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传记】徐崇温：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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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于70年代末由徐崇温先生引介进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判断出现了根本性转向，从“西马非马”转向“西马姓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族谱之中，赋予其家族成员的身份，将其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主干之外的一条支流，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推介和借鉴。

今日特推送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徐崇温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以飨读者。

徐崇温先生：我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漫游时始终牢记要把握好这个指南针，不断地检验自己的想法，对的就坚持，错了就纠正，不要弄到偏离方向、走到斜路上去的地步，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创新和发展。

徐崇温先生：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我也是习惯性地按苏联模式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苏联模式对它的批评，有一些是在无限上纲，根据不足；而它对苏联模式的有些批评则不但事出有因，而且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作者简介

徐崇温，1930年7月生，江苏无锡市人，党员。195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任人民法院审判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1956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留所后，先后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邓小平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适应于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作报告介绍情况，组织翻译主要原著，发表论文阐释怎样认识这一思潮，到出版研究这一思潮及其理论的专著，被媒体称为“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把重点转向研究当代中国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致力于评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调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从1991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三次获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部专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1930年7月3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从上小学开始，因为想躲避、减轻日寇侵略所带来的影响，我随着家庭从城里到乡下、从无锡到上海来回地迁徙，有时甚至一年内要换上二、三个学校，直到抗日胜利、考入辅仁中学以后，才在那里读到高中毕业。那时，我和选择读理工科的大多数同学不同，因对国际公法发生兴趣，所以报考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但在大学毕业时，因当时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清理积案的需要，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市大厂区人民法院去当审判员。一段时间以后，又因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检察机关的需要，我又被调到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去当检察员。在那里，我心无旁骛地一心扑在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号召、建立正规检察制度的试验上，所办的几件典型案件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和通报。1990年出版《淄博检察志（部门志）》记载：由于我通过这些案件所进行的“试点工作比较早，收效大，经验好，对促进全省全国检察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在工作中碰到了怎样判断在刑事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中断还是连续的问题，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于是就在业余时间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刚好那时全国正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报纸上又刊载了国务院第85次会议关于中国科学院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决定，于是我决定去报名应试，就这样由基层司法机关走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讨论

我到哲学所当研究生的时候，正值所里号召青年研究人员“打好基础”的时候，我是研究生，又是非哲学专业出身，所以，导师李光灿同志特别嘱咐我说，打基础，首先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打好基础。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比较系统地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几十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

遇到问题时先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我所接触到的种种看法哪些与此相符合、哪些与此相背离？

新提法出现的背景和根据又是什么，应当怎样判断是非、决定取舍？

应该说这种启蒙训练对我尔后的学术生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漫游时始终牢记要把握好这个指南针，不断地检验自己的想法，对的就坚持，错了就纠正，不要弄到偏离方向、走到斜路上去的地步，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创新和发展。

我们那时读经典所采取的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办法，而是密切关注着现实问题、特别是学术界的讨论，而且一直有着要用所读过的经典、所学到的理论去联系讨论中的问题的强烈冲动。这就使我卷入到当时正在学术界热烈进行的关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讨论中去。事情的起因是，1958年时由“大跃进”刮起来的冒进风、“共产风”影响到了理论界，使有些人借口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对此进行望文生义的随意发挥，把它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原则等同起来，否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并制造尽早削除、取消这种资产阶级权利的舆论。鼓吹这种舆论的代表人物，南有张春桥、北有郑季翘，当时，他们都是省、市委一级的领导干部。但我在对照他们的观点反复研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思考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之后，覚得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的见解要是付之实践是有害的，因此就“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在1958年第12期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关于按劳取酬原则的性质、作用及历史过程》一文，批评郑季翘所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也是等价交换的，因而，“做多少事，给多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特别显著的特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批评张春桥把按劳取酬原则说成是“钱能通神”“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积极性”等说法是片面的，指出他的文章使人觉得，似乎按劳取酬原则是由于“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才被采用的，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片面看法。接着，在1959年9月，我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按劳分配的性质》一书，这是我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后发表的第一本著作，其中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所有制决定其实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什么按劳分配；在按劳分配中虽然仍然通行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并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里通行着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因而使劳动能力和家庭负担各不相同的各个劳动者在富裕程度乃至贫富上存在不平等，但这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劳动力买卖中实行“等价交换”，从而使劳动者遭到资本家剥削的情况，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造成的结果上，都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不容混淆的事情。这本著作是出版社约我写的稿，而且在交稿80多天后就出书了，还是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两本书之一出版的。虽然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点名批评了张春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我们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论述，却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有助用马克思主义澄清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非的。

二、开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到哲学所以后，原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要加强对国外问题的研究以后，组织上就来动员我转到新成立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去工作，专业方向是研究美国实用主义，特别是悉尼胡克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为此，我研读了皮尔士、詹姆斯、杜威、胡克等人的基本著作，还翻译了胡克按实用主义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部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部分）等著作，但接踵而来的去农村参加“整社”“四清”“滚泥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却使我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研究断断续续地搁置了十多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专业方向要不要有所调整呢？

刚好在这时，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主持工作不久，中央领导同志要他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但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一思潮，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任务布置不下去。于是，当时在场的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杜任之同志，就向乔木反映了他在我的文稿中看到过涉及这方面信息的情况，乔木当即要我系统地整理出一份这方面的材料来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了一份六千字的材料来交他上报中央。鉴于当时事属保密，又想适应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也要贯彻对外开放方针的形势，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科研处的同志就要我在哲学所的一个小范围内介绍一下情况，谁知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院外，第二天，中联部西欧局的同志就来邀我去讲葛兰西，随后是高教部邀我去他们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举办的高校暑期政治教师讲习班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接着是许多高校、党校、军队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临时性的研讨班、讲习班也相继邀我去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这就促使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步深入地开展起来，把临时性的政治任务变成了我在尔后十多年时间内的研究专业。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我也是习惯性地按苏联模式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苏联模式对它的批评，有一些是在无限上纲，根据不足；而它对苏联模式的有些批评则不但事出有因，而且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为此，我必须重新确定观察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坐标，这就是说，不能再以苏联模式、而必须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针去研究问题。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我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

一方面，它的许多代表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遭到忽视或偏离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它却从一开始就用西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它又冲破了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缺陷和弊端。

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化地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又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根据这样的认识，1982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该书在1985年10月，被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在我国台湾地区被多版翻印、广泛流传，并被一些高校相关专业列为研究生必读丛书；1993年12月，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在开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我一是深化了对它的一些流派的哲学基础的研究，除此前发表的《法兰克褔学派述评》之外，还出版了《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合著）《存在主义哲学》（主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阿图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编）等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获中央宣传部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二是为便于大家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我组织翻译和主编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的主要原著的翻译；三是围绕着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我积极参加了学术界的讨论和论战，发表了大约30多篇从原则到具体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及其主要代表的思想特征的论文。

三、探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涵和特征

在我开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我国哲学界正在讨论哲学体系的改革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要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认为这才能坚持唯物主义；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认为实践包容一切、统摄一切，实践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位一体的实际状态，是事物的唯一源泉，根本就不存在游离于实践之外的自然。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我正在调整和重新确立的观察和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坐标，因此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但在结合争论双方的观点，反复研读马克思的原著、特别是首次表述其“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一些相关论著以后，我觉得这两种见解都离开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述的原文，去建构他们自已设想的马克思的世界观，因此解决争端的根本途径显然在于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本人对世界到底是怎么看的，然后才谈得上以此去统一认识。马克思早在1845年的上述《提纲》中就表明他对世界的看法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是“新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基本观点，并提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个名称；而在《资本论》及其几个手稿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再三论证了他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些基本观点。

归结起来，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包含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确认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从而把实践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要求人们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二是强调劳动还是受自然的制约的，强调即使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从新唯物主义的这种内涵来看，马克思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就既不是自然本体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而是一种“物质－实践本体论”。但这种“物质－实践本体论”又并不是一种二元本体论，因为它并不把实践看作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本原，而是认为实践必须同物质相结合，必须物化在自然物质上面才能成为世界的物质－实践本原的。

站在这样的高度，就可以看出，苏联模式的哲学虽然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也要从主体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而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它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各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哲学的缺陷，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作了和苏联模式哲学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了马克思的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可以更加突出人类劳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具有的创造财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而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又深刻理解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和人们自己行动的限度，努力实现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我把上述认识发表在《用马克思主义統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1989年第12期《哲学研究》）《要牢牢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1991年第6期《人文杂志》）《关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1996年第1期《南京社会科学》）等十七篇论文中。在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上，我的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曾入选获奖。

四、评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既使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旗易帜，又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动的和平演变攻势推波助澜，但有一些人却竭力模糊乃至抹杀它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这就把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任务提上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程。在1991年当我从英国访问考察回国时，组织上就给我下达了写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的文章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深感从各方面深入研究这一思潮的迫切和重要，因此，就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思潮的相关文献，写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在199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从评析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入手，分别剖析了它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纲领，它的样板和橱窗——瑞典模式，以及它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经过研究和思索，该书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思想：

一是针对有一些人把它说成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根”、同“源”，同样渊源于马克思的误解与讹传，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

二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上，指出它来源于二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它最初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相对立。在巴黎公社以后，由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暂时容忍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但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派又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把社会民主主义变成了社会改良主义。被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兰克褔宣言》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名称而宣布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由把这种社会民主主义颠倒形容词和名词而成的。

三是指出在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结果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二战以后，《法兰克褔宣言》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已经由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道路和手段，变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实质，进而认为他们跟共产党人的分歧，已经由战前的为实现同一个社会主义目标而实践的两条不同道路之间的分歧，发展成战后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分歧了：他们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共产党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又把民主社会主义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右翼势力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也提出了质疑，为避免自己同已被西方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的牵连，社会民主党人就把自己的思想体系改称“（社会）民主主义”，以表明自己是一种“民主主义”；同时，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在苏东剧变以后，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如英国的吉登斯就把他所鼓吹的“第三条道路”，视为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的世界上，一种“告别社会主义”的东西。

四是指出在考察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作用时，既要看到它“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基本功能，又要看到它所推行的相关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代西方国家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推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等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成绩；然而，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就只是像在苏东剧变中那样，竭力为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效劳，而没有、也不可能发挥什么积极作用。

五是要明确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2007年，当着有人出来公开鼓吹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列宁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论调时，我当即一鼓作气地撰写和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原则界限》《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列宁对伯恩施坦：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模式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等一系列文章，逐条加以批驳。并把这些文章集合成“澄清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是非”，作为新的一章列入《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的2007年增订版中。该书出版以后，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并在2009年的法兰克褔国际书展时，由出版社售出了该书的英文和土耳其两种文字的版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还邀请我去讲民主社会主义的情况，他们主办的《文献与研究》杂志2007年第37期转载了我的相关论文。

五、调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长期以来使我萌生了要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动机。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数度到西欧、北美、北欧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去访问考察，同那里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讨论，了解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大量具体情况。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包括“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内的“四个如何认识”，作为“需要全党同志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的大问题”提了出来。我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就此举办的研究班，并当面聆听了胡锦涛同志在研究班开班式上发表的讲话，他强调这是“直接关系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问题”，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自觉地肩负运用理论推动实际问题解决的历史任务”。在这些重要讲话的鼓舞和鞭策下，我在2001年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项目获准立项以后，集中了几年时间，在2004年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一书的撰写和出版。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书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新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讨论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种主要的资本主义模式中的不同的表现形态。

二是紧紧抓住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一重要特征，全面展开科技革命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

三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企业治理制度、社会褔利制度、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等四个角度，阐述国家调节在推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起作用。

四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統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其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式的影响，以及对其经济危机的影响。

五是从理论上剖析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思想在150年来所遭到三次大的冲击，从实践中回顾社会主义必然性思想在20世纪实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重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六是从理论到实际地讨论我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方法论思考。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一书在2005年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鉴定为“优秀”等级；在2006年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在写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一书的过程中，我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如：

1．《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一文在《求是》杂志2005年第14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并在2005年8月30日，被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发表在第114期工程《简报》上。

2．《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被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发表在2005年9月27日第195期《参考资料》和2006年1月的《参考资料选编》（下册）上。

3．《当代资本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文在2005年第9期《红旗文稿》上发表以后，被2005年8月5日的《新华文摘》半月刊和2005年8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所转载。

4．《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一文在2005年第20期《红旗文稿》上发表以后，又被《北京日报》所转载，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后，《北京日报》又约请我写了《澄清一则理论是非》一文。

与此同时，我还从2001年开始 ，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23种。

六、学习、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兴趣，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断加深的。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到：在原来只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我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开始时在国际上并不属于比较强的“突击队”行列；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在中国所看好的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但为什么在一段时期的曲折发展和长期的艰苦奋斗以后，我们党却能够领导亿万群众在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行列中脱颖而出呢？

为什么在尔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因为苏东剧变而陷于低潮谷底的时刻，我们党反倒能够领导和指挥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

在这里显然可以举出很多条理由和原因，但我觉得最有决定性的还是：我们党敢于打破一段时期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重要意义就一下子凸现出来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大体上说来，在1993年学习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以后，我开始不断加大了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力度。

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学习与研究的：

一是从党的思想路线的角度。在这方面，我在1998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真理标准和邓小平理论》一文；在1998年第3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一文，此文入选中央宣传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获中央宣传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联结的角度。为此，我与江流同志一起，主编出版了在组织数十位相关学科专家深入座谈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展望》文集；在1997年，又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增补重点课题《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成果在重庆出版社出版后，获中央宣传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以后，我又发表了《苏东剧变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国外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讨》等论文，2007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外国主要思潮流派的社会主义观》一书，该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的角度。在这方面，我发表了《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探索》《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等四篇论文，力图在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为人们解疑释惑。

四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的角度。如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等四篇文章；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邓小平怎样理解社会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等两篇文章，《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等四篇，《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代特色》《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到人的全面发展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三篇，《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等四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等两篇；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上，发表《从“三个代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七篇文章；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上，发表《科学发展观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把解放思想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锐利武器》等四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力图刻划出我们党怎样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推进着理论创新，从而创造性地回答这四个基本问题的轨迹。

五是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在这方面，先是我强调和平发展不仅是我国的国际战略，而且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的论文《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一文，在2007年第11期《求是》杂志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表，随后，重庆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我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写成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书，该书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被评价为“填补空白的理论原创”和“国家战略的精辟阐释”，在2010年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六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在这方面，我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世界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国外理解辨析》《关键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四篇文章。

七是从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在这方面，我先是在2009年第4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一文，接着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名义）在2010年第24期《求是》杂志上发表《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一文，当即被2011年1月下半月的《新华月报》所转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11年2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一书，迎接我们党的90岁寿诞。该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纪念党90周年重点出版物。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漫游时留下的足迹，我一方面为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竭尽了绵薄之力感到一丝欣慰，另一方面，面对着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进一步要求，又自觉相差甚远，我要永远朝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毫不懈怠地奋力前进，力求在运用理论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为群众解疑释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多做一点事情。

徐崇温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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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26-7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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