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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至7日

国庆假期已进入后半段

假期余额已不足

不少游客开始准备返程

昨天上午

天津交警发布提示

蓟州盘山景区、津蓟高速车多缓行

流量集中

驾驶人可选择绕行

根据预测

返程高峰即将上线

在外出行的小伙伴

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路况哦

10月6日、7日，高速公路将陆续出现返程车流，S6津沧高速的唐官屯互通至王官屯互通段（8时至10时、15时至16时、20时至22时）、王官屯互通至唐官屯互通段（12时至13时）；S7津雄高速的杨芬港收费站至王庆坨互通段（14时至15时、18时至21时）；S1津蓟高速的金钟河大街至津榆公路出入口段（8时至11时）、宝坻北立交桥至宝坻南立交桥段（14时至16时）、温泉城服务区至九园路立交桥段（16时至18时）；S5荣乌联络线的青泊洼互通至津淄桥段（18时至19时）部分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情况，建议驾驶人随时关注路况或错峰出行避开拥堵。

比起堵车更愁人的

就是这连绵不绝的秋雨了

昨天这雨

又溜溜滴下了一天

全市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6.5毫米，

最大降水量为15.3毫米，

出现在滨海新区新河街，

最大小时降水量为4.2毫米，

出现在滨海新区新河街。

市区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1.3毫米，

最大降水量为13.3毫米，

出现在南开区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

次大降水量为13.2毫米，

出现在南开区华苑小区。

昨天14点

各区气温就像约好了

一起合唱一曲《凉凉》

秋风、秋雨添寒凉

气温下降太过明显

更悲惨的是

今天最低气温只有10℃

直逼个位数的日子

该准备的都准备上吧

今年秋天的第一条秋裤

赶紧安排

不要让妈妈再着急了呀！

雨：今天（6日）白天仍有雨，傍晚前后降雨结束。以稳定性降雨为主。

温度：今天（6日）白天最高气温14～15℃，早晨北部地区最低气温7～8℃。

接下来看看假期尾声

具体天气如何？

微风，19到11℃

节

后

天

气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六天

还在游玩或路上的小伙伴

要时刻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

降雨期间能见度低、道路湿滑

开车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谨慎驾驶

秋风，秋雨添寒凉！

气温下降明显

毛衣、外套穿穿好！秋衣秋裤不能少……

目前，假期余额不足……

雨天出不去，那就在家吃吃喝喝吧~

▼吃，也是要有“讲究”的。

天津这4处路段因积水临时封闭！

近两日的持续降雨天气，对津城道路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公安交管部门在天津市范围内增派警力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并对部分因雨水影响通行安全的地道、涵洞、路段陆续采取时段性临时封闭管控措施，请市民在雨天出行中注意安全，提前绕行。

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

从10月4日20时17分许开始，静海区府君庙地道，东丽区香港路地道因降雨积水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10月4日21时42分许，蓟州区洇溜镇桃园村火车涵洞因降雨临时封闭；

10月5日8时57分，滨海新区新港四号路辅路华洋检测线门前也因积水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截至10月5日9时许，除了上述4处地道、涵洞、路段仍处于封闭状态之外，全市其他道路及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交通流量平稳。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市民，驾车在通过路口和积水路段时需谨慎驾驶，特别是在实施封闭措施的地道、涵洞口等道路，服从交警、辅警指挥疏导，切勿违法逆行、争道抢行等，增加出行风险和交通压力。

地道一旦有积水，行人和车辆驾驶人可以通过标尺观测地道内积水深度。如果没有标记水位线，驾驶人可以看水位如果超过排气管，或达到保险杠的位置，勿冒险涉水通过。行人通过积水路段，更需提高警惕。由于暴雨积水，路面情况不明，比如下水井的井盖缺失，行人在表面是看不到的，所以容易发生危险。在暴雨发生时，行人最好选择高地通过。

同时，雨中行人撑伞或者骑车人身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都会受到限制，到车辆来不及避让，因此机动车在雨天中通行需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此外，根据《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规定，雨天行车需注意减速慢行，否则可能被依法予以200元处罚。

脾不好的人皱纹多！这个粥方堪称“眼周熨斗”，谁用谁知道！

最近几年，“未老先衰”总是听人提起，有人小小年纪脱了发，有人岁数不大却满脸皱纹，大家总说保养、保养，那么，到底该怎么保养才能“返老还童”呢？

其实，有很多天然食品都拥有养颜功能，我们何不去试试。

豆类

豆类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其中红豆和黑豆抗氧化剂最多。豆类可煮熟吃、炖肉或加入面食。

浆果

蓝莓等浆果有助于改善认知能力，增强免疫力。此外，草莓、黑莓、树莓和蔓越莓也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浆果可加入酸奶或燕麦片中食用，保健效果更好。

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富含黄酮类强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血压。黑巧克力中可可含量越高越好，选择时要注意查看标签。

苹果

苹果中含有多种基本维生素和强抗氧化剂，红苹果中抗氧化剂最多。这种“便携式零食”可满足甜食之需。

土豆

土豆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带皮蒸土豆有益健康。不过，吃了土豆要减少吃主食的量，避免发胖。

胡萝卜

胡萝卜中丰富的β胡萝卜素有助人体产生必需的维生素A，有助预防癌症。

另外，常吃胡萝卜有益保护视力。胡萝卜吃法随意，生吃、清炒、炖汤等都不错。

皱纹是女性的天敌，也是年龄的显色剂。

“怎么能不生皱纹？”甚至是“如何能晚点生皱纹？”是所有女性都希望探究的秘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你学会——补脾。

您如果问一问皱纹长得早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脾气虚，胃口都是不太好。

这是因为，女性以血为用，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不足的时候，心血也容易亏虚，皱纹自然就容易生长。

知名中医人苏全新常推荐女性食用——“莲实美容羹”。

材料：莲子30克，芡实30克，薏苡仁30克，桂圆肉10克，蜂蜜适量。

做法：回来先把莲子、芡实、薏苡仁用清水浸泡30分钟，再将桂圆肉一同放入锅内，大火烧开后换成小火煮至烂熟就可以了，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上适量的蜂蜜调味就可以吃了。

功效：莲子补血润肤，清心去烦；芡实补脾止泻，开助胃气；薏苡仁促进新陈代谢、美白肌肤的作用，可以使皮肤细腻光泽充盈；蜂蜜让皮肤恢复弹性，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苏全新介绍：曾经有位女士按要求服用此羹，她断断续续地服用了半年，眼角的皱纹渐渐的淡到几乎看不到了，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

其实如果她能坚持每天早晨都喝的话，一个月就会出效果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上述食材建议大家选择正规药店购买，保证食材质量。

63.3万人次观展！天津车展闭幕！

10月5日，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以下简称“2021中国天津车展”）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圆满闭幕，本届展会共吸引观众63.3万人次。

终于！今天恢复开放！

厦门鼓浪屿10月6日起恢复开放

10月4日下午，厦门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在数以千计的医务工作者，数以万计的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五百多万市民和在厦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顺利完成。和9月25日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一样，全部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国家工作组和省市专家共同研判后一致认为，厦门市疫情防控的社区传播基本阻断，社会面传播风险已基本消除，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稳固，有条件对防控策略分阶段、分区域进行科学精准有序调整。

10月4日，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根据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10月5日起，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翔安区（各区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的公园、景区、山海健康步道、体育场馆（场地）的户外区域有序恢复开放，要严格落实景区预约、错峰出行、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控要求，同一时间段接待人数应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75%以内。

2、10月6日起，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翔安区的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健身场所、室内体育场馆（场地）等室内场所及餐饮场所堂食有序开放，但有以下情形的除外：（1）在封控区、管控区范围内，尚未解除封控、管控或解除不满7天的；（2）位于地下室的；（3）通风条件较差，不符合防疫要求的；（4）未进行规范消毒的;（5）各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或专业部门经评估认为尚不具备开放条件的。

符合条件开放的室内场所要严格落实预约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控要求，同一时间段接待人数应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50%以内。餐饮场所要控制每桌座位密度；餐桌间距保持1.5米以上。禁止就餐人员行酒令、划拳、摇骰子、斗酒等容易引起飞沫传播的行为。

3、鼓浪屿10月6日起恢复开放，有关场所管理按上述条款要求执行。

4、各区要加强对上述场所的监督检查，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应要求其暂不开放。

5、全市居民小区（村）要继续实行闭环管理，快递、外卖实行“无接触”配送。继续实行“红事”缓办、“白事”简办，暂停各类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和群体性聚餐。继续暂停举办展览、展销等聚集性现场活动。

猝不及防！游客冻傻眼，凌晨两点挤在卫生间取暖…

当南方的朋友们

据说…尿不湿都拿来防寒

挤在乘车点等待离开

10月2日

游客逛着逛着

突然赶上变天

当时山上有多冷？

大家脸上的表情

足以说明一切

当天游客数量达到饱和后

景区就已停止售票

10月2日

凌晨两点
一名女游客起来上厕所

充电1小时排队4小时！网友：我都到家了，朋友还在高速上……

太突然！巨头宣布：这个网红产品将彻底停产

在英国，毛绒玩具近期出现了供应短缺问题。知名瑞典家具品牌宜家的英国分公司就透露，由于供应问题，此前热卖的一款鲨鱼毛绒玩具已经下架，并将在明年彻底停产。

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人物 | “南开先生”李正名走了！

南开大学校园，大中路旁杨柳垂荫，马蹄湖内荷风送香，新开湖畔梧桐相伴，时时可见一位朴素儒雅的老先生，骑着自行车往返。然而，从此以后，这个背影，再也见不到了......

先生远去的背影，2021年7月1日，拍摄于南开园。

被称为“南开先生”的李正名走了！李正名先生昨天（10月4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90岁。

谁是李正名？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农药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所所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化学学院副院长，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除了这一堆头衔，南开大学的师生更愿意称呼他为“南开先生”。一则，因为他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号为001；二则，他放弃在美的博士学位，回国效力，代表了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爱国情怀。

李正名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带出的硕士博士已达168名。但这都不是“南开先生”最得意的成就，让他最有价值感的，是他为中国农药“正名”。他长期从事有机合成，农药化学、生物活性分子设计及构效规律研究。承担国家“六五”到“十二五”期国家科技攻关、国家863、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等项目均通过国家验收。

艰难归国，他是南开研究生“001”

李正名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苏州完成小学和中学。1948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美国私立大学联合奖学金。1949年赴美求学，就读于位于南卡州的Erskine大学，李正名选择的他最喜爱的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中国的科研机构只有四十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近乎空白。进入上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骤变，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掀起了反华高潮。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

有些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冒生命危险从国外携带所需的科研设备回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和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鲍文奎等近一百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临行前，他和鲍文奎商定，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鲍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鲍不是学原子弹的，所以当他们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时，鲍文奎是相对安全的，行李也没有受到严格的检查，从而顺利地将科研设备带回祖国。当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三人（罗为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被要求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接受检查。此后，三人便被押送下船、上岸讯问，遭到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赵忠尧等人方得以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与赵忠尧同船回国的邓稼先，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邓稼先说：“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李正名同样毅然决定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先进科研环境，中断学习立刻回国。为了早日回到祖国，李正名通过校长R.C.Grier博士向美国管理部门反映，因家中祖母病危而获准回国。1953年，李正名大学毕业后，随第一批中国留学生集体坐船，辗转香港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李正名先生曾发表自述，他回忆青年留美回国时的经历，他回忆在南开的美好时光，他提到，“自己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李维格生于清末年代，在青年时代曾去英国半工半读，1897年和梁启超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主张‘拯中原于涂炭，登亿兆于康庄’。后又投身钢铁事业，曾被业内誉为我国现代冶金奠基人。由于祖父的影响，我家两代5位中有3个博士2个硕士。在旧社会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的困难时期，父母亲勤俭持家，维持生活实属不易，但仍家风严格，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要求我们读好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要求我们坚守信誉，做人正派，尊重他人，助人为乐。因此我们从小没有染上任何不良习惯。我认为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是人生幸运之一。”

“我人生幸运之二是1953年，我当时坚决要求回国，在深明大义的父母亲支持下，经过持久斗争才能回家团聚。”李正名自述称。

经过种种阻挠和困难，李正名终于回到了北京。从此，李正名在南开园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1953年8月，李正名经教育部分配到南开大学工作，担任杨石先教授科研助手，随后跟随杨石先教授攻读研究生，195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他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号为001，因而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南开先生”。

李正名（右）在杨石先的带领下开展科研工作

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李正名仍然十分坚定:“我中断留学生涯回国，很多人不解，有人认为没有读完学位回来太感情用事，在待遇方面吃亏了，还遭到个别人嘲讽。但我觉得虽然没能按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但回国后我的专业知识能和祖国科教事业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岗位上做出一定的业绩，看到所参加的科教事业的成果和培养人才的成长，感到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价值。如果当时留在美国读完学位后找一个待遇好的工作是有可能的。但人不能仅满足个人的物质利益，在精神上也应有所追求。”

李正名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0年-1982年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主任等职务。1983年11月，李正名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中国农药“正名”

自主创新绿色高效除草剂填补我国技术空白

新中国成立不久，农药生产急需大量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要开展农药研究”的指示要求，南开大学主动承担起了这项任务。李正名听从导师杨石先安排，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自此，李正名的人生和祖国的农药事业正式结缘。

从事科研工作60年来，李正名带领团队共发表学术论文560篇，申请专利28项，其中有17项授权，在有机化学特别是农药化学领域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集三项国家科技大奖于一身，这在科学家中十分鲜见。

让他最有价值感的，是他为中国农药“正名”。

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杜邦公司创制的除草剂，以超高效、低毒性成为农药史上的里程碑,我国不少企业对其进行仿制，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当时，一场小麦锈病在我国西北地区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管用的药被外国垄断，价格炒到每吨100多万元，农民根本用不起，看着庄稼减产只能干着急！”

李正名临危受命，作为全国攻关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团队开始了高效杀菌剂FXN新工艺的研究。历经4年多的艰苦付出，终于攻克技术难点，投放市场后，产品质量和使用效果均优于国际标准，而成本仅为进口农药的四分之一，这项技术也成为农药学科中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技成果。

2007年，李正名斩获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团队自主研发创制的单嘧磺隆，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超高效除草剂，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自主创制除草剂的技术空白，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创制新除草剂领域在我国的长期垄断，使中国成为继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独立创制除草剂能力的国家。

在谷田，农民使用单嘧磺隆，可以轻松实现除防主要杂草的效果，每亩用量由原来的80克降低到1—2克，每亩节约成本约200元；在麦田，每亩只需1克单嘧磺酯，平均防治效果就可以达到97.6%，不仅实现了粮食增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价格低廉，毒性仅相当于日用牙膏毒性的1/50—1/100，是老百姓真正买得起的“绿色农药”！

经过科研转化和推广，李正名团队的历年研究成果在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北等地已示范推广2亿多亩，近三年来销售额达1.5亿元，产生效益30多亿元。

李正名经常对身边人说：“有人说不到外国不知道什么是爱国，当时我国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在国际上往往被人瞧不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都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祖国早日现代化，中华民族尽快富强起来。当时形成这种朴素的爱国思想也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动力。”正是这份朴素的爱国主义初心，一直鼓舞着李正名，在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经过李正名等几代中国农药人的共同努力，我国农药科技的综合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药产量已达世界第一，年产值已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一半出口到世界各地。

83岁时捐赠50万奖学金感念恩师

科研创新，贵在接力。李正名不仅潜心教学与科研，而且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国家指导培养了180多名研究生，桃李满天下。

李正名对学生的科研非常“严格”，每次学生提交的论文他一定亲自过目仔细修改。经过他修改的论文，更像是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符号。在生活中，李正名就像是一位和蔼的“慈父”，大到升学就业，小到衣食住行关注着学生们的方方方面面。

2015年，李正名将刚刚获得的“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奖金5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杨石先奖学金基金会。

作为在南开工作学习了60多年的老南开，很多人熟知李正名的节俭。”参加这次捐赠仪式，李正名也是“骑着自行车独自往返”。

李正名在捐赠仪式上说：“当在市里颁奖大会上接过奖状证书时就想到，正是由于党组织和杨老的多年培养和帮助，我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成绩。我应该遵循知恩图报的中华传统，尽微薄之力添砖加瓦，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李正名概括南开大学办学成功三个特点

2021年1月2日,李正名先生在南开大学度过九十华诞，先生在全国的学子祝先生生日快乐。

他曾概括南开大学办学成功的三个特点： 

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爱国主义始终是贯穿在南开学校不同历史阶段的主题曲。从严修、张伯苓等先生看到晚清政府丧权辱国，国难当头，立志办学创建南开初期起，爱国主义不断成为南开办学的核心价值。当时中国受到列强欺凌，我在国外曾亲耳听到中国人被称呼为“支那人”、“清克”等贬词，一个稍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对此忍气吞声，无动于衷呢？

二、重视人才的战略

南开重视人才是有其悠久历史的。南开历史上涌现了饶毓泰、姜立夫、吴大猷、范文澜、杨石先、陈省身、曹禺、周光召、朱光亚等大师，正说明南开聚集人才、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杨石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千方百计地引进陈天池、何炳林、陈茹玉、陈荣悌等一批海外学子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杨老费尽苦心地联系一批中年教师出国进修，是我校的一项十分有远见的战略措施，至今影响深远，我自己也是当年的一名受益者。

三、朴素务实的作风

曾在国内外遇见很多的南开毕业生，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不尚空谈，继承先辈的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积极地参加当地的社会实践，成绩斐然。他们的朴素无华、求真务实的作风有口皆碑。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化学化工研究所积极参与天津市化学工业的建设堪称典范；1940年代南开经济研究所制定了当时全国的生活指数，被各界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经济核算依据。杨石先先生曾明确提出“化学学科要为发展学科繁荣经济作出贡献”等，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李正名曾写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意味着所有的物质财富最终或会烟飞云消，但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将代代相传，直至永恒！” 

哀悼

致敬

走好，李正名院士

百年寻迹 | 那一年，天津50000多间“经济适用房”平地而起

1952年，在中山门、王串场、丁字沽、唐家口等天津7个工厂区附近，一片片工人新村拔地而起，共计5万余间，解决了近18万工人及家属的住房困难问题。从此，天津人的字典里多了一个新的词语“段儿平房”。这个曾令解放后天津第一批产业工人为之欢欣鼓舞的名词开启了天津住宅建设的新时代。

如今，伴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旧房改造工程的相继实施，“段儿平房”逐渐远离天津人的生活，但与之相关的那段往事却写进城市的历史记忆，令每一个亲历者无法忘怀，也让后来人为之感慨。

跟现在的年轻人提起“中山门”，在他们脑海中和这个地理坐标相对应的或许是“轻轨”、“蝶桥”、“45中”，是河东区一个住宅片区的代称，是即便工作日也人流如织的烟火气……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老住户来说，“中山门”不仅是父辈口中平津战役的激烈战场，也是上世纪50年代，那场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中，最先破土的一片“希望之地”……

▲中山门“工人新村”旧照

在天津市区，一家人生活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平房里，意味着什么？

如果时光倒回到1952年，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从此步入新生活的幸福开端。也正是从那年起，中山门、西南楼、吴家窑、丁字沽、王串场、唐家口、佟楼七片工人新村相继刻进天津人的记忆。

1953年出生的刘少勇，从呱呱坠地到成家立业，在王串场工人新村生活了40多年。从小到大，他时常听父辈回忆起从寄人篱下到合家团聚的圆梦故事。“上世纪40年代，我父亲就到了天津，在日本人开办的长途运输社工作，就学会了技术——开汽车。他们到了解放之前一直是没有住处的，靠租别人的房子生活，因为条件简陋、面积小，只够自己一个人勉强度日。直到解放以后，运输社合并到了交通局的运输公司，我们居住的王串场新村24段就是交通局分的房子。那时候听我父亲他们说，房子还挺富裕，房租一两块钱。当时我们也小， 12平米的小房要了两间。分了房以后就把我的奶奶还有姑姑，都接过来团聚了。”每说起这些，孙少勇的语调就不自觉地上扬。

追寻关于“段儿平房”的那些故事，我们把历史的书页翻回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等因素，东北、冀东等地的难民涌入天津，1948年底，天津市人口一度超过200万人。到了天津刚刚迎来解放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工人规模不断扩张。

出生于1943年的梁振基是原天津重型机器厂的一名职工，回忆70多年前离乡背井，初到天津时的情景，用现在的话说，他们一家算是天津解放后的第一批“津漂”。

梁振基6岁那年，山东老家闹灾荒，百姓的温饱难以维系，父母带着他们兄妹三人，坐着烧焦碳、冒黑烟的大货车颠簸了一天一夜，抵达时，恰是天津解放的第二天。一家人投靠亲戚，在三条石一带的铁厂里谋一份生活的来源。

初来乍到，在亲戚的帮助下，梁振基一家人落脚在河北区吕纬路当年被称作“振兴里”的一间破旧平房里，稻草和黄泥糊的墙面，经不住风吹雨淋，经常潮得渗水，时间久了，屋里屋外都裂出一道道缝隙，这缝隙便成了蚊子、臭虫的乐园。“那阵儿没有自来水，就喝河里的水，新开桥下的水都是黄的，打回家来在水缸里放点白矾，沉淀完再喝。生活污水呢，就在马路边上挖沟，从家家门前过，一样排到河里……”这样的画面，70年来一直烙印在梁振基的记忆深处。即便如此，比起大多数无依无靠，只能沿河靠搭建窝棚容身的普通工人，梁振基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更像一个家。

▲解放前，窝棚和破衣的百姓<资料图片>

所谓“窝棚”，也称“窝铺”，大多是在地上先挖一个坑，在上面用木棍或高粱秸作成架子，围上芦席，外面抹上泥盖成的，一般一米高左右。人们进出必须猫腰，夜晚睡觉伸不开腿，下雨漏水掉泥。

曾负责天津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史志专家（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郭凤岐告诉记者，当时的天津，除三条石一带，何兴村、万德庄、谦德庄、南楼等地都有集中成片的“窝铺”区。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南楼窝铺”就位于现在的河西区中部，南楼一带。它位于尖山路北段西侧，东起尖山路，西至进步巷，由此形成“南楼窝铺”一至六条、“南楼窝铺前街”一至四条，纵横交错、星罗密布……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郭凤岐发现，工人住房困难的原因除了农民拥挤到城市，工人数量增多以外，主要与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政策有关——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发布了《首都计划》，将住宅区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住宅区，为官僚等上层阶层住宅区；第二等住宅区，为一般公务人员住宅区；第三等住宅区，为一般市民居住的偏僻市郊地区；第四等，是普通工人自建的棚户区。当时的“棚户房”，以木材、土坯、砖瓦、石灰等搭建承重结构，以油毡或石棉瓦为屋面材料的简易房，低洼易涝、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即便如此，建成这样一间房子，也花费不菲。以至于，更贫困家庭不得已选择住在“窝铺”。

▲史志专家郭凤岐讲述解放前天津棚户区及窝铺成因

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镇，是工人阶级力量比较集中和突出的地区。根据国民政府1947年的调查，天津约占当时全国工厂总数的9%，工人总数的8%，工业规模仅次于上海。解放战争期间，虽说天津工业遭受重创，但解放初期，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大政方针，天津的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像梁振基父母这样周边地区外来人口的流入，加之大量无业市民被吸收到工厂成为工人，工人规模不断扩张。与此同时，成为“津漂”的不仅仅是像梁振基一家这样寄人篱下的外乡人，很多贫苦市民同样居无定所。《天津日报》1951年3月9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家住九区福兴街南河沿32号的一户居民，全家大小5口人，只有小半间住房，每天晚上必须得有两个人出去借宿。

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劳动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天津工厂卫生检查组对天津部分工厂（中纺二、四、五、六、七各厂及中纺机器厂、达生纱厂、北洋纱厂等）检查发现，这些工厂职工工作和居住环境普遍恶劣：“北洋纱厂女工，七至十二人共一室，室窄小，双层床位，有的光线很差。各厂工人宿舍室内空气都很不好，多数没痰盂；二厂虽有，但数日不倒。宿舍中卫生以工属宿舍为最差，室内多数装有无烟筒的火炉，又不习惯开窗，中纺二厂工会主席杨树明的母亲即几被煤烟熏死。”（《天津工厂卫生检查组关于中纺等厂卫生状况的报告及改进意见》，《人民日报》，1950年3月3日，第二版。）

居住面积小，居住环境差，是普通百姓对那段历史的共同记忆。而这样的记忆也随着1952年底，7大工人新村的陆续交付被改写。

“当时我们是租赁房，后来房东把房子给卖了，也没跟我们商量。新房东，就让我们搬走。当时我父亲是老铁路财务科的，出来之后到单位一说，单位说正好王串场这儿有铁路的宿舍。后来我们就搬过来了。我们来的时候这还在建设当中。”作为王串场工人新村第一批住户的李行达回忆起往事感慨万千。

建国初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两张床板拼一起，再摊开铺盖卷儿就是一个家，大多数家庭也仅有箱子加床板的“家具组合”。像李行达家有几件简陋家具的，已经算是条件优越了，可他发现，住进工人新村后，自己的“优越感”消失了：“当时铁路的房产管理所有一部分家具租赁业务，也便宜，一个月2、3毛钱。邻居们大部分都是租家具用，我们当时还挺羡慕人家，因为租赁的家具大部分都是新的，我们原有的都是旧的。这让原本生活困难的人，来了之后都感觉到日子宽绰。”

1952年11月7日的《天津日报》上刊登了人民印刷厂职工朱生文的投稿，其中写道：“近几天来，许多人拿着搬家证陆续到工人新村按着门牌号数看房子。决定十号搬家，在九号的晚上就有人动手准备了一黑夜。十号早晨，汽车、互助组、服务组都出动了，广播器、腰鼓队、秧歌队也在为搬家的人祝贺，爆竹不断地响，到处充满了欢乐。”

那些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平生第一次使用公共自来水管和公共厕所，头一次享受设施齐备的菜市场、粮店、煤场、合作社、学校、邮局等生活配套服务。可以说，新村的出现，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还带来了全新的生活理念。

天津解放后，虽然工人们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经济上也有所改善，但因为种种原因住宿条件仍比较差，这成为天津市第一任“父母官”——黄敬忧心忡忡的一块心病。

黄敬的夫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时任天津日报社总编辑的范瑾曾回忆说：那一段时间，每逢连阴雨天，老黄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想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家属都还住在破漏的窝棚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一家老小挤在炕上等天亮。有的工人甚至无房可住，一家人分散睡觉，白天吃饭才聚在一起。老黄感到非常内疚，横下一条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一问题。

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调查城市工作。4月18日，《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中，他开头就指出：“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绩。现在的工作任务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这一系列讲话指明了天津工作未来的方向。1952年初，毛泽东同志又做出“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天津市政府开始积极筹划建设工人宿舍。

▲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敬在天津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由于市区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所以天津市建委将需要集中建设的工人宿舍选址在当时的近郊区，最终选定了中山门、王串场、唐家口、西南楼、佟楼、吴家窑和丁字沽7大片区域，并着手制定建设规划。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一规划既符合城市工业布局，又扩容了城市空间。在1994年出版的《天津市城市规划志》一书中，对工人新村的设计规划有这样记载：“采取了以邻里单元理论为依据，注意了功能，采用比较规整有适当变化的路网和良好的房屋朝向以及基本配套的生活服务、文化教育设施。”每个新村都由城市干道包围，内部又成独立街坊、都设有公共绿地，并预留较大空间，作为公园、医院和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儿童上学可不必穿越城市干道”这在当时国内来说，都是最先进和全新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

▲1952年3月20日，天津市市长黄敬与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召集各工厂代表讨论工人新宿舍建设问题

▲工人代表参观工人宿舍标准房型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要求各大国公营企业上报工人宿舍的需求数量，并联合工会等部门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查。市长黄敬为人诙谐幽默，没有官架子，为此他深入工人群众中间，发动大家一起想办法。有一次，他请了20多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开座谈会，引导大家从工人的一般生活现状，谈到工人的住房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解决住房，建设什么标准的住房最合适，他掰着手指头和大家一起，就一平方米造价多少最为合算，用什么材料最为恰当和实用，建成能住上多少年，建造面积能解决多少户工人困难等等问题，逐条商量、探讨。他还走访了建筑部门，征求听取了有关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然后，主持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讨论，最终决定建设61万平方米，5万余间的工人新村住宅。

▲市领导同志检查新村试点建房工程

5万间，这一规模在当时天津乃至全国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决心一下，困难摆在眼前，口袋空空的中国共产党拿什么给工人们造房子？

头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那么多的资金从哪里来？即便按照当时最低的建筑标准，5万间工人宿舍至少也要3000亿元（旧币），而天津市仅能筹集到1200亿元，这仅是建设宿舍的费用，此外在建设配套工程、市政设施、征收土地等方面还需要一大笔费用。再有，材料从哪里来？建设5万间宿舍，木檩至少需要30余万根，而天津市当时仅有两万根；需要瓦片1530多万块，而全市仅能提供300多万块……（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2辑》）黄敬绞尽脑汁，多方奔走，集各方资源，但仍有2万间住宅的资金落实不下来。

情急之下，黄敬跑到了北京中南海，时任黄敬秘书的兰铁白生前（2019年）接受天津广播记者采访时说：“他真是给周总理、毛主席反应了这个问题：先给我天津市一部分钱，我看哪个厂的我分别贷款，我先从厂里的资金，或者从利润里面……到几年以后还。这样我争取先盖它5万间。”在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对于天津的困难，中央仍给予了大力支持，拨了专款。

▲2019年，兰铁白在北京接受天津广播记者采访

“中山门外建筑工人宿舍的工程已在昨天开始动工。在这纵横一平方公里的空地上，将来要出现第一座朴素、美丽、洁净的工人新村。”1952年4月20日，《天津日报》第2版刊发的深度报道《工人新村的美丽图案》以这样一段话开头。这也揭开了解放初期，天津工人新村建设的序幕。

当天，中山门外工程现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建筑工人、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人及家属等4000多人参加。郭凤岐告诉我们，在《天津通志》上，记载着这样的细节：

“市长黄敬及其他市领导参加了在工地举行的开工庆祝大会，他十分高兴对向全体施工人员和参加大会的工人及家属讲了话。讲话中还特意提到毛泽东主席对天津工人住房问题非常关心。黄敬说，毛主席非常关心工人的生活，当他老人家听说天津的工人住房很困难的时候，就指示我们要想办法，克服困难，一定要给工人盖些房子。今年当我们决定要修建工人新村的时候，毛主席还常问我给工人盖房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老人家要我把盖房样子、大小的图纸，给他看。他还鼓励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工人和工人家属听了黄敬市长的讲话极为感动，不断地热烈鼓掌。天津市自行车厂钳工刘师傅的父亲说：‘我打16岁起就做油漆工，干了一辈子，可净是给人家油漆门窗，盖的房子是人家的。现在我可算是赶上好日子了！’”

为了缓解资金、材料及工人调配方面的压力，当时采取分批建设的方案，中山门新村开工以后，其它各新村也陆续开工。

▲在天津档案馆珍藏着一份题为《为批准天津市中央各部、行各厂建筑职工住宅20360间由》的文件，1952年5月3日，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批复。

工人新村建设期间，市长黄敬多次到现场查看进度。解放初期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孙少华回忆和黄敬一同去工地的情形时说：“那时候有个领导小组，我也是成员。有一次我向他汇报，我说：市长，咱们去看看去吧。‘看看去，行！你说什么时候吧，要不咱现在？’到了中山门新村，6月份，特别热，他又特别胖，拿着大蒲扇扇，跟工人聊这聊那，工人问是谁？一听是黄市长，哎哟……那时候黄敬已经有糖尿病了，那工人感动的。黄敬跟工人们，两句话就贴近了，这跟他的语言、作风，发动群众的能力很有关系。”工人们看着黄市长挥汗如雨的样子，内心万分感动，也增加了干劲。

▲1952年正在施工建设的中山门工人新村

▲推土机在中山门外工地施工

▲大批白灰被运送到中山门外工地

此外，为了加快进度、节省经费，各建房单位组织工人和家属参与平垫地基、运动材料、照顾工人饮食等工作。加之，各施工队创新施工方法，互相开展竞赛，生产效率也几乎提高了一倍。

在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天津市人民政府1952年市政建设委员会主要工作报告》中，第一项内容是关于“修建5万间工人宿舍工程已超额完成”的汇报。此时，距离《天津日报》刊登的南河沿32号全家5口人住小半间房的报道，不满2年。

据1953年1月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陆续建成的各新村在日常用品上做到了充足供应，合作社根据各新村的迁入工属情况增设了分销处。在最早建设的中山门新村，天津钢厂、自行车厂添设了理发馆、热水铺，合作社的豆腐房及自行车修理铺也在筹备。随着各工人新村的逐步完善，已经有大批工人陆续搬进新家。

▲中山门外工人新村远景

中山门新村房屋结构为红砖、硬山、木檩平房，每排10到12间，中间有通道，横成排、纵成段，每间房子13平方米左右。以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或许会觉得房子小，但当年，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算是改善型住房。今年68岁的张英林，就出生在那里。

张英林的老家在河北省白洋淀边上的清苑县。1950年，父亲由老家来到天津，应招进入天津国棉三厂上班。有了工作，生活有了初步保障，住房成了当时广大工人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凭个人能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张英林的父母就住在郑庄子日伪时期盖的四工房里——6、7平方米的房间，挤着他们和哥嫂两家人。听说中山门建设工人新村的消息后，工人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从1952年3至4月份工程准备阶段，工人们就天天盼、日日想，每天议论的话题都离不开房子。1952年7月起，随着中山门新村联排平房陆续建成，张英林的父亲第一批分到一间6段的平房，当看到一排排宽敞的红色砖房，刷着绿色油漆的门窗，挺着高高的人字形房梁，真是高兴极了。其他入住的职工和家属同样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兴高采烈地搬了家。天津日报曾于1953年2月14日（春节）发表了一篇题为《春节前夕的工人新村》的文章，讲述了薛大娘入住棉纺一厂分配新房后的激动心情。她不仅高兴的给在朝鲜前线的二儿子写信，告知搬入新房的喜悦心情，鼓励儿子勇敢杀敌，保家卫国。并嘱咐国内参军的大儿子和在棉纺一厂上班的小儿子，好好工作，不忘共产党的恩情。

▲工人到工会申请房屋登记

在工人新村，对人们影响最深远的还是“大院情结”。工人新村里居住的都是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后代，大家上班在一个单位，甚至在一个车间，而下班后，又住到同一片区，甚至同一大院。父辈是同事，孩子从小就是在一起的玩伴。同住一排的几十户人家，互相照应、互相慰藉，俨然一个大家庭。张英林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上班，随着孩子的增多，几十块钱的工资，只能维持日常生活，要想买些“大物件”如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等，要一点点积攒很长时间。于是一种“搭汇儿”的形式在工友们和邻居中间流行开了。办法就是：参加的人每家出钱“凑份子”，把钱攒到一起，经过抓阄排好顺序，靠前的人先使用。这种大家凑钱一人先花的形式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增加了工友和邻居间的感情。张英林家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靠“搭汇儿”买来的。

除了解决自家的事，大家也愿意为集体出力。后来研究工人新村历史的史志专家郭凤岐回忆上世纪70年代，自己在市政府办公厅政法处工作时跟政法书记到西南楼工人新村四号路蹲点儿，研究改善辖区内的治安问题。当时，趁夜间人们熟睡的时候，盗窃案时有发生。为此，郭凤岐结合工作经验，动员大家组建以工人为主体的巡逻队，成立“治保会”，加强夜间巡逻。工友们听说这个倡议，尤其是很多退休的老工人们都积极踊跃报名，为邻里服务的热情极高。这些居住在工人新村里的“老人儿”，对附近居民情况了如指掌，来了外人，马上报告，自此，这一片区的案件数量直线下降，几乎为零。这项举措，后来被作为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向全市推广。

“段儿平房”的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住房紧张就成了问题。当年，住在中山门新村七段的孙跃卿回忆说，等到家里“够条件”，产权单位在大屋对面给加盖了一间“大小屋”，她的幸福感顿时飙升：“最初，那间‘大小屋’也不是给每家都盖，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厂里也负担不起。够条件的——要么孩子多、要么老少三辈、要么‘大子女’——公家给盖。有的家庭条件好点的，人家就自己盖。盖完那个小屋，我们姐妹美极了，终于不用一家子在大屋的一床大炕上挤了。”

▲上世纪70年代孙跃卿在自家门前留影（左）

▲上世纪80年代，孙跃卿的侄女在新村平房内留影（右）

除了居住面积小，由于工人新村的房子大多屋内的地面低于院子，院子的地面低于胡同，胡同的地面又低于马路，于是被幽默的天津人形容成“三级跳坑”。张英林还记得，那会儿一到下雨，他就带着弟弟妹妹淘水，大盆、小盆、水桶、抹布齐上阵，家里还特意找人用白铁打了一个簸箕，专门用来撇水。

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新村”渐渐变成“旧宅”，房屋破损严重，墙体碱蚀、沉陷漏雨，改造中山门新村成为广大居民十分强烈的愿望。1988年5月7日，市建委批准了《中山门改造规划》。落实区企结合的工作思路，昔日破旧的危陋平房一排排、一段段被拆除，随之一幢幢崭新6层楼房拔地而起。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到1998年底，平房改造工程基本完工，中山门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它的“老主人”。

▲和新村同期建设的中山门公园，历经近70载沧桑依旧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位于公园北门入口处的“中山门工人新村博物馆”，保存着大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物品、老照片，向往来游人讲述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山门居民的生活变迁。

回望历史，从建设规模来看，1952年天津的工人新村共建成90余万平方米，这一数字直到1979年才被超越；住宅建设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达到20%,这一数字也直到1980年才被超越。根据全国的统计数字，1952年共建成工人宿舍217550间，天津约占全国的四分一，对于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工人新村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重要探索和成果，对天津这座曾经饱受列强欺凌，写满战争创伤的城市也是一种有效的修复，提升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工人新村记录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初期走过的路，承载着普通产业工人的情感与追求。站在今天，我们追溯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段历史，在讲不完、道不尽的生动故事里，遇见过去，照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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