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布朗：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外教，国际律师，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专家，研究方向：海洋法。

译者简介：

刘 蕊，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

马 丹，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

韩悦伟，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

摘要：法学毕业生是否准备好面对挑战，是全球所有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法律教育而言，“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则始终是对法律教育的教授内容及教授机制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法学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跨学科的法学视角决定了其知识的架构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强调新技术使用的重要性，为学生量身定制相应的课程。法律教育不仅应当提供基本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技能，而且应当启发学生和教师，使之接受新的技术和学习方法，以便让他们能够进入和适应更多领域。

关键词：法律教育 跨界 知识  技能

跨界法律教育：将知识转化为技能

——一位英国律师的观点

克里斯·布朗  刘蕊、马丹 译  韩悦伟  校

我们处在一个未知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展现中国远见卓识的领导才能、承担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好体现。这对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中持续追求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但这并非毫无风险。我除了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外，还在总部位于牙买加国际海底管理局工作，致力于构建一个深海金属开发利用的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然而，我们对深海环境知之甚少，这就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法律在社会当中的作用，就是将各领域中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它可以调节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商业和金融风险，并且植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之成长，承担其最终成果。法律还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人类的创造力、创新性和创业发展。而且，法律的发展还应当适应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及交易状况。现在回到我今天的主题，来谈谈在这个背景下，若要我们的学生日后具有首创精神，比如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构想，那么我们需要在他们成长与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近，我看到了很多在拍毕业照的学生们。他们一直面带微笑，我也感受到了他们那份自豪感。看着他们，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准备好面对挑战了吗？也许还没有。这是全球所有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二，他们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我作为一名教授法学和英语的老师，为此所做的努力够了吗？在一些方面，够了，但在更多方面，还没有。我还没有找到课堂上最佳的教学风格、最好的教学方法和最优的教学手段，去吸引学生走进国际法这个领域。我相信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不断探索上大课及小班授课最有效的方法。然而，我总是可以被我们的学生所鼓舞，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他们在接受以非母语教学的胆量和勇气十分值得称赞。
    那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将所有这些转化为法学教育，使之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技能，而且启发新一代的学生和教师；使之可以让当下的法学毕业生能够进入和适应更多领域。这是对法学教育的教授内容及教授机制的挑战。法学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挑战和审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教什么”和“怎么教”。学术机构总是会倾向于批评，但批评总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如何寻求解决方法。

我不是一个学者，我还没有资格被这样称呼，我没有经过常年严谨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去推进法法律的发展。不过，我曾在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公司供职，也经常遇到市场需求与教育机构供给之间的脱节，以及与学生自身的脱节。年轻的这一代已存在于这个未知的世界，担忧着他们的未来。传统行业中的职位已经并将持续严重空缺，稳定的工作机会将会越来越少，而未来有65-80%的职业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些年轻人们感到沮丧，对教育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比我们要更聪明，而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与期望和最终得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和他们所具备的知识技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在“一带一路”这样需要创新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高效而迅速地缩小这些差距。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自身在这方面的不足，依我的愚见，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为他们配备好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的学生更需要主人翁的意识和自己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意识。时代已经改变，并且还将会持续改变，他们应该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时迎接这种不确定性。大学并不代表一切，有些知识和领域是大学无法提供或在大学根本学不到的，学生必须学会自学。同时，我们必须更好地与他们互动，不能仅限于引导他们去辩论和探讨法律的适用，而且更应是教会他们如何专注于学习、如何提高他们的软实力。这些是处理跨国法律挑战的先决条件，同时在市场需求的变化中降低了个体的风险。

那么，软实力是什么？它包括管理能力、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计算机编程等；也包括基本的交流沟通能力、有效的写作技巧、谈判和项目管理能力；还要懂得经济学、商事原则、各种文化与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应该在政府治理和职业道德问题上给予他们指导。我们必须要更好地武装我们的学生和老师，这还需要我们做许多相关工作：当下的法学生不能仅仅沉浸在自己的法学事务中，还要培养商业技能；不能仅仅知道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还要学会如何对其编程；不能仅仅知道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还要有创造性的法律思维；不能仅仅知道货物买卖相关的法律，还要知道如何销售产品；不能仅仅知道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还要掌握如何起草合同及进行谈判。

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战略，并定制方案去实现这个战略。21世纪的学术机构应以一个更商业化和战略性的方式去迎接挑战。简单地说，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需要或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我们必须继续转变我们高校的体制，就如同任何商业模式最终都必须适应动态市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首次提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并未参与学院内部的政策制定和课程发展规划，也不知道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我或许对大学教育的实现有着不同的认知。我依旧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结果与其奖励机制是否匹配，但也许是为了金钱或是其他什么，我们依旧努力去实现这些结果，这是我在商界中常见的情景。1995年，史蒂芬·科尔在他的文章中开创性地提出为了追求B而奖励A是一件愚蠢的事，正如在全球众多高校中都存在的论文发表奖励机制。正是因为这样，教学往往就被推到第二位，使得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的时间分配成为一个难题。同样，我们的评价机制仅是基于分数的高低，但是分数真的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吗？这就需要我们给学生更多地参与研究活动的机会，因为教学和科研活动连同我们的评价机制可以联系起来。它们是相互兼容的，这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局面。

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学生的眼界，并帮助他们为当下做好准备。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的盲点，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发掘他们的天赋及才能。“千禧一代”已经开始进入大学，他们对大学课堂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尊重；反过来，他们也要充分展现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任何社会，获得基础教育都是一个人的权利，而通过艰苦拼搏获得的大学教育，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特权。既然他们拥有了这种特权，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需要以饱满的热情对待他们的课程和个人发展，而我们的责任则是为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许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法学生的挑选过程，确定他们是否有为法律发展和演变作出积极贡献的资质。

处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使我们拥有越来越多额分享信息和想法的机会。同样，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学生也必须接受新的技术和学习方法，他们必须为今后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负责，特别是软实力方面。现下有很多跨国在线学习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增长知识，也使得国际社会有更好的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共享的机会，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和交流不同国家民族的价值体系。想要更好地理解法律，我们就必须对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条件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需要让学生加入我们的研究的过程，因为我们自身学习的不断提高也有他们的贡献。我在英国有一位朋友是一名技术熟练外科医生，有一次我问她，你是如何获取最新的手术技术的？是通过阅读还是进一步的培训？她说都有，但她新知识、新技术的主要的来源是新进的年轻医生，因为他们是最接近新技术的人。毕竟，我们不能因循守旧。我们的学生也同样如此，他们代表着新思想、新思维，同时也是新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创新的源泉，这反过来也会激励他们。这让他们不仅可以更深层次地置身于法律之中，同时还可以与德高望重的教授和老师们充分地互动，他们希望能够切身参与其中并得到他人的肯定。这对学生的成长是及其有利的，同时对老师和学校也是十分有利的。

作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未来参与“一带一路”的法律人需要对外国法和国际法有很好的融汇贯通的能力。高校间的交流项目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契机，能够让我们不带政治目的或意图地去分享知识。换句话说，现下仍然需要这样一个机制，可以让不同学科、不同民族的教师之间在一个专属领域内自由互动，为一个比如像“一带一路”这样特定的课题所打造专属的法学教育和合作。“一带一路”要求法律人能够解读复杂的法律、法规、制度、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信息，因此法学教育需要进一步多元化，同时建立可以促进法律人不断创新和施展自己的创业能力的环境。

“一带一路”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契机，然而具体是怎样的契机还不明确。那么我们需要教什么？传统的“实践”与“理论”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毫无疑问，法律理论的教学是所有方案的核心要素，因为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必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创新加入实践的部分，包括科学、技术、计算机建模和编程，这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技能。法律不能在真空中运行，它需要在一个多学科领域进行操作，一个好的法律人能够综合运用这些知识从而提供新颖实用的法律解决方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法学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跨学科的法学视角决定了其知识的架构变得更加复杂。而对这些观点、语言和文化意识的掌握，是在多边交易及争端解决过程中能够为客户出谋划策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高校的办学理念都是国际化的，无论是通过聘请国际学者，还是鼓励开展更多的国际学术项目，亦或是将其研究中心对全球受众开放，通过其官方交流项目加强与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但是，这需要时间的付出和财政的支持。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评估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和机制的方法，从中选择最佳方案。知识的转移难以衡量，但目标的实现是可以看到的。

如何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其出发点必须是满足社会的要求。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为学生量身定制相应的课程，其中需要包含更多国际法和比较法的内容；同时开展有关研究的课程，给予新一代法律人独立研究的能力，以锻炼他们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和论文，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理论和想法。这些都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一般来讲，学校没有作出根本性的的改变的自主权，教师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和灵活性去有针对性和创新性地增加课程的内容。我们需要激励一代代法学教师，因为他们是培养年轻人思维发展和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关键。

最后，我们还需要强调新技术使用的重要性。例如，在信息高速公路中引入跨国指令，将伊斯坦布尔的课堂引入西安的课堂；在大规模的网络公开课程中合作，并鼓励我们的学生通过创新性的学习机制培养对学习的热情，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传统的课堂教学将成为过去式，在讲座和课程中的连线将成为新常态。

在2000年，大法官约翰·佩里曾指出：“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和上进的法律人，需要更多法律想象力和创业精神，需要更多打破常规思维模式的做法。现如今，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双重力量正在各个领域为我们创造出全新的视野，这也对法律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15年来，现在的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地：这个世界需要和平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我们需要发展法律的创造力和创业能力来支撑它。我前面强调了，我们需要继续探索“教什么”和“怎么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必须教。

相较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丝绸之路的成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和具体实践当中，我们将继续通过“相互尊重和信任”这一基础进行合作，这是重中之重。社会对法律人的要求更高，我们必须激励年轻人，向他们传递知识、技能和激情；我们必须与他们共同参与研究活动和具有法律创造性的实践，促进他们软技能的提升；我们必须对他们有信心、让他们有自信，继续努力争取相互尊重和信任。而法学教育的发展与国际合作是我们打造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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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法学教育研究》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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