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 | “无名”的叙述: 当代新闻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作者︱王强
摘 要
新闻的文本身份是由媒体机构决定的，新闻叙述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风格，特定的媒体机构是其叙述文本共同的“普遍隐含作者”。渗透在新闻文本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传达出特定媒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依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阻碍了新闻话语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由新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受众参与，多样化的“小叙事”加入到与新闻机构“标准叙述”的竞争中，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向消解。与“强编码”的标准化新闻叙述相比，大众新闻遵循“弱编码”的路径，生成了更具个性的新闻话语。“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弱编码”新闻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
关 键 词
新闻叙述; 符号学; 意识形态; 叙述竞争; 弱编码
1引言
伴随着当代符号学的快速发展，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叙述的符号学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叙述学理论的发展和深化。赵毅衡主张将叙述学视作符号学的分支，以符号学理论考察叙述现象，并致力于建构“广义叙述学”(也即“符号叙述学”)。在此框架内，可以对全部叙述体裁进行全域性的分类，融会贯通地研究一切叙述文本共有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在“广义叙述学”的理论体系中，纪实型叙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新闻叙述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而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探究新闻生产，则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新闻话语进行深入解析，可以更加有效地揭示新闻生产的运作机制和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深化人们对新闻本质的认识，这对于新闻学科的学理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2“普遍隐含作者”：新闻叙述的“非个人化”
“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韦恩·C.布斯(Wayne C.Booth)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提出的叙述学概念，在他看来，同一个作者可以创造出面目各异的“隐含作者”，他们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体现在不同的作品文本中:“因为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根据与每个通信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含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1]虚构叙述的作者在不同文本的创作中，自由驰骋于想象的空间，创造千差万别的“隐含作者”，有时这些作者的“第二自我”之形象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在媒体纪实叙述中，特定媒体形象往往保持稳定。虽然媒体从业者性情各异，但他们创作的文本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特定的媒体往往为自己的记者对不同事件的报道规定了统一的套路，......这种套路的确立，意味着不同的作者名下的新闻报道，遵循着同样的叙述故事的规则。于是，尽管历史主体各不相同、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提供的新闻叙事文本中语言(符号)的主体———叙述者却有着亲族关系，显示出高度的同一性。”[2]换句话说，这种纪实叙述共同呈现的是媒体的整体风格，并由此建构了媒体的叙述传统。至于具体的作者，则受制于特定媒体叙述传统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大，因而他们可以被视作隐姓埋名、面目模糊的集体。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叙述学理论讨论“隐含作者”概念时往往立足于单个文本边界之内，这样便于呈现同一作者在不同文本的不同“替身”。那么，如何观察不同文本中推导出来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隐含作者呢?有论者不满于此，提出“孪生隐含作者”[3]的概念，将视域拓展至文本之间。而帮助命名这一概念的赵毅衡则更进一步，打破文本边界的桎梏，从叙述学突围至文本符号学(text semiotics)，提出“全文本”(omni-text)与“普遍隐含作者”的概念:“显然，首先必须确定文本的范围，才能从文本推导隐含作者。如果是狭文本观念，就会无法处理许多问题。......一旦考虑所有的符号文本，文本的边界就模糊了。此时的全文本甚至没有核心文本与吸纳进来的伴随文本的区别，而是一束文本元素被解释者捆扎成一个文本。”[4]148赵毅衡提出“全文本”概念，旨在拓展叙述学的狭窄天地，建构广义叙述学(符号叙述学)，“全文本”指向的是多媒介符号文本，依然具有围绕某一中心文本阐释意义的倾向，譬如作为“全文本”的“一座豪华楼盘”，包括了诸多符号表意实践。卷入“全文本”的“伴随文本”涉及多种类型，其中的“型文本”(archi-text)意指可以归入同一集群的符号文本:“它指明文化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派别、同一题材、同一风格、同一时代等等。现代传媒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型文本集群，例如由同一个公司发行、获同一个奖项等。”[4]146如果着眼于此，由一系列“型文本”构成的“全文本”，从中推导出来的具有整合性的“普遍隐含作者”就可以用来概括某一特定叙述体裁的共同编码逻辑和价值观念。以电视真人秀为代表的“秀叙述”为例，“不同节目文本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编码规则，其戏剧性结构、奇观化策略容易导致节目同质化。......某种类型的‘秀叙述’具有比较稳定一致的‘普遍隐含作者’”[5]。
荷兰学者梵·迪克(Teun A.Van Dijk)在其《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一书中也论述了新闻话语的“非个人化”特征:“新闻话语也是非个人作品，因为新闻不是某一个人单独写作而成，而是私营或公立的制度化组织制作、表述的产品。......新闻报道不是个人的体验或经历，通常也不表达个人的信念和观点。按盛行的新闻职业理念来说，新闻报道是新闻事实的非个人化表达。”[6]服务于特定新闻机构的记者个体，必然受制于媒体组织的意识形态立场，“用一个声音说话”，共同建构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隐含作者形象。
这种整合性的“普遍隐含作者”形象，也是媒体机构“话语身份”的一种反映:“话语身份是各媒介象征性资本的货币形式，也是区别于卖方市场其他媒体的标志。它提供了自我形象、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时间(一期接着一期、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和空间(同一版面或同一次摄制)上规定了新闻的写作风格。”[7]媒体的“话语身份”一旦形成，往往趋于固定。这种话语身份反映了媒体在现实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出现话语“突变”，就会因为异于往常而显得十分醒目。比如，在2013年的第一天，开播19年的《焦点访谈》正式改版，开启了转变新闻语态和文风的进程。2013年1月2日的《焦点访谈》在盘点年度流行语时，以卡通形象符号诠释“高富帅”和“白富美”等网络热词，并将“屌丝”这一难登大雅之堂的字眼也搜罗其中，因为突破观众预期而令人印象深刻。再如被视为“这个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8]的《新闻联播》，其“话语身份”固化到趋于刻板，由数十年的收视历史塑造的巨大惯性，使得它任何微小的“变脸”举动都动见观瞻。2013年2月9日除夕之夜，在《新闻联播》节目结束时，主持人李修平和康辉破天荒地向观众作揖拜年，令人眼前一亮，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2019年5月13日《新闻联播》播发《国际锐评: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一改以往庄重有余而生气不足的刻板形象，就中美贸易摩擦议题发出了火力十足的声音，契合了民间的情绪，这段新闻评论随之成为网络热搜文本，刷爆了社交媒体。当然，在新闻收视竞争的背景下，一个新闻节目具有一个正常的周期率，更新换代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媒体机构需要适时调整“话语身份”，以适应观众的新需求。近年来，我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这种新闻话语变革的突出表现。这种调整和转变可以视为媒体“话语身份”的适度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受众心理预期的调整。当这种调整或改革阶段性完成后，媒体的“话语”身份将再次趋向稳定。
在当下的新闻业中，明星记者或主播往往是媒体机构“话语身份”的代言者，他们虽然可以保有自己的话语个性，但这种个性是消融于媒体整体话语符码体系中的。而且，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话语个性一旦形成，就会趋于稳定，以符合受众在新闻消费中的解码期待。“公司有可能凸显记者的个性特点，因为即使在报道主题变化的时候这些特点也能够保持稳定，以使读者和观众能够在不知道将要消费何事的情况下也能对其内容有所预期。”[9]14作为新闻文本的具体生产者，记者的话语个性趋于固化和品牌化，确保了媒体“话语身份”的可识别性，消除了新闻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不可预期性，降低了受众的信息检索成本，提升了新闻解码的效率。
根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新闻场的自主程度并不高。虽然媒体都乐于标榜自己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致力于客观中立地报道新闻，但事实上又受制于政治经济权力的操控，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媒体具有各自独特的定位，其目标受众也不同，这些都影响了媒体“话语身份”的设定。作为媒体“话语身份”的忠实建构者，记者个体要协调好自身与组织的关系，仔细体认媒体所具备的独特气质，透过自我审查将个性消泯于机构当中。形象地说，记者不过是在“戴着镣铐跳舞”。2006年6月27日凌晨，体育解说员黄健翔在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电视直播最后阶段上演“激情解说”，声嘶力竭，一反常态，堪称突破中央电视台“话语身份”的出格表现。直播结束后，这一段被称为“解说门”的叙述随后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黄健翔的拥趸们认为这段解说“有激情，有个性，堪称经典”，但他的同事张斌则代表中央电视台世界杯报道团向广大球迷鞠躬道歉，并批评黄健翔“失声、失态、失礼、失常”。这一事件最终导致黄健翔从央视黯然离开。由此可见，记者的个性化叙述必须与媒体机构的“话语身份”保持一致，任何与媒体机构“隐含作者”形象不符的个性话语都会面临被剪裁的危险。
正因为新闻机构或整个新闻场限制了记者个体的自主性，所以布尔迪厄主张应当着重考察新闻场的结构和运作机制，而不是将记者这一“可见的代理者”作为“替罪羊”来批判:“如果从场域的概念来讨论，我们就可以将可见的代理者(按柏拉图的隐喻，他们是那些被背后的提线控制的木偶，这些提线必须找到)替换成新闻场的结构和在其中运行的机制。”[10]44作为“代理者”，记者不过是受操控的“提线木偶”。在新闻生产的研究中，媒体机构或集群视为整体性的“普遍隐含作者”，将新闻文本看作“非个人化”的叙述，显然更有利于考察新闻机构之间的竞争关系，准确把握新闻业的生态。
3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
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和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在其合著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一书中，将由“风格”(style)、“腔调”(accent)和“语法”(grammar)等构成的“元符号”(metasign)体系视作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标记:“风格、腔调和语法都指同一广阔的符号活动现象，即元符号，其功能在于维系一个群体的差异和连贯，并宣示该群体的意识形态。元符号是关于社会忠诚的系列标志(稳定性、群体身份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大部分文本之中。”[11]85渗透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建构出集体性的自我，传达出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透过这种“元符号”区隔的群体往往指向阶级、民族和性别等宏大范畴。而新闻机构往往是特定群体意识形态的代言者，不同媒体的话语异质性非常明显。
在分析“媒介中的意见与意识形态”时，梵·迪克指出:“意识形态的主要认知功能是形成特定的群体态度。......意识形态的分析应当在抽象的群体层面发生，而不在个体的认知层面。”[12]20-21记者个体的意见难以从根本上修正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体现群体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这正是新闻机构“普遍隐含作者”的展现。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新闻媒体塑造着公众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和看法，不断强化其“隐含读者”的站位。群体意识形态在媒体与受众的叙述交流过程中得到反复确证。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和社群集团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在所难免。梵·迪克总结了媒体“两极化”的意识形态“自利”策略:“这种两极化建立在许多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上，即作为正面的自我再现和负面的他者再现。”[12]51意识形态对立的媒体机构为受众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观照视角，呈现出迥然有别的世界图景。在政治敌对的国家之间，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都可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对抗的表意策略。
在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中，赵毅衡下过一个精简的定义:“意识形态即文化的元语言，它是文化活动的评价体系。”[13]240意识形态的对立则表现为元语言的冲突。通常来说，出于维护自身“话语身份”的需要，具有党派色彩的新闻机构，其意识形态立场较为显明，其目标受众也具有类似的政治倾向。比如分属台湾蓝绿政治阵营的新闻媒体，在重大政治议题上的对立就非常显著。而标榜客观中立的媒体则平衡呈现各方意见，试图避免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偏见，倾向于将评价的权力交给受众。在此过程中，由元语言冲突导致的所谓“评价漩涡”很容易出现:“集团主体进行评价活动时，元语言冲突就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评价漩涡，是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时几乎难以摆脱的悖论。”[13]241在当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元语言冲突成为当代文化表意复杂性的重要表征，它能够有效解构单一意识形态体系的霸权，因此自有其重要价值。众多面目各异的新闻媒体，为受众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意识形态话语，促进了意见市场的繁荣，也是客观上为受众赋权的一种表现。
在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下，不同新闻机构共享意识形态框架，其叙述风格也可能存在鲜明差异。追求差异或区隔本来是媒体在新闻场域内部进行斗争的需要，但吊诡的是，媒体间的竞争反而可能导致新闻同质化的后果:“竞争性的斗争导致它们执着于追求相互之间的差异和不同重点等，这没有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而是将它们绑在了一起。它们相互偷取头版故事、社论和话题。”[10]46-47经济学家詹姆斯·T.汉密尔顿(James T.Hamilton)透过经济逻辑考察新闻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用“羊群效应”(herding)来解释新闻竞争导致多样性减弱的现象:“如果竞争者数量的增长增加了从事某一报道的记者数量，那么最终会产生一种羊群效应，从而降低某一报道的原创性。随着报道某一事件的记者数量的增加，某个记者更可能仅仅沿用早前的记者采用的角度与叙事方法进行报道。个体记者面临这样的决定:是承担草创一个报道的成本还是追随其他记者从事的路径。......这些羊群效应降低了每个记者去调查并写出独特新闻报道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高效率的，因为形成报道的固定成本很低。”[9]34汉密尔顿的研究质疑了“更多的新闻意味着更好的新闻”这一被普遍支持的公理。
某种程度上，新闻同质化的表现是媒体对新闻评价标准趋向一致的反映。新闻机构普遍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必然会淡化新闻报道的党派或意识形态色彩。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运用分化理论对此加以阐释，在他看来，伴随着新闻业的自主性提升和专业化发展，新闻报道的“政治逻辑”会被“媒介逻辑”所取代:“新闻变成了专业化的行业，记者在许多重要方面获得了自主，同时也发展出了植根于技术培训和共有的同侪文化(peer culture)独特的认同。特点鲜明的新闻常规取代了意识形态框架新闻报道的指导。”[10]236在职业伦理的约束下，记者个体始终承受与整个群体保持一致的压力。这种基于共同的专业精神和职业伦理而生成的新闻叙述，其风格趋向一致，最终可能建构出涵盖更大范围的“普遍隐含作者”———面目高度近似的新闻界用一个声音说话。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生成的新闻框架塑造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和看法，让人们对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习焉不察。乔纳森·比格内尔(Jonathan Bignell)将新闻价值标准视为一种符码体系，记者依靠共享的专业性符码对假定重要的事件加以选择和报道。新闻事件能够被纳入已有的叙述符码框架中，才被认证为具有新闻价值:“一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并不仅仅因为事件本身，还因为我们能用已有的叙述符码对其进行叙述。”[14]70经由新闻价值标准过滤和已有叙述符码再现的报道，其实制造的是一种“自然化”的新闻神话。反常和意外的事件更具有新闻价值，但是这类事件也对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带来冲击。所以，尤为重要的是，具有稳定性的新闻话语消解了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事件对现实所造成的失序威胁。“在新闻话语有其矛盾性的语境下，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被融入话语的语言建构之中。在所有报道和每期报纸对相同新闻话语的一贯运用中，稳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报道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件，但也还有在报纸报道中不断重复使用相同叙述形式的稳定性。”[14]72-73这样，在相对稳定的符码体系运作下，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逻辑和专业主义逻辑就巧妙地缝合在了一起。此外，标准化叙述意味着新闻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人们思维方式的僵化。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对于现代社会以及大众传媒中流行的标准化思维提出批判:“现代生活的无数现象被工业标准化了，这提升了人的刻板思维。生活本身越是刻板，死板的情感(stereopath)似乎更行得通。人们便认为自己的思维框架得到现实的支撑。现代大众传媒模仿了工业生产，传播着刻板思维的完整系统......”[15]新闻机构共享意识形态框架，采用同样的常规报道新闻事件，导致刻板思维的流行，无法建构多元主义的叙述，最终必然伤及社会民主本身。不同的声音和表达被压制，最终形塑的必然是“单向度的人”。而且，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操作，使得记者创新叙述的自由度降低，窒息了新闻业的生机，由此造成新闻“麦当劳化”的后果，也让受众远离了新闻。
新闻的专业化发展提升了新闻场的自主性，但由此而流行的新闻常规又可能压抑记者的个性。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新闻专业主义坚守职业伦理和规范，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理念，固然促进了行业自律，但是某种程度上又设置了规训的牢笼，并可能沦为“职业控制”(occupational control)的话语策略[16]。为了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地报道新闻，记者被要求采取一种类似于“零度写作”的风格，其创作自由势必受到束缚。事实上，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和批评日渐增加，其所标榜的客观性神话一再被解构。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呈现为“无作者的”声音，并由此塑造出“非个人”的权威，实质上是统治阶层实施“免名”意识形态策略的体现，他甚至断言:“新闻不可能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应该试图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的唯一作用就是增强新闻的权威性，减少人们与新闻‘争论’、协商的机会。”[1 7]理想的新闻业应当是多元主义的，鼓励差异叙述和异质话语，基于此，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宏大叙事保持警惕就是非常必要的。
新闻生产的组织化运作以及新闻业的专业化发展，使得新闻话语趋向制式化和标准化，这淹没了个体作者的主体性，使之成为一种“非个人化”的“无名”叙述。很多学者都对生成霸权的标准化“大叙事”予以批判，并提出相应的抵抗策略。受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后现代理论的启发，叙述学家马克·柯里(MarkCurrie)在《后现代叙事理论》(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一书中，围绕“大叙事”与“小叙事”这一对关键词展开论述，并将后者视为颠覆和解构“标准叙事”霸权的有效策略:“打破标准可以说是向装模作样提出全球适应性的大叙事发起的总攻击的一部分。......叙事并没有消失，它已按利奥塔的区分变成了大叙事与小叙事两极，前者大而无当，后者小而美;前者是关于元叙事的幻觉，后者则是一种攻击的形式。”[18]凸显差异和多样性的“小叙事”，赋予众多个体以征服标准化叙述的权力，为抵抗大众传媒同质化的刻板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融合文化”时代已经到来，普通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进程中，公民记者应运而生，传统新闻业固守的边界面临消解。作为“窄幅文化”的新闻，获得了越来越多“宽幅操作”的可能，“泛虚构叙述”与“泛记者叙述”对传统新闻业造成极大冲击[19]。套用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和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关于“文本盗猎”的概念，投身于抵抗实践的受众可以被视为新闻的“游猎者”。在互联网上，受众借重“异己”文本，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大量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这是对媒体机构新闻话语进行解码和意义再生产的产物，其中很多都旨在解构新闻机构的权威声音，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众声喧哗的话语景观。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叙述之间的竞争是叙述的本质特征:“我将提出叙事转向中的再次转向概念，即:将对个体叙事的分析置于一个更大的、通常是隐含的多种叙事选择的竞争中。”[20]在新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新闻机构始终面临叙述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其他媒体和自主权得到提升的受众。相对而言，不受限制的受众叙述更彰显异质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符号冲突，体现了网民与主导意识形态对意义及符码连接的‘领导权’的争夺，具有抵抗的一面;同时，这也是网民以另类的方式与主导话语进行对话与协商的尝试，体现网络符号冲突的双重意涵。”[21]在社会符号学的视域下，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符号流通和斗争中动态实现的。新闻机构固然在新闻话语的编码中设法传达某种意识形态，但受众未必会解读出媒体所期待的意义。在主体间的符号活动体系中，受众是重要的一环，他们对媒体叙述持有或顺从或抵抗的不同解码方式，最终建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解释社群。
此外，大数据、传感器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在业界都得到了及时应用，产生了诸如“数据新闻”“传感器新闻”“VR新闻”和“新闻机器人”等新鲜创意，为创新新闻叙述、推动新闻业变革注入了生机。这些融合了新科技因素的实践拓展了新闻业的版图，也创设出与传统新闻截然不同的异质性叙述。
技术变革刷新了新闻生产与消费的生态，新闻的边界不断向外位移，各种“野生”的新闻文本大量涌现，对所谓标准化的新闻体裁构成挑战。体裁被认为是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表意规则，也是社会符号学的重要范畴:“体裁规则是思想控制体系的范例，也是思想控制体系得以运作和传达的主要途径。和文本范畴一样，体裁是对符号形式具有的社会属性的界分。”[11]7与传统体裁面目迥异的各种新闻叙述，透过文体革新进行反抗，或许可以视为所谓的“小叙事”。
笔者曾以“标出性”理论考察当代新闻文化:“不同类型的新闻文本分布在所谓‘大报’和‘小报’构成的光谱区间，分别对应于新闻业的‘正项’、‘中项’和‘异项’，并形成了不同的新闻观以及叙述惯例。”[22]换个视角来看，“大叙事”与“小叙事”或许也可以被视为非标出项与标出项的对立。追求差异化和多样性，可以倚重标出项的作用。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新闻媒体受到极大冲击，年轻世代的新闻消费日益趋向“间接化”与“娱乐化”，“小叙事”显然更受青睐。在来势汹汹的“小叙事”的冲击之下，新闻业甚至可能面临“标出项翻转”的危机。
虽然倡导新闻业的多样性属于“政治正确”，但却从未真正实现。以美国新闻业的状况为例，“美国每家正规的媒体公司都支持员工构成和内容报道方面的多样性。但它们大部分也承认，尽管多样性目标的提出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实现，并且未来仍会是一个遥远的梦想”[23]160。支持新闻多样性的人士主要是从推动民主化进程来立论的。事实上，这对于彰显新闻叙述的话语个性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基于此，一些学者不断发出关于新闻多样性的呼吁:“如果新闻业充分分散化，观点充分多样;如果新闻记者来自各行各业并促成不同意见的交流;如果新闻业在保证新闻的多样性和变化上形成制度性的自我批评———一句话，如果新闻业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机构，那么新闻自主可能不仅对新闻记者有好处(他们自然珍惜他们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的自由)，而且对民主社会也有好处。”[10]229从记者到受众、从生产到消费、从内容到表达，新闻业的多样性包括多个层面:新闻从业者的族群和性别构成、新闻价值标准和议程设置、新闻机构之间的叙述竞争、新闻消费的不同需求、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等等。支持各个维度的新闻多样性，才能有效改善新闻业的生态，扭转新闻作为“无名”的叙述的格局。
遵奉“客观性原则”为金科玉律的当代新闻业，以“倒金字塔”的叙述结构作为标准的报道模式。遵从这套编码惯例的新闻媒体，最终提供给读者的新闻报道必然是千篇一律的。在那些把客观公正报道事实作为职业伦理的记者看来，新闻的“非个人化表达”可以确保新闻报道超脱情感和偏见。根据这种逻辑来看，新闻的表意与解释属于实用性的“强编码”:新闻的编码和解码严丝合缝地对应，避免出现误导与歧见。这种符号表意和解释都趋向固定的信息传播过程，是符合符号传达理想的。但是，这套编码规则也时常遭受挑战:“倒金字塔结构报道的原始形态，包含5W和1H的新闻基本要素，并按照重要性依次递减的顺序来组织信息，为公众客观地呈现事实。这种写作风格经常被批评为冷淡而没有人情味，也有人认为它使事实模糊不清。”[23]132这种意见分歧表明，新闻业并非铁板一块，变革新闻业的观念和实践推动了新闻叙述风格的多元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新新闻主义吹响了“叙述转向”的号角，文学手法被大胆征用，新闻叙述的面目为之一新。此外，鼓吹式新闻学(advocacy journalism)、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服务式新闻(service journalism)、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和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等新闻报道样式相继涌现，为新闻叙述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尝试。
寻求变革和创新的新闻运动冲击了客观性原则，为重新思考新闻的定义、功能和编码方式提供了有益启示。比如，新新闻主义运动借鉴文学技法的开创性实践，为情感、审美和主观性表达创设了空间，使得新闻与文学艺术的界线趋于消解，彰显出鲜明的个性特色。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的汤姆·沃尔夫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所展示的是主观事实，它的确比传统的报道更为客观。”[23]133这些观念和实践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新闻“客观性”的底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闻标准化叙述的神话。伴随着新闻娱乐化的发展与软新闻的盛行，以及“慢新闻”实践的出现，新闻报道的人情味和审美性显著增强。
与“强编码”的硬新闻相比，这种大众化新闻的编码方式更接近小说或戏剧等虚构文艺作品，即遵循“弱编码”的路径:“在文化/艺术中，绝大部分符码，没有那样清晰整齐，甚至不能肯定符码如密码本那样先于文本存在。文化/艺术符号文本属于弱编码，发送者的编码就不可能强制，而接收者对符号信息的解释，一方面享受很大的机动余地，另一方面也苦于没有证据说明他的解释肯定正确。”[13]223-224虽然面临很多来自学界和业界精英人士的批判和质疑，但对于大众来说，新闻的功能并非定于一途，“弱编码”的新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赫伯特·甘斯倡议建构“多视角的新闻”(multiperspectival news)，以打破被垄断的新闻生产。在他看来，大众新闻(popular news)有害论是值得推敲的论述:“那种对普罗受众不接触专家新闻的谴责，无异于威廉·怀恩(William Ryan)所谓的‘责备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这种做法的另外一个版本。此外，这一谴责让人想起当年高雅文化的捍卫者加诸于大众娱乐与文化之上的类似指责。”[24]由是观之，大众新闻其实也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是普罗大众文化消费自主性的体现。
对于“弱编码”的新闻叙述，大众会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接收和解码方式:不把它当作监测现实环境的实用信息加以认知，而是将之视为封闭自足的娱乐文本。由此一来，“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就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在班尼特看来，新闻的这种“娱乐和逃避”功能并非都是负面的，至少在受众宣泄情感和调节心理方面是可取的:“大多数新闻报道能让我们暂时逃避现实世界，走进由痛苦、悲剧、道德教化、危机、悬疑、危险以及偶尔的异想天开组成的新闻世界中。......用这种方式，新闻的逃避和娱乐功能为人们进行重要的社会和心理调整铺平了道路。”[25]需要指出的是，“弱编码”新闻虽然主要聚焦那些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并通过戏剧化的文学手法加以呈现，但它依然是纪实叙述的文本，依然会面临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拷问。按照赫伯特·甘斯的说法，部分受众可以通过“打折扣”的方式避免大众新闻带来的“再现偏差”问题，保护自己免受媒体夸大其实做法的影响。新闻的这种纪实属性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受众情感投入和共鸣的程度。这是“弱编码”新闻区别于虚构性文学艺术的关键所在。
换个视角来看，“强编码”新闻和“弱编码”新闻恰好可以对应于新闻业历史中的“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也无须互相取代。对于受众来说，参差多态的新闻业才是真正有益的。“弱编码”的新闻生成了更具个性化的叙述文本，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值得给予更多正面的论述。
6结语
对于新闻和历史这种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己任的纪实文类来说，富有个性的“私化”叙述并非洪水猛兽，它开启了一个叙述竞争的场域，为事实的再现建构了一个具有诗性意味的观照角度，以多元的视角、丰富的样式和创新的表达，呈现事实的复杂面向，从不同维度提供受众接近真相的可能。事实上，历史学领域的相关探讨也确证了这样的结论。在史学范式的后现代转换过程中，史学领域上演了“去学科化”的变革，历史学家“普泛和学科化”的主体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化的自我。史学的这一后现代转折被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称作过去的“私化”(the“privatization”of the past):“历史领域的‘民主化’或‘私化’已然展开，从而，不再存在单一或自足的学科中心，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均由它组织安排。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已经变得‘私人化’了，意即历史首先是史家个体的作品，而不再是集合的体制化史学主体的产物。”[26]消解了宏大叙述的后现代历史，越来越趋于“碎片化”(fragmen-tation)。当代西方史学中流行的微观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都反映了这一转变。历史学家个体的见证或经验，对于历史叙述或表现尤为可贵。
通过彻底剔除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来实现新闻或历史书写的客观可靠，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每一个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总是透过自己的独特视角来检视新闻现场和历史材料，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主观精神融入其中。这些多元的话语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建构了一种主体间性的解释。意义的增殖赋予这些纪实话语更繁复、更多面向的真实，众声喧哗、互相竞争的叙述或表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和探讨的空间，新闻或历史的客观性将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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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编辑︱李佳效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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