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刘定杰、吕守军｜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2022年第5期
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 刘定杰 吕守军
【摘要】本文将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检验政府规模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体系变革时期，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制度信任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回归结果；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社会网络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产生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领域文献，对理解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政府规模；挤出效应；经济发展
【作者介绍】刘定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liudj＿2020@163.com；吕守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sjlv@sjtu.edu.cn。
【引用格式】刘定杰,吕守军.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5):91-104.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二）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
（三）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网络、信任与经济发展
（二）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
四、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二）变量定义和指标选取
（三）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三）调节效应分析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伴随的社会资本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根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社会组织规模总量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4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1.09万个；在代表社会规范的居民互惠习惯方面，以社会捐赠为例，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和慈善超市1.5万个，社会组织直接或间接接受捐赠共1059.1亿元。另一方面，虽然社会组织规模取得快速发展，但是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仍然受到各种制度约束；同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如社会信任水平逐渐走低、社会贫富差距仍然较大等。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数据分析初步得出，在居民社会信任方面，我国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较高，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呈现，社会信任也出现下降过快的趋势。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基础，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合作效率与未来预期，对一国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治理体系面临不断变革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如何，尤其是不同类型信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何种以及多大的影响；同时作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体现的政府规模变化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缺乏解释。因此，探究在转型背景下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通常可以归纳为：信任、共享的规范以及促进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根据功能和主客观感知程度的不同，其可以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前者是指通过规则、程序建立的社会网络和协会，可以促进信息分享和集体行动；后者包括信任、价值观以及共享的规范等要素，促使个体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共同行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被一定范围内的特定社群拥有，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第三条道路。
（二）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由多种要素组成，且很难精确测量。因此对社会资本的定量测量是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国外研究中多以问卷调查方法测量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对投票参与率、社会组织人数等的调查来衡量一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国内研究中多采用各类代理指标表征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要素，有学者采用民间组织密度测度社会参与和社会网络水平；张梁梁和杨俊则采用工会组织的密度衡量社会关系网络的通达信；与采用实体组织测量社会网络不同，谷磊等采用互联网普及率衡量社会网络的发达程度；此外，史欣向和梁彤缨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调查“当地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来度量区域的社会网络状况。作为主观性较强的知识型社会资本，已有研究主要从信任要素维度进行衡量。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测量社会信任。一是基于社会调查问卷方法测量，研究主要基于一般性社会调查（GSS）、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欧洲价值观调查（EVS）、欧洲社会调查（ESS）的国别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及“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调查问卷等国内调查数据。二是采用表征个体行为的统计数据作为代理指标衡量信任水平，如采用相对劳动争议受理率等指标衡量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三是利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中的信任博弈实验方法测量被试者的信任和可信度水平，例如Berg等、Glaeser等、陈叶烽等。社会资本的多维度特征促使研究者从个体或整体层面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测量，尤其体现为对信任要素的测量，为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一起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研究对象层次上，ZakandKnack、Berggren等、Horváth、Lim等聚焦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采用数十年的跨国层面数据探究整体社会信任水平对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学者张维迎则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国内15000余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后，国内不少学者利用张维迎团队的调查数据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指标，探究社会资本（信任）对区域创新效率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在研究结论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关于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多数采用跨国面板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信任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少数研究发现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型社会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甚至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还有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并不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是通过作用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在研究视角方面，学者探究了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多种因素，杨宇和沈坤荣从正式制度出发考察了市场制度水平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杨小玲考察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联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学者从政府治理视角考察政府效率和法制环境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提出本研究的契机，首先，除极少数研究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测算区域整体社会资本外，不同研究往往针对社会资本的某一要素进行测度，并作为区域的整体社会资本水平。研究较少区分不同社会资本要素的含义及其所起的作用，且缺乏综合考量结构型和知识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由于测量方法以及代理指标选取不同，现有关于知识型社会资本（信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存在不同结论，且极少研究对信任要素进行区分。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出发，信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且拥有不同的特征和作用，现有研究对此缺乏关注。最后，在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因素上，已有研究分别从政府效率、市场制度、法制环境等视角进行了探讨，虽然政治学和社会学对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鲜有研究从实证角度检验政府规模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考察政府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几点：（1）将结构型社会资本和知识型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根据理论和实践区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带来的不同影响。（2）根据理论选择合理的代理变量，使理论概念与代理变量内涵尽可能保持一致，从而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本文采用较客观的行为变量，即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和单位产值产生劳动争议数，衡量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前者是个体成员间信任与否的直接代理指标，该数据包含信任中的主要类型，能够较客观和全面地体现个体成员间在日常交往中的预期态度和互惠行为；后者则直接体现了个体成员与组织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在预期和行动倾向视角定义信任的基础上，研究加入了互惠行为的考量。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信任的深厚除了受到个人对他人的预期和态度影响之外，还受到先前的行为影响，过往合作经验能够对双方的信任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包含行为结果的变量来测度信任水平。（3）回归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视角，重点考察作为正式制度的政府规模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量化探究。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网络、信任与经济发展
个人、集体或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则制度，建立起相互连接的社会组织网络。社会组织为个体参与提供了平台，其通过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对个体成员进行约束和激励，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从个体成员维度分析，社会组织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网络关系成为连接成员的纽带，普通民众成为组织网络中的核心行动者之一。通过拓展组织网络范围和连通性，提升组织网络的互惠程度，特定范围内的个体成员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分享，促进共同决策和行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从网络结构维度分析，通过社会组织连接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规范各成员的社会角色和维持成员共同价值观，并对个体成员进行正向激励和有效约束。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网络可以培养互惠规范，从而增强社会的整体信任感，提高社会组织的效率；高效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被称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助推器。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即社会组织密度越大，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产生负向影响。
信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和润滑剂，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认知型社会资本要素，信任与规范、价值观、态度以及预期一样具有主观抽象和难以准确测量的特点，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对其他成员行为的期望和信念，其本质是个体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信任存在关系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维度，从心理预期角度分析，信任是一种基于对合作伙伴未来行为的心理感受和判断。从行为结果分析，个体基于对他人行为是否会影响道德标准而做的反馈行为就是信任，这种反馈包括对遵守或者破坏组织网络、互惠规范所做出的回报或者惩罚。根据测量对象的不同，信任又可以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是指以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为基础而表现出的差异化信任；后者则是一种建立在“非人际”关系上的，以正式的法律、制度、组织为基础的信任，例如政治信任。王绍光调查了包括家庭成员、直系亲属、朋友、同事等在内的10种置信对象，并根据亲疏远近关系将置信对象分为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四大类，分别对应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信任。这种区分回应了韦伯和福山关于中国人的信任本质“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的特殊信任，难以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群，建立以观念信仰共同体为基础的普遍信任”这一论断。
信任不仅是一种合作或者背叛的倾向，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的行为机制。对个体成员而言，良好的社会信任明确了成员双方的预期行动，促进个体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继而能够产生合作规范和互惠的网络；对组织而言，互惠的制度信任明确了成员和组织的共同目标，削弱了社会复杂性风险，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运作效率，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本文采用Luhmann对信任的分类法，考察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人际信任根据王绍光的四分类法，将不同关系成员间的信任统称为人际信任。
H2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即一地区的整体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产生负向影响。
H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信任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即一地区的制度信任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产生负向影响。
（二）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市场信息和交易对象信息的传播，提高交易双方的可置信承诺以及减少个体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合作效率，并通过作用于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资源要素配置等领域，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政府能力（政府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资本的发展程度，而政府规模作为衡量政府能力的指标之一，对社会资本的发展以及作用发挥同样产生影响。
1.政府规模对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
在政府职能“越位”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可能被不断扩张的政府规模“挤出”。从国家强制逻辑出发，政府在社会转型时期仍然重视社会管控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控制与赋权并重的混合型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以培育具备高度专业竞争力同时政治上服从的社会组织。在多层级行政发包理论框架下，政府行政体系内部的治理机制变革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作用发挥产生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在“发包”为主还是“行政”占主导的多层级行政发包制下，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风险控制；而在特定社会组织场域内，政府在社会组织领域的权力和资源要素干预力量越大，其塑造社会组织周围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能力就越强，组织的独立性越弱。在此背景下，组织赖以生存的资源要素被“行政国家”所掌握，政府权力大小和政府对社会资源控制程度成为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政府规模扩张往往伴随着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资源控制能力的增强，因此，政府规模变化对社会组织发展和作用发挥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市场强制逻辑出发，政府规模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程度，较好地反映出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关系。政府规模越大，其掌握的经济资源也越多，对市场具有更强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在“财政联邦主义”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被认为是以追求政治晋升为目标的“经济人”，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导致的政府规模过度扩张，增强了地方政府对地区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参与权，对私人部门形成“挤出效应”。政府规模扩张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作用发挥产生影响：一是在制定财政支出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时，地方官员对财政支出政策往往具有选择偏好，政府官员倾向于选择能够获得更大经济利益的领域而忽视那些经济利益较小的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组织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二是政府规模扩张导致市场化程度降低，社会组织募集发展所需资金的渠道减少，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转型。因此，政府规模的扩张延伸了政府权力范围，加强了对资源配置的程度，挤出甚至代替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政府规模对知识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
信任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能够提高个体成员间的人际信任程度和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制度信任程度，减少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促进集体科学决策。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以要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地方政府规模扩张表现出的“经济人”角色，短期内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政府规模过度扩张会导致地区福利损失和加剧地区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信任水平降低。同时，政府规模过大滋生的寻租行为容易导致政府腐败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进一步抑制了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公共性和制度网络，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一个低质量的掠夺型政府既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制度信任，也阻碍了信任等在内的知识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H3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规模对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政府规模越大，越挤出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H3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规模对知识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政府规模越大，越削弱信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四、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社会资本要素视为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同等重要的功能性生产要素，强调其独有的结构关系和知识溢出特征，并突出不同类型的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实证检验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要素的社会网络和作为知识型社会资本要素的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识别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因素，设定计量模型（1）：
模型（1）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SocialCapital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社会资本，包括结构型社会资本要素和知识型社会资本要素，β1是模型（1）中核心待估参数；μi和λ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Controli，t和εi，t分别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和随机误差项。进一步考察政府规模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设定如下计量模型（2），其中Governmenti，t为调节变量，表示政府规模；β2是模型（2）中核心待估参数。
（二）变量定义和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和数量两方面，本文根据通常做法并借鉴已有相关研究，使用各省人均GDP（Lnpergdp）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1）社会网络衡量指标的选取。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具体和客观的组织网络，包括社区的自发性组织和机构、各种俱乐部以及行业协会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指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社会组织作为线下网络组织平台，通过各种网络嵌入关系能够将个体有效地连接起来。本研究选用社会组织密度（Social network），即人均社会组织数量衡量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要素。
（2）信任衡量指标的选取。信任属于主观抽象和较难测度的知识型社会资本要素，通常受到当地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地理环境、法治状况以及政府治理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从个体心理层面分析，信任是一种对他人未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态度和预期。从个体行为结果层面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由于日常纠纷、侵权、履约终止等原因导致的合作中断和集体行动困境，反过来也会造成个体成员之间的不信任感激增。社会矛盾纠纷根据个体成员的关系距离不同，由近及远可以分为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合作伙伴之间的合同纠纷以及陌生人之间的侵权纠纷；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和涉及的领域不同，可以分为婚姻纠纷、财产继承和抚养赡养纠纷、村务（社区事务）纠纷、土地纠纷、生产经营纠纷、各类合同纠纷以及其他类型纠纷。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是指由法院受理的发生在特定组织范围内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权益诉讼案件。根据争议原因不同，可以分为由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等原因引发的争议。社会矛盾纠纷直接体现了个体成员在经济生活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化利益分歧，从预期和互惠行为结果两个层面较好地体现个体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的人际信任状况；而劳动争议案件则较好地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中个体与市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与信任程度。已有研究也发现，负面的人际互动弱化了群体内偏爱，即个体成员经历的负面互动越多，群体内偏爱越弱，导致个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倾向降低。因此本文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参考已有研究关于测量信任的方法，使用单位社会矛盾纠纷数（Interpersonal trust），即单位国内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代表知识型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程度的反向指标；使用单位劳动纠纷数（Institution-based trust），即单位国内产值产生的劳动纠纷数作为制度信任的反向指标。
3.调节变量
地方政府规模的衡量包括行政人员规模测量标准和政府资金动员能力测量标准两个维度，文雁兵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度量政府规模采用的具体指标，其中政府对资金资源掌控的程度和规模，直接体现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预算内外支出、政府消费支出等方式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本文从政府规模的内涵和数据的可得性出发，借鉴范子英和张军的做法，使用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或财政支出占各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衡量地方政府规模（Government）。
4.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做法以及结合本文的主题，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人均资本存量（Lnpercapital），借鉴张军等的估算思路，估算出各省人均资本存量；（2）人力资本（Human），使用各省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各省人力资本=文盲率×0+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率×6+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率×9+高中（中职）文化程度人口比率×12+大专（高职）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率×16；（3）技术进步（Technology），使用各省每万人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数衡量技术水平；（4）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各省实际直接利用外资总额占年末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吸引对外投资能力；（5）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structure），用每平方公里拥有的等级公路里程数衡量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三）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1.原始数据来源说明
社会组织和各省就业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社会矛盾纠纷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各省年鉴和地方志官方网站，劳动纠纷案件数量、就业人口受教育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他经济、财政、人口等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对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极个别缺失值和异常值采取均值法予以插补。各变量名称、单位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核心解释变量描述性分析
由于河北省数据缺失，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出发，整理出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核心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并画出趋势图，如图1所示，初步分析可知，各省之间的社会组织密度和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存在较大差异，除云南省个别年份矛盾纠纷绝对数量激增外（2010年矛盾纠纷数量激增），各省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数值分布较为平稳。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计量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从模型1和模型4可知，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即社会组织密度每提高1个单位，对经济发展带来约0.018%的增长幅度，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稳定，H1初步得到验证。从模型2和模型4可得出，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产生负向影响，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每上升1个单位，对经济水平产生0.027%的抑制作用，H2a得到验证。模型3可得出，以单位产值产生劳动争议数衡量的制度信任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影响，H2b初步得到验证。为确保模型估计准确，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同样支持选择固定效应（Waldchi2=31.51，P值为0.0000）。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列出主要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由于样本中云南省个别年份社会矛盾纠纷绝对数值较大，导致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值显著偏大，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误差。因此剔除云南省后进行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仍然显著，且人际信任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二，本文将研究样本区间调整至2003—2016年，如模型2所示，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和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仍然分别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和抑制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033和-0.028，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以单位产值产生劳动争议数衡量的制度信任虽然对经济发展仍然产生负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三，本文剔除4个直辖市，仅考虑省（区）样本。模型3显示，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且系数也较为稳健；而制度信任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四，参考陈太明的研究，使用各省GDP年度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如模型4所示，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在10%的水平上仍然是显著的。第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滞后效应。模型5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仍然通过检验，制度信任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产生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产生较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以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以单位产值产生劳动争议数衡量的制度信任未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三）调节效应分析
本部分主要检验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政府规模的交互项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中，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仍然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一致。模型1和模型3中政府规模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且至少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规模在一定阶段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分析，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对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例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促进经济发展。
结构型社会资本与政府规模的交互效应是本文分析的一个重点。模型2中，社会网络要素与政府规模的交互项系数为负0.061，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模型1中社会网络和政府规模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整体而言，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值衡量的政府规模挤出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当政府规模较小时，社会网络发挥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但随着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挤出。知识型社会资本与政府规模的交互效应是本文的另一个分析重点。模型4中，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与政府规模的交互项系数为正0.021，且模型3中调节变量政府规模的系数仍然为正，考虑到模型3中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张强化了社会矛盾纠纷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这与本文的逻辑分析一致，但由于交互项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H3b未通过检验。
已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文教科卫事业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文教科卫事业费用作为公共福利支出，其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三类情形。因此本文借鉴陈建军等的研究，使用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占各省GDP比重（Non-public expenditure）衡量政府规模，再次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教文卫事业费用支出。模型6显示，社会网络与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占比的交互项系数为-0.076，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模型5中社会网络和调节变量政府规模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以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的政府规模更加显著地挤出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设H3a仍然成立；而模型8结果仍未支持假设H3b。综上所述，当前政府规模对社会网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政府规模扩张通过延伸政府权力范围和削弱市场化程度，挤出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社会资本功能性生产要素的理论基础上，分别从结构型和知识型社会资本出发，实证检验了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影响的视角，实证检验政府规模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即社会组织密度越大，越能通过促进信息分享、促成个体合作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越多，表明一地区的人际信任程度越低，个体间合作的可能性越低，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以单位产值产生劳动纠纷数代表的制度信任对经济的负向影响并不稳健，可能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劳动争议数相对于经济发展体量而言较少，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因素凸显，其并未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指标可能未充分反映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信任。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模扩张显著挤出了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通过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通常伴随着政府权力范围的延伸，在政府治理机制转型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行政吸纳”社会组织还是政府“行政借道”发展社会组织，政府对社会组织始终进行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政府规模的扩张降低了市场化程度，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转型升级。实证结果表明，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和以单位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涵，揭示了社会资本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规模等正式制度存在较复杂的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培育高质量的社会组织，提高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实证结果表明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从基准和稳健性回归的系数分析，这种促进作用仅为0.021%左右，表明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仍然有限。从实际情况分析，经过数十年的改革，我国各类型的社会组织在绝对数量上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但人均社会组织拥有量以及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不足问题仍然存在。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体系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力量，连接着不同的社会个体，在信息传播、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集体行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因此政府需要结合地区发展的实际，发挥环境营造者和政策引导者的角色，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渠道，支持社会所需的高质量社会组织优先发展。
其次，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减少经济社会交往中的社会矛盾纠纷，从而提高公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实证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产生较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现阶段个体成员间因日常摩擦、侵权等原因导致的矛盾纠纷降低了个体成员间的信任感，加剧了个体间的合作困境，不利于经济发展。人际信任机制作为个体成员日常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稳定预期和行为，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基础性影响，同时人际信任由于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互惠的社会网络对信任、规范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的影响，积极培育高质量的社会组织来促进人际关系交流和信息传递，提升信任水平；另一方面，应该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认识到我国人际信任关系的特点除了基于亲疏远近关系的信任，同样存在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应该积极构筑多元的社会治理机制，发挥诸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机构的作用，积极化解居民人际交往的基本矛盾，形成诚实互信的社会风气。
最后，地方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应该转变自身角色，重点加强制度环境的营造和供给。从研究结果分析，地方政府规模每扩张1个单位，对社会组织与经济发展关系产生0.061%的挤出效应。从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虽然各种市场法规制度日趋完善，但政府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仍然较大。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提供者，应该为长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竞争；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干预，加强政府职能改革以及优化政府服务方式，促成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
扫描二维码免费下载全文
本期目录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新锐专论
王敬宇｜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 一个伦理现象学阐释
专题研讨：基层治理研究
汪曲、许愉｜何以驱动基层公务员担当作为: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韩艺、曹南燕｜强镇改革中的县镇关系及其优化——基于扎根理论与成长上限基模的分析
论文
岳子航、张聪、陶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缓解 环保 “逐底竞争”?
刘定杰、吕守军｜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2005—2018 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徐龙顺、宋娜娜、蒋硕亮｜ “参与促进” 还是 “参与悖论”? ——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研究
吴磊、杜耐可｜外部环境、组织治理与慈善组织风险——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余晓、顾玲巧、单嘉祺｜整体政府视角下标准化治理府际合作的生成机理研究
熊烨｜政策变迁中的反馈机制: 一个“理念-工具”分层框架——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 政策为例
研究综述
孙柏瑛、周保民｜政府注意力分配研究述评: 理论溯源、现状及展望
微信推送·2022年第84期
编辑：张精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