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速递】董云川 | 大学师生情态的变化：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看，人是教育的载体，也是教育的对象，还是教育的主体，根本上是教育终极价值的归属体。健康的教育理当指向并关注到教育情景内外所关联的人，亦即活生生的生命体。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良好，不断取得骄人的业绩，当前大家无不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考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状态。

总体看来，“外强”毋庸置疑，“中干”显而易见。作为生长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个体生命，包括一般意义上所称之师生员工，其情绪表征、情感表达、情意诉求乃至于情志指向，明显呈现出一系列无法漠视的倾向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康德看来，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与整体交替地相互作用，只有在与整体的同一性中才能够存在，这种有机整体性是机械作用无法解释的。我以为，教育生命的个体为精气神之所，情之所至，事业即可生发。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则认为，完善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的力量得到广泛的发挥；只有健康的心灵才有健康的行为；只有信念才能影响信念。有鉴于此，大学师生作为有机体或生命细胞存在的当下情势与状态值得深入检讨。

本文立论，绝非“代际变迁”的愚夫子论调，而是要言说一种“此不同彼”的理性察觉。中国高等教育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向外看，要充满信心，而向内看，须以宽仁胸怀关照到师生个体的生命情态。以下探讨的，既非个案，亦非全体，乃群体之一般。

不同时代有不一样的群体生活样貌，大学师生概莫能外。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无论是从师生个别的生命样态，还是从教育群落的情绪状态，乃至于高等学府里不同类型人物的表征，大学里的芸芸众生在大步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时，呈现出了一系列并非偶然的情态。现象并非实相，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实际运行和发展变化的端倪。

社科研究一般取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向外，由个体到组织再至整体乃至无限大的宇宙；一是向内，由宏观世界到行业整体再至组织乃至无限小的生命存在。前者涉及技术、策略和战略以及相关的手段、方法和政策制定；后者涉及心态、情感和意志以及相关的人文、生境和价值选择。如若取后一种眼光审视现实中的大学，不难发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范，时空流转，当今大学中师生的情态较之以往已然大不相同。

“情态”就基本词义而言，来自两个方面，“情”指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态”指人或事物的形状或样式。综合起来可称为“神态”或“人情与态度”。从情态入手解析高等教育无疑是一个兼具教育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意味的大人文视角。因为教育是活的、有生命的、会变化的且富含情义的，绝非静态的、固化的、僵死的、教条的或无感的。

过去数十年，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的纠结、文化的冲突以及金融危机的频繁来袭冲击着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认同，“黑天鹅”成为了生活里常见的词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

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更是加剧了地区间复杂的矛盾与对立，撕扯着国际社会本已脆弱不堪的共识。国与国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校与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疏离日益加深。

仅就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比疫情更严重的是以高深学术为鹄的的教育行为主体显现出人文涣散和精神懈怠的苗头。教育的工具价值盛行，与近利相关的言行泛滥，理想主义渐行渐远，人们对教育内在意义的认同感明显削弱，以评估为称谓的各种各样检查多到让师生员工无感应对，以各种通知为准绳的临时规定让教育者无所适从，纵横交错的表格不容分说地框定了师生的生活圈，以“不得不”为特征的师生行动倾向让人无所归依。

在日常教育工作之中，应景随波的心态抬头，恒常的教育言行缺乏，学校发展及个体的成长目标变化莫测以至于无从坚守。伴随着宏观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外围生存法则的强势介入，师生对高深学术及教育元理论的探究兴趣明显降低；由于普及化带来教育机会的大幅度增加，个体对接受高等教育的珍惜感和紧迫感普遍削弱；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教育技术的便捷运用，劳作感和刻骨铭心的研习过程整体淡化；由于体制化规程的逻辑强势，师生作为学生、学者的身份意识淡化，个性化的生命诉求弱化，破旧立新的欲望降低，个体不冲动，群体不激动，学生无力引体向上，教师不再屹立潮头；由于教育竞争方式的标签化，师生对学术的敬畏心和神圣感大幅度消弭，一些人缺乏好奇心与探究精神，另一些人则茫茫然不知所措；由于学校管理运行机制的去教育化（行政化），师生作为学人的基因特征普遍削弱，学生眼神不单纯，教师眼神不笃定；由于全球化趋势及发展价值观冲突，整体供给的选择性信息与个体碎片化阅读获得的信息综合起来，模糊了师生的方向感。

进一步看，高等学府里的物事社会上未必有，而社会流俗的习气在大学人的身上一样都不少。回望十年，情势流变。从“吐槽、悲催、忐忑、小目标”，到“压力山大、整个人都不好、葛优躺、吃瓜群众”，再到“扎心了、戏精、巨婴、教科书式”，然后转入“我太难了、杠精、网课、隔离态”，直至“不想上学、不想上班、不想上医院、不想上西天”，最后不得不“群体内卷，集体躺平”。部分大学人的举止谈资与市井无缝对接，有价而薄情，重利而轻义。

一叶知秋。从绝对意义上讲，一切偶然皆是必然。从知名大学的女生尬舞到另一著名大学的女生献唱，这些并非个别的事例表明，不会跳舞不是问题，不会欣赏舞蹈才是问题；不懂美不是问题，不知丑才是问题。从权贵题字、扶琴献艺到不同院校的掌门人念别字露马脚，这些并不少见的“极少数”事件表明，字写不好不是问题，无能欣赏好字才是问题；选择流行不是问题，看不懂经典才是问题。大学是探究真、善、美的文化场所，其间充盈着美的人或物但不乏差异性，内涵不同，风采各异；而其间偶发丑的人或物却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怎样乔装伪饰，依然远离深刻，尽显浅薄粗俗。

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学里类似现象有增无减，人们无法不知；但类似现象之下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许多人其实并不知其不知。

很显然，大学不大了，勇往直前与现实社会全景交融，你侬我侬，已然全俗。高深学府中的群体对社会未来变迁的敏感度钝化，个体的注意力内收，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眼皮底下的事以及自家门内的事，奢谈远景而忙乱于近利。大学师生在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持同样的表情，发同样的牢骚。无论谈及课程、学科、专业、项目、奖项还是称号，唯一的差别在于言说的主体或关注的对象以及附加的资源所涉及的级差属于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省部级的亦或是县区级的。

不经意间，个性学术有了范本，创新教育有了模式，科学研究有了套路，百、千、万人事尽入彀中！作为中华传统德目之一的“勇德”明显式微，群体对改良社会的冲动及参与感降低，生活上杠精不少，学术上杠精不多；学界缺少理论商榷，鲜见争鸣批判，学术圈盛行相互“点赞”；研讨会不研讨，答辩会不答辩；创新学术缺乏博弈切磋的语境；堂堂学府中关乎到学术理性、社会责任、个体担当及真理辩驳的故事越来越少。大学师生所流露出来的心绪、情感、意愿及志向所形成的态势显而易见，少数人精神萎靡，部分人意识淡漠，许多人沉醉于格式化表演当中，更多的人则应景随波，乐于旁观，心照而不宣。

从群体理性的“外求”到“内卷”，从个体意愿的“个别躺”到“集体躺”，从价值取舍之“可以说不”到“不想说不”，从宣称的“极其不得了”到体感的“勉为其难了”，以偏概全当然不对，但太多的偏岂非偶然——一叶知秋，片面也是真。是故，苏东坡偈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往大处看，群体的症候脱不开大气象的宏观影响；往小处看，个体的病灶无不是系统生态的微观投射。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发展从“精英”过渡到“大众”再强势迈入“普及”阶段之后，大学师生的情态必然有所改变。无论是从个体心理的演化，直至群体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学征兆，均不难证明这一点。

本文所指，意在唤起人们对高等教育主体人群的人文关切，因为，师生的情态是表象，教育主体人群在教育过程中投入的态度才是真相，而师生对于教育生长和学术探究的积极态度及其意志方能够构筑起“高质量发展”不可替代的塔基及成就卓越的要件。

许多人相信眼见为实，其实未必。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科学的角度，事物的真相重重叠叠，拨开迷雾之后，才知道眼见大多不为实。极目所见者，现象而已，社会现象尤其如此，教育现象概莫能外。现象之下是实相，实相之下才是真相。

能否相信眼睛，取决于视力好坏；尽心捕捉音律，需要的不仅仅是听觉；努力感知事物的存在，得靠健全的机体机能；而笃信真知，则有赖于理性的反思和觉悟。潮流喧哗于上，水流恒常处中，洋流深藏在下，根本的流动要素显然来自后者，而后者往往是视而不见的。

教育如水，活态生长，硬指标上位，软实力中坚，而身处其间的人才是高质量品行的根本维系力量。换句话说，正是教育主体的感受、认知、情态、意志和理想坚守综合构成了教育品质的核心指征，舍此无他。作为教育主体成分的生命个体如果在生长与发育的过程中缺少获得感，一切外在的努力和喧嚣难免背道而驰。

从精英理想到普及化教育，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高、大、上发展态势喜人，另一方面，有些词汇正在从大学校园里消弭——如朝气蓬勃、纯真无邪、激情澎湃、仗义执言、群情振奋、挺身而出、质疑探究、意气风发、挑战权威、特立独行，甚至是“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而另外一系列“热词”则登堂入室，取而代之——如无所谓、不珍惜、不冲动、不好奇、不惹事、不着急、不愿意、不想动、无趣味、不得已，一众选择“随大流”及其相关的“格式化”姿态去“应对”方寸格局（屏幕或规矩），亦步亦趋。

不经意间，大学师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被动语态下的生命存在——被安排的工作内容、被规制的竞争方式、被训练的项目申报套路、被指南的科学研究逻辑、被框定的教育教学过程、被引领的课程教学方式……与此相应，好奇心大幅退位，探究意识整体削减，而对集体无意识的默认，对平庸泛滥言行的容忍，对规定动作的认同则同步渗透至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从复试、面试、答辩、求职的语式表情，到各种教育和培养仪式上的经典摆拍姿势，再到各大学网络主页内容及形式的高度同质化，直至人们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教育交往活动时的举手投足，无不充斥着“都行，可以，没关系”的佛系三联情态。

理想主义的教育已经渐行渐远。历史证明，高等学府是引领或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标和思想源泉，大学师生是社会进步与改良的晴雨表——史上最先觉醒，对于社会发展变化最先有情绪反应及思想觉察的一定是高等学府里的芸芸众生，现在未必。

伴随着外围生态如新冠肆虐、文化冲突、经济洗牌、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大学师生精神价值诉求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来以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执着性明显削弱，原来以为要一辈子持之以恒追寻的目标似乎也没必要坚持了；应景成为惯习，多如牛毛的外围评估或检查活动削弱了基层师生的主体积极性；主客体分离，以客体视角称道的高尚典型与主体生活选择的矮化形成反差，前者不少，后者不多；形神明显分离，规定动作越来越认真，言不由衷越来越普遍，表里不一成为生存常态，“不得不”成为行为动机——填表、开会、报项目、拉关系、跑资源；外延指标上位取代了润物无声的教育内涵意义——教育的生长周期已然无暇顾及等待，对无用之大用（默默无闻的基础研究以及形而上的抽象学术）的学理价值预期被人们无情地抛在脑后。

“被动”的生长情态之下，大学师生的精神诉求与行动意愿也就值得进一步深究了。当下，在教育者层面到底那些个高居学术前沿的大咖关心什么？勤恳寂寥的老教师关心什么？打了鸡血的精英骨干关心什么？彷徨纠结的后继青椒关心什么？而在受教育者层面，到底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关心什么？硕士生关心什么？本科生关心什么？高职生关心什么？对一系列教育发展现象下面的元问题的质疑并非多余，在今天却少有人问津，其直接关乎教育的价值、意义和目的，关乎教育中的自己、他人及其相互关系。前者系科学之“真”，后者为人文之“善”，两者必要形神交汇、珠联璧合于师生群体，才可能达成教育之“美”。

从根本上讲，课堂的活力来自于师生的活力，学术创新的动力亦来自于师生的活力，学科、学院、学校的生命力无不取决于师生的活力。归根结蒂，师生的活力源泉则维系于积极“主动”的言行态度之中。而“被动”情态，正是教育发展的主要阻滞因素和教育品质提升的最大杀手——形如槁木（此处取现代用意，而非庄子本义）。

不得不承认，情态合流汇成平庸的时代。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论，大方向从来都是正确的，但方术策略却变幻莫测；人们的头脑是发热的，但心灵及精神世界却日益干涸；目的要求是明确的，而具体指令却偶有声东击西之嫌。

多年前，华中科技大学的涂又光先生就在研究生课堂上训导：中国大学从来没有走进象牙塔，遑论走出。承蒙先生的教导启发，本人发现：近年来大学及其众生已然全俗，遑论脱俗。大学正奋不顾身地融入现实社会并甘愿成为金字塔科层体系中的一方奠基石，大家都变得相当地懂事。

与此同时，大学作为高深文化组织的品相正在大幅度地消解。这种现象若从褒义角度评量，可称为水乳交融；若以中性眼光分析，可说是合二为一；若取悲观理性看待，无疑就是同流合污。当然，这种情形并非一国独有。因此，才引发了德里克·博克杞人忧天的论述，他通过《走出象牙塔》一书企图唤醒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显然势单力薄，能不能凑效？未来方知。

哈瑞·刘易斯则刻画了《失去灵魂的卓越》，自我检讨一等一的哈佛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倘若哈佛如此，那么其他大学情何以堪？再往前推，马克斯·韦伯用克制却不乏悲观的语气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1］而一旦失却了特殊性，大学还是大学吗？据此展望未来，大学如果等同于社会其他组织，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大学师生与市井众生如影随形，是进步还是退步？

灰犀牛当然不是一天养成的。时至今日，教育时空里的大学师生群体表现出形聚而神散的症候。群体是整齐的，个体是无光的；内心不笃定，外向很急切；耳朵听上面，眼睛看下面；形式上温顺，本质上疲软。换个角度看，或多或少呈现出这样的教育景致，从个体的倦怠到群体躺平，从不知实情的蒙昧到不知真相的愚昧，从理想主义到唯物质主义，从集体无意识到乌合之众。如之奈何？

举凡事物的生长与发育无非通过内求与外求两个渠道综合而成。阶段性的、以客体角度切入，采取外求的路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必须是为了主体的发展并获得内求的充裕和满足。如若不然，所有通过外求所争取到的生存指标，所斩获的发展业绩迟早都会异化。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采取大人文的视野确立分析立场的话，就不能仅仅只是抽象地去关心理想社会的发展，盲目地去关照未来社会的形成，而更需要关怀到当下社会系统中每一个人的情态和处境。

可以确证，师生情态的变迁是任何一个国家及任何一个时代都将面临的不折不扣的真问题，因为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置身于政治、经济或文化组织中的每一个生命体也都在同步发生着变化。

然而，浸染于不同时空的价值系统之中，人们的体验不一样，反应也就不一样；眼神不一样，表情也就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所获得的成就也就不一样……由此带来的疑惑是：变化的世界还有没有不变的追求？21世纪转眼过去了1/5，高等学府中的人们无论是在探究科学的真知，还是在追求教育的善举，亦或在创造艺术之美的过程中，还能不能获得共通共识的高峰体验以及勇往直前的情志仪态？

从宏观战略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总体向好的态势当然不会改变，不同的高校亦将沿着各自的发展道路迅速生长并走向强大。乐观的理由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系统，多层次一体化，统一指挥，步调一致，应急机制完备，反应灵敏，行动快捷，最有利于化解一系列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的矛盾和危机，也正因为其体量巨大、覆盖广泛、影响多元，所以必将铸就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和范本。

但从微观战术层面分析，面对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教育外部的强势干预，以及教育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高等教育继续辗转于忧患之中的理由也无所不在，其中，就包括高校师生的情态变迁问题，既难以回避，也无法漠视。师生情态体现在个体，但联发于群体，牵动到整体，具有极强的时代印记和特征。而情态合流所汇成时代镜像，值得研究者不停反思，需要实践者不断改进。

既然这是一个真问题，也就少不了相应的化解之道。顺藤摸瓜，其因缘分别关联到社会的原因、时代的原因、教育的原因、学校的原因以及个人的原因。既然已知师生情态构成了教育品质提升的原动力，那么，聚精会神，端正言行，充盈情态，调节举止，扭转情势，改善样貌，形成风尚，继而执着追求，问题终至迎刃而解。

一方面，广纳东西方思想智慧，内生觉悟。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生活包括快乐的生活、荣誉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三个层次。据此观照，除去高大上的办学指标以外，健康的大学教育一定少不了主体感受、行动意义以及生存反思三层要义。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说：“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在一系列的情境之中。”［2］正是这个“在……之中”的句法揭示了人在教育场域中的“此在”性和主体性。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培养自己的激情来培养自我，“没有激情，生存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是在‘漫不经心地存在着’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生存’这个词的”［3］。

教育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体知活动，具有明确的“亲身性”。在教育实践场域，师生是中心并在活动中表达出情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在场”实现教与学的目的。大学教育实践犹如在做高层次的学术体操，上行下效，通过言行举止在喜怒哀乐的进程中践履知识创新与文化传承的使命。

无法否定的事实是：我们的成长与身体和情态息息相关，无论灵魂多么高尚，身体和情态的寂灭必然导致灵魂的消散，从而取消人的现实存在。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4］法国学者梅洛·庞蒂进一步点明:“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5］

毫无疑问，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当中，当下的教育居然忘记了这个基本的常识，试图在忽视教育者主体感受及情态表现的情况下创造出教育的奇迹。继续深究，福柯将身体置于权力运作的中心进行探索，开启了社会学家探究社会机制建构并重构社会身体的先河。教育群体由个体组成，每一个个体的身心既是物质元素的组合体，更是精神情感的寄托所。

罗伯特·所罗门在《大问题》中质疑：“什么才是健康的生活？是像蚂蚁那样高的社会生产力吗？”［6］如果大学的成就仅只由一系列光鲜亮丽但了无生机的数字连接而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仅只是其中千千万万、往复流窜、无所归依的寄居蟹的话，高等教育的意义必将大打折扣！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对良好生活是本质性的，因为良好生活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有适当的情感。这就是说，情感并非与自我或灵魂相分离，而是其本质要素。”［7］

从今往后，后疫情时代变动不居，迷雾重重，以古鉴今，中国传统文化宝典富含养分，有待后人拣选传承。生长于现代嘈杂社会里的个体仍需要不断反思修炼以触及“静生慧”的境界，学校组织还需要持续关怀个体的生命以凸显师生主体的存在感。用心用情，愈亲近教育及科学的本真，就愈发有充盈和自由的感受，亦可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喜乐；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在。

内省无痕。师生态度正是情态改变的关键转折点，惟有教育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群体、整体的救赎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要去蔽改良，寻求善治，外谋生境。

教育主体的觉悟来自于深层的内省，但觉醒的生机还有赖于外因的改变和生态系统的维护。庄子和列子异曲同工，都认定：“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外围的呵护和保障来自于教育政策、大学制度、文化环境以及竞争的游戏规则，凡此种种综合构成了大学、学科、学术以及师生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前置条件。

物理学家对宇宙的看法各不相同，“还原论”认为万物均由最基本的部分组成，它们的行为都由最基本的规律所决定；“呈展论”认为客观世界是分层次的，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基本规律。所以，单个鸟、单只蚂蚁的运动和鸟群、蚁群的运动规律不一样。

大学师生个体千差万别，各领风骚，本文正是从群体特征上捕捉到一种一般化的情态，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辨析，求索改良方略。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总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化解社会发展矛盾。比如，针对“幸福”一事，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各有详解，经济学家甚至开创了一门幸福经济学；无独有偶，针对“痛苦”一事，诗人、剧作家、书画家各自舞文弄墨，依然不影响经济学家另辟蹊径开设一门痛苦经济学。

因此，按诺贝尔奖获得者P·W·安德逊的说法就是：“多了就不一样”，“在复杂性的每一个层次之中，都会呈现全新的性质，而要理解这些新行为需要做的研究，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客观世界是分层次的，与之相对应的主观世界更是如此。既然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就必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层级中得到相应的尊重。就高等教育管理而论，第一层的目标是“管住”，第二层的目标是“理活”，第三层的目标是“安心”。我们在第一层次上做得天衣无缝，所以声势浩大、效率极高；在第二层次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因而高下并存、偶有失衡；在第三层次上明显缺失，是故情态不佳、缺乏创造。理想的高等教育和谐并举、层层兼顾，功在“安心”。如若大学不能让学科安定，让校园安静，让师生安心，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数据都遮蔽不了人们神情恍惚、心猿意马的事实。

犹如群鸟的飞行那样，现代大学的开放性决定了其运作必定时而有序，时而混沌；现代大学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大学的运作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再精确的计划亦难免失算)。大学是由师生员工共同组成的复杂体，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系统中，人人都以自己的方法及能耐去应对复杂的变化态势，所以，大学也不可能用纯粹的数理逻辑加以解释。正因为如此，面对教育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简单的“加强管理”已经难以奏效，化解顽疾必经“改善管理”的范式转移，直达“教育治理”的制度性目标，最后才能实现“教育善治”的理想愿景。

话又说回来，人是万物之灵，更是教育的出发点和教育的归属。大凡谈及人的问题，绝非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从不相信先有数量才有质量的逻辑，如若事物发展之质与量关系失衡，数量就会成为质量的杀手。质量是永恒命题，无论多寡；数量才是策略性选题，无论时空。教育善治的灵魂就在于人。不善的管理越是得以加强，善治的教育就会愈加疏离理想。换言之，管治愈强，则情义涣散，心神空虚，终将离善治愈远。

依法治理，教育环境才得以安定，寻求善治，师生的活力方能够释放。换言之，教育治理的重点目标与现实切入点无不在于促进教育的自由，端正教育的情态，增强教育的活力。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尊重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所享有的一系列自由权利，包括学生受教育的选择自由权、学习自由权、表达自由权，教师的教学自由权、学术自由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乃至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必要的裁量自由权等。教育的自由一旦受限，教育中的各主体就很难发挥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教育就缺乏生机与活力，教育者及受教育者乐观向上的情态就会被削弱遏制。

简而言之，教育的改良及师生的救赎需要通过内修品格、外创生境的双重因应策略来实现。高等教育一旦跳出强制管理的误区，取法柔性的治理，达成理想的善治，其所求得的秩序，将是自由公平、充满活力、促进发展的“积极教育秩序”。师生主体惟有置身于积极的教育情境之中，才能够有效激发出生命的活力，释放出创造的天性，大步迈进“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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