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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雷兹特里特《写给至亲至爱的丈夫》

Anne Bradstreet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安·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1612-1672),北美殖民地时期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诗在十八世纪曾得到广泛赞誉,但后来却失去了读者,受到冷落。今天的美国文学史恢复了她的重要地位,认为她的作品是新英格兰诗歌的宝贵遗产。作为女性诗人,她无疑是狄金森之前美国诗坛中的佼佼者,对美国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她是清教徒,诗中有很浓的宗教气息,但也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情热烈而真挚,独具感染力。1650年出版的《最近在美洲出现的诗神》是北美人写的第一本诗集。




To My Dear and Loving Husband


If ever two were one, then surely we,

If ever man were loved by wife, then thee;

If ever wife was happy in a man,

Compare with me, ye women, if you can.


I prize thy love more than whole mines of gold

Or all the riches that the East doth hold.

My love is such that rivers cannot quench ,

Nor ought but love from thee, give recompense .


Thy love is such I can no way repay,

The heavens reward thee manifold , I pray.

Then while we live, in love let's so persevere

That when we live no more, we may live ever.




写给至亲至爱的丈夫


如果两人曾合一,准是我和你。

如果有男人受妻子深爱,准是你。

如果有妻子因男人而幸福快乐,

那么女人们,看谁能比得过我。


我珍视你的爱,胜过一矿矿黄金,

胜过东方的一切异宝奇珍。

我的爱如此炽烈,江水浇不灭,

也不是因为你爱我,我要酬谢。


你的爱如此深广,我无从报偿,

我祈祷上苍给予你千百种奖赏。

当我们活着,我们就坚持爱情,

这样,当我们不再活,就得到永生。

屠 岸 译




提起诗歌,或许一些人早已视为鸡肋,不屑一顾。但对过往的文明长路而言,诗歌曾占有过重要的地位,它被称之为文学中的文学,语言艺术中的艺术。经典的诗歌来自于人的心灵,像一朵高雅花朵,一个奇妙精灵,既是诗人人格的写照和理想与抱负的展示,又能够照耀他人的灵魂,涤荡他人的思想,点燃他人的激情。站在这个角度来欣赏诗歌吧,无数诗歌的总和,记载了古往今来走过的蹒跚之路,汇聚成一座精神宝库;无数诗人的心血,凝结了苦难辉煌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一幅文明画卷,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无一例外。即便那些经典之作已经沉海入沙、埋藏已久,只要我们找到它,重温它,就依然能够领悟到亘古不变的精神传统,感觉到跨越时空与诗人同步的心灵悸动……
无疑,诗歌在社会变革进化的时期,更是兴利除弊、引领前行的先锋。且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变革的洪流巨浪之中,代表新时代文化的最显著标识之一就是诗歌。随着无数诗人的崛起,无数诗歌的喷涌,汇聚成一个新时代的强音。诗歌助力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发挥出了独有的巨大作用,它创造了文学界的百花争妍,唱出新时代的强音和旧时代的挽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各具特色的诗人,堪称英才荟萃、各领风骚;诗歌更是砥砺和感动了无数人认识自我、激励斗志和释放情怀,推动社会的文明步履,将诗歌的价值推向了巅峰。
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被誉为文艺复兴新时代第一位歌者,让我们回望他虽已远去、却不曾模糊的身影,循着他曾经走过的踏歌诗行……
与古典文化结缘一生

13—14世纪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Arezzo)一个姓彼特拉克的家族,三代都是佛罗伦萨的著名律师和公证人,地位显赫,家境富足。然而以法律为家族职业的传统并没有继续沿袭下去,因为,这个家族诞生了一位与法律职业不相干的诗人,且一鸣惊人。
1304年7月20日,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出生在这个浪漫的仲夏时节。他的父亲瑟·彼特拉克(Ser Petracco,1267—1326)作为公证人律师,曾经出使比萨,平时做一些经商活动。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分野中,老彼特拉克站到了与但丁同一党派,1302年,佛罗伦萨黑党执政,将他与但丁等白党一干人判处同样的流放惩罚。但丁从此一去不复返,彼特拉克一家人也同样如此,被迫离开佛罗伦萨市后,为了妻儿能有安稳的生活,他将家搬到了阿雷佐,因为那里还有一处房产可供家人栖息。
作为学识渊博,注重语言修辞的老彼特拉克,在这里仍旧为复兴古典文化和提高本阶层的地位而尽其所能地工作着。如今,在米兰安布罗齐图书馆里,仍保存着彼特拉克父亲以不菲的价格请人抄写的一部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诗集,而这还不是唯一的一部手抄本,据彼特拉克给别人的信中无意所说,他父亲曾经烧毁一部古典诗歌手抄本,为的是让他把精力用在所修的法律专业而不是痴迷于那些手抄本。在寻找和恢复古典文化的热潮中,将古典著作以手抄书形式加以收藏需要极大的热忱与充足的金钱,两者缺一不可,这在当时无疑是属于少数人的一种奢侈。
阿雷佐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地处亚平宁半岛重要贸易线上,手工业发达又饱受古罗马文明熏陶,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彼特拉克的家里有很多藏书。这一时期的书籍,可以说刚刚走出宗教场所进入世俗社会,但是制作书籍需要加工精致的羊皮,还要有书写、画工和装订一系列工序,再加上出版商不多,书籍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书商维斯帕西亚诺·达·毕斯帝齐(1421—1498),他拥有一间作坊,在佛罗伦萨享有“书商王子”的美誉。[1] 英国伦敦市在整个15世纪,能够统计出来的书籍工匠还不到50人。[2] 在书籍作为奢侈品的年代里,家庭中能拥有若干本书籍足以称之上流人家了。
彼特拉克出生在这个充满浓郁书香的家庭,而且是来自于佛罗伦萨的家族,其意义非同寻常,他始终感觉自己是佛罗伦萨人,而非阿雷佐人。据说彼特拉克在7个月大的时候,一次妈妈带他到因奇萨(Incisa),路过阿诺河时不慎掉进了水里,这个小生命却奇迹般生还。大自然赋予水的特质是自由清澈和刚柔相济,有人杜撰说这是他日后爱如潮水、诗意满腹的根源。
彼特拉克出生两年后母亲去世,父亲续弦,很快弟弟杰拉多(Gherado)出生。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他们家先后在比萨、罗马和法国的阿维尼翁等地居住。频繁搬家并没有影响他接受正规的教育,小彼特拉克有一位启蒙教师托斯卡纳的修辞学家康文尼沃内,这位教师对彼特拉克的影响终其一生,被他称为“我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在这位本身就视古典文化为圭臬的学者热情感召下,彼特拉克从孩提开始就将拉丁古文的声韵音节视为美妙的天籁之音。彼特拉克完成了中学学业后,于1317至1320年在法国蒙特波利大学学习,1320至1326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弟弟一起学习法律专业。应该说他接受了那个时期各阶段的完整教育。更重要的是他在法国期间,被遗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所吸引,被普罗旺斯地区浓郁的诗情画意所感染。对彼特拉克而言,就读法律专业实属无奈之举,在他眼里法律是那么枯燥乏味,以至于1326年彼特拉克的父亲一去世,他随即中断了未完成的学业,旋即回到了阿维尼翁,就在教廷里谋了一份闲职,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开始研究感兴趣的文学,他精通古罗马诗歌文学,尤其是对西塞罗和维吉尔情有独钟,高度赞许。无虞的生活给彼特拉克在寻找古代文化遗迹中思考、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很多人的坎坷不同,他一生的境遇风平浪静,没有大起大落的政治波折,也没有卷入宗教派别的纷争,因此能够静下心来领略古典文化的思想精髓,将古典文化的精髓融进自己的灵魂之中。
彼特拉克一生作品颇丰,代表作是用意大利俗语创作的《歌集》(Canzoniere)和十四行诗,除此之外,还有拉丁文学术著作。其中散文《我心中的隐秘》)(Secretum),是一次人与神的对话;叙事史诗《阿非利加》(Africa)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关于爱情和死亡的片段非常精彩;历史方面还有《名人传》(Viris Illustribus)和《回忆录》(Rerum Memorandarum),记述了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人物、奇闻逸事等,为古代真实的人物立传。他还有3部哲学领域的论著:《论孤独生活》(Solitaria)、《论宗教超脱》(Otio Religiosorum)、《两种不同命运之道》(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探讨人的精神追求与道德修养问题。彼特拉克晚年时还编撰了《书信集》( Itinerarium),收集了552封拉丁文的书信,分成不同的话题来讨论,这是诗人以书信的形式来创作,其中有的信是写给西塞罗和维吉尔的。
彼特拉克虽然自称是佛罗伦萨人,但其实他跟随被放逐的父亲同样远离故乡,他的后半生基本上以学者身份游历各地,很长时间是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廷中度过,直到1367年开始在帕多瓦定居。尽管他的才华和声名如日中天,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社会上并没有很高的地位,彼特拉克等许多人在当时更多的是通过写作和公开演讲,以及四处游历、广交朋友,在知识分子层面传播新思想和观点。彼特拉克就是在帕多瓦结识了薄伽丘,他们一见如故,从此频繁书信往来,友谊至深,1351年在薄伽丘的推荐下还在佛罗伦萨大学讲学。虽然彼特拉克与薄伽丘同为文人,但两人的作品风格迥异,况且薄伽丘的《十日谈》在当时已属于过激之作,本人也在舆论的重压下决意放弃。彼特拉克对于挚友给予了坚定的肯定和支持,他劝说朋友不要灰心,更不要放弃。庆幸的是薄伽丘听从了劝告,没有将心血之作《十日谈》付之一炬,文坛上才得以存留下这部极富特色和挑战性的力作。
和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彼特拉克愈到晚年,内心愈加矛盾和忧虑,他感觉一生都没有找到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尽管他意识到个性的重要,但做不到像莎士比亚那样为人性而高声呐喊。他更注重和多产的是拉丁语作品,并无意于意大利俗语的创作,对于意大利俗语写作始终认为是“小玩意”,看成是“青年时代犯下的罪过”,在诗人晚年甚至为此而倍感耻辱和悔恨,以至于想将俗语作品付之一炬。这其中原因是时代造成的,彼特拉克作为人文主义的先导者,他的思想也是相当一批学者的普遍思想,主要以恢复发掘和研究古典文化为己任。人文主义者以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著作为真正高雅文化,相反他们都鄙视民众的“俗语”文化,认为俗语文化是粗俗无聊,仅仅为下等人开心取乐而已。这种单纯强调古典文化的一个后果,致使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始终有一种忧虑和恐慌,世俗的情欲是一种罪恶,到了晚年更试图抹掉这种深藏已久的情感。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正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在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中,宗教意识始终或深或浅地刻印在一代又代文学家的创作中,彼特拉克比一个世纪前的但丁前进了一大步,敢于用优美的俗语抒情诗表达自己的爱情,然而在晚年却为此而自悔自惭。
1374年7月19日,在帕多瓦附近一个叫阿克瓦的小村庄里,一代诗人绝尘而去。据说人们发现彼特拉克的时候,他竟然是头枕着维吉尔的手稿,手里还握着一支笔……正可谓幽人独往来,隔世追诗魂。
时光过去了700年后,就在2003年11月,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彼特拉克粉红色大理石棺椁。其实这座备受瞩目的棺椁曾经数次被挪动,甚至被盗贼光顾,遗存的尸骨已残缺不全。人们期冀能够通过对余下尸骨的深入研究,复原诗人的真实体貌,解惑彼特拉克死亡的原因?是病患还是意外事故?但愿这些未解疑团能够早日廓清,让后人了解这位诗坛巨擘的完整人生。
思恋无果 终生滂沱

据彼特拉克本人记载,1327年4月6日,这一天恰逢耶稣受难日,在法国阿维尼翁的圣克莱尔教堂举办了复活节弥撒。23岁的彼特拉克无意间见到了这位“品德超群”、魅力无比的女子——劳拉(Laura),据说劳拉正在教堂里演出戏剧。他顿时被她那妩媚所感染,惊为天人,从此终生难忘。在这之后彼特拉克云游四方,再也没有与劳拉见过面,更不曾主动去接近她,但对劳拉的爱恋却维系了一生。一个偶然相遇的陌路女子,不仅引发诗人的无限爱慕,唤起了创作灵感,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走上了一条为爱而歌的道路。
从此之后,彼特拉克为心中的女神可谓是倾其心血而作,无论生死、无论婚娶,无怨无悔为她创作了366首抒情诗,即代表作《歌集》(Canzoniere)。这是完整保留下来的,没能保留下来的可能更多。这一行为不要说是在禁忌颇多的中世纪社会,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世俗女子写如此多的情诗,不得不说是惊世骇俗之举。如果说常人是思恋无果、终于滂沱,彼特拉克则是思恋无果、终生滂沱。
据说在佛罗伦萨城的一个图书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幅劳拉的画像。她有着金色的头发、忧郁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精致的嘴唇,相貌的确美丽娇艳。她与诗人相遇的时候应该是19岁,正是绮年玉貌一佳人。有记载说她是一名活跃在威尼托地区的歌女,更多记载她当时已经是嫁为人妇,她丈夫是一位伯爵,婚后劳拉还生了12个孩子,与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命运别无二致。在劳拉的人生轨迹中,几乎与彼特拉克没有任何交集。一任诗人独自吟诗作赋、挥洒情怀。1348年4月6日,劳拉没有逃脱那场席卷欧洲的瘟疫而病逝。后人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是在彼特拉克,读维吉尔著作的笔记里,这一天恰好是21年前两人在法国教堂里相遇的日子,冥冥之中的巧合,令诗人痛不欲生,他从此离开了埋葬梦中情人的伤心地,一去不返。1533年,法国文艺复兴晚期著名诗人赛弗(Maurice Scève,1501—1564),他受彼特拉克的影响很深,在里昂加入一个专门研究柏拉图、彼特拉克精神恋爱理论的文人圈子。[3] 据说这位赛弗竟然找到了传说中的劳拉之墓,并在墓地发现了劳拉的一枚金属徽章,徽章前面摆放着一本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姑且不论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少,至少可以证明世人对彼特拉克与劳拉的爱情赋予了无限的遐想。
劳拉生前对彼特拉克的恋情是否知晓不得而知,但当时以诗人的名气,这些诗歌应该广为流传,劳拉或者也会有所闻,对诗人的爱慕或许至少是持默许的态度。这种以公开的形式对名媛贵妇表达崇拜与爱慕,类似于中世纪骑士之爱的做法,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也是常有的,不足为怪。诚然,彼特拉克与但丁、薄伽丘同样终生未娶,但不同的是彼特拉克与一位或几位女子育有后代,到他去世时甚至有了孙辈。彼特拉克曾经在私生活方面被认为滥情不羁,然而,他对劳拉的精神爱恋却始终不渝,《歌集》印证了诗人沉湎于享受爱情、享受精神愉悦之中,并且将这种痴情倾注到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中,最终成为旷日持久、用情专一的情圣。有人曾评价说彼特拉克属于胡搅蛮缠,自从见到劳拉就开始不停地追求,一直为她写诗,这些反复强调、直抒情意的爱慕诗句,没有什么精神层面的升华。然而,正是这种抛开矜持公开示爱,甚至到了夸张、被误会的程度,这正是张扬其个性的体现。千百年来基督教告诫人们,对上帝的爱为至高境界,世俗肉体的爱是卑贱低俗。彼特拉克在爱情方面可以说是率性而为、无所畏惧,才达到了超越前人的高度,因此《歌集》被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本表现世俗爱情的诗集。
诚然,在现代社会的婚恋道德方面,这种不顾一切恋慕他人之妻的爱情理念,也非大众所能接收。彼特拉克的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被首肯和推崇,是他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抗基督教会的禁欲主义传统观念,这一点,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都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十日谈》和《巨人传》等等。正是有这样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人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欲望和情感,才逐渐改变了被宗教教义压抑已久的社会风气,才使平民百姓也打开禁锢已久的身心,而率先而为的彼特拉克,自然成为引领文艺复兴思潮的先锋。
无疑,劳拉因彼特拉克的赞美陡然名气大增,以致他的朋友都误以为是他杜撰出来的虚幻女人。事实上,劳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确称得上是最有名气和魅力的女性之一,后人因为诗人的妙笔生花而对真实的劳拉兴趣大增,按图索骥去追寻劳拉的所有情况。面对彼特拉克的一腔挚爱和劳拉平淡一生的巨大差异,人们无不喟然长叹。
说到诗人对劳拉“品德超群”的评介,事实上彼特拉克可能并不了解劳拉的品行如何,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流行的审美观,即美貌即美德。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盛行一时。以女性肖像画为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从以往的单纯为教堂绘制宗教画,逐渐开始为贵族女性绘制肖像画,大多数女性肖像画都是在结婚时而作,画中人除了要表现出华贵的饰品代表贵族身价外,一定要表现出整洁的仪容和优雅的神态,这种端庄的外形被认为是内心崇高美德的象征。例如人们非常熟悉的《蒙娜丽莎》,人们无须探究这位美貌女子平时的品行如何,仅从她的微笑和姿态给人的直观印象,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即为佐证。
彼特拉克对劳拉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呢?笔者以为,他个性突出、放诞不羁,爱情方面同样非同常人。一方面,论地位和名气,彼特拉克属于自视甚高的上层人物,倘若真要娶劳拉为妻,未必是他真心所愿,正所谓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终生未娶并非是因劳拉而致。同时,作为一位标新立异的潮人(原谅使用流行词汇),他更需要的是创作的情境与虚拟的对象,这样才更有利于在想象空间里自由发挥。彼特拉克对劳拉从一开始就属于那种不求回报的思慕,或许仅仅是效仿中世纪骑士的遗风旧俗,把她视为自我空间里的女神。

个性与创新

在奔涌的时代浪潮里,那些潮头的浪花格外耀人眼目。彼特拉克之所以被冠以“人文主义第一人”,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强烈意识,以特立独行、引吭高歌的作品而走在时代前列。
彼特拉克的作品被称之为“人的文学”绝非虚言。13—14世纪从亚平宁半岛兴起的复兴古典文化浪潮,在第一批热衷寻找发掘古典文化遗迹和作品的文人学者中,但丁和彼特拉克等功勋卓越。彼特拉克本身就是古典文化的忠实拥护者。他们通过重温和研究古典作家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的著作,焕发出对古典文化的极大兴趣和尊崇,随着这项伟大工程的不断深入和影响扩大,古典文化的精髓逐渐进入到新一代文化人的精神领域,那就是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和意义。当人文主义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后,他们自己的作品也被列入人文主义文字之列,而且开始使用自己国家地区的语言。彼特拉克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来的充满个性的作品,温柔哀婉的抒情诗,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最本质的核心——以人为本。随之而来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在意大利、法国、欧洲迅速蔓延并大行其道。
彼特拉克通过对自己的剖白和分析,最大程度的解读人的欲望和思想。用文字将真实的人展示出来,他是第一人。他生前早已享有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但却并不刻意保持其完美形象,相反直率揭示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状态,没有任何虚掩装饰之意。在追求个人幸福与宗教感情的矛盾上他很是纠结,一方面他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劳拉倾其所爱,以至无法以同样的虔诚面对上帝,毕竟还有神职人员的身份,他为此而犹豫和痛苦。其中1343年前后写成的《我心中的隐秘》,被视为欧洲第一部尚未写成历史的内省分析文献。书中虚构了诗人和奥古斯丁连续3天的对话,就死亡、宗教与世俗幸福的冲突、禁欲主义和肉体爱情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坦率、诚挚的讨论。当时他的弟弟决意摒弃世间浮华,献身上帝崇高的事业,进入卡尔特教团成为修道士,对他震动很大,一方面为弟弟的决定而难过,欲随之而去,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功名的引诱和情爱的缱绻。在这部书中,彼特拉克第一次运用文学手段,对自己进行了深刻挖掘和剖析,在这部忏悔录式的作品中,他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心灵,露出那名利背后的痛楚,无人知晓的秘密,未能如愿的情愫,字字如泣如诉、句句优美感人,描写内心世界情感细腻真挚,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学领域,彼特拉克是第一人。在蒙昧落后的中世纪社会,彼特拉克在大量诗文书信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尽管仅仅是小“人”的情感记述,但却凸显出大“人”在社会中的形象,终于跨越出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统治的禁锢,建构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基石,因此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彼特拉克毫不掩饰对于个人名利的大胆追求,这与他对爱情的执着完全契合。1341年,彼特拉克同时得到巴黎和罗马两地授予象征最高荣誉的“桂冠诗人”称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罗马。而此时的罗马早已逝去了昔日帝国的地位与荣耀,教皇搬迁到了法国阿维尼翁,一个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维特斯巴赫家族的路易四世(Ludwig IV der Bayern,1314—1347年在位)于1328年进军罗马,旋即被贵族加冕为皇帝,其实他所管辖的充其量不过是意大利境内众多城邦之一。但罗马这个神圣的名字在彼特拉克心中代表着古典文化,橄榄叶编织的桂冠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延续,诗人以此为荣。同时,罗马也代表着意大利的辉煌之源,她所给予的荣誉对彼特拉克而言意义非凡。4月8日在罗马著名的七座山之首卡比托利山上,罗马元老院的资深贵族为彼特拉克戴上了梦寐以求的桂冠。据说他也效仿古代前辈的做法,将这顶桂冠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教堂里圣彼得的墓碑之上。
事实上彼特拉克并非首位获得此称号的人,之前曾经有人获得过。或许是距离古代桂冠诗人的兴盛时代相距太久,已经被人们淡忘,或许是颁发者不具权威性,获得者纯属偶然,因此首位获得者早已消失人海、无影无踪,人们唯独记住了彼特拉克“桂冠诗人”的荣耀。百余年后英国接续了这一香火,然而随后陆续获此殊荣的人难以达到彼特拉克的高度。直到现在英国依然保留着“桂冠诗人”的授予活动,但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与彼特拉克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1330年,针对被基督教认为古代因为缺乏基督教信仰而是黑暗的时期,彼特拉克明确指出:“在种种谬误之中仍然有天才之人熠熠生辉,虽然被昏昧黑暗所包围着,他们的目光依然锐利。” [4] 他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游历欧洲,重新发现和整理古典文化作品,得出的结论就是那个时代才是意大利人的骄傲,而他所处的所谓的基督教的光明时代,反而是黑暗的,这个时代总有一天会因为回复古典文化而再度复兴。在基督教的理论中,光明与黑暗隐喻的是善与恶,彼特拉克大胆弘扬古典文化的辉煌,蔑视基督教给当代带来的束缚与压抑,将其比喻成黑暗的恶势力,这表面上是学术观点,其实带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由于彼特拉克的影响力,百年后,“黑暗的中世纪”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具有偏狭性,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世纪在文化成果方面的成就不输于其他时段。目前学界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称其为“黑暗”,是由于在当时能够保存下来的文学艺术等文化成就相比古典时期和后来,的确是非常匮乏。
人们之所以看中彼特拉克的诗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用意大利俗语写作,中世纪通用语言是拉丁语,用当地语言创作被视为低俗。13世纪时但丁在使用俗语创作上打破禁忌、率先垂范,彼特拉克是紧随其后,用俗语创作了几百首诗歌,在力推意大利语言方面功不可没。应当说,在彼特拉克生活的时期意大利规范的书面语言在当时还远没有形成,更不要说达到完善的程度,不论是语言标准和使用规则。直到1525年,意大利另一位新锐诗人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在《论俗语》一书中,提出要建立意大利语的新标准,还通过对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用语的比较,推崇彼特拉克为抒情诗的典范。[5] 这三位大家都使用了流行于托斯卡纳地区,特别是佛罗伦萨的方言俗语,因此影响巨大,尽管到19世纪时罗马方言也很有地位,但意大利语最终是以托斯卡纳方言为蓝本确定下来。后人在评价彼特拉克的诗歌时对其使用的韵脚、修辞等颇有微词,以笔者之见未免有点苛求。
此外,彼特拉克受人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自己作品的手抄本堪称精品。他至少有三份手抄本如今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其中包括1357年、1370年等不同时期用黑墨水笔和华丽的哥特小写字体抄写和修改的作品,以及在书页左角的装饰树叶、叶片装饰的第一个字母等等,这些精美的手抄本足以证明,彼特拉克不仅是诗人,还是位书法家和艺术家。
彼特拉克的写作风格很有创意,他在世俗爱情和遁世主义之间的徘徊,在写作时也彷徨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无论是描写恋人劳拉,还是周围的风景,他都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写法。例如他在1336年4月在和弟弟登山后写的《登风涛山》,风涛山(Ventosum)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最高的一座山,海拔1912米。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登山,而彼特拉克登山纯粹是为了看风景。为此,他被称之为“第一个登山的人”。在这篇散文里他没有用多少文字记录山峦美景,基本上边走边思考自省。在到达山顶时他写道:
我看见我脚下的云霞,我读到的关于阿托斯山(Athos)和奥林匹斯山的记述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我从一座不那么有名的山上亲眼见到同样的东西。我朝意大利,我心里最倾向的地方,放眼望去。……与其说是用我的眼睛,不如说是用我的心灵望见了。我涌起一阵无法形容的渴望,想再次看见我的朋友和我的祖国。
因为诗人长时间生活在法国,当他在山上眺望远方的意大利时,心中涌起的是对自己祖国的拳拳思念。在下山的路上他又感叹道:
我每往下走一步就自问:假如我们为了使身体能够稍微靠近天空就预备忍受许多的汗水和辛劳,一个努力朝向上帝的灵魂,升到人的骄傲和人的命数的悬崖之上,怎会害怕命运的折磨、监禁或打击?……
风景的变幻是诗人心里动荡的反映,宜人的山水意味的是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压抑的山谷对应的是诗人内心的不安与恐惧,这种诗句的创作增加了彼特拉克的艺术魅力。
彼特拉克独立的个性和大胆创新使他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倾其全力复兴古典文化,贡献卓然。他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歌者,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终身未婚,却一生都诗意地爱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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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娜·凯西恩诗3首

罗伯特·迪诺斯诗6首

伊克巴尔诗3首

费兹诗2首

卡斯米《今天和明天》

纪伯伦散文诗7首

安德拉德诗12首

尼娜‧卡香诗6首

普雷维尔诗3首

瑙瓦拉·蓬拍汶诗5首

诗琳通诗3首

巴雍·颂通《书籍·鲜花·水流·爱情》

昂堪·甘拉亚纳蓬《诗人的誓言》

罗伯特·勃莱诗11首

查尔斯·布考斯基诗7首

玛丽·奥利弗诗14首

苏阿德·萨巴赫诗3首

欧·艾·雷沙诗2首

萨义德《复活与灰烬》

尼·哈尼姆《请你再告诉我》

达格拉卡《地中海的诗》

罗伯特·布莱诗30首

勃莱诗10首

刘仲庐诗2首

陶金花诗4首

巴哈·扎因《迟延真实》

法德娃·图甘诗3首

珍黛妮·沙阿诗3首

马亨德拉诗3首

勃莱诗4首

叶维廉译保罗·策兰诗2首

丁尼生《鹰》

惠特曼《黄昏的和歌》

华兹华斯《早春遣句》

马杰农《我相思成病》

马斯特斯诗22首

郭沫若译华兹华斯诗4首

华兹华斯《致杜鹃》

华兹华斯《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卡尔·桑德堡《雾》

华兹华斯诗10首

华兹华斯十四行诗6首

马林·索雷斯库诗11首

瓦夫什凯维奇诗10首

卡尔·桑德堡诗9首

芒达拉诗2首

穆巴迪亚特诗3首

达迪耶诗2首

威廉·华兹华斯《永生颂》

聂鲁达《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

惠特曼《哀歌》

惠特曼《从滚滚的人海中》

耶麦诗14首

桑托斯诗2首

索萨诗2首

诺洛尼亚诗2首

W·C·威廉斯诗1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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