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33)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南郊宛平县城附近的华北驻屯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日军就从宛平城西卢沟桥向宛平县城发起进攻。驻守在宛平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奋勇抵抗，从而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从1938年5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开始入侵合肥地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侵略者在合肥烧杀抢掠，给合肥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37年底，居住在下塘集东王家岗村的农民刘华珍，因语言激怒日军，竟被刀劈八块，惨不忍睹。日军占领庄墓后，野蛮地将镇内街道房屋烧光，百姓财产掳光，居留人员杀光。仅该镇孟朗仙两家佃户就被杀27人。1942年春,日军到淮南线铁路东北河子“扫荡”，抓到3人，在李姓坟南沿，强令这3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又强迫他们跳下去，再叫伪卫队填土活埋。1945年3月18日，日伪军400多名闯入仇集，杀害多名村民。漆匠方家献嫂嫂被杀后，怀里个正在吃奶的孩子也遭毒手。

     灭绝人性，奸淫妇女。在沦陷七年间，日军奸淫的妇女难以其数，其手段之残忍无法言表。许多妇女被辱后，羞愤自杀，不少人、妇女被奸污后又被日军刺死。在遭日军强奸的妇女中，有老有少，有病有残，甚至连11岁的小尼姑也惨遭轮奸。如合肥城内龚湾巷东侧的黄家，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卧病在床，惨遭日军轮奸致死。寄居在大西门内莲花庵(今合肥市原一中校址)的一位留发修行的老尼姑和城隍庙西边大夫第(今劳动巷)后面的水净庵一位法号妙静的十一二岁小尼姑，也遭到日军强奸，愤然投水自尽。

      此外，日军还在合肥设立“慰安所”。合肥城内金巷内的金家祠堂成为日寇的淫窟，兽兵们经常抓捕妇女来此奸淫。日军占领下塘后，开设“日军慰安所”，由一两个日本娼妓主持，另有少数朝鲜妇女其余都是被抓来的中国沦陷区妇女。她们在所中倍遭凌辱，受尽折磨。

     殖民统治，血腥镇压。1938年冬，日军开放城禁，准许外逃的居民回城，但又规定凡在城内居住和进城买卖的民众，均须填写表格，取保具结，领一个宽约1寸、长约5寸、上面写有“良民”二字并盖有日军印章的白布条，挂在胸前，以证明其所谓“良民”身份。1939年春，日军又令取消“良民”白布条，改为“良民证”。规定出入城门，均凭此证。该证由本人随身携带，如一时疏忽忘带“良民证”，一经发现，就要遭受罚款、拘留甚至处以劳役的惩罚。

     日军还在合肥实行“五家连坐法”。日军还经常在夜间突击检查户口，凡是被其认为形迹可疑者，就要抓进宪兵队。而被抓进宪兵队的人，是很少能够生还的。奴化毒化，摧残身心。日军占领合肥后，就开始对合肥人民进行残酷的奴化、毒化教育，从精神和文化方面麻痹、欺骗合肥人民，大肆宣传所谓“日中亲善”“中日提携”、“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建立中国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谬论，消磨合肥人民的抗日意志。

      日本占领军还在合肥实行险恶的毒害当地民众的政策。除日商洋行大量销售“红丸”、“白面”(海洛因)和吗啡等毒品供人吸食外，日军还强城郊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并由日商洋行大量收购。日军占领合肥期间，大西门至三孝口及坝上街的街道两旁，摆满用钵、缸、盆、碗盛装的鸦片烟膏，任人选购;以出售烟泡、烟膏并备有烟具、烟榻供人就地购买吸食的鸦片烟馆和备有吗啡毒液、为人注射的吗啡馆，遍设全城，仅德胜门至三孝口，就有陆三、葛龙泉、徐友三、钟长庆、徐国和等七八家之多。这一时期，合肥的吸毒者迅速增加。许多人吸毒成瘾，终日沉溺烟榻，不仅体质日渐衰弱，且意志消沉。许多烟民倾家荡产，沦为盗贼，有的卖妻鬻女，造成许多社会及家庭悲剧。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丧心病狂对合肥居民注射毒针。“对城内居民，无论老幼，均迫令注射药针，注射后遍体冰凉，精神疲倦......考敌所注射者，为绝育针”79。1938年3月，合肥东北八斗附近，日军将“似碱毒质混入食盐内，利用汉奸廉价运销我战区内，民众食后呈肿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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