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舜霞　70后　广东揭阳人

喜爱阅读　以为诗歌是生命的呼吸

有作品刊发各类杂志

出版诗集《粉莲花语》

深秋的记忆

必定有一个隐秘的影子
在心里。这些年眷养的风
偶尔溢出胸口，一些稿纸被吹起
一些固执的符号
让脸颊和心田同时烧红

一首诗无法纠正风向
枫叶坐入长椅，在公园的一角
有些风景是无形的伏笔
抖落的记忆，又会在风里
重新扬帆

暧昧是一坛菊花醇
会不会搅出别样的味道
我掂量手里的勺子
出神，又久久地，不想放松

好久不见

不为寒喧，却只能寒喧
对着一杯黑咖啡

心事袅袅

不加糖的习惯还在

味道比以前苦涩

那个午后被坐穿

伸出手，握不住最后的温暖

黄昏的梧桐树

掉下几粒风，有点凉

没有说再见

拥抱

我所能说出的悲欢

就是过去几十年

的我们，竟然不曾拥抱一次

不曾暖一暖彼此忧伤

其实，花草一春

不过重蹈所有人的生死

向落日的深渊，一头扎下去

每每想及，亲爱的兄弟姐妹

接下来，我想收集

夕阳筛下的金子

串成手镯，套紧我们

套紧你的喜怒，我的哀乐

立春

听说春天开始站立起来

我有些高兴

时间记住我

行走于惯常的寒意里

经过花店，买一束春兰

摆放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门外有风吹过，仿佛是谁

放慢脚步

有破土的声音

从妈妈的那盆玉蝴蝶

吹过来

醒在梦乡的精致讲话
潘舜霞诗歌漫评

　　什么是诗？中国当代诗歌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冒出了“朦胧诗”以来，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竟也成了问题。所谓“诗言志”的古老命题，无疑遭到了沉重的一击。尽管这一击未必是颠覆式的，却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不再那么稳如泰山，甚至有了防线崩塌的危势。单纯的情感宣泄不复是诗歌耀眼的光芒。在时间的屏幕上，我们看见了随“朦胧诗”起舞的是“第三代诗”，之后踵继的是“新生代”，接着可能就是当前来不及命名的什么诗了。这一波又一波的当代诗歌浪潮，它们比较共同的秉性，就是毫不留情地把简陋的抒情方式，放逐到了很远的地方。一种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悟，纷纷成了向传统诗歌领地进攻的矢镞，几乎席卷了所有角落。偏居于粤东一隅写诗的潘舜霞，免不了也为其所裹挟，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一个追随者。

　　尽管潘舜霞更多的是在小家庭中担任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极少介入文学界热闹的社会活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文学的痴迷、热爱和向往。可以肯定的是，潘舜霞的文学历练应该很早就开始了。作品的不经常发表，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写作是突然起步于2011年，是迟来的新秀。

　　诚如我在前面指出，潘舜霞的诗歌是受到“朦胧诗”、“第三代诗”、和“新生代”以来诗歌潮流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尤其是“新生代”的创作理念和表现倾向，对她的潜化作用可能更大，也更直接。由此我们读到潘舜霞的诗歌，她有不少篇章都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折返。它们可能源于作者的想象游戏，也可能是她生命中藏匿着的情愫密码。“月色存在月色里/窗棂一直等待”（《和月色在一起》）：“心与心遥望/一朵花绽放，一朵花凋零”（《与一朵花相遇》）：“可否借一场雪邮递/心头含苞的花蕊”（《存在臆想里的雪》），等等。这些虚拟的情境，除了让我们体味到隐微的情感，也神往于诗外传递的审美情韵。我同时注意到，“月光”与“桃花”此类常见的客观物象，在潘舜霞的诗歌中，竟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意象。“桃花”的一次次“摇落”“凋谢”，“月光”（有时亦称“月色”）的“纯白”和“洁白”，使人毫不怀疑，这里未尝没有写作主体的心灵故事的演绎，以及情感底色的透射，一种独特的存在意识和体验，始终带着几分曼妙，在诗中缠绕着。正是由于潘舜霞的诗歌有着从本真的自我出发的个品性，使她的诗歌很自然地与某些装饰性的伪诗，划清了界线，并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接近了我们所信奉的诗歌的本质。

　　应当承认的是，我对接触甚少的潘舜霞还缺乏更多的了解。但我却敢于有一个判断，认为作为诗歌的写作者，潘舜霞是真正具有诗的敏锐感悟力的，而且诗歌无疑是她的生活方式之一。我感兴趣的是，在潘舜霞看来不无谦恭的背面，恰恰包含着她的自信。潘舜霞显然懂得，无论是大或小的文坛，一个写作者决不会因为谦虚而渺小，也不可能因为自我中心幻觉的膨胀而变得高大。具体在她的诗歌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她一直凭借自己的感悟力，执迷于诗歌的怎么写，而不太在乎读者的问题。一种个人化的诗艺追求，使她为了把诗歌这一“精致的讲话”讲得精致，而丝毫不顾忌于随意性的灵感语言与内视语言可能导致的艰涩与晦涩。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抱怨，诸如“三月，我路过/被一个飞行的灵魂撞个满怀”（《三月，我再次写到你》），“夜色放下姿态/矮矮的絮语/垂钓一盏心灯”（《枕下流水》），“小心翼翼的/趴在秋天的胸口”（《秋天的耳朵》）等等，这样一些诗句构建的意象，确实使我们陷入了解码的困境。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如果不是仅仅粗读，这些似乎不容易猜透的诗句的蕴含，却又分明有着那么一点点尖新的意味，令我们不至于厌倦。我在想的是，当代诗歌当然未必非这么写不可，但也不必反对这么写，这或许也可算是时代的诗艺特征之一，诗人在两边都可以拥有合法性。

　　事实上潘舜霞还有另一类诗歌，是从内在走向客观现实的。老迈的祖母，年轻时是“穿蓝卡几布的一个身影/把田垄拉得很长很长”，如今却是“不识字的祖母/每天守候一棵榕树/在门前阅读/斑驳的日影”（《祖母的掌纹》）习惯朴素的母亲买年衣时，“我借传统的说辞/母亲终于穿上红衣裳/把老屋的暗冷/逼进砖墙的缝隙”（《年衣》）当深深沉积的情感与这些生活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时，潘舜霞的诗思就不太过于信马由缰，表达的浪漫性和随意性均有所回敛。潘舜霞的诗歌也存在另外的心的宽度，使她不期然超越了一己的琐细，把视野投向了社会层面。那为了赶回家过年而积攒了一年“乡愁”和“写满丢失的脸”的民工（《挤车的民工》），那“节不节，家不家”，“电话里的剧情，忽地没了续集/痛砸一地珠江啤”的民工（《对面那条街》），那“熟稔的乡音，一开口就捻碎/睫毛的珠子”的民工（《母亲》），都让我们读到了一种背井离乡的生存困境，诗行间散发出的现实关怀，温热里包含了太多辛酸的沉重感。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升华了潘舜霞诗歌的狭窄空间，而呈现出了主动“及物”的维向，及稍大一些的写作格局。

　　潘舜霞有一些个人体验的诗句，以其独具的思想刻度，而令人读后容易记住，如“一个人的旷野/没有孤独”（《在路上》），“寂寞是一匹安静的马/饮黑水，梳理黑色的鬃毛/吐出一天的黑烟”（《一个人的山河岁月》），等等。但她那“醒在梦乡”的意象，尤令我印象深刻。我联想到了潘舜霞的诗歌，觉得它们其实就是作者“醒在梦乡”的语言编织，而精致一直是她极力追求的诗艺特色，因而潘舜霞的诗歌多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质地和亮度。（黄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