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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核心构成，其存在形态与丛林系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我国高校的学科生长逻辑长期受制于外力，并未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正轨。文章从学科结构、学术主体、资源配置三个维度解析了“内嵌式”学科发展思路对于学科生长的副作用。通过对学科内涵及学科生态法则的辨析，认为学科建设应注重学术生态的创建，摆脱计划发展的桎梏，回归学术生长的逻辑。

研究问题

以大学学科的生态逻辑与生存法则为主题，将高等教育系统与丛林系统作类比，该怎样评判我国“重点学科建设”形成的学科建设逻辑，其最大弊端为何？对学科学术发展的外力干预怎样才算合理恰当？“一流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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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生态从应然的构成状态来说，与丛林系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是开放循环的自生系统；两者都是平衡稳定的自生系统；从构成状态的应然逻辑来说，两者都是主体与结构均呈现多样性的自生系统。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体一样，学科作为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亦具有鲜活的生命症候。也就是说，即便外力不产生或不发生作用，学科本身也必然和其他生命体一样，在自然环境中存在适应、发展、平衡、失衡、共生、竞争等存在机制或方式。

●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说，万物众生都有“生、老、病、死”，学科的发展也有它的时空特性与生命历程，会有新兴学科孕育、产生就会有传统学科转型、凋敝。优胜劣汰无疑是丛林生存法则之一，但世界繁衍变化的事实证明，平衡状态的获得绝非外力可以操控。

●学科学术的发展同理，外力的干预应该以确保学科建设遵循学科生长的逻辑与规则为前提，努力促进学科发展样态的多样性与学科系统结构的多样性，从而才能够达到学科生态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

●所谓“学科建设”莫过于三个目标：一是作为知识体系在知识总量上的增进；二是作为学术制度，在学科边界与方法范式上的规范与厘清；三是作为研究组织，对完善知识体系这一终极使命的达成。

●“一流学科”建设命题的提出，其最大价值与意义应在于回归学科发展的逻辑与初衷，打破内嵌式的封闭环路，重构主体多样化、结构网络化、开放、动态的学科生态系统。

文/董云川、张琪仁

作者简介/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教育学博士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7年第1期7-10

关键词/学科；一流学科；丛林生态；学科生态；动态；多样；共生

（全文共约6700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要梳理现代大学及学科发展历程，就不得不将时间定位到中世纪。自中世纪始，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经历了由个人意志到学会意见，再由学会意见到学院精神，继而发展到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历史流变。影响或左右学科发展的势力主体也历经了教会—政府—大学的更迭、交织与变迁。就主干学科的发展而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变迁、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从中世纪至今，经历了神学—古典文学—应用科学—纯粹科学—多学科共存的转变。若以我国最早的大学雏形——“书院”作为梳理中国学科发展史的起点，最初是不进行分科的，亦没有分层，“诸学一体，合而为一”。而此时的“诸学”亦是有限的，代表“器物之学”的科技是不被包纳其中的，能登大雅之堂的学科无不在内容向度上趋向于满足培养圣贤的目标，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一个极佳的概括。时至近代，施新政、废科举，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旧学科”从根到脉先后遭遇被废止的命运。1862年在京师同文馆，理工课程，即前文提到的“器物之学”最早登入了大学讲堂。清末最早的大学分科是向日本学习的，“七科之学”：文、法、理、工、农、医、商，下设35目。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学的学科分类框架大至如此。

      建国之后，基于社会生产与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院系调整，55所综合性大学减少至14所，大量发展单科学院。历经“文革”跌宕起伏，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总共进行了4次专业目录调整。现行大学学科门类共计12个，12个学科门类下设一级学科92个，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506个。学科与专业之间同时经历着“强学科弱专业”还是“强专业弱学科”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学科本身也伴随着规模、形态、内涵、性质、结构的自适应、自调整，有生长、有壮大、有停滞、有凋敝。

      学科生态从应然的构成状态来说，与丛林系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首先，两者都是开放循环的自生系统。高等教育由于其社会服务功能与社会文化载体和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势必与外部社会形成互动、引领、牵制、再生的功能性双向作用。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核心单位构成，其本身在外循环发生与更新的过程中，也进行着内部系统的新陈代谢与循环再生。其次，两者都是平衡稳定的自生系统。生态平衡是指在限定时间范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达到适应、协调与统一的状态。平衡状态的达到，意味着系统内各组成成分在一定时期内将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其比例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必然意味着外部能量的干扰产生。在外部互动与内部更新的作用下，系统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再次回到平衡状态。这与高等教育的更新发展极其相似，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发展史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学科调整战略、学科发展路径以及学科生长逻辑都是一个动态循环又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学科系统内部的重组、更新也都是一定历史范畴下的新一轮学科调整与发展的起点，一旦调整完成，将在一定时间维度上保持“稳定”。最后，从构成状态的应然逻辑来说，两者都是主体与结构均呈现多样性的自生系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传承与知识再生组织，其对世界的知识产出与贡献，主要以学科为单位来完成。学科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与知识界定、文化属性、劳动分化的历史流变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的时间向度上，学科的存在样态势必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肯定，由于知识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攻坚问题的差异性，决定了学科存在主体与构成结构的多样性，而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动因往往与这种多样性紧密相关。

      然而，纵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科生长逻辑，并没有真正步入生态化发展的轨道。突出表现为动荡不居、资源固化、模式单一、拼凑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科成长与发展大都与“建设”一词并联呈现。“学科”与“建设”关联并作为政策概念出现是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的。“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在高等学校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掀起了外部意愿介入学科发展的序幕。我国学科建设运动正式从政策层面开始了漫长征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科建设实现了结构上的完善、规模上壮大、整体实力的增强、构成要素的丰富。这些成就奠定了今天大谈“建设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与前提。然而，如若从整体上观照流逝的岁月以及一流学科建设的新命题，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今大学学科生态系统的实然状态是否符合其本真存在逻辑和发生发展规律？

      其实，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体一样，学科作为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亦具有鲜活的生命症候。也就是说，即便外力不产生或不发生作用，学科本身也必然和其他生命体一样，在自然环境中存在适应、发展、平衡、失衡、共生、竞争等存在机制或方式。“适应”所描述的是学科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状态。一个学科，只有适应了社会需要、产业发展，才能确立立身之本和立锥之地。更进一步说，大学的学科只有在充分实现了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后，才能在适应中求得发展，这是学科与社会连接的纽带，也是学科从社会博取物质、能量和信息资源，不断优化学科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必然方式。

       就学科的样态来看，分别从学科结构、学术主体、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呈现出生态多样性特征。从知识分化程度来说，每一学科都涵盖着主体学科系统下的次级学科、交叉学科。如果说主体学科是树干，那次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就是树枝及枝叶，主体学科供给次级学科及交叉学科所需要的营养基础，次级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生长支持并壮大主体学科的发展。就学术主体而言，学科发展与生长的作用者应该实现主体多元化。目前在学科建设的“升级”驱动过程中，与“升级”直接关联的学术主体是“学科带头人”，而“学科带头人”的头衔获得又来自于另一轮类似学科资源配置的“量化累加评价考核”。这样的捆绑势必带来学术主体的等级固化及“小群体游戏”，延缓学科建设生力军的成长周期，从而固化、僵化学科本身的发展。就资源配置而言，我国“重点学科建设”形成的学科建设逻辑是一种内嵌性结果逻辑。国家根据外部战略布局的需要，在政府政策的安排中，对“钦点”的“重点学科”内嵌各种学科发展资源、倾向性游戏规则以及学术权威。在这种外力强加并严格控制资源流动的配置形式里，“马太效应”的负面作用愈演愈烈：弱势学科越来越弱，强势学科越来越强。并且，在这种内嵌式的生态系统中，本应该源自内生动力的“学科”自觉发展意识被大幅度削弱，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从林生态系统中的竞争逻辑。学科生态系统也与所有生态系统一致，会出现平衡与失衡两种状态。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说，万物众生都有“生、老、病、死”，学科的发展也有它的时空特性与生命历程，会有新兴学科孕育、产生就会有传统学科转型、凋敝。优胜劣汰无疑是丛林生存法则之一，但世界繁衍变化的事实证明，平衡状态的获得绝非外力可以操控。

       万物的生存样态大致都是一致的，在一个健康的生态圈里，多元才能共存，多元才能共生，多元才能在价值交换的过程中再衍生新的价值。好比热带雨林中千千万万的植物，草甸有草甸的价值、灌木有灌木的价值，针叶植被、阔叶植被亦是如此。正是由于不同经度、维度、海拔所生长的植被有着巨大的差异，整个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才得以无声无息却又苍茫浩渺地进行着千丝万缕的能量交换。内嵌式发展带来的最大弊端在于“过度干预的非自然生长”。在这样的强力干预下，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科生态系统，最先在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非同质性两个向度上就受到了大幅度的冲击与破坏。在超强外部意志的干扰与控制下，大学的学科建设迅速形成了清晰的行政序列。从国家级重点学科到省级重点学科再到校重点扶持建设学科，形成了多褶皱带有强烈等级化特点的学科构成系统。这样的结果，势必挫伤众多次级学科、交叉学科以及高校中非强势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另外，内嵌式发展将以学科发展逻辑作为学科建设基础理路的应然状态打破，将学科建设行为转化成了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合理化方式。一方面，重点学科获得学科生态系统内的更多资源，同时提升了自身对高端学术人才等循环系统要素的吸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建设过程中获得的“优先排序”，在发展结果上，呈现出了与大学发展同样的“因果关系”。这样的“非自然生长”直接导致了学科多样化发展的自生循环系统被阻滞，学科同质化发展追求被强化，多样化学科生态系统被阻隔封闭。

       其实，反观自然生态中的丛林系统，不难发现，在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的人类作为对大自然的破坏力触目惊心。作为大自然的守护者，护林员的职责是维护森林的自然生长，防止自然的森林系统受到损毁，而并非向森林强加森林生态系统之外的力量与法则，护林员需要做的，仅是了解、知晓、承认、肯定每一种生物体在丛林系统中的作用与价值，在清晰理解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基础上去实施保护行为。学科学术的发展同理，外力的干预应该以确保学科建设遵循学科生长的逻辑与规则为前提，努力促进学科发展样态的多样性与学科系统结构的多样性，从而才能够达到学科生态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绝非通过强力的内嵌式发展取代天然的“生态构成”。诚然，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之间要建立合理的生态位序，实现多样性发展，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主体具有较强的自主权，能自由参与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二是食物链中的能量基本平衡，不同层次中的能量分布较为平衡，与物种的数量较为匹配，能适应物种生存的需要。对学科生态系统而言，一是学科要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及其相关的自主发展权；二是学科分布均衡有序，这里的均衡，不是平均的概念，而是要使学科、次级学科、交叉学科的数量与结构同分配的资源相匹配。这就要求，学科发展的外部力量需要从指令转向指导，从统一转向多样，要使学科生态系统中的构成主体呈现整体多样、部分交叉的健康生态格局。使资源的配置从数量化的集聚转向建设内需上的匹配。让不同的学科安心在其生态位上充分发展，而不是专注于抢占富余的生态资源。

       所谓“养护”莫不是“营造空间”。中国哲学与美学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空”。例如喝水的杯子，真正有用的不是制成杯子的片片玻璃或陶瓷，而是玻璃或陶瓷构造出来的“盛水空间”。又比如我们居住或活动的场地，真正有用的不是建筑施工的一块砖一片瓦，而是砖瓦搭建形成的“生活空间”，再好的砖瓦，片片垒砌，不留“余地”，最后亦只能“无空而无用”。此即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通俗解释。就拿表达习惯来说也一样，大凡提及“发展”概念，与之衔接的自然是“空间”概念。创建学科建设的生态空间，无疑是供给一个“空”的外部环境，让“草甸”长成最好的“草甸”，让“灌木”成为最好的“灌木”，而不是让“藤蔓”与“针叶”都向“阔叶”发展。如若铲除了无用之草，原始森林亦将随之消弭。

      “学科”从其内涵进行讨论，至少牵涉三重属性：其一，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发展不仅包括知识的发现，还包括知识的整合和系统化。其二，学科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它以分门别类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学科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学科从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其三，学科作为一种集合了人、财、物的学术研究组织，承担了完善知识体系的学科建设活动终极使命。从学科的这三大属性进行分析，所谓“学科建设”莫过于三个目标：一是作为知识体系在知识总量上的增进；二是作为学术制度，在学科边界与方法范式上的规范与厘清；三是作为研究组织，对完善知识体系这一终极使命的达成。通过这样的辨析不难发现，无论从属性上看还是从目标导向上判断，“学科”始终是一个包含着“变化过程”与“动态发展”的综合概念。

      遗憾的是，现存现行的、基于行政排序的学科“生态位”却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环路组织与操作概念。这样的行政“生态位”排序，导致了学科之间竞相角逐的“升级车轮战”，在无始无终的“升级”欲望的驱动下，大学学科建设成了“数量化、拼凑式发展”，即依赖聚合各种学科要素，发挥规模优势，建设“虚拟化学科”。将诸如学科带头人、学术团队、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立项、学术成果等大学发展与建设的评价要素统统纳入到学科建设的考评维度中，在不同语境之下，所有这些要素都被认为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向度。基于“升级”驱动的数量化要求与竞争逻辑考量，许多出于联合申报需要而被纳入到行政序列中的重点学科并非知识的强力供给综合体，而只是一个为博取资源而搭建的、有形无实的临时组织系统。在这样的排位战中，基于排位序列所获得的资源在配置、使用过程中也注定是碎片化的。一方面，学科组建的动机与目的直接指向通过力量联合实现资源的占有与获取而并非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划与逻辑。在这样的驱动下，资源一旦获得便立即根据临时组织中的力量构成进行划分、切分与瓜分。另外，将大学建设的指标概念直接纳入到学科建设中，直接助长了学科“拼凑式”发展的负面生长逻辑。对学科的评价变成了对学科带头人、科研立项、学术论文发表等数量指标的考量，这样的考量是对“学科建设行为”或“学术成绩”的评估，而非对学科演化与发展内涵的评估。其评估所形成的结果又直接决定了学科生长资源的获取，即作为学科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学科能从外部环境中获取额外的能量与信息输入。长此以往，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被“突出重围、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江湖逻辑”围滞。不仅如此，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们无不为此津津乐道，欢欣鼓舞。面对复杂性学科形成以及学科交叉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学科发展趋势，这样简单粗暴的资源分配逻辑显然难以实现推动学科发展的目的，历史必将证明其杀鸡取卵的功效，终将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长格局。

      从理论上看，知识是发展学科的终极目的，知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才是学科发展的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并不断更新的自组织系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与资源获取紧密相关的“一流学科”评价亦应保持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当高等教育整体迈入需求引导发展的新时代，学科建设亦应跨越“计划发展”，以学科生长的自然规律作为促进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毫无疑问，学科构成了一个生态自组织系统。在自组织机制调节之下，它理应能够依据适应并超越的生长逻辑发展变化。在这样的发展系统之中，学科组织内部会形成一个高度自觉的组织协同场域，将组织发展从被动满足外在需要转向根据自主意愿发展。从而提升学科组织对于学科发展目标、学科发展规划、学科发展动力与学科发展愿景等更加深入的把控与了解，从而有效采集并合理吸纳内外部力量促进自身的进步繁荣。

      从操作层面来讲，作为学科生长与发展的直接组织系统，大学应保障学科建设目的和政策设计的有理、有序，为学科提供一个宽松、稳定，具有可预见性且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建设计划。作为学科生长的间接组织系统，高等教育要根据学科发展逻辑建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资源配置方案。在资源分配的体系中，强调的是学科的自身建设，而非学科要素的简单堆砌和粗放式发展。即如同爱因斯坦曾经所批判的一样，并非把石头堆砌起来就是房子。将学科评估回归到“能力”逻辑的考量而非“要素”的比较。

      “一流学科”建设命题的提出，其最大价值与意义应在于回归学科发展的逻辑与初衷，打破内嵌式的封闭环路，重构主体多样化、结构网络化、开放、动态的学科生态系统。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子与统治者，而是自然中普通的一员。”《老子·第二十五章》亦明确：“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学科建设亦然，学科有学科的发展逻辑、发展样态、发展脉络，学科建设应遵循的是“学科的逻辑”而不是“建设的逻辑”。学科建设需要强调的是一种培育式、发展式制度设计，在设计框架之下，让学科多元发展、和谐生长。正如哲学家关照宇宙的方式要“全而归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学科建设亦应回到人类知识发展、科技革新、思想变革、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洪流中去，在这样的视域之下，当下的“一流学科”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时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