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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前的一流学科建设中，诸多大学主要遵循经济逻辑，使得学科建设过分追求投入产出比，功利色彩浓厚；学科发展的自然生态被破坏，学科之间极度失衡；学科教学事实上被忽视，学科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考评体系对知识运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科建设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学科建设的经费对学科发展的环境、制度、理念等软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等等。基于学科生产、传播、运用知识的目的，基于当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异质性、情境性、跨学科性、社会反思性、规模效应、本土性等特点，从大学的层面来看，一流学科建设必须遵循知识生产逻辑与经济逻辑辩证统一的原则，以知识生产逻辑为主线，经济逻辑为补充。具体表现为：坚守知识生产逻辑的主线；凸显知识的本土性与应用性；提倡“学科群”的理念；坚持全面的“学科”概念，彰显学科中教学的元素；加强一流学科团队的建设；尽量减少行政权力的粗暴干涉，使学科成为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自组织系统。

 研究问题

在经济逻辑主导下的大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问题？我们对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点应有怎样的改变？一流学科的建设究竟应遵循怎样的路径？

 观点扫描

●综观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历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主要遵循的也是经济逻辑，即以高等教育系统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学科的不断发展。

●当前的学科建设在经济逻辑的驱使之下，为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短期效益，一些高校盲目扩张或撤销学科，导致学校发展模式趋同化，丧失自身的学科发展特色和优势。

●当代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要求一流学科建设不断创新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铸造有凝聚力、有社会担当的学科文化，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遵循知识生产逻辑与经济逻辑辩证统一的原则，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可改变。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首先是基于知识的，作为一种知识组织形态，学科表现为具有一定逻辑联系的知识范畴组成的知识体系。这是由学科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真正考量某个学科/专业的合理标准应该从学科本身的知识逻辑出发，衡量知识本身独特的价值所在、学术团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能力高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质量好坏、未来知识生产能力的增长前景等等。

●一流学科建设中，特定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不一定要追求大而全，但应力倡建设有机的“大学科群”，为学科之间的交叉、跨界、和谐共进搭建必要平台。

文/朱苏、赵蒙成

作者简介/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导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7年第1期18-23

关键词/一流学科建设；经济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学科群；学科生态

（全文共约9300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强调，坚持以学科为基础，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但是，在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中，许多高等院校主要遵循经济逻辑，置知识生产逻辑于不顾，导致学科建设的功利色彩愈发强烈。重研究轻教学，专注于量化指标的完成与评价，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基础学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空间与发展的必要平台，严重影响了大学学科发展的生态平衡，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亟待转型。由此可见，对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点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视和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和主导的资源配置态势。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中也指出：“所有提供经费的方法都含有市场调节（或称市场模式）的因素。一个组织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刺激结构决定的。”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出来的最大优点就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综观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历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主要遵循的也是经济逻辑，即以高等教育系统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学科的不断发展。一流学科建设本应是促进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然而，随着量化考评、资源竞争、行政权力过度干涉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无情绑架，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俨然存在异化的危险！在整个学科间的知识比较中，由经济逻辑主导的一流学科建设问题重重。

    （一）学科发展的自然生态被破坏，学科之间极度失衡

　　高等教育系统是探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是多元的、开放的、金字塔形的，其目的和实质的核心就是知识材料。而学科是知识生产累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就在于探究、传播、应用高深知识，这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的逻辑起点。然而，当前的学科建设在经济逻辑的驱使之下，为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短期效益，一些高校盲目扩张或撤销学科，导致学校发展模式趋同化，丧失自身的学科发展特色和优势。更有甚者，不顾学校需求、发展基础，因人设“科”，将有限的学科资源碎片化，学科发展的自然生态屡遭破坏。同时，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剧了学科间的冷漠与敌对，打破了学科发展应有的生态链。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条件，遵循学科自主、自然的发展规律有利于维持学科生态平衡。当然，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行政管理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协调。但是，学科建设的实际操作中，学术资源行政化，来源单一化，大学学科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学术资源的政府机构或学术权威专家，一味地迎合，不择手段地拉关系以寻求学术资源，大学的学科发展已无自由可言，公然贿赂、学术造假……如此浮躁、恶劣、腐败的学科建设环境严重影响了学科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基础学科被大大削弱，弱势学科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清朝政府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民国时期的大学逐步发展直至繁荣，涌现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一批国际知名大学，学科设置齐全，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理工、文理分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纷纷变成专科院校，学科门类的不齐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科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学科综合度，努力实现理工文三类学科的有机均衡，我国大量专科性的高等院校积极探寻学科的综合化发展，掀起了一股大学合并潮。综合性大学表现出了一些难与比拟的优势，如学科门类更为齐全、办学规模更加宏大、科研实力更显强劲等。但是，在学科发展上，综合性大学并未实现真正的学科融合，文、理、工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性较差，无法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互补。近两年，随着《总体方案》的颁布，在办学经费的限制之下，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建设开始由“大而全”转向“少而精”的发展方向。在经济逻辑的主导驱动之下，能产生强大经济效应的应用性学科受到了广泛青睐，学科建设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相比之下，处于弱势发展地位的基础学科明显被削弱，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如教育学科就在新一轮学科建制和调整中频繁遭遇调整与裁撤。从学校的学科建设层面来看，如果该学科在知识的生产、传播方面已经不具有任何价值，对学校贡献度较低，那么进行适当的学科调整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否都经过科学、理性的论证仍有待商榷。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学科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是否会再次因此演变成为由一个或几个优势学科支撑组成的“单科大学”？只有几个学科的单科大学是否有利于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在实际操作中，囿于资源有限，学科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的决策者、管理者也只能有诸多无奈之举。

   （三）教学事实上被忽视，学科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教学与科研是较为关键的教育生态元素，二者互为补充，合作共生。大学教学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就是通过高深知识的传承培养人才，而人才是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持续动力。大学谓之大学，就是要做到科研与教学的统一。从当前的学科建设来看，评价高校学科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科研成果。于是，科研受到了各高校的普遍重视，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主要抓手。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使高校在经费和人员分配、职称评定、教师升迁、荣誉获得等方面失去平衡，而与科研成果的确定性、易量化性相对，教学成果带有更多的模糊性，教学质量的不易量化更是加重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处于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下的高校教师更愿意将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之中，教学和科研形成了对立。对于人类高深知识的发展与进步而言，研究是永恒和普遍的，大科学时代，教学的忽视以及科研活动本身的教育性功能的弱化，必将带来现代大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四）学科建设不具备深厚的社会土壤

　　学科的发展除了受其内在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外部环境、力量的影响，其中，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是大学学科设置和调整的主要动因。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政府的需求之下，大学学科建设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彰显，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应运而生，推动了大学在学科设置和调整上朝着“市场化”方向的深入。科学的学科确定和学科调整组合应该来自于市场的需求和一线的高校，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科的确立和调整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教育部）而下（高校）。如果学科建设与发展脱离社会需求，学科设置简单采取所有大学的“统一范本”势必造成大学学科设置的僵化，无法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也不能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我国经济社会面临全面转型升级阶段，高等教育需要发挥更大功能。但是，此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评价体系中，各高校更关注于自己的硕博点、高层次人才、学科排名、科研经费、高水平论文等的数量，却忽视了自身对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如国家及地方科技需求的贡献度、人才培养的地方适用性、对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能力、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推动能力等等。我国高校发展走入了一个面上数据越来越光鲜而现实问题解决能力越来越不尽如人意的怪圈。有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在2014年度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依然位居亚太首位，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社会服务能力却更显乏力，缺乏深厚社会土壤的学科发展终究会故步自封。

    （五）学科建设的制度创新等软环境缺失

　　学科建设的环境营造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先行条件，主要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前期的重点学科建设中，各高等院校更多地重视有形的学校实验设备等硬件条件的改善，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师资队伍的建设，而对学科发展的学术环境营造、制度创新、学科建设理念等软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流于形式的居多，导致学科建设的功利性愈演愈烈，难见成效。同时，学科建设中，相关的管理部门多采用便利的指标化管理方式，通过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水平并作为投入资源的核心依据，与软环境建设相对应的评价体系无法有效地跟进。在这种经济逻辑主导的管理模式下，各大学和学科为了获得经费，纷纷临时组建学科团队以满足和完成这些没有实践价值的指标上。如此急功近利的学科建设必然导致其建设成效与前期投入的不相匹配，资源浪费，收益递减，重点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远远滞后于世界一流学科的发展水平。

     因此，高校作为高深知识的发源地，秉承着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使命，一流学科的建设绝不能完全受制于经济逻辑的束缚，而应从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走出经济逻辑的围城，遵从学科建设的知识生产逻辑已刻不容缓。

　　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快速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交叉融合与综合化，推动了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基于学科的、由学术兴趣驱动的传统生产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代学科建设需求，逐渐衍生出超越学科、基于社会特定情境下解决问题的当代知识生产模式，这是知识生产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总体方案》的颁布，再次突出大学基本构成单元的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而当代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要求一流学科建设不断创新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铸造有凝聚力、有社会担当的学科文化，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一）学科的概念解析及独特价值

　　 学科是探究世界一流学科的基本的概念范畴，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关于“学科”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随着人类探究知识的不断深入和宽泛，学科的概念范畴也在不断深化与演变。在我国古代，“学科”一词就蕴含科学门类和科目门类的意思，后来“学科”就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知识系统内知识子系统的集合概念。这是学科的知识形态，它依据一定的逻辑结构形成的知识范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学科逻辑和学科框架，具有知识创造的功能和价值。但是对于后现代的知识社会来说，这种系统性也只是相对的。学科的概念还体现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实践层面上。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学科是物质资料基础和行为规范、价值观、信息及人才等构成的实体化的专门组织，是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基本组织单元。我国学者周光礼、武建鑫通过词频分析方法从已有文献中探寻“学科”概念，认为“学科是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当知识体系被完整地继承、传授并创新发展，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是“基于知识、权力和规训的制度组合”。因此，一流的学科建设既要着力学科组织学术制度的构建，又必须着眼于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

     其实，学科的概念不仅仅是静态的，还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教育实践过程。我国学者孙绵涛认为，学科是主体为了满足人自身教育或发展的需要，在自身认知结构与客体结构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具有一定的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它不仅有利于学科知识系统的发展，还有利于教育者、管理者更加系统、完整地从事教学管理活动凸显其独特的全面育人的价值。因此，学科的发展是以知识为基本细胞，在内在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驱动之下与客体之间的不断互动，是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产物。针对当前一流学科建设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尤其应该突出学科的教育价值，利用已有的学科知识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

     知识生产就是在人类的活动中，各种类型的知识的发明、创造、创新和复制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吉本斯等研究者结合不同学科及其科研活动的历史演变和在当今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将知识生产模式划分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以下简称为“模式1”）和新知识生产模式（以下简称为“模式2”）。模式1的知识生产方式表现为基于牛顿模式的经典式科学研究。它主要是在认知的语境中进行，以单一学科的研究为主，有一套学术规范来保证其学术权威性，是一种理念、方法、价值及规范的综合体，即所谓的科学。因此，“模式1”设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学科的、由特定个体或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兴趣驱动，是建立在单一学科架构之内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过程中，“模式1”以追求普适性真理为旨趣，强调知识的普遍性、永恒性，对知识的应用漠不关心。人类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人们对知识尤其是一些高深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知识的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模式2”作为“模式1”的发展与延续应运而生，这是人类进入经济和全球时代的一次重大变革。

     与“模式1”相比，“模式2”是现代大众型知识生产模式，它起步于应用的情境，通过异质性的组织或群体发挥创造力，利用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多反思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知识生产参与者的多样性。“模式2”是基于问题的知识生产，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可能会超越任何单一的学科，注重多样化的技能、跨学科的合作、组织的柔性以及知识的实用价值。政府部门、企业的实验室、管理顾问等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到知识生产的实践当中，其成果则是理论与实践、抽象和聚集、观点和数据的相互交融。因此，基于大科学的背景，大学的学科设置更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是多学科、多方机构协同发展的态势。其二，知识生产的应用语境。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或实验环境中“纯”科学的应用、技术转化及知识管理，“模式2”更强调特定情境下对应用问题的解决，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面对面交流，共同讨论确定研究方案和调配资源。所以，知识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体现出较高的情境依赖性和文化依赖性，应高度重视知识生产的地方性与本土性。其三，知识生产的社会反思性。由于“模式2”的知识生产发生于应用语境中，问题的解决不应仅仅止步于理论思辨，还要通过运用加以验证，与社会紧密相连，融于地方的经济文化，不断反思。其四，知识生产的规模效应。知识产品的成本结构较为特殊，初始投资需要巨额的经费投入，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需要长时间、高强度、不间断的投入。在我国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主要依靠政府显然是不够的，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财政负担，而且投入效益低，充分发挥社会各个机构组织的作用，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经费是必然路径。由此可见，“模式1”和“模式2”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产模式，在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进程中，“模式2”并不是对“模式1”的简单替代过程，它们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

　　大学是以生产、传播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场所，主要以生产知识、培养人才的方式服务于经济建设。一流学科建设不应该也不能让知识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因为大学的首要目的是生产高深知识，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应努力避免本末倒置。因此，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遵循知识生产逻辑与经济逻辑辩证统一的原则，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可改变。在遵循知识生产逻辑的基础之上，再以经济逻辑为补充，追求经济逻辑与知识生产逻辑的合理兼顾平衡。对于大学来说，一流学科建设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守知识生产逻辑的主线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首先是基于知识的，作为一种知识组织形态，学科表现为具有一定逻辑联系的知识范畴组成的知识体系。这是由学科的本质特点决定的。而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一流学科建设中，对于学科价值的衡量上应该适度淡化定量考评，避免以“经济性”指标对不同学科进行粗暴比较。因为衡量一个专业/学科，它的价值不应是经济性的量化指标，如发了多少篇高水平论文、获得了多少经费、学科的排名如何……对于学科发展的“一刀切”模式的定量考评不仅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难以给学校带来一种深厚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会放大学科建设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学术造假等不良后果。真正考量某个学科/专业的合理标准应该从学科本身的知识逻辑出发，衡量知识本身独特的价值所在、学术团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能力高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质量好坏、未来知识生产能力的增长前景等等。如果该学科/专业具备生产、传播知识的能力，而仅仅因学科对学校的贡献度小就贸然撤并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留给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二）凸显知识的地方性与应用性

　　当代学科知识既有普适性，也具有其独特的地方性特质。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之下，普适性的学科知识的垄断地位濒临瓦解，地方性知识为整个知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发展动力，体现出学科建设的地方特色。由于地方性知识的生成情境是具体的，是多种生命文化的体现，具有特殊性、差异性、多元性等特点，它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对人类认知的潜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独特价值是无法取代的。《总体方案》中更加强调高校对解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更加强调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加强调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基于此，一流学科建设中，一方面需要转变传统的一元知识观与价值观，避免学科发展方向、建设模式的趋同，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和心态，努力挖掘学科知识的地方性，形成学科建设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学科建设应该积极走出“象牙塔”，全方位地融入所在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努力吸纳、利用本土资源，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当地培养适合、需要的人才，努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做出贡献。

   （三）突破学科壁垒，积极构建共同融合的“大学科群”

　　当代知识高度综合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现代学科开始由离散状态逐渐向集约方向演变，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网状结构。学科群是指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由若干个学科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移植、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多学科的集合。学科群顺应了知识综合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学科建设的动态性，凸显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性以及学术团队成员的互补性，必将成为一流学科建设的有效模式。学科群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遵循学科内部的发展规律，按照社会需求的顺序，以科学的层次结构为基础，借助机构调整这一契机或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纽带组建学科群。各高等院校应结合大学自身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科的内在关联性和优势互补的原则，以一流学科或优势明显的学科为核心，将其他的基础性学科、辅助性学科、新兴边缘学科等融合到一起，形成有机的“大学科群”，实现不同学科的共同融合，充分彰显学科的“集群效应”和“共振效应”，构建良好的学科生态。因此，一流学科建设中，特定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不一定要追求大而全，但应力倡建设有机的“大学科群”，为学科之间的交叉、跨界、和谐共进搭建必要平台。

  （四）坚持全面的“学科”概念，彰显学科中教学的元素

　　学科不仅表现为静态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制度，还表现为动态的知识生产、传承的过程，学科的教育功能不容小觑。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也强调，高深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原生基本职能，其中教学是大学产生的源头和生存发展的根基，无论大学如何演变，传授高深知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一直是大学的首要职能。因此，针对当前学科建设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必须奉行全面的“学科”概念，在学科建设中加大“教学”项目的权重。一方面，完善大学的教师评价与管理制度。应努力营造崇尚科学、科研与教学并重的高校学术文化，构建大学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元学术评价机制。在大学教师教学专业发展方面，通过建立入职教师教学学术面试、教授本科生授课等制度，激励大学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学术。另一方面，增强大学教师的教学责任意识，要尊重和守护大学教师在教学上的专业自主权。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高校教师要承担知识的传播者与创造者的双重角色，应着力倡导大学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教学，充分发挥教学与科研协同育人的作用，保障大学教学的探究性，构建寓教于研的人才培养模式。

   （五）加强一流学科团队的建设，实现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流学科建设单靠个别人、个别学校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大学不仅要拥有一批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同时也要建设若干个在前沿领域开拓创新的结构合理，引发学术团队行为。高效学科团队的建设应着力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加强学科建设团队的目标定位和长远规划。团队目标是团队成员开展学科建设活动的指向灯，是团队成员的共同愿景。因此，学科团队的目标应在学科自身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定位。学校组建学科建设团队时，既要着眼于当前需求又要放眼于长远规划，避免组建功利性的、拼凑式的学科团队。其二，基于内外需求组建学科团队，加强师资培训。学科团队由学科带头人、团队骨干成员、一般成员组成，团队成员的组建规模、层次和结构既要基于内在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又要紧密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研究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吸纳国际高水平学术大师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在复杂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一流学科团队的建设不仅要强调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还要高度重视团队其他成员的技术性培训，构建开放式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展开研讨，在团队成员的知识共享中实现学科建设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构建柔性管理机制，激发团队的核心凝聚力。目前的学科建设多采用刚性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定，容易打击团队成员的学科建设积极性，甚至会错误引导团队成员的学术造假。因此，高校层面应由刚性测评转向柔性测评，注重对学科团队整体的考核。团队内部在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采用与团队相适应的测评机制，按照成员对学科建设团队的贡献大小进行等级评定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团队成员的竞争合作，提升团队的核心凝聚力。

   （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学科回归到自主发展的自组织系统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学身处的特殊制度框架和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学科建设中，“中央—地方—学校”的三级行政主导管理模式使得行政干预在学科建设中表现得更为强劲，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学科组织的自我行动空间。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应该是“底部沉重，影响弥散和决策渐进”的，“底部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意味着大学应该拥有足够的学术自由空间。过分的、不适当的、粗暴的行政干预不仅不利于学科建设的发展，还会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误导学术发展方向、阻碍学术进步、扼杀学科组织的生长能力等严重后果。只有当学术逻辑与行政权威之间处于恰切的相互制衡时，学科组织才会实现它的本然使命。实际操作中，有必要引入行政清单管理模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涉，扩大高等院校的学术自主权，置大学于一种公平竞争的状态，在竞争中像企业那样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寻求学科建设的特色，培养合适的人才，并从中取得利益。相应地，各大学根据自身及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自主地建立学科生态系统，推动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促进学科知识的自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