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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23)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紧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农协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合肥地区党组织恢复后,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开展武装斗争
双河集暴动1931年9月,国民党增调15个师的兵力,预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粉碎敌人进攻,配合苏区红军作战,1932年初,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根据中央指示,要求所属各县乘着青黄不接之际,开展春荒斗争,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掀起广泛的扒粮运动,并确定在合肥北乡双河集举行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巩固苏维埃区域。双河集位于合肥北乡100里处,是寿县、定远、合肥三县交界之处。中心县委之所以把暴动地点选在双河集主要考虑到几个有利因素。一是这里地处几县交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其次是群众基础好。1926年大革命时期,崔筱斋等人就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建立过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到1932年,党以双河集为中心成立了北乡区委,建立了青年团、农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三是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1931年夏秋以来党领导贫雇农进行了数次抗捐抗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群众革命要求比较强烈。另外,把暴动地点选在双河集、造甲店一带,还因为从军事和武器方面已做了一些准备。早在1931年秋,北乡区委书记崔筱斋就特地到武汉,从汉阳兵工厂请来一位技术员,在自己家秘密造枪20多支,区委又发动党员借枪买枪,加上在历次扒粮斗争中夺取地主的枪支,已有100余支。以此为基础,于1932年3月组建了合肥北乡游击队,下辖3个中队、100多人,由刘宏勋任队长。区委还选派了可靠的党员,打入了地主控制的红枪会,争取红枪会会员参加暴动。1932年4月初,中心县委指派军委书记李星三、团中心县委书记王平两人与北乡区委书记崔筱斋、北乡团特支书记罗平联络,在北乡费家户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讨论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制定了暴动计划,确定了暴动时间。决定以北乡游击队为主,同时对合肥、定远、寿县三县交界地区的赤卫队进行了整编,另成立赤卫大队,下辖吴山庙、双河集、造甲店三个中队,共200余人,由崔兴帮任大队长,以这两支武装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接着,北乡区委又秘密召开了党团员会议、赤卫队员会议、农协会代表会议和妇女、青年会议,进行了组织动员,广大党团员和贫雇农,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武装暴动。4月7日,正值北乡广大农民革命情绪高涨之时,中共北乡区委发动了合肥双河集暴动。300多名游击队、赤卫队员,500多名红枪会员和广大农民群众上千人的暴动队伍,手持长枪、大刀、长矛,首先包围了国民党双河集联保办事处、团防局,缴枪12支。紧接着,在游击队的保护下,广大农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扒粮斗争,当日即扒了费家户三户地主的粮。次日,更多闻讯而来的农民提着扁担、箩筐,自发加入了扒粮队伍,涌向翟家庙、费家户一带,又扒掉几户土豪劣绅的粮仓。抓粮运动来势凶猛,震动了整个北乡的地主豪绅。暴动第三日,国民党下塘集团防局首领叶奋九,纠集杨家庙豪绅及村镇联庄会民团共千余人进行疯狂反扑,双方发生了交火。因双方武装力量悬殊,加上计划不周,在遇敌进攻时,暴动队伍出现指挥不灵、内部混乱状况,扒粮队伍被迫撤离。反动民团烧毁了翟家庙、李家庙多处民房,抓去扒粮群众数十人,斗争初战失利。敌人撤走后,为了加强暴动的领导力量,中心县委再次派李星三和薛成去北乡指导暴动。李、薛去后,召开北乡党团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阶段暴动失败的教训,对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出布置。4月12日,在李星三指挥下,双河集暴动进入第二级阶段。当晚,在各乡农会的统一协调下,数千农民统一行动,从崔瓦房、白小河、造甲店三处同时展开。在游击队、赤卫队的保护下,扒粮斗争扩展到郑庄、巷沟、罗小庄、崔祠堂,直到下塘集附近的荣家岗、松树岗、马家岗等地的广大农村,沿途不断有人自发加入。参加扒粮的农民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超过上次十几倍,人数达到万余人。群众发动之广、规模之大,在合肥地区前所未有。这次斗争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纵横数十里的北乡,愤怒的农民几乎扒光所有大地主的粮食,并夺取了一批地主武装的枪支,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地主豪绅纷纷外选,国民党在北乡的统治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双河集暴动对国民党合肥县政府震动很大。为了镇压革命,敌人调集大批正规军和地方民团,对北乡进行野蛮的“清剿”。游击队奋勇抵抗,掩护群众撤退,先后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下塘集附近歼敌一部。不久,敌人增调更多的部队进行“围剿”“清乡”,许多村庄被烧,一些革命群众被捕、被杀。这时,不少原来参加暴动的红枪会员纷纷退却,脱离了革命,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队转移到寿县、定远、合肥三县交界地带活动。队伍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一夜,除20多人突围外,整个队伍被打散。不久,游击队队长刘宏勋潜回家中,被民团包围,在交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崔筱斋在隐蔽中遭坏人出卖被捕,1932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八)在下塘集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双河集暴动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虽然暴动的地点是在敌人统治力较薄弱地区,但周围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我方的力量非常弱小。其次,暴动地区狭小又远离苏区,孤立无援,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第三,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准备不足。游击队缺乏得力的军事骨干和战斗经验,战斗力弱,一些勉强参加暴动的红枪会员,在敌人“围剿”的险恶环境下脱离了队伍,许多游击队员乡土观念重,面对强大的敌人,队伍没有及时转移,等等。尽管如此,这次暴动还是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乡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在合肥地区武装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来源:合肥宣传一一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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