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华（1954.05～2011.12.26），男，江苏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高华生前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职。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文/高华

1943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忧心忡忡的一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的反应一片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见了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的延安印象意见书被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在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此时已改名徐复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对付中共），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二次世界大战时侯的延安是一个人人向往、充满阳光、愉快和睦的地方。

黄土山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已成为革命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地理剪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个陕北偏僻山沟里的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一些急奔而来的城市青年，在兴奋激动间还听见了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声，和骡马粗糙枯哑的嘶鸣声。

但是，细心的人都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原来较为简单的党的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建制日渐完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0余个部委，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其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它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又加强了中共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的3/1，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前后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党主导下产生的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当时，中共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出任了边区政府主席和参议会主席，从前清走来的慈眉善目的老人的亲和性无疑加强了中共和非中共人士的团结和合作。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

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的等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与此同时，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的干部战士和家属，都投入了紧张的生产劳动。当时每天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披露的十有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记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过去的衣料全是从外面供给的。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歉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边区的35万劳动力有1/4进了变工队。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土地、人力、畜力和工具的结合和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了解集体劳动互助合作好处的农民被进一步提倡融入集体化的农业经营体系。

在六七十年代被推广的合作社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已经承担起整个边区农业经济流转的职能。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生产、消费、运输、农贷、移农、经理公款、代收税金和婚丧贷款，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于是，在吸收民间游资，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同时，合作社还发展了民间副业，并利用资力帮助就业。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观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美国装备已相当可观地改善了一大批政府军队的状况，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徐佛观忧心忡忡的是，边区这边是朝气蓬勃，人心昂扬，而重庆那边却是日益腐败、精神消沉。

尽管1943年时候边区的土地、人口都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

这个时候的延安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和组织的整顿。两个重大事件是，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完成了组织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

此外，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夺取政权以后十余年，类似的主题多次出现。

这场在抗日战争的紧张时期进行的思想运动努力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最终的批评对象是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如果概括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么，1943年的延安则是下了一场疾风骤雨，尤其是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和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都无不经历了一场“审干”的“洗礼”。毛泽东给远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去电报指示道：这件事情搞好了，“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强大的运动惯性下，审干一度滑向对“失足者”的“抢救”。一年后，毛泽东主席向被错整的同志脱帽致歉。后来的人们回忆起当时“灵魂搏杀”的场景仍惊心动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连同自由主义都被延安人从思想上“洗刷干净”了。运动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共产党内的思想组织取得了完全的统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

1944年到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记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同一个问题，问二三十个人，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一般准确。”在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生活下面，延安似乎过于呆板，缺少了某种气氛。“延安的作家，有几位的文艺修养是可以在任何讲坛上立足的，可是在交谈中，绝对不提及外国某作家或某一派的文艺理论所谈的，只是谈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的。”

“毛泽东思想”也是在1943年被唱响的。毛的领导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看得到的现象是，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合，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春节延安书店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超过其他要人图像的两三倍。

尽管外部人士对延安精神思想的自由程度有着一些疑虑，但无庸置疑的是，1944年六月和七月，也就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后，相继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都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43年5月，毛被告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实现中共未来的革命目标。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个大炕，一张木椅、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理论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这是为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1944年4月12日，毛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毛在会上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是《论联合政府》，是和《中国之命运》相抗衡的另一种执政思想。“两个太阳”的较量一直就没有停歇。国民党方面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中心”，而共产党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双方的力量正在此消彼长。当1945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年以后，新中国成立。

本文选自电子书《高华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