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闺秀：女性的生活和文学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古代女性的文学生活

明代叶绍袁在《启祯记闻录》中讲了一件发生在明天启、崇祯间的有关女性书写而引发的悲剧性事件。陆家媳妇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工于笔札，陆家有幢房子要出租，她就写了一张“此屋招租”的广告贴在出租屋前。没想到，里中的恶少揭去了这张广告，互相传看，对着这张女性所写的文书讲轻薄、挑逗的话。她的丈夫听说这件事后，不停地责备妻子不该写这张招租广告并贴出去，妻子一时气不过，就上吊自尽了。这当然是很极端的一个事件，但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当时社会妇女存在的隐蔽性。身体、姓名、文字都不宜为闺门外的世界所知晓。（二）妇女“工书札”具有两面性。就这件悲剧性的事件来讲，陆家媳妇工书札可能有助于她的房屋招租成功，但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也给里中恶少提供了侮辱她的契机。（三）女性文字流出闺门可能招致轻薄男人的侮辱，对女性文字的侮辱可以意淫为对女性身体等的侮辱，似乎意味着妇女的失贞，所以那些轻薄少年会觉得占了便宜，而她的丈夫会觉得这是羞辱。可见，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始终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大量女性的大量创作，前辈学者胡文楷花20多年搜录中国古代妇女文集，他在1957年完成的巨著《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自序”中给出了中国古代女性文集的大概数据：“自汉魏六朝，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人。”这样的女性文集和女作家的数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甚至超过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女作家和文集的数量之和。而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焦虑，妇女一边写作，一边宣称写作非妇女本分，甚至在去世前要求家人焚烧自己的文集，不使它流出和流远。同时，有史以来的文学、学术标准是为以男性为主的诗作和理论著作量身打造的，以之来衡量女性作品，往往凿枘不合，因而不免使不少女性作品显得不入流品、无所建树。摆脱女性文学是男性文学附庸的局面，建构适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评价标准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

古代女性的文学成就

中国古代妇女写作和妇女作品，古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诗经》。如《诗序》将“邶风”中的《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归于卫庄姜，但现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不过我认为《诗经·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之作的说法，还是比较具有历史依据的，因为《左传》闵公二年（前660）记“许穆夫人赋《载驰》”，《诗序》明确表述为“许穆夫人作也”。即使某些现代研究者不认同此说，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文人包括女性诗人，都将《诗经》中的这些作品看作是女性文学的源头。孔子将这些诗编入《诗经》，是支撑后世女性写作合法性的最强有力的依据。

《汉书》收录了汉高祖戚夫人的《歌》，汉武帝时嫁乌孙王的江都王刘建女儿刘细君的《歌》，以及汉成帝许皇后的上疏和班婕妤的《自悼赋》，这是女性文学最可靠的一批文献，分别代表了女性诗、文、辞赋的成就。班婕妤的《怨歌行》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六朝人钟嵘在建构五言诗史时，认为自西汉李陵到班婕妤的将近百年间，五言诗的杰出人物“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这一评价是很高的。

上文已述，“夫为妻纲”绝非“男为女纲”，分阶级、阶层和身份来考查古代妇女会更为有效。从文化教育水平的角度看，贵族妇女和士族妇女更有机会成为文学家，后汉最出色的女学者和最有文学声誉的女性当数班昭、徐淑和蔡琰，她们都出自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也分别代表了最出色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身份的文学家。班昭最终完成了其兄班固的《汉书》，创作了经典教育文章《女诫》和辞赋《东征赋》;徐淑与秦嘉的夫妇唱和，开创了文学夫妇的生活和创作模式；蔡琰是蔡邕之女，蔡邕被杀，郑玄惋惜汉朝之事将无人考定，蔡琰是能记诵父亲家藏图书十分之一的女儿，她的存在承载了汉末文化浩劫后的文化重建的一部分，是文化传承的一种象征。不过，因徐淑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蔡琰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出自《后汉书·列女传》，《胡笳十八拍》最早出自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有不少学者怀疑她们不是这些诗歌的真正作者。此外，班昭是汉和帝皇后、贵妃的女师，与执政的邓太后关系紧密，她为皇帝的贡物写赋；蔡琰与曹操关系密切。总之，她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出色的写作才能，其作品能得到重视并能保存下来，她们所在的阶级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自前汉至南朝宋之间的女性作品不多，不过，《隋书·经籍志》告诉我们殷淳（379-438）当年能编成30卷的《妇人集》，可见妇女的创作是相当活跃并有规模的。西晋重要的女作家左棻是著名诗人左思的妹妹，她与哥哥有赠答之作，但更多的是她作为晋武帝贵妃受诏所作的辞赋，或为皇室成员如杨皇后、万年公主写作的诔文。公元454年，女作家韩兰英向宋孝武皇帝进献《中兴赋》，从中可略窥妇女文学创作的公共性和时代性，而不能够理解成完全的私下创作。徐陵在南朝梁时编成《玉台新咏》一书，是为了满足宫廷女性的阅读和写作之需。

其实，从秦汉到初唐武则天之时，中国文学发展始终与宫廷文学关系密切。在武则天、中宗朝，武则天的私人秘书、后来成为中宗昭容的上官婉儿是当时最好的诗人之一，同时是当时宫廷文学趣味的仲裁者和引领者。

盛唐之后，尼姑、道姑、歌妓诗人和创作开始头角峥嵘。她们的职业身份为她们赢得了行动的自由，与士人交往也使她们有创作诗文的必要，也有利于她们的诗歌流传和保存。唐朝三大女诗人中，盛唐的李冶是位道姑，与皎然、陆羽、刘长卿有诗歌唱和；中唐的薛涛，先为官妓，后入道籍，与元稹、韦皋、刘宾客、李太尉、卢员外、郭员外唱和，她的兰心蕙性，使得她能够发明一种优雅的信笺；晚唐的鱼玄机先为士人的妾，后入道籍，她与温庭筠、李郢李端公、左名扬、刘尚书等地位很高的男性交往。与此相适应，韦縠的《才调集》选入了李冶和其他女诗人的诗歌。五代十国时期，成都和金陵是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成都女作家的创作尤为丰富。有前蜀顺圣皇太后和皇太妃的游览之作，还有宋人从蜀地搜集到的文书中发现的花蕊夫人的百首“宫词”，这批宫词是继唐王建《宫词》之后最出色的宫词，在宋代有各种抄本和刻本。

宋代士人身旁有不少知书达理甚至文采斐然的女性。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梅尧臣的继妻刁氏机敏善对超过自己的丈夫。王安石的母亲、妻子、女儿，魏泰姐姐、曾布妻魏夫人都很有文才，只是她们的文集散佚得太厉害，并没有多少留存下来。宋代最有成就的女性学者和文学家当数李清照、朱淑真。李清照是丈夫赵明诚的文章伴侣，更是宋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她是尖锐的词论家、金石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优秀的诗人与文章家，还是精通各种游戏的玩家。她的文集、词集在南宋就已刊刻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她的诗歌很多只是断句残篇，词也主要来自宋明词选。尽管如此，她依然是宋代最杰出的词人，她的诗歌掷地有声，文章亦堪称妙品。与她齐名的南宋女诗人朱淑真，是中国古代较早的所适非偶的女诗人，这种没有知己的诗人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类型。在明万历以后女性诗人大量涌现之前，还有赵孟与管夫人、杨慎与黄娥等文学艺术成就极高的夫妇。

明代中期，学者对女性作品兴趣渐浓，他们编辑了历代女性文学选集。如《彤管新编》成书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田艺蘅的《诗女史》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会稽郦琥的《彤管遗编》20卷成书于嘉靖四十三年，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万历年间钟惺所编的《名媛诗归》。这时女性作家的别集也被刊刻出来。从现有的材料看，嘉靖以前刊刻的女子文集较少。有的以抄本流传，渐渐散落，比如徐祯卿的《异林》曾感慨孟淑卿诗文“零落已多”；有的附于家中男性文集后，如屈淑遗诗附于其夫的《韩五泉参议全集》后；黄娥诗词附《杨慎集》后；杨文俪诗附于其夫孙升的《文恪集》后等。嘉靖以后，妇女别集的搜集出版渐趋活跃。如元代吴人郑允端的《肃雍集》，到嘉靖中由其五世孙刊刻出来；天台潘碧天存稿也在嘉靖初年刻出。到隆庆、万历年间，明代女诗人的文集大致被整理刊刻一遍，锡山俞宪因编《盛明百家诗前集》《盛明百家诗续集》对女子文集搜拾刊行。“前集”对王淑卿、朱静庵、邹赛贞等16家作了整理，“续集”则有马闲卿、黄娥、潘碧天集等人。在明人编选妇女作品、整理女性文集时，对女性作家的经典化过程就已开始，女性作品不再是文选、诗选后的附骥尾者，而有了专收女性作品的新型选本形式。编选者以女性作品对主流文学创作和男性文学创作进行反省，并发现及倡导新的文学发展走向。如田艺蘅强调妇女诗歌清新，“章句学士，有深惭矣”（《留青日札》卷三九）。钟惺在《名媛诗归》的序中说：“今人工于格套，丐人残膏，清丽一道，弁失之，缬衣反得之。”这些诗论家觉得，在章句学士等男性手中丧失的诗歌的质朴、自然和清丽，在质朴、纯洁和清慧的女性诗中获得了。

中国古代妇女大量创作文学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以后。一方面，女性得益于男性亲属、师友的帮助，并被纳入当时的文学潮流中，这时江南通达之士以女子能文为荣。周亮工的《书影》卷六载自己嫂子的外公、“金陵社集”宿将柳应芳在嫁女时，“以所刻诗板为奁具，时谓愈于昔人系羊牵犬也”。而许多江南名士、诗人旁边都有几个才女。如屠隆妻杨氏、女瑶瑟、媳沈天孙（沈懋学女）俱能诗，每相倡和，姑嫂皆赋年短促，屠隆合刻她们的作品为《留香草》。此外屠隆还为金华陆静专的《兰雪斋集》、秀水姚青娥的《玉鸳阁集》、通州袁九淑的《伽音集》等作序。又如臧懋循与外甥女吴贞闺唱和，钟惺为吴氏评定刊行诗文，又为四川宜宾尹纫兰作《断香铭》。王稚登则活跃于江南的诗妓中，为其揄扬。孙遥华为金陵曲中名妓，能鉴别古书画鼎彝，王稚登极称之，以为今之李清照。马湘兰为秦淮名妓，万历十九年（1591），王稚登为其《湘兰子集》作序。听说王稚登之名，建昌妓景翩翩以诗集《散花吟》寄之，王稚登写诗加以赞美。冒愈昌、张幼于也活跃于金陵妓女之间，冒愈昌为赵今燕刻诗，附于马湘兰作品之后，又集郑如英、朱泰玉之作，合为《秦淮四姬诗》。其他如王汝谦、钟惺、谭友夏等对草衣道人王微，程嘉燧对崔嫣然，冯开之对郝文珠，也多有赞誉。而梅鼎祚则以女史体例为历代娼妓作《青泥莲花记》。另一方面，闺阁女子也相互交往，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女作家群，并探索适合女性的文学传统。比如苏州的徐媛和陆卿子。徐媛弟仲容这样理解陆、徐交往以及她们的创作：“今夫深闺之彦饶天下奇慨，不能踔厉风云，第以帷房数尺地当寰中五岳、海外十洲，而以搦管为芒，蹑幽穷仄，下上今古，忽劐然天高地迥之表，奇藻络绎，庸讵不烈于须眉？”（《络纬吟题辞》）寥寥数语道出了女性得到难得的创作机遇时所爆发出的写作热情和创作成就。

在陆卿子、徐媛影响下的一代才女中，有的有幸嫁在开明之家，天启、崇祯年间大都已绿树成荫。一种新型的母女传承的诗歌教育模式发挥出它的作用，女性文学家族化倾向更为明显，规模也越来越大。吴江沈宜修是进士沈珫之女、沈璟侄女，沈家为吴江甲族，一门风雅。沈宜修少承女师，十六嫁叶绍袁，两人“伦则夫妇，契兼朋友”，花期月社“赏心艺圃，娱志谈薮”（叶绍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午梦堂集·鹂吹集附集》）。夫妇生有五女八男，俱有文采，男儿7岁就外学，女儿则由母亲实施教育。沈宜修“鄙中垒《左传》之读，陋惠姬《女诫》之垂”，主要教她们诗学，几个女儿十二三岁即能作诗填词。母女同题共作，相互切磋。崇祯五年（1632）叶小鸾、叶纨纨相继夭逝，父母将她们的遗作整理刊刻成《返生香》《愁言》两集。家族以及吴越才女纷纷作挽，叶绍袁汇集这些诗赋文诔成《彤奁续些》上卷。其中家族中才女，长辈有沈媛、沈智瑶（宜修妹）、沈倩君（沈璟次女），同辈有周弱英（沈媛女）、沈宪英（舅长女）、沈华鬘（次女）、沈蕙端（沈璟从孙女）、严琼琼（姑女）、顾锈琴（姑女）；吴越才女有秀水沈纫兰，嘉兴黄媛贞、媛介、德贞三姊妹，苏州王徽，昆山李璧、张蕊仙，另有金陵吴山等。沈宜修又由为自己女儿刻集而追想天下奁香彤管湮没不彰，因发愿“博搜海内未行者，暇时，手裒辑之”（叶绍袁《跋语》），编成名媛诗文选集《伊人思》。《伊人思》是第一部本朝妇女诗文集，虽然篇幅不大，但很有特点：它特别重视对母女、姊妹诗人作品的著录，母女诗人如王凤娴与张引元、张引庆，沈纫兰与黄淑德、黄双蕙等；姊妹诗人如方孟式、方维仪，黄媛贞、黄媛介，屠瑶瑟、沈七襄等。选录作品亦以母女、姊妹交往诗文为主。如选方孟式《维仪妹清氛阁集序》，选方维仪《寒月忆妹茂松阁》《暮春与吴姊话别》，选田玉燕《携二女如瑜如瑾游半山》等，反映了明代妇女文学的家族化倾向。除此之外，当时尚有桐城方孟式、张德茂，方维则（姑母）、方子耀（侄女），黄字鸿、顾之琼，仁和顾若璞与黄氏诸女，虞净芳、丁如玉等母女传诗的例子。从家族的角度看，如吴江尚有吴贞闺、吴静闺姊妹；顾若璞与弟妇黄字鸿，丁汝亨前妻虞净芳、继配张姒音、其女丁汝玉俱能诗，而顾若璞又是丁汝玉姑母；桐城尚有吴令则、吴令仪姊妹，吴令则又与方维仪为姑嫂。家族与家族之间也可以构成联系。与此同时，她们也积极地出版文集。与以前不同，她们往往自己作序或由文学团体中女子作序。如顾若璞曾作《卧月轩集自序》，又与张姒音同为弟媳黄字鸿《闺晚吟》作序；方维仪为弟媳吴令仪整理文集传世，又为伯姊方孟式的《纫兰阁诗集》作序，《纫兰阁诗集》也是由女子刊刻出来的。

就像北宋末的动乱改变了李清照诗词的内容和风格，明清易代之际也使众多女性的创作超越了闺阁。她们忧国伤时，希望能有所作为而又壮志难酬，因而化为悲愤沉郁的文学作品。如江西闺秀刘淑（1620-1657年后），在国难前，与丈夫生活甜蜜，与闺秀诗友酬唱，过的是“小阁翻诗句句香，傲人明月助轻狂”（《秋词答康夫人赠》之《鹧鸪天·秋咏》）的生活。清兵入江西后，她倾家资招兵买马，准备投奔驻军长沙的实力强大的何腾蛟一同抗清，在途经永新时，永新守卫张先壁竟要纳其为妾。刘淑被关押，但她宁死不屈，最终愤恨归家，大业未果，悲愤地写下了《黄莺儿·感怀禾川归作》等词作。她说自己洒泪别秦关，但丹心无果，穆桂英当年骑的桃花马殷红依旧，可屠龙的宝剑却被自己闲置不用，这是多么让人羞愧的事情，所以她只能用宝剑割下月光覆盖自己羞愧的脸。自己的病弱和软弱，在这样惨烈的时代，连殉国都没有资格，只能选择“不食周粟”而隐居首阳山。然而女诗人又岂能平静地卧于首阳，她以半缕佯狂的行为方式，写作一函愤激的诗歌，她买刀载酒游于世间，内心灼热地感受着世态的荒凉。她的作品堪称非常阳刚的女性书写。

上文已述，16世纪晚期，女性文集开始出现，到17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此后渐成颓势。18世纪下半叶，女性文学创作再次增多，19世纪上半叶蔚为大观。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女性著作考》载4000余家，其中清代文集有3600余家，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达到极盛。与16-17世纪女性文学作家身份略有不同的是，清代名妓作家一蹶不振，活跃其中的主要是闺秀作家。创作式样主要是诗歌，但戏曲和弹词、小说增多。与明代男性家人在幕后扶持不同，18世纪末，一些著名的文人以闺秀诗人导师的身份公开出现。如袁枚晚年退居南京，招收了50多名女弟子，1796年，袁枚出版了《随园女弟子诗》;陈文述在杭州有30多位女弟子，包括最有雄心的诗人和诗论家、她的儿媳汪端；在苏州，任兆麟和妻子张滋兰周围也有一群女诗人，当时有“吴中十子”之目。任兆麟夫妇筛选“吴中十子”优秀之作，1789年刊刻了《吴中女士诗钞》。

虽然女性涉猎戏剧写作，也有证据表明1877年出版的《红楼梦影》是女作家的小说，但弹词无疑是清代女性倾注心力的文学形式。清代可考的弹词女作家有21位，作品三四十种。女性弹词作品卷帙浩繁，比如，初刻于1849年的《安邦志》长达三百二十回，续集《定国志》二百七十回，第三部《凤凰山》也是大致相当的规模，而李桂玉的《榴花梦》有三百六十回。此外，女性的每一部弹词背后都有一张江南闺秀的交际网络。比如陈端生的《再生缘》是对无名氏母女的弹词《玉钏缘》的续书，陈端生生前写了17卷，没有完成，但获得许多女性知音。所谓“唯是此书知音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陈端生去世后，梁绳祖和丈夫许宗彦续作3卷，此书最后由女作家侯芝改定。

古人对于妇女创作的复杂心态

明万历年间张问达弹劾李贽，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李贽公开招收女弟子，并且与一名跟她学道的女弟子有不正当关系，这次弹劾最终导致李贽的死亡。当袁枚招收女弟子时，章学诚公开责骂袁枚“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指控袁枚是“名教之罪人”，可见时人对女诗人从师、学诗的态度非常不同。又比如万历年间，徐媛和陆卿子在吴中唱和，就在吴中士大夫望风景附、交口赞誉之时，桐城女诗人方维仪则批评吴中女诗人不过是偶尔识字，堆积龌龊，好名而无学，这里又涉及女诗人内部的不同声音，不同区域的诗人对同样一批女诗人创作的不同评价等等。此处我主要讨论诗人自己和家人对女性写作的看法以及与女性创作成就的关系。

各时代成就最高的女文学家，往往都获得家人的极大支持和鼓励。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很为女儿骄傲的，李格非朋友毕仲友给李格非的信称李格非的儿女是“眷爱郎、娘”。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有“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句，这里的“家传”，指的是李家的家传。李格非用意经学，著有《易学精义》，后来专门研究史学，对《左传》情有独钟。李格非有数子，但将家传的两家书传传于李清照，可见对女儿为学的重视、肯定和期望。明代万历年间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徐媛的创作也得到家人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徐媛学诗并不早，她是与范允临结婚以后看到丈夫同诗友结社酬唱才开始喜欢诗的。徐媛开始尝试写诗更是在20年后。因为诗艺不够成熟，她只能摹写一些小诗，但不管是尝试写作的断句还是小诗，父母都“见而怜之，辄称善”，丈夫则鼓励她“遂成之”。正是家人的这些鼓励使徐媛诗艺突飞猛进，成为明后期江南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与徐媛齐名的陆卿子也得到了丈夫赵宦光的支持，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当时人认为他们夫妇是“高人逸妻，灵真伴侣”。赵宦光在给陆卿子的《考槃集》所作序中，赞扬妻子志于学、志于诗的精神。汪端是清代最有雄心的诗人和诗论家，她希望重构明诗史和女性文学史，她的公公是清代有名的女诗人导师之一的陈文述。汪端的事业得到公公极大的支持，陈文述赞美汪端：“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这是肯定，更是鼓励。

中国古代不少人以家有女诗人为荣，但做一位才女的丈夫也并不轻松。《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马融的女儿马伦在新婚之夜遭到夫婿三次为难，但马伦都在言辞上占得上风，折辱夫婿，这件事被帐外人听到，都深以为惭，也就是说旁人并不羡慕袁隗娶到了一位才女，袁隗或者因此而受到同侪的嘲笑，可见才女未必给丈夫增光。这种观念延续到清代，甚至在当今社会依然如此，事业成功的妻子要费尽心机保护丈夫的自尊心。比如《杭郡诗辑》记载，女诗人顾姒诗名甚著，受到当时诗歌领袖王士祯等人的称赞，有人赠诗给她的丈夫说：“闺中有良友，茶忆故山泉。似此惊人句，难为赠妇篇。”“茶忆故山泉”是顾姒盛传于时的名句，赠诗者对顾姒的丈夫开玩笑说，你妻子作得这样的好诗句，你想要作一首可匹敌的“赠妇诗”是很困难的吧。

确实，中国古代有一些女诗人的家人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女性作诗，有的导致女性文学实践的中止，有的家人出于顽固的理学立场而厌恶女性创作。如《众香词》记载，钱塘妇女王璋18岁嫁给仁和诸生孙孝帧，尽管王璋女工极精，事公婆极孝，甚得喜爱，也无法改变公公孙宇台这位西泠理学名儒对妇女作诗所持的极端厌恶的态度，最终王璋只能“仰体舅意”，“绝笔不再作诗”。我们不知道王璋是否为自己这一处境和选择感到痛苦，只知道王璋结婚两年后就去世了。有的丈夫无文，对妻子的文学创作不能欣赏，反而刻意摧折，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如钮琇在《觚剩》中说，桐乡女诗人顾宛在嫁给吴兴贵公子，这位贵公子不但蠢笨，而且性格褊狭，家中庭院甚美，所谓“庭凉、月皓、径暖、花芳”，但绝不让顾宛在“一至吟咏”，以至于诗人意不聊生，憔悴经年而逝。可见家人的支持和自然的清风朗月对女诗人的重要性。又如江都任春琪嫁到仪征后，丈夫“见嫁奁中笔砚画具，悉取而掷弃之”，一年不到，任春琪就郁郁而逝。这样所适非偶而生活抑郁导致早逝的女诗人颇多见于明清记载，如《杭郡诗续辑》所载的仁和女诗人俞桂，《苏州府志》所载吴县吴瑛，《闵川闺秀诗话》所载姚铃姑等。丈夫不懂诗，就很难期待他珍惜诗人的心血。如山阴女诗人胡慎容，虽然有一位诗人哥哥，但她不解诗的丈夫在胡慎容去世后，“一切焚弃之”，其兄来不及整理妹妹的诗作，只能徒唤奈何，所以胡慎容只有少数传在人口的诗得以存世。

有些女诗人因人生遭遇突然变故于是放弃了诗歌创作。据《青浦县志》载，华亭女诗人孙淡霞的丈夫去世，她成了寡妇后焚烧了自己的诗稿。《桐乡县志》载，桐乡女诗人陆蕙心嫁给归安名士，结婚不久，丈夫得癫痫病，陆蕙心于是绝口不再吟诗。华亭女诗人张玉珍，在公公、丈夫死后，养遗腹子成人，不久儿子也去世，仅留一孙，张玉珍哀恸欲绝，令婢女取自己的诗词稿尽投火中。尽管记事没有告诉我们女诗人烧诗的所思所想，但从记事看，如果女诗人们只是认为以后再没有时间创作，那也不用烧毁之前的创作，由此令人怀疑女诗人是否将自己人生的不幸与女性写作联系了起来，或许有些女诗人将自己的创作看作不祥之事。相反，有些遭遇不幸的女诗人将自己的写作看作是艰难生活的安慰。如《青浦县志》载，女诗人顾步在丈夫逝后，守苦节以终，将自己的“悲思菀结一发于诗”。《竹净轩诗话》载，青浦廖云锦的丈夫亡后，她“键户焚香，抚琴吟诗以寄其愁寂之况”。《续槜李诗系》载，女诗人陈克毅在丈夫和遗腹子相继去世后，唯一的安慰是还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出嫁前突然病逝，陈克毅在亲人相继殂谢，自身俯仰无依时，“托于诗以自写其伶仃孤苦之状”，将自己的诗集起名为《余生集》，诗歌给了她“余生”，诗歌也成了她的“余生”。

不少女诗人将写作看作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国朝闺秀正始集》载，山东莱阳早寡的女诗人周淑履临终前告诉两个儿子，她的诗集，“此为心血所在”，希望他们将她的诗集刊刻出来，两个儿子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海盐女诗人张步萱在去世前数日，将自己整理好的诗稿定本交给哥哥，说自己生平所好都体现在这本诗集上，希望哥哥以后能为自己刊刻问世，则一生的心愿足矣（《续槜李诗系》）。毛先舒女儿毛媞将诗歌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毛媞年四十，仍没有子嗣，有一天她与小姑等花下宴集，小姑采来宜男草让嫂子吟咏，说吟此草能带来吉祥。毛媞说，诗歌是我用我的生命创作的，诗歌就是我的孩子（《杭郡诗辑》）。一些女性因丈夫反对自己作诗而不惜与丈夫分居或离婚。《苏州府志》载，女诗人吴瑛性不耐俗，觉得丈夫俗不可耐，夫妻关系不佳，吴瑛让丈夫置妾，主动将自己妻子的位置让出，“以自抱衾裯自居”，只为换得“虚室焚香、啜茗、翻阅书画、研弄笔墨”的生活。又如《墨林诗话》载，随园女诗人孙云凤结婚后，丈夫“见笔砚辄憎”，于是夫妻反目，孙云凤愤而归家。吴江汪玉轸，因所适不偶，离开丈夫卖文自给（《名媛诗话》）。

实际上，让更多女诗人感到困扰的是婚姻和家庭责任与作诗在时间、精力上难以兼顾。如写作《笔生花》的女作家邱心如，在《笔生花》的首末往往倾诉自己生活烦恼。在第一回她开门见山地写到自己少女时代培养起来的文学兴趣：“深闺静处乐陶然，又值三春景物妍。清昼永，惠风宣，最好光阴是幼年……未知世态辛酸味，只有天生文墨缘。喜爱父书翻古史，更从母教嗜闲篇。”少女时代的她，翻看父亲的藏书，跟母亲学习，酷爱文学。因为结婚，她的小说创作从第五回中断了19年，在第五回末尾诗人写道：“一自于归多俗累，操持家务费周章。心计虑，手匆忙，妇职兢兢日恐慌。那有余情拈笔墨，只落得油盐酱醋杂诗肠。”写作《再生缘》的女作家陈端生也有“可奈于归俗累牵”的慨叹。一般来说，长篇弹词创作可能需要作家有更多、更整块的时间；诗歌创作，特别是小诗创作则可以在日常生活的间隙，甚至在日常生活时完成，但事实上，女诗人同样有这样的困扰，特别是生活对创作心境的影响。“吴江三女史”长姊鲍之兰在其《五十感怀》诗前自序中写道：“余幼学操觚，中年荒落，流离颠沛，廿载清贫，翰墨之事，束之高阁。”在诗中，她又说：“家道看中落，诗情忍弃捐。”劳顿的生活没有余闲读书以培养学殖，也就阻塞了诗歌的源头活水。鲍之兰在《三十初度自述》中说自己“年来学殖多荒落”，她慨叹：“养闲能半日，亦足濬诗源。”（《示璇玘二小女》）所以有些诗评家将女性的文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归结于妇女结婚晚。王文治为奉贤女诗人庄焘的《剪水山房集》作序时说：“孺人于归甚迟，故能宽闲其岁月以成其学。”我还观察到不少女诗人的继妻身份，为人继妻，女子可以出嫁较晚，而丈夫可能已功成名就，这为女性创作提供了更好的保证。如阳湖女诗人钱湘，23岁出嫁，做按察史赵仁基继室，丈夫重视她的文学兴趣，甚至做钱湘的诗词老师，指导她确定创作路线。归有光的《丘恭人七十寿序》也说，丘恭人父母有三个女儿，父母疼爱女儿们，发誓一定要给她们找到“贵人”，他们拒绝了无数次提亲，女儿们“至于长”才出嫁，丘恭人成功嫁给了早已中进士、当时在南都任职的王济美为继室。

一般来说，相对于公婆，女儿与父母相处自然更随性自由，所以女儿小时候对读书感兴趣，可以读读书，并有父母亲加以督促指导。有的开明之家，甚至让女儿幼入家塾，随兄弟读书，如上文提到的钱湘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女儿。不过，在中国古代，父母让女儿读书的最终目的可能不过是做一位更好的妻子和母亲，无论如何，将女儿培养成文学家、学者的目标从未明确过、合理过。对女儿好读书的不支持、不理解，最早可能见于《后汉书·皇后纪·邓后纪》。邓后邓绥能通《史传》《诗》《论语》后，诸兄每读经传，邓绥就提出许多疑问，她的兴趣志向在典籍方面，完全不问居家之事。于是母亲批评道，你不好好地习练女红供给家人衣服，而是这样努力学习，难道你想要被举荐为博士吗？邓绥母亲提出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制度性缺失，也指出了古代女性面对的是有局限性的社会分工。对于母亲的责难，邓绥并不与之对抗，也不阳奉阴违，而是反求诸己，以一身之劳而达得兼美。她白天修习女红，晚上诵读经典，家人最后默许了她的读书，都称呼她“诸生”。她的父亲尤其看重这个女儿，事无大小，都跟这个女儿商量。后代也有不少女儿通过自己对读书、写作的执著最终让父母认同的例子。如随园女弟子、山阴女诗人潘素心，她的父亲潘汝炯，字石舟，官至知州，尽管女儿10岁就娴于吟咏，对读书十分感兴趣，不过父亲依然认为即使能诗，对一个女儿来讲也不重要，所以屡次阻止女儿作诗。一天，园丁锄地得到素心故意埋在土中的一只瓦盆，上面有素心写的诗：“王者之香别有春，如何委弃在泥尘。名花自合加培植，莫使芳魂怨主人。”素心以名花自比，批评父亲无视、弃置女儿的才华，希望父亲能加意培养自己，她也威胁父亲如果不这样，女儿会怨恨的。父亲最终明白女儿要做诗人、学者的理想是不可阻止的。有了父亲的默许，潘素心“毅然以不栉进士自命”，每日“牙签玉轴，伏案如书生”，后来就用“不栉”命名自己的诗集。幸运的是，潘素心嫁给了钱塘汪润之。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感慨闺秀能诗者往往嫁无佳偶，袁枚的几个妹妹就是如此，不过他说只有吴柔之与狄小同、潘素心和汪润之能“彼此唱和，若笙磬之调”。

古代女诗人对女性意识的表达

这里的女性意识是一个朴素的观念，就是女性个体意识到女性作为个体和群体与男性不同，女性个体认同自己的不同并努力发展自己的不同，或者认识到社会对女性的不同对待而试图反抗以取得与男性同等的对待等，都在我所说的女性意识范围之内。

鱼玄机是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最早抱怨科举考试将女性排除在外的一位。她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一诗中写道：“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唐崇真观在新昌坊，位于大雁塔附近，女诗人游崇真观，看到新及第进士们的题名，历历银钩，刚劲苍健，心中油然而生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女性的悲凉，自己何尝不会吟诗作赋，何尝不能历历银钩地题名，可是因为自己是女人，就只能永远沦为空羡榜中名的看客。显然女诗人对自己的才华是自信的，诗歌表达了对女性不能参与社会人才竞争的遗憾。

清代女诗人梁兰漪在这一点上有更激情的吟唱。做女儿时的梁兰漪被父母娇养，并且是寄予厚望的。她在《七歌》中唱道：“父兮母兮空生我，膝前珍爱同娇左。每怜生女胜生男，家学青缃免废堕。”父母甚至认为在继承家学方面，女儿可能胜过儿子。女诗人自小养成济世的理想，她在《浩歌》中吟诵道：“少小弃脂粉，所爱与人殊。木铎启聋聩，翳桑活饿夫。广厦千间田万区，庇尽天下之寒孤。苍梧翠竹抱吾庐，月波春水绕门梧。高牙大纛拥旌符，车乘蒲轮马乘驹。身厌锦缎红罗褥，口饫天浆饱御厨。挥毫煮茗事诗书，当头不管流金乌。”她提到了一系列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他人，她希望能够振木铎于道，启发民智，做社会的启蒙者，能救济天下的饥寒者；为自己，她希望能做大官，有大富，在经历大富大贵后，享受清雅的生活，读书写作，从而忘却或逃脱时间对于个人的吝啬。梁兰漪的理想，不论在怎样的社会，具有何种性别，都是很难实现的。不过，她说世上总有实现了这一理想的男性，“丈夫有志终须吐，一朝得志气如虎。肘悬金印食千钟，光辉顿觉生门户”，却没有一个实现了这一理想的女人，所以她有理由从性别角度抒发自己的愤懑。她唱道：“造物造物吾何雠，生为巾帼心隐忧。平生志气横嵩邱，大业奇勋唾手求。”因为现实生活中理想的难以实现，她将这些理想付诸诗歌、梦境或醉乡，“辕驹屈伏不甘求，梦攀天府觅封侯”（《浩歌》）。“心境是须眉，生身恨巾帼。形骸不敢放，名节颇自惜。悲啸几吞声，裣衽铩六翮。恨触不周崩，泪洒丹枫赤。几度欲问天，云霄九重隔。低头抚素心，命也悲何益。近日学饮酒，醉乡无顺逆。割绝百种愁，昏昏竟朝夕。”她在《抛书歌》中写道：“嗟吁乎！金章紫绶非吾有。空抱奇书不离手。博综今古待如何，一室萧然大如斗。废书三叹不复看，慷慨悲歌独倚栏。掣出人间不平剑，泠泠光射斗牛寒。”她将这女性的不平之剑有力地掷向了社会制度。

除了社会的不平，也有女诗人从家庭生活的侧面来书写女性生活的不自由。与鱼玄机、梁兰漪一样，清康熙年间在耿精忠叛闽时以一己之身换得永康一城免于战火的吴绛雪，同样对女性才能极有信心，所以不是女性没有才能，仅仅因为女性性别限制了她的一切。在寄给祁彪佳、商景兰的三女儿祁德琼的诗中，吴绛雪赞美祁德琼具有司马相如般的才华，只可惜生为女性（《春闺寄和祁修嫣女史》）。吴绛雪喜欢谈论军事，为此可以废寝忘食，尽管她知道在她的时代谈论军事不是深闺中人该做的，但谈论的自由和任性还是可以有的。她在《赠邻女》诗中写道：“倚栏清风作晓寒，喃喃絮语忘朝餐。谈兵未必深闺事，偏挽邻娃说木兰。”吴绛雪对女儿出嫁一定要离开父母、姐妹的婚姻制度，对妇女在家庭中从属于父亲、丈夫没有自主权表达了诸多不满。如她在《招翠香二姊以诗代柬》诗中，首先表达了女性结婚后离开母家的不人道，“如何为骨肉，聚首失芳辰”，她担心自己结婚后父母的生活，“今妹复有适，膝下更谁亲”？她与姐姐约定春天一道归省父母，将来一起买山为邻，最后她说，她多么羡慕老莱子，已经老大，还可以做婴儿在父母身边。在《孝子传》的讲述者看来，老莱子假扮婴儿是娱亲，是孝敬，是儿女的付出；在吴绛雪看来，不管孩子有多大，在父母身边，她永远是开心的孩子，享受父母的爱，是获得。吴绛雪的不少诗都在感叹女性的不自由、身不由己。如《送次姊》:“定省思姑舅，艰难别老亲。兼营无善策，一往不由身。”作为女性，照顾长辈的职责永远在身上、在心中，回娘家，担心公公婆婆是否安好；在婆家，担心自己的父母是否安好，所以永远失去了自由。年轻时，吴绛雪随宦父亲，当她刚在父亲仕宦地结识了新朋友，享受着友情，父亲又要离开。她在《将从秀水至嵊县别素闻》诗中吟道：“事不自由身是女，伤心还订再来期。”又在《春日有怀素闻》写道：“相忆无缘教缩地，芳华不共倚栏看。”女儿就是这样被动地行走在世间，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踪呢？

高彦颐在《闺塾师》的“绪论”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她认为：传统社会“妇女普遍受压迫”的预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这三种意识形态与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这一逻辑引导人们去企盼着女性一有机会便会反抗或逃走。当下的研究已少见“妇女都是受害者”的显性表述，但这一预设依然隐秘且无所不在，影响着我们对古代女性作品的解读。比如李清照，按照她本人和同时代人的叙述，李清照夫妇志同道合，感情甚笃，在传统社会一直被视为神仙眷侣般的夫妻。我想如果没有女性是受害者的预设，很难想象现代研究者能从李清照的《多丽》词中读出丈夫有外遇、李清照被弃的“故实”。陈祖美先生分析《多丽》说：“从表面上看，此词用事用典过于堆砌……实际很可能是作者故意用一些无关紧要或不相干的故实，来掩盖‘泽畔东篱’和‘解佩’、‘纨扇’这些涉及她内心创伤的重要故实。”（陈祖美《李清照词新释辑评》）就《多丽》而言，此为咏物词，词人按菊色、菊香、菊韵、菊情有次第地咏“白菊”，在各部分都使用了不少典故，其中写菊情部分，词人在“菊爱人”“人爱菊”之意上展开，其中“汉皋解佩”“纨扇题诗”典，既写出菊花含愁带泪的、向人无限依依的情态，又写出人当爱菊的原因。因为一切都会消逝，而且消逝得很快，因此下文“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就自然流出。就典故而言，刘向的《列仙传》中，郑交甫请女子之佩，女子给他佩，郑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出”，而佩很快消失，所以“汉皋解佩”“愁凝”的是男子郑交甫。即便此处如释词者所言，写男子有“外遇”，然而由释词直接构建词人生活经历，其间没有任何史料支撑，也是过于放任自己作为释词者的权力了。退一万歩来讲，即使赵明诚有妾，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算不得“外遇”的，以赵明诚、李清照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身份地位而言，无妾反而是不自然的，无子而不纳妾能不被当时人批评和谈论也很难想象。而最重要的是，将女性倾诉被弃看作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不管是在理论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首先，妇女被弃是建立在女性没有独立社会、经济人格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如果双方皆有独立人格，则一段关系的结束应该是两个个体选择的互相离开，何来被弃之理？其次，将倾诉被弃看作女性意识的觉醒正中指控“女人善妒”的男性的下怀，为对女性有偏见者提供了例证。总之，现代研究者热衷于在女性文学作品中解读出被弃的书写，实际上一石三鸟地满足了五四史观持有者解读女性多种需要：（一）传统女性是受害者；（二）她们意识到了女性的不幸，她们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者；（三）她们敢于书写自己的不幸，她们是反抗者。这是我们在阅读、分析古代女性作品时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阅读者有自己的观点、信念、态度、需要、期待、理解，这本无可厚非，从政治、道德、女权主义角度解词本身也没有问题。我想谈的是一个适应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文学文本总是羁绊于写作的具体情境，具体时间、空间和境况等，以读者和作者为一方的对作品情境趋于精确性的追求业已宣告开始。《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是尚友也。”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说：“（文本）的现世性、境况性，以及文本作者既具美感特殊性，又具历史偶然性的事件的地位，都被视为含纳进了文本，而且，在传达和发生意义能力上，是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意思是说，一个文本具有具体的情境，它之所以对释义者及其释义施行限制，并不是因为情境像一种神秘事物那样隐藏在文本之中，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一情境与文本性客体自身那样，存在于同一个表层特殊性之中。”《孟子》从读者“尚友古人”的层面提出这一追求，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从“文本性客体自身”角度提出这一释义的要求和限制。假如一个文本的创作情境如此，文本的呈现和反制的解读走向是如此，这才是适度的解释。

我将以徐灿词的解读为例，谈谈以上两个问题，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女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人们将徐灿的《忆秦蛾·春感次素庵韵》解读成弃妇词，其实是一种误解。陈之遴、徐灿夫妇以《忆秦蛾》为题写了三首唱和诗。陈之遴词牌下有“三月”之题。词是这样写的：“春时节。年年三月偏愁绝。偏愁绝。断冈残树，几枝寒雪。招魂一曲商歌阕。伤心两把啼痕血。啼痕血。锦帏鸳带，那年曾结。”何以“年年三月偏愁绝”？下阙明确作答：“招魂一曲商歌阕。伤心两把啼痕血。”招魂、商歌等表明可悼亡的主题。而此人“锦帏鸳带，那年曾结”，可知词为悼妻妾之作。上阕“断冈残树”，用苏轼的《江城子》中“短松冈”稍作变化而来，所以此词当为悼念亡妻之作。据陈元龙的《家传》（《陈氏宗谱》）载，陈之遴“原配沈夫人早世”，徐灿为继室，此词或乃陈之遴悼念沈氏之作。三月，是陈之遴哀悼的时节。陈之遴在同调《和湘韵》中写道：“春三月。天公似吝芳菲节。芳菲节。连朝旧雨，一庭今雪。年来情绪何堪说。暖风晴日还凄切。还凄切。千愁放了，一般难撇。”同是春三月，天公过去用雨，今朝又用雪来摧折芳菲。“年来情绪何堪说”，表明新丧，因而苦痛之多，无时能离。另外，其在《满庭芳·偶成》中亦写道：“天公作剧，搬弄出、两样年华。春三月，酒情花趣，都在别人家。”三诗皆可证其家三月独特的悲哀。徐灿在《忆秦蛾·春感次素庵韵》词中写道：“春时节。昨朝似雨今朝雪。今朝雪。半春香暖，竟成抛撇。销魂不待君先说。悽悽似痛还如咽。还如咽。旧恩新宠，晓云流月。”三词同韵，都叹息故雨、今雪前后摧折芳菲，为酬和之作。“半春香暖，竟成抛撇”隐喻悼亡故事。徐灿词说自己完全理解陈之遴的痛苦，故云“销魂不待君先说”，更何况旧恩新宠化为晓云流月，杳不可追。“悽悽似痛还如咽”既是陈之遴之感，也是徐灿之感。

我以为寻找徐灿词作的女性意识，不是找她是否妒忌，而是寻找她独特的、不失女性尊严的女性意识的书写。比如《青玉案·吊古》可以从家国之思和女性意识两方面加以解读。这首词这样写道：“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明灭，隐隐羊车度。鲸波碧浸横江锁，故垒萧萧芦荻浦。烟水不知人事错。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当年鲍照在竟陵王叛、刘宋孝武帝讨平并屠城后来到广陵城，见血迹尚在，创痕犹新，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徐灿词接续《芜城赋》而写，因为误到芜城，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广陵之惨，所谓“携血泪，无挥处”，说广陵城已为血泪填噎，所以自己的血泪已无处承载。透过模糊的泪眼和朦胧的霜树，词人进入了似繁华而实君恬臣嬉的历史，仿佛听到悠远的笛声，看到宫女发上翠翘闪烁不定的光芒，还有隐隐约约的晋武帝羊车在后宫恣意所行的声音，因而下文的“一片降幡出石头”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词人又想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她的思绪沿长江上溯金陵，想起孙皓锁江的千寻铁锁，在王濬楼船下益州之后，永沉江底，毫无用处，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又一次的戈船千里，另一次的降帆一片。词人又想起花蕊夫人的《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所以她说不要将家国破碎归罪于女子，归罪于红颜祸水，还是请当政者负起真正的政治、历史的责任吧！词人在此总结政治、历史兴亡的教训，也批判“红颜祸水”的历史书写，具有较强烈的女性意识。

又如徐灿词对有交往的女性友人的书写，也能看出她独特的女性意识。比如她的《西江月》写道：“剪烛闲思往事，看花尚记春游。侯门东去小红楼，曾共翠蛾杯酒。闻说倾城尚在，可如旧日风流。匆匆弹指十三秋，怎不教人白首。”《唐多令》写道：“客是旧游人，花飞昔日春。记合欢、树底逡巡。曾折红丝围宝髻，携娇女，坐斜曛。芳树起黄尘，苕溪断锦鳞。料也应、梦绕燕云。还向凤城西畔路，同笑语，拂花茵。”第一首是追忆风流倾城女，词人与这个女性春游、看花，在侯门东红楼上与她杯酒相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纵使13年后，亦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词人眷念的是这样的女性，倾城是重要的，风流更重要。第二首词所写的当为一位闺秀，与徐灿在西山合欢树底流连的不仅有丈夫，还有徐灿的女性朋友，“曾折红丝围宝髻，携娇女，坐斜曛”，展现了一幅美丽、幸福、雍容、静谧的母女图，令人心醉不已。而“还向凤城西畔路，同笑语，拂花茵”，表明与女性朋友的交往构成了徐灿幸福的源泉。

徐灿作为女词人，她的性别意识还体现在她对女子气的细腻把握、喜爱并心醉式的书写。如《御街行·燕京元夜》词写道：“华灯看罢移香屟。正御陌、游尘绝。素裳粉袂玉为容，人月都无分别。丹楼云澹，金门霜冷，纤手摩娑怯。三桥宛转凌波蹑。敛翠黛、低回说。年年长向凤城游，曾望蕊珠宫阙。星桥云娴，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华灯已看罢（灯火已熄），看灯人群已散，大路上已无游人，一位穿着粉红上衣、素色下裳的女子还兴犹未尽地走在大街上，她的脸色如玉，人淡如月，她也感觉到元宵节令时夜晚的寒冷，两只小手不停地呵搓着。她走在桥上，令人想起凌波微步的仙女，她微微地皱着眉，嘴里一个劲地说着：我要年年到京城游玩，我要观赏宫殿。正月十五就要到了，那天我一定要到前门看灯，我要踏遍天街的月色。此词选取的是今晚已灭、不久将点燃的无灯时刻，让这个女儿与月色独处，但火树星桥一直在女儿的心里点亮着，侧写得很妙。正月十五在男性诗人笔下，充满了艳遇和期待艳遇的心，还有人散后满地的珠翠，让人想象人潮的拥挤和不轨。如此一对比，方显得女性词的端庄和纯净，游玩、看灯、踏月就是全部理由。虽然灯尽人散，然而没有感伤，只有快乐和无尽的期待和计划。女儿不胆怯，不娇羞，不怕走夜路，不是女神也非鬼魅，是一位美丽、快乐、健康而略带任性的女儿，这就是女词人笔下的女儿，更接近女儿的书写。这里有一位叙事者，与词人同体，一直快乐地陪伴在女儿旁边，微笑地看她、听她说话，既投入又无干扰，不作评论，这成就了徐灿式的女性书写，它是独异的。徐灿当然有很多感慨家国兴亡的词，也有具有女性意识的词，但一切解读都必须以文本为基础作适度的阐释，避免任何观念、方法的滥用，更不宜将之变成解读套路。

女诗人的女性意识书写

由上文可知，女诗人们是如何激烈地批判社会制度的不公，但批判是一回事，以行动挑战社会制度是另外一回事。女诗人们随父亲、丈夫宦游是妇女从父、从夫的美德，但女性自主的旅行则不成为理由，会受到社会的质疑。许多研究者已指出，明清女诗人有自己的各种性质的社交圈，祁彪佳和商景兰这对金童玉女，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的从一而终的夫妻在各自的同性圈子里各玩各的、各过各的社交生活。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也曾记录夫人与诸女及其他友人游湖，他自己在家待客，甚至有夫妇俩参加各自活动，竟然在景点不期而遇的事。所以，在明清风气较开放的江南，妇女们结伴作节令旅行并非新鲜事，但如果与男性相杂的旅行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将以万历、天启年间常熟女诗人翁孺安为例，来说明将女性意识付诸实践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

翁孺安，字静和，号素兰，父亲翁宪祥，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常卿，《明史》有传。翁孺安有弟兄三人，姊妹四人，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翁孺安是一位渴望自由的女性，这从她的30首落花诗中就可以看出来。古代落花诗多以伤感为主，比如杜甫的《曲江二首》说：“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秦观的《千秋岁》中，“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更给人断肠之感。虽然龚自珍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但一来，这首诗远在翁孺安之后，二来此句出自理性的思考。中国古代最豪迈的落花诗倒出自女性之手，前有李清照的“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满是游赏的兴致，后即数翁孺安之作。别人从落花看到花离开故枝后意味着的死亡：春尽、花逝；从落花飘落的姿态看到飘零、不可预知的未来等。翁孺安想到的却是落花终于摆脱了束缚，可以自由地飞翔了。她想象落花各种飞翔的姿势，自由飞翔的落花成就的各种不同的风景。“朅来靡定自西东，闲逐游丝忙逐风。细缀草头文縠乱，暗飘书带翠烟笼。凝眸残蕊疏帘度，拂袖余香曲槛通。勿向阳关增别泪，轻生已和燕泥红。”落花的飞翔原本没有方向，所以每一瓣都可以自己决定方向，它们可闲可忙，可以飞得快，可以飞得慢，可以细缀草头，可以暗飘书带，可以经由诗人的眼眸度过疏帘，可以藏在赏花者的衣袖进入曲栏，即便是追随西出阳关远行的旅人，也不必伤感，因为它轻盈的生命已经融入燕泥之中，等待着燕子的再次归来。她说：“谁教天女剪罗衫，遗得残机被风衔。染就五章成异彩，幻同六出逐飞帆。疑星微映千江月，如雾轻笼万仞岩。此日梁园图画里，乱红点点燕呢喃。”又说：“狂态不禁山鸟乱，香魂何处彩云飘。……休怨残春红渐瘦，瘦红飞处倍多娇。”（《落花诗》之七）翁孺安的落花，是如鸟般飞翔的风衔着天女织机上留下的轻罗，是彩色的雪花，风飘万点的落花是月夜的星斗，是轻笼万岩的雾霭，在梁园的美景中，落红点点，幼燕呢喃。

翁孺安把对自由的追求渗透到自己的文学中。其中之一是书写游玩。比如《泛湖》诗云：“一叶轻舫泛尚湖，远看野鹤入云孤。苍茫日暮衰芦畔，独理纶竿欲钓鲈。”“尚湖”是常熟之景，诗人驾一叶轻舟，从白天游到日暮，然后独自在那儿整理鱼线准备钓鲈鱼。《园林四首》第二首写道：“抱膝长吟花石间，翛然趺坐对高天。甫听牧笛邀新月，旋见渔灯乱暝烟。”抱膝趺坐，翛然长吟于高天下、花石间，听牧笛，看渔灯，也是直至夜晚不归的。第二，她敢于自由书写对丈夫、对兄弟的不满。比如《丙寅春二首》，第一首说在母亲刚去世，自己痛苦方深之时，兄弟眼中只有金钱，不念她如车辙中的枯鱼，不但不给予她斗升之水，反而煎熬她，而更令人伤心的是丈夫以妻为妾，以孽代宗。第二首她明白表现了她与弟弟的冲突。她用聂政和姐姐、屈原和姐姐女媭两个典故挑明了这一点，可能是和弟弟在房产问题上有矛盾，女诗人甚至说，她愿意像聂政姐姐那样以自己死来给弟弟扬名，她还说她很惭愧不能像女媭那样劝谕弟弟。翁孺安将家庭勃谿诉诸文字，虽然直白辛辣，但当时人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后来整理刊刻翁孺安文集的计隆就说，这不过是像鲍令晖这样的姐妹因为才思清华，所以作文挑战哥哥鲍照；或者如谢道韫，因为神情散朗，所以将丈夫与自家兄弟相比而有点瞧不上自己的丈夫罢了。

翁孺安是中国古代最具女性意识的女诗人，《追古述怀兼妄评己事》可视为其代表作。她在诗中说：“最苦妇人身，六尺非吾有。偏余金石志，从一惟吾守。岁寒心事傲冰霜，披衷明月流清光。精神真可变天地，从古贞风奚足媲。”她赞赏“金石志”“从一”“岁寒心”，但她对“从一”作了全新的解释。当一般人认为女性的“从一”“金石志”是“贞节”时，她说这只是“古贞风”而已，自己的“从一”“金石志”是“古贞风”无法比拟的。她的“从一”是“追左棻，联雪句，女流文墨殊希遇”，是接续女性文学传统的女性文章建树；是“泣犀杖，赋戍边，尚友陈编犹凛然”，接续女性政治道德和政治成就的女性政治与道德建树。她认为自己接过了前辈女性的旌节，自己要做的不是接续李白这些男性作家的事业，而是继承和开创由班婕妤、班昭开创的女性事业：“捉月盛风岂奴事，愿今且效班门女。”翁孺安还曾作过一首《拟南宫试宴》诗，想象进士及第的风光，可能有的被礼遇和同侪交往的乐趣。在欢乐的最后，她想起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诗歌在幻灭感中结束。

《众香词》说翁孺安每每在人定街寂的夜晚，令女侍着胡奴装，跨骏骑，出外夜游，躞蹀不休。春秋佳日，常常扁舟自放，吴越山川，都被她游遍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翁孺安“风流放诞”，翁孺安在行动上突破闺阁和独立不群颇遭时议，这一点她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她从男性历史人物中获得了力量，她说：“尽多皓白污泥沙，千金身价争日丽。”这里诗人引用淮南王刘安评价屈原的话，表明她以屈原为榜样，坚信自己的千金身价，自己的皓白是多少泥沙也染不黑的，自己的品德是可以与日月比光明的。她知道她的行为是违背礼法的，不过阮籍、嵇康等放达名士的“礼岂为我辈设”给了她力量。在《夏日闲居十韵》中，她写道：“懒去真成癖，愁来独抱疴。……笑傲忘时月，烟霞剩薜萝。交情云黯淡，世态路嵯峨。礼法非因我，声名岂惜他。闲中无俗事，怪得尔长歌。”“礼岂为我辈设也”，在一些人看来，是令人神往的魏晋风流，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名教罪人，特别是女性被认为“风流放诞”，就更大逆不道了。1627年9月14日夜，翁孺安被杀，据说她死得很惨，当时人所写的传记说：“乃衅起萧墙，祸同剸莽（一作刃剸弱质）。”对于杀人凶手，张国维的《抚吴疏草》说凶手是家奴吴阿三，主谋就是她的弟弟翁源德。翁孺安“愿为聂姊身先死”，真是一语成谶。遗憾的是她的身后名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能皎然涅而不淄，既无“竹林七贤”的潇洒，更无屈原的高洁。《列朝诗集·闰集·香奁》可能因为不想让常熟翁家蒙羞，所以将女诗人的翁姓易为羽，钱谦益、柳如是将羽素兰列于妓女薛素素和杨宛在之间，小传说她虽出自高门，但归于戚施，“风流放诞”，足以杀身。朱彝尊的《明诗综》也将翁孺安置于妓女之列。不过，翁孺安作为诗人的名声是得到肯定的。一百多年后，随园女弟子中常熟女诗人一起唱和时，她们想到的前代诗人就是翁孺安。席佩兰丈夫孙原湘有诗说：“三人压倒翁素兰，我愧不如徐芳若。”光绪年间张继良的《佚丛甲集》铅字排印本《素兰集》跋语中有诗：“阅罢遗编意惘然，思君当日倍堪怜。奇装月下联游骑，逸兴无涯泛客船。煮豆何曾悲并蒂，落花偏不委香茵。匆匆恶梦浑无据，胜有才名慰九泉。”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可以用文字诉说不公，但不可用行动反抗不公，翁孺安是中国古代最有勇气的女诗人，在明代，“男有李贽，女有翁孺安”，或许是说得通的。( 俞士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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