、组织规模和行政支出五个组织层面变量，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组织密度两个宏观层面变量。其中，组织规模用基金会初始注册资本衡量，注册级别是指基金会是在民政部还是其他行政级别的民政部门注册，在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活动范围为全国，相较于在省级注册的地方性基金会资源动员范围更加广泛。行政支出用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占总费用之比来衡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组织密度分别反映地区财富能力和区域内不同组织对资源的竞争程度。变量描述及操作化详见表1。

（三）模型建构

根据温忠麟等关于中介变量检验步骤，假定变量都已中心化，构建以下方程组来描述变量之间关系：

X、Y、M分别表示政治关联、组织生存能力和收入多样性；c表示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的路径系数，即总效应；a表示政治关联对收入多样性影响的路径系数；b表示收入多样性对组织生存能力的路径系数；c′表示在控制收入多样性情况下，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的路径系数，即直接效应；e1、e2、e3为误差项。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为a与b乘积。

结合研究假设与上述变量，本文构建以下三个回归模型：

其中，Fin_stab/Fin_growit分别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生存能力指标，依次代表财务稳定性和收入增长率；Ptie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政治关联情况；HHI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收入多样性情况；Fage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组织年龄；Fstaf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员工人数；Farea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的注册级别；Fscale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的组织规模，由于基金会注册级别与组织规模两个控制变量只随个体而不随时间变化，本文参考沈永东和虞志红处理方式，将Fareait与Fscaleit分别与核心自变量做交互处理；Operad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的行政支出；GRDPper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所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Fdensiit表示第i家基金会第t年的组织密度。α0、β0与κ0为截距项；α1至α10、β1至β10、κ1至κ10为变量系数；γ1i、γ2i、γ3i为个体效应；δ1t、δ2t、δ3t为时间效应；μit、εit、θit为随机误差项。

静态面板数据包括三种基本模型：混合效应模型（Pooled 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F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 RE），需要通过对三种模型进行比较，确定所使用的模型。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发现，F统计值拒绝混合模型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LM统计值显示在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拒绝混合模型；而Hausman统计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

本文采用STATA15.1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回归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观察各变量的基本特征；其次分别探究自变量政治关联与因变量组织生存能力的总效应，以及中介变量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之间的影响；最后在模型中纳入中介变量以厘清收入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之间所起到的作用。

四、数据结果与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2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平均数、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从基金会财务绩效指标来看，样本中约有35.7%基金会的总支出大于总收入，财务稳定性为-1.462，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基金会存在财政赤字的问题。约51.3%基金会收入增长率为负，意味着过半的基金会跨年收入并无增长。有政治关联的组织占28.9%，这与我国近年来大力扶持与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预期相一致。衡量基金会多样性的HHI指数的平均数为0.225，表明资金会的收入来源较为集中。在4 529个样本中，有2种收入来源的基金会占比最高，达到51%；约31.2%基金会有3种收入来源；1种及4种及来源的基金会占比分别约为10%。基金会的平均年龄为9.2年，较为年轻，说明中国的基金会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阶段。全职员工人数约为4人，但有的组织最高达157人。

（二）政治关联、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的回归模型分析

表3报告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以及收入多样性与组织生存能力关系的结果。从模型1-1和模型1-2看出，当控制组织层面和宏观层面变量后，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稳定性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政治关联越高，财务稳定性越高。但有趣的是，政治关联与收入增长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意味着随政治关联越增强，社会组织的收入增长率会随之下降，表明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差异化的作用机制体现了组织生存能力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区分不同维度的必要性。

模型2-1和模型2-2的分析结果同样存在差异性。收入多样性在1%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财务稳定性，即随组织收入来源渠道的增加，短期财务稳定性和财务危机的应对能力也随之增强。但收入多样性对收入增长率呈显著负向相关，说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不利于组织收入的增长。综上，假设H1和假设H2均部分成立。

（三）收入多样性的中介作用检验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有关中介变量检验步骤，对收入多样性分别在两个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4）。首先，本文将组织年龄、全职员工人数、注册级别、组织规模与行政支出五种组织变量，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组织密度两种宏观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模型3证实政治关联与收入多样性在1%显著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说明社会组织通过政府的“帮助之手”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假设H3成立。其次，在以财务稳定性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由模型3和模型2-1可知，政治关联与收入多样性、收入多样性与财务稳定性在1%显著水平均呈正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035和3.842）。再次，由模型1-1和模型4-1对比可知，政治关联对组织财务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1.602**至1.469*），表明收入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财务稳定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所用。

在以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模型中，首先，模型1-2证实政治关联与收入增长率在1%显著水平呈负向相关关系。其次，由模型3和模型4-2可知，政治关联与收入多样性在1%显著水平呈正相关（0.035），而收入多样性与收入增长率在5%显著水平呈负相关（1.284）。将模型1-2和模型4-2进行比较可知，政治关联对组织收入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有所下降（-1.462***至-1.284**），收入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收入增长率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假设H4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混合效应模型（Pooled OLS）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5与表6可看出，核心变量除系数发生变化外，显著度没有明显变化。具体而言，将模型5-1和模型8-1对比可知，政治关联对组织财务稳定性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1.412**至1.258*）；将模型5-2和模型8-2对比发现，政治关联对组织收入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有所下降（-1.542***至-1.361**）。这表明混合效应模型和上文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3与表4）基本一致，上述结论稳健可靠。

五、结论与讨论

一直以来，大部分关于我国社会组织生存的研究都聚焦于制度空间层面，关注社会组织有无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忽略了微观层面上组织在运行中自身能力建设与发展。鉴于此，本文将社会组织生存议题的探讨从组织制度空间层面转向组织管理与运行层面，立足于组织自身，从组织管理角度来理解和探究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和管理策略。

本研究基于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采用2014—2016年2 816家基金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政治关联—收入多样性—组织生存能力”模型，选取财务稳定性和收入增长率两个财务能力指标作为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衡量标准，试图揭示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策略选择对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以及收入多样性在该路径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于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存在复杂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政治关联有助于组织完善收入筹资结构，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多样性在政治关联与财务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政治关联通过提高组织从不同渠道汲取收入来源的能力，显著增强了社会组织财务稳定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收入增长的负效应。

本研究从组织层面探讨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在以下两方面做出拓展和延伸：其一，组织的生存能力是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下，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存在多重影响。本文以财务能力作为组织生存能力的考察维度，发现政治关联虽然有助于组织实现短期财务盈余，并借此提高组织财务稳定性和对抗突发财务危机的能力，但不利于组织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会组织自身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其二，收入多样性作为一种组织管理策略，在政治关联与组织生存能力之间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可以看到，政治关联通过“信号”机制和社会资本效应为社会组织拓宽了资源汲取渠道，并帮助其获取稀缺性资源，进而转化为组织生存能力的提升。这表明收入多样性管理策略是组织生存能力的关键驱动要素，具备政治关联的社会组织若想提升组织生存能力，通过采取收入多样性管理策略来实现是可行的。

此外，本文从组织生存视角为理解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提供了有益补充。政治关联是探究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将此宏观结构性特征与微观层面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相结合，深入挖掘建立政治关联对组织生存能力的逻辑机制，为提高组织生存能力提供启示和借鉴。实证检验发现，仅仅依赖于建立政治关联并不足以带来组织生存能力的提高。在我国社会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和法规建设不健全，政府部门对于特殊资源的配置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带来的非对等资源结构也潜在威胁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从长远看，社会组织还需平衡政治关联带来的特殊性和关键性资源，避免由于政治因素的过多嵌入而导致组织自身成长的不充分，进而削弱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方面要求社会组织在“生存理性”逻辑下，正确处理好对于政府“依附”与“自主”的关系，在依附性与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即在组织管理决策和运营中积极发挥能动性，拓展自主业务空间，同时强化与政府和企业主体的良好互动关系以降低对单一资源主体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应积极发挥政治关联对于汲取“体制内”和“体制外” 资源的优势，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收入来源管理策略，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中争取资源。同时通过其他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如信息披露与问责、提高财务透明度和提高组织运行专业化水平等手段来提高组织生存能力，从而发展成为高韧性组织。总之，从实践出发，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适时调整行动策略来谋求更多生存空间对组织发展而言尤为重要，既有助于自身健康稳定发展及组织目标、使命的实现，也能为组织更好地服务社会、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诚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在样本选取上，以基金会为研究对象，未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考虑在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难以整体反映社会组织的情况。未来研究可继续搜集其他两类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丰富和扩展样本类型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另外，本文采用的RICF数据库包含了2014—2016年基金会年报数据，未来应继续整理民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拓宽数据年限，以此检验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长效影响和作用机制。其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在政治关联程度、组织特征、筹资渠道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为此，后续研究还需针对各地区的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展开更加充分和细致的探讨，进一步厘清在不同情境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联。其三，社会组织生存能力的衡量还包含除了财务指标外的其他内容，如组织的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等。未来研究可完善和深化有关组织生存能力的理解，继续挖掘政治关联与不同生存能力面向的多元逻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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