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的定位
来自微博 清水西覅
2018年9月18日，崔永元在他的云南之行中，因故改变行程，到了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烈士陵园，在那里，他和他的朋友们怀着不可描述的心情祭拜烈士，盘桓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在网上发布一则消息，“麻栗坡烈士陵园共埋葬了937名烈士，到目前为止，还有156位烈士的家属没来过扫墓。”此前，他与麻栗坡烈士陵园，毫无交集。
崔永元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并不知道，情系麻栗坡烈士陵园的不仅包括云南某军分区罗福强大校这样的中级军官，还包括像刘亚洲、钱树根、傅全有这样的上将，已经多次代表全军将士进行祭拜活动，来这里的中将与少将更是难以计数；崔永元也不知道，这个信口胡编的数字“156”将像噩梦一样一直纠缠着他，直到2019年，在新年贺辞中他还得硬着头皮来继续圆这个逻辑混乱的谎言：156位烈士的家属，我还在寻找你们。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有这样一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革命导师以波拿巴政变史的闹剧和法国大革命史的悲剧做对勘， 启迪后世万代：复辟历史和克隆角色都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崔永元在他来去匆匆的麻栗坡烈士陵园之行中，并不知道，在未来的历史中，他可能还比不上路易·波拿巴这样的可悲小丑，此事件尚未划上一个句号，竟有人以“当代鲁迅”来形容这个行径如同小丑的崔永元，然而我们都知道，“鲁迅”不止代表着民族良心，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性符号......
1881年到1936年，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区间中，被后人记忆的著名事件包括“八国联军”，“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 《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等等。彼时，整个中华民族在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中痛苦呻吟，遍地饥馁、战乱纷起，全社会弥漫着绝望、虚无的社会情绪。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做为时代精英，只能以笔为刺，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地针针见血，以求唤醒沉睡麻木的民众，投入到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潮中。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除了他本身的学识与良知以外，社会环境才是核心因素。没有一个落后愚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就没有一个完整的鲁迅灵魂：没有一个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鲁迅就没有抨击时弊的战斗对象；没有一套伪善吃人的黑暗礼教，鲁迅就无法对不存在的封建糟粕大加鞭鞑；没有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就没有鲁迅最后的“呐喊”......
百年不过弹指一瞬间，鲁迅所梦想的中华民族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在21世纪的今天，以新一代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的历史性成就。今天的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超越的各种奇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网购、移动支付、量子卫星、探月工程、高铁、河北唐山钢产量、GDP直追美国排名第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所走的路......这些令人骄傲的奇迹，连官方宣传都很难再让人激动不已，因为，一个强大和有尊严的中国，早已成为我们和全世界都习已为常的普通认知了。
在今日中国这样的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鲁迅希望他的追随者是什么样的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不会因为缺乏民族自信而焦灼。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编入《且介亭杂文》）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和鲁迅所在的时代相比，在今天，我们这个民族自内而外所焕发出来的精神气质，体现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没有任何第三国可以比肩的。在今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不止是吸收了社会各界关于价值观的研讨成果，更代表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风骨和价值共识。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这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他定然希望知识分子有担当，能以务实精神引导青年人。
在《杂忆》一文中，鲁迅说：“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侧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编入《坟》）。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多期叠加，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无比激烈，“黑天鹅”与“灰犀牛”时刻潜伏在前进道路的两侧暗影之中。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主旋律之下，我们需要互联网平台上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引领青年人理性与正面地看待社会生活的种种深刻变革，以舍我其谁的社会担当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他务求他的追随者勇于解剖自我，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透过这句话就可以把握鲁迅精神的核心：批评与自我批评。鲁讯叙事方式所蕴含的复杂性，首先是克服内在的矛盾，通过弥合这种内心的挣扎与冲突，而建立了一个超越一般国民的尖锐分析视角和独立的思考方式。发表于1919年12月的《一件小事》，记述了鲁迅先生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通过事件、自我、怀疑所建构的一条知识分子心路，直接导向"勇于解剖别人、无情地解剖自我"的这一主题。
我们不仅需要一群心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知识分子，更需要他们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知识分子要以鲁迅式的真诚与勇敢，正人先须正已，用更高的道德标杆来衡量自已，用显微镜来面对自身的种种不足，用手术刀来切除掉精致的利已主义、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固有陋习，永葆青春激情和斗争精神，投身于时代洪流。
崔永元如果想成为“当代鲁迅”，首先要回答，他是如何理解“党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最高原则”的，他是如何理解我们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的，他是如何理解“四个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崔永元如果想成为“当代鲁迅”，其次需要回答：他多次用恶毒言辞来形容政府部门和公检法，到底是什么用意；他私设金融诈骗取证邮箱，是想激化矛盾、还是自认为有能力、有权力进行这些刑事调查；他不久前抛出的关于“民主、自由 、公民”的言论中，提出“真正的民主，是你要自己为自己做主，并为你的权利而付出你的牺牲”这话，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教唆心态。
崔永元如果想成为“当代鲁迅”，最后还要自问，他能否做到犀利地剖析自己、真诚地面对公众。公众急需了解的这些问题都是他不能逃避的：他和施建祥的商业合作的深度，他“一抽屉证据”的来历，他在什么场合亲眼目睹"一书包现金"；他指责农村农业部"食堂腐败“的各类视频和图片，到底取材自哪里；他攻击最高法案卷丢失的机密材料截图，是谁给他提供的；他抛出的156名烈属因经济困难至今未去祭拜的信息源自何处，等等。
如果这些问题崔永元都不能回答，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了：
崔永元想把自己包装成“当代鲁迅”的正义斗士，而且这半年多来一直在自媒体社交平台上做着“唤醒民众”起来斗争的工作，不遗余力地煽动少数金融诈骗案参与者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拿神圣的国歌来添油炽薪，把党中央一再肯定成绩的中国司法系统描述得一团黑暗，是我们少数网友对你的质疑，在政治构陷你，还是你意图构陷与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