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召唤的全球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蔡拓教授访谈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汪家锐：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全球化与全球学研究的兴起

汪家锐(以下简称“汪”)：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是全球学研究兴起的基本背景，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蔡拓(以下简称“蔡”)：当我们谈论当代全球化作为全球学兴起的基本背景时，首先涉及一个潜在的预设，即当代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的区分。全球化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全球学的兴起主要是以当代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基本背景，而历史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按照当代全球化的一些标准去回溯历史。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也就是说是时代的产物。全球学的兴起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当代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催生了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一方面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首先，当代全球化进程使人类社会处于巨大变革和转型期，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全面挑战人类现有的制度、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真正意义上将人类社会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人们需要面对日益增多的非领土性、跨国性问题和事务。然而，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世界移民和难民问题、全球新冠疫情、人权保护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时，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至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价值和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困惑与迷茫。这都要求能够出现一种探究跨国性、超国家性、全球性现象与影响的学科对此给出理论上的答案和政策上的回应。其次，全球学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且伴随着对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的认知与回应，必然有新知识(包括新理论、新观念、新价值等)的产生。因此，全球学一方面是要探究和回答当下人类所面对的未曾遇到、难以解释甚至无所适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扩大人类对全球化时代新事物、新现象、新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提升认知能力。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共同构成了全球学的时代与学科前提、基础和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全球学的逻辑起点。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多维度的社会进程，当代全球化又是全球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范畴。全球学的学科内涵就是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揭示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与本质，探寻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活动影响及其发展前景。

汪：全球化研究与全球学这两者是可等而观之，还是存在不同？

蔡：这事实上就涉及全球化研究(globalization  studies/studies of globalization)与全球学/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全球学界对此还存在争议，并未达成共识。例如，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全球学教授简·尼·皮特尔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就认为全球学已经超越了早期的全球化研究阶段，它通过推动跨学科、多中心和多层级的思考，在全球化研究和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之外增加了某种价值。他认为，全球学与全球化研究之间的差异，就像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与全球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全球化的历史(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之间的差别。就此而言，他认为“实际存在的全球研究”在学术上几乎没有得到发展，各种全球学项目和会议就像是“没有顶棚的脚手架”。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教授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B．Steger)则指出，现实中并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表明存在这种从之前的全球化研究发展为当下的全球学研究浪潮的线性年谱，全球学归根到底还是在研究全球化，全球化是全球学的支柱之一，全球化研究与全球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有意义的区分。

这两种对全球学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就涉及全球学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说，只有那些真正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全球为参照点、以全球性为灵魂的学术研究方能称作全球学/全球研究。而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涉及全球化及其相关事务、现象、关系和价值的研究都可视为全球研究。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并无谁对谁错，至少在当下阶段对全球学的这两种理解和研究在学术界共同存在，都被视作全球学。在全球学方兴未艾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两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都能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转型提供思想价值。但是，人们也会思考，全球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的意义、价值何在，它能否提供一种与其他学科都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新鲜视角和独特观点，而这恰恰是狭义上的全球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全球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长远学科发展来看，狭义的全球学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和重大发展，必然是建立在成熟、丰富的全球化研究之上，这也是全球学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以我们研究团队所撰写的《全球学导论》为例，该书不仅涵盖广义上的全球化研究，也注重呈现全球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独特视角和价值，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全球主义价值贯穿始终。我认为，这在当下的全球学研究中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做法。

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也正在经历一种“全球转向”，这与全球学研究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与区别？

蔡：应该说，当下很多学术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历一种“全球转向”，国际关系学正在经历的“全球转向”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向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研究转向，另一个则是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这两者都与全球学研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是“全球政治”转向，这是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参与全球学研究的主要路径。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等各种全球性议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更大范围的行为体和政治关系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家中心主义遭受挑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正在从主要关注民族国家间关系转向关注更广阔的全球关系和全球政治，这可从当下一些代表性的国际关系教材中窥见一斑。全球政治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不同，世界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对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一种反应，是世界内部的各种国际政治现象和关系的总和，类似于一种政治拼盘；而全球政治则是与整个世界有关的政治，强调世界整体性，强调全球性，是一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政治。并且，对全球政治的关注越来越集中于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全球政治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全球社会内部的治理。不过在“全球转向”过程中，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就此不再发声，而是纷纷加入这一学术进程，都试图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呈现各自理论的持久生命力。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都十分丰富，英国学派也愈发重视全球化对其理论构建的影响，现实主义作为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同样参与到这项研究议程之中。所以，“全球政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消失，但它在全球化时代必然遭受重新检视，并且必须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转向”予以回应。

全球政治研究与全球学之间存在许多共鸣，它也是国际关系学与全球学之间最重要的交集。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全球政治研究与全球学都坚持以全球视野和框架审视分析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造成的人类新的社会生活现实，将全球作为独立的主体和分析单元；其二，都强调世界整体性，对国家中心主义持批判和反思态度。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学术渊源，全球政治研究是全球学构建的重要支撑，两者在研究对象、内容与范畴、话语上都存在着重叠与交汇，可将全球政治研究视作全球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也要注意到全球政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仅仅是一个非主流的分支，国际关系学更多还是关注和研究各类行为体在国际层面和国家之间发生的政治关系。全球学则截然不同，一方面，它明确突出各类全球现象、关系、价值、制度为自身研究主题；另一方面，它的研究视野和覆盖的学术领域并不局限在政治关系上，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科技、环境、媒体、伦理等方面，因此是一种复数意义上的全球研究。

全球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关系的另一种“全球转向”。根据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2014年国际研究协会会长报告中的观点，全球国际关系学主要有六个核心要素：倡导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以世界历史而非仅以希腊罗马史、欧洲史或美国史为基础；包含而非取代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融合地区研究、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摒弃例外主义；承认物质力量以外多种形式的能动性，包括抵抗、规范性行动和全球秩序的地方性建构。而参照第三届国际全球学合作团队(Global Studies Consortium)年会上达成的学术共识，全球学具有如下五个方面特征：全球学具有跨国性，全球学具有跨学科特征，全球学兼具当代性与历史性，全球学倾向于后殖民性与批判性，全球学项目致力于培养全球公民。对比来看，人们既能够了解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全球学各自的学术内涵和特性，也能发现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就两者联系来说，如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所言，倡导多元普遍主义、质疑种族中心主义、反对同质性和边缘化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思想符合全球学的理论取向，而任何文化、文明和知识都不能以例外主义自居的全球学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和研究议程中。两者都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性和批判性，在认同具有普遍意义之思想的价值基础上也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倡导相互包容而非排斥，具有一种全球观照。

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总体来说，全球国际关系学主要还是在倡导国际关系学的去西方中心或者说去殖民化，批判一元普遍主义，鼓励非西方学者根据自身历史、传统思想和实践经验挖掘和发展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最终打破西方—非西方的二元藩篱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生产实践。可见，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核心依然是多元普遍性，所谓“全球转向”也主要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而言的全球视野。相较之下，全球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全球”的学问，以全球本体和整体性世界为研究对象，核心和灵魂就是全球性，因此，两种“全球”的内在蕴含不同。

二、21世纪全球学研究概貌

汪：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学研究上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蔡：可从广义的全球学研究和狭义的全球学研究两方面进行总结。当前，广义的全球学也即全球化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内容呈爆炸式增长，并且研究视角更加多样、研究愈发深入。在文献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至少可发现全球化研究呈现如下几项发展特征或研究趋势：

首先，无论是全球化的理论研究还是议题研究都在不断丰富，朝着纵深、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所谓全球化理论，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理论群，不同理论视野下的全球化研究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是以不同研究路径或分析框架为窗口观察其至今所取得的进步。事实上，在21世纪初，全球化理论研究已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态势，许多学者对此有过概括。例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提出全球化理论研究经历了四波浪潮——理论性浪潮、历史学浪潮、制度化浪潮和结构化浪潮。虽然这是两位学者对当时已有研究的一种分类，但如今看来仍具有很大适用性。而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提出的全球化研究的四种分类——世界体系研究、全球文化研究、全球社会研究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则更为明确和易于理解。马蒂亚斯·阿尔伯特(Mathias Albert)则认为，全球化理论已经形成了四种研究方向，它们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善，并使得全球化理论得以区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四种研究方向分别是多样化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历史及全球/世界社会。上述内容基本涵盖了全球化理论研究的主要路径，至今，每一种研究路径下都发展出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它们各有千秋，并不存在孰优孰劣，而是适用于不同领域，彼此相互补充。当然，随着人们对全球化复杂性认识的深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及跨学科性的进一步增强，不仅上述路径下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许多更加新颖、前沿的分析路径也进入全球学的研究视野。例如，许多欧洲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将社会学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引入全球化与全球政治研究之中，既实现了经典社会思想与全球政治的理论综合，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身学术传统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全球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再如，全球化的历史研究路径下发展出一些重要分支，时下十分流行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以及新兴的全球思想史研究(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都在此列；又如，全球化理论研究中最热门的全球治理研究，如今也出现了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正在经历转型。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经历了波澜起伏的20年，在此过程中，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化使得更多研究议题进入全球化研究者的视野，人们对全球化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有关全球化与经济危机、移民和难民问题、地区一体化进程、全球和国内不平等、民粹主义、高新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电子监控、气候环境、大流行病、新式战争、帝国研究、全球宗教、商议民主、人类世议题、个体情感和跨国婚姻等新议题的研究不断增长。因此，今天人们要想更好地研究全球化，就必须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正如戴维·赫尔德所言，“全球化”概念将发生的任何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其次，全球化的客观进程虽然是时下学术研究的主流，但对全球化主观维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总体来看，目前为止关于全球化的大量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全球化的客观维度和进程，比如全球金融交易、新数字技术的影响、全球商品和人员流动等呈现时空压缩的客观现象，全球化理论家也多是基于此建立各式理论，这是研究主流。然而，这种在全球化研究中忽视主观维度或将之边缘化的做法正遭到如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son)、曼弗雷德·斯蒂格等全球学学者的批评，他们强调全球化还涉及人们对这个日益压缩成一个整体世界的意识和认知，这就涉及全球化的主观层面。事实上，自罗兰·罗伯森提出“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之后，主观全球化研究也被提上全球学的研究议程并发展出一批成果，涉及全球文化与全球意识、全球想象、全球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深层本体等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英国《理论、社会与文化》(Theory，Society& Culture)在内的一批学术期刊在推动全球化(尤其是主观全球化)研究上贡献非常大。

再次，除了关注全球化的宏观进程之外，微观全球化研究也在与日俱增。那些主导全球化研究的宏大叙事往往将视野聚焦于在全球层面运转的制度和组织的出现，关注基于通信技术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结构实现的相互联结性，这也是全球化研究的主流叙述模式。而强调微观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一般接受这样一个假定，即全球化不仅指涉全球层面的宏观进程还包括微观层面的地方进程，因而这类研究十分注重全球化进程如何在微观层面呈现和发生，如何对国家、地方、社会乃至个体产生影响与作用，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于对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研究，并且学者们似乎感受到这一概念在全球化研究中的强大解释力，对全球地方化及其相关术语的应用正经历一个从政治—经济进程扩展到文化进程再至制度和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全球地方化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使读者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超越地方层面存在的进程，而是通过地方层面发生和运作。除此之外，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关于“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anization)的大量研究，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从全球城市研究发展而来的对全球的地方化的持续性探索，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意图打破宏观微观分野、探索两者互动的全球化研究，曼弗雷德·斯蒂格和保罗·詹姆斯(PaulJames)在反思经典全球化理论基础上尝试建构的全球化的参与理论，以及数量不断增长的全球化与国家转型、国家内部全球化进程的研究等，都可归入此类。

最后，在海量的经验、实证研究之外，有关全球化的规范研究、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也在与日俱增。受“全球化即是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倾向的双重影响，当代全球化研究基本是在社会科学范畴内展开，而经验和实证研究是学术主流。但这种状况正在遭受挑战，其一，这种全球化研究的“美国模式”本身就远非完美；其二，全球化本来就是具有多重维度和面向的社会、历史进程。这就意味着研究者既要对全球化所涉及的全球伦理、全球意识、全球秩序和全球性等追求与价值所指向的终极性关怀和思考做出反应，还要对全球化的形而上层面和全球化的当代性与历史性给予充分重视，而这都充分体现出全球化的规范研究、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关于全球化的规范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当代世界主义思想对全球化时代伦理、道德、正义和民主等人类基本价值的辩护，21世纪以来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研究等也可归入此类。这类研究将研究焦点从数字、货币和电子屏幕转移至伦理、道德与价值，从经济利益考量转移至规范价值考量。关于全球化的哲学研究在俄罗斯十分兴盛，成果非常丰富，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流派；不过此类研究在欧美学界并不多见，德国思想家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基于球体理论发展而来的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十分新颖，并且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值得关注。而全球化的历史研究则将全球化放入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量，让人们既能够了解当代全球化从何缘起，也得以在比较中知悉当代全球化前所未有的时代特性。无论是全球化的规范研究还是哲学和历史研究，都为全球化研究带来人文关怀的温度，这都是全球化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而从狭义的全球学学科发展来看，国际学术界的全球学研究也十分活跃，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些成果中既有个人独著、多人合著，也有众多学者参与创作的学术编著，并且由于全球学学科的特殊性，大型编著在代表性成果中比重很大、地位显著。在推动全球学学科发展上，俄罗斯和西方学者贡献都非常大，因此，可以从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和西方的全球学研究两方面来看狭义的全球学研究至今所取得的进步。

全球学在俄罗斯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在学术界更是居于重要地位，称为“显学”都不为过。区别于英文世界的“Global Studies”，俄罗斯学者将全球学称作“Globalistics”(译自俄文“глобалистика”)，认为它更能表达他们对全球进程具有系统性和认识论上的统一性的理解，更能强调全球学同经济学、物理学等已有学科一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对自主的学术领域。根据俄罗斯哲学学会副会长、哲学家A．H．丘马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умаков)等人的观点，俄罗斯全球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的当代全球问题研究，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关于全球化进程的探索。虽然早在全球问题研究阶段“全球学”的术语就已经被俄罗斯学者们广泛使用，但和西方学界一样，直至20世纪末全球学才正式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学派众多，每个学派都产出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成果。例如《全球化：完整世界的轮廓》《全球化的形而上学：文化文明背景》《全球学引论》《全球主义的诱惑》《全球化的符号学研究》《全球化与人类命运》等。而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全球学百科全书》《全球学国际百科辞典》和《全球学——人物、组织、文献：百科目录》这三部大型编著。早在21世纪初，俄罗斯哲学学会等全球学研究机构就开始组织和参与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并着手编著全球学百科全书这类学术著作。2003年，以丘马科夫等学者为代表的全球学学术共同体组织了来自28个国家的450名学者共同撰写了国际学界首部《全球学百科全书》，汇编整理了当时在全球化、全球问题研究中已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俄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发行。这一阶段之后没过多久，丘马科夫等学者再度召集了58个国家的647名作者参与合作，并于2006年发布了俄文版《全球学国际百科辞典》，主要目的是对全球学所涉及的一整套基本概念和类别进行清点、澄清和整理。2014年，该书英文版亦出版面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进步和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在过去40年的理论研究中，全球学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材料，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者、学术组织、专业文献以及跨学科的联系和关系网络，但这类学科信息至今缺乏系统化。为此，莫斯科国立大学(MSU)全球学系、俄罗斯哲学学会等组织和机构又发起了一个新的全球学研究项目，成果就是2012年出版的俄文版《全球学——人物、组织、文献：百科目录》在经过更新和修订后，该书又于2017年发行了英文版。可以说，这三个阶段的研究项目和成果见证了21世纪以来俄罗斯全球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除此之外，莫斯科国立大学全球学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三家机构自2012年开始持续合作编撰、出版的《全球学与全球化研究》系列也极具代表性。该系列编著系统收录了俄罗斯学者以及部分西方著名学者在全球学研究上的代表性文献，其中第一卷为总论，后四卷副标题分别为“理论、研究与教学”“全球性视野诸维度、诸层面”“大历史与全球史”和“全球性变革与全球性未来”，以五卷本的厚重分量全面呈现了俄罗斯学界的全球学研究现状，以期与国外学者展开学术对话。

全球学在俄罗斯是一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支撑，学者、政治家、活动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全球学的哲学研究是其重要特色。此外，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还始终保持着与国外的学术对话，这点也尤其难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学者的全球学研究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和世界观，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也同样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西方学界的全球学研究也十分丰富，既包括大型编著，也包括各类理论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值得强调的是，全球学在西方学界总体上仍被定位于社会科学。此外，由于西方学界在社会科学研究上长期积累的学术优势，加之从事全球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社会学学术背景，致使其全球学研究的社会理论性质较俄罗斯要强得多，并且正朝着跨学科实证研究的方向持续发展。

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 K．Anheier)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主编的四卷本《全球学百科全书》是欧美学界编撰的首部全球学百科全书，也是迄今最全面、系统、权威的全球学百科全书。该书共涵盖14个专题类别，每个专题类别下包括数量不等的学术词条，每个词条均由相应的专业学者写作完成。该书的目标是是对构成全球学的概念、路径、理论和方法进行评估，并试图涵盖跨国的或可能影响地球上大多数地区的事件、活动、思想、过程和流动的全部范围。除此之外，欧美学者还出版了不少影响广泛的全球学读本、手册。例如，由曼弗雷德·斯蒂格主编的两部全球学读本就属此类：第一版《全球化——最伟大的作品：全球学读本》出版于2009年，文献选编主要以经典为标准，收录了全球化名家的20篇代表作；及至2014年的第二版，编者直接更改书名为《全球学读本》，并增加了“导论：什么是全球学？”部分，主体内容则进一步划分为“政治与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与历史”和“空间与环境”四部分，所选文献不仅有代表性，更是覆盖了全球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尤其体现出全球学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马克·尤尔根斯迈耶也于2014年主编过一本《全球性地思考：全球学读本》，该书别具一格，编者是严格按照世界全球学共同体在全球学学科特征上达成的五项共识——跨国的、跨学科的、当代的与历史的、批判的与多元文化的、对全球负责的——来专门设计其结构和内容，也是全球学领域的经典文献。另外在2021年，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全球化》杂志主编巴里·吉尔斯(Barry K．Gills)等学者还十分及时地推出了一本《劳特利奇变革性全球学读本》，强调变革性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这部手册汇集了全球南方和北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近30年来世界所陷入的漫长“全球间歇期”和不确定性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和大胆预测。该书讨论了民主、不平等、不安全、不稳定、社会运动、暴力和战争以及气候变化等时下面临的严重问题，并对全球化、发展、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进步的替代方案提出诸多新观点。全书尤其强调对系统性变革的动力的思考，包括将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非)殖民主义和其他批判性观点应用于支持变革的全球实践。

不过，全球学编著的集大成之作当属由马克·于尔根斯迈耶、丝奇雅·沙森和曼弗雷德·斯蒂格三人主编的《牛津全球学手册》。该书以45个章节系统详尽介绍了全球学各个方面的内容，涵盖全球学学科概述、分析路径和关键概念、研究议题和主题、全球公民相关思想和制度四大部分。与此前的全球学编著不同，该手册中有关全球学学科、理论的论述比重非常大，尤其是对全球学的学科支柱、历史前身和发展演变、代表人物，以及各种主要理论研究路径都做了详尽分析。“牛津手册”丛书以其权威性、时代性和原创性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具有很强的学科代表性，《牛津全球学手册》作为丛书之一出版发行本身就标示着全球学这一新兴学科在学科发展上取得了明显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

以《牛津全球学手册》为代表的全球学编著和导论性著作以其独有的研究广度和丰富的学术信息，在厘清学科外延、奠定学科基础、呈现学科前沿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大致从2010年开始，西方学界也陆续出现另一类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目标不在于呈现全球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图景和广泛议题，而是试图对全球学何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而如何具体开展全球学研究做出学理分析。这类著作在理论层面显著提升了全球学的研究深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某些全球学著作容易给人以碎片化的学术拼盘的第一印象，反驳了“全球学除了名称之外别无新内容”的言论。

其中，曼弗雷德·斯蒂格与阿门塔赫鲁·瓦拉布(Amentahru Wahlrab)于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学？：理论与实践》是当下欧美学界第一本对全球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全面理论论述的学术著作，该书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并深入分析了全球学的四大支柱——全球化、跨学科性、空间与时间、批判性思维，对此后的全球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球学教授伊芙·达里—史密斯(Eve-Darian Smith)和菲利普·C．麦卡迪(Philip C．McCarty)两位学术伉俪合著的《全球转向》。该书既是一本理论著作又是一本学科研究指南，它首次对全球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做出比较系统、具体的介绍，并以全球学研究中的代表性著作为范例分析如何开展全球学的实证研究。为此，有书评将之解读为“全球学宣言”。该书的一个独到之处在于，明确告诉读者进行全球学研究并不意味着必须精通多门各有其经典理论的学科，而是学会如何创新地运用特定知识来探索形成新型的研究问题和新的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最后，欧美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实证研究作品，这类著作最为稀缺，对青年全球学研究者也最具借鉴意义。其中，《全球转向》一书第七章“全球学研究范例”选取的四本著作就非常有代表性，它们分别是伊芙·达里—史密斯的《弥合分裂：海峡隧道和新欧洲中的英国法律身份》，比什奴普莱利亚·戈什(Bishnupriya Ghosh)的《全球偶像：通往大众的光圈》、保罗·艾马尔(Paul Amar)的《安全群岛：人类安全状态、性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马克·尤尔根斯迈耶与两位学者合著的《全球广场喧嚣中的上帝：全球公民社会里的宗教》。这四本著作属于全球学实证研究中个案研究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全球学研究的诸多特点和优点，受到广泛好评，代表着国际学界全球学实证研究的前沿。

汪：您如何评价国际学界全球学研究至今所取得的进步，这些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

蔡：广义的全球学研究由于直接关注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研究，并不专门强调本学科的自主性和独有价值，因此，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十分宽广，参与学者众多，故而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狭义的全球学远不能比拟的。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全球学要想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并得到多数认可，就需要在狭义的全球学研究上取得持续性进展。就狭义的全球学而言，尽管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仍存在不足，有很大进步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仍然不足。一方面，严格来说现有全球学研究成果大多只能算作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并不能归为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意味着跨越和打通了现有学科界限和范式，以超越每个单独学科的方式对不同形式的知识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整合，实现了多种学科深度一体化。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的要求比另外两者高出很多。 以此标准严格衡量，现有多数全球学研究只可算作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离跨学科研究还存在一定距离。当然，国际学界也有一些全球学研究机构在实现跨学科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全球学系，该系许多学者的研究就非常值得借鉴。

其次，全球学的实证研究也有待发展。不难发现，包括全球学导论、百科全书、辞典等在内的现有多数成果仍属学科基础研究的范畴，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至今仍不多。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前一类著作不重要，事实上，探讨学科基础在全球学的起步阶段必定十分重要。只不过全球学将来要逐渐走向成熟，需要更多依赖于扎实的实证研究。只有导论、概论性质的学术著作逐渐变少，具体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多，我们才可预见全球学的兴盛。当然，这是全球学人的共同期盼。

最后，全球学研究本身虽然正在逐渐实现全球化，但目前仍主要由大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参与度较小。不得不承认，全球学研究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息息相关，大国的全球学研究总体要好于中小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上有着先天优势，俄罗斯全球学研究的兴盛也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苏联时期全球学研究传统的继承。纵使在俄罗斯和欧美学界之间进行比较，后者在全球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也远高于前者。一个例证就是欧美学者几近忽略俄罗斯学者在全球化的哲学研究上早已取得的丰硕成果，以至于将彼德·斯洛特戴克称作“第一位全球化哲学家”。不过，正是由于全球学的研究对象是与每个国家息息相关的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我相信，全球学研究距离真正实现全球化不会太远。

三、中国的全球学研究

汪：中国的全球学研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蔡：全球学本身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最时髦的话语，而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则大致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比国际学界晚了近20年。

中国的全球学研究也是以全球问题研究为起点开展起来的，并且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60、70年代，新科技革命造就的当代全球化浪潮已经形成，并开始影响国际社会。当代全球化一方面展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骄人成就，反映着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新科技革命的诱人前景；另一方面，又伴随着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问题(而这正是罗马俱乐部的相关研究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以及立足于此而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意识、全球视野逐渐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成为左右各国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这是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巨大转型，结束了文革并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道路，这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植根以及全球问题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邓小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的鼓舞下，全球问题研究伴随中国学术界的新生而启动，并在凯歌高进的现代化事业中迅速得到发展。

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引进和传播信息阶段。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的《未来预测学译文集》和1982年编译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未来学》两本书收录了国外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成为中国全球问题研究的开端。之后国内学术界相继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全球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包括勃兰特委员会的《争取世界的生存》和《争取世界经济复苏》，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未来学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池田大作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王兴成、秦麟征编译的《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等，《国外社会科学》等期刊杂志还不时引介编译以全球问题哲学研究为特色的苏联学者的全球学研究。这些著作和文献不仅开阔了中国学界和政界的视野，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引进和传播国外信息与研究成果是开展全球问题研究的持续性的基础性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独立研究，对当代全球问题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拿出自己的对策和主张。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分了两步走。首先是评介为主的研究，然后才进入到评介为辅的理论研究阶段。就评介为主的研究阶段而言，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王兴成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研究》、徐崇温的《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以及陆象淦的《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的研究成果。在经过十年左右的直接引进和评介式研究之后，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了独自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包括余谋昌的《生态文化问题》一文，余谋昌、王兴成合著的《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以及《当代全球问题》。其中，《当代全球问题》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全球问题的专著，并且该书明确主张建立独立于未来学的“全球学”学科。总体来看，中国的全球问题研究表现出坚持科学性与非意识形态化、从未来学走向全球学以及对策性研究力度大的特点。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以评介为主的研究成果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问题研究，从而真正开启了全球学研究的学术进程。

严格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全球学研究基本上是全球问题研究，彼时，全球化研究尚未有人明确提出，更不用说严格的学术研究了。而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学界的全球问题研究步入评介为辅、理论研究为主的第三阶段；另一方面，全球化研究也被明确提出，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呈现迅速扩展之势。因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全球学研究可以说主要涵盖全球化研究与全球问题研究两个部分。这一阶段，中国学界研究全球化的论文、学术专著、博士论文等开始呈现一定规模，并且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力度的加大而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足见学界对全球化研究的重视不断提升。这一时期，更大规模的国外全球学思想被引入国内，为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提供给养，代表性作品包括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丘马科夫教授的《全球性问题哲学》等。更重要的是，一批学者和机构在自觉推进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专业研究，包括李慎之、俞可平、王逸舟等在内的学者，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等等在倡导和推动全球化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全球学研究则进入一种高速发展阶段，研究规模和取得的成果更是蔚为壮观，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之外，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风险社会等更多相关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议题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这一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也在大大加快，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更成为重要推手，在各种媒体媒介的加持作用下全球化的信息和观念广泛地传入中国社会，使学术界的全球化研究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这尤其体现在全球学研究的译作、著作、文章的大量出版。例如，由俞可平教授主编的“全球化论丛I”“全球化译丛”“全球化论丛II”和“资本主义研究丛书”陆续出版面世，囊括了当时国际和国内全球化研究的诸多前沿、经典研究，这套全球化主题书系已成为中国研究全球化与全球学的最基本书目，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产生广泛影响。另如，21世纪初陆续出版发行的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和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覆盖了一大批国外社会学界的全球化研究经典；再如本人主编的“全球化与全球政治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新成教授主编的“全球史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伍贻康等学者编写的“经济全球化论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等。除此之外，大量全球学研究的个人著作、论文集、期刊文章、报刊文章都在快速增加，足见当时中国学术界全球化研究的盛况。

总体来说，21世纪的头十年中，中国真正实现了较为全面的全球学研究，无论是规模、质量、影响等方面都有极大提升。经历这一波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浪潮，全球学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扩展，越来越多的学科、机构和学者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全球学研究之中，全球学也开始有了学科自觉。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研究日益被整合，形成着异常鲜明而独特的研究领域，赋予全球学新的内容与向度，这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稳固的学术研究基础。

2010年以后，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立了全球学硕士点、博士点，开始了全球学硕士、博士教育，培养全球学人才，标志着中国的全球学学科的正式建立。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为代表的国内全球学学术机构陆续组织全球学学术会议、研修班，出版全球学教材和学术专著，积极推进全球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一些标志性事件如：2013年，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成功举办，之后每年一届，持续至今；2015年，国内第一本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学理论著作《全球学导论》出版，并于2020年6月由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推出两卷本英文版；2016年，国内第一本明确以国内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全球治理教材《全球治理概论》出版；2017年，全国高校首届《全球治理概论》课程教学研修班成功举办，之后每年一届，持续至今，等等。自此，中国的全球学研究进入以全球学学科为基础的全面发展阶段。

汪：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全球学研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蔡：中国的全球学研究可分为如下三类：首先是全球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也就是狭义的全球学研究；其次是广义上的全球学研究，包括对全球学各项基本范畴的探索，比如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文化和全球伦理等；最后也最具特色的是，全球学的哲学研究和世界主义思想研究。

首先是围绕全球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而展开的狭义全球学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借鉴国际上已有的全球学学科建设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学术条件，推进中国自身的全球学学科构建和学术研究。其中，以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为代表的国内全球学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和贡献。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前身为2003年建立的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至今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研究所坚持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为基本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覆盖了全球学理论、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国际组织与全球公民社会、国际法与全球法治、宗教与全球伦理、全球公共物品与全球公域、地区主义与地区治理、全球文化与文明等全球学研究的诸多重要议题，近些年来还深耕世界主义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是国内率先建立较为系统的全球学学科、研究和教学体系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代表性全球学著作有：国内第一本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学理论著作《全球学导论》，致力于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实现突破，建立一种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该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学者对全球学学科发展和研究意义的广泛讨论；国内第一本明确以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全球治理著作《全球治理概论》，同时也是历届全国高校《全球治理概论》课程教学研修班的参考教材；以2012年“全球治理与全球学学科构建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为基础结集出版的《全球学的构建与全球治理》，是当时国内较早对全球学研究范畴、学科体系进行深度分析的著作，汇集了国内众多代表性学者的思想智慧；个人论文集《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和《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前者代表了本人早期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基本理论、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转型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和政治转型时的战略选择与定位等问题的思考，后者集中反映了2007年之后本人在推进中国全球学研究和全球学学科构建、深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上的思考。除此之外，围绕着全球学研究还先后出版有《全球治理与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变革》《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准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研究》《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全球问题与新兴政治》《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全球伦理学导论》《亚洲想象力：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和《国家提供跨国公共物品的动力分析》等一批著作，见证着研究所在全球学研究上的发展以及所内学者各自的全球学研究旨趣。研究所的学者还发表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全球学研究论文，包括《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等，在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也是国内较早展开全球学研究和教育的学术机构。该研究院在全球学与宗教研究、全球化与区域国别研究上成果丰富，是其全球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全球问题研究院创办有期刊《全球学评论》，该院郭长刚教授主编的“全球学译丛”也是国内第一套以“全球学”命名的学术译丛。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及其主办的《全球史评论》、俞可平教授主编的国内首个以治理研究为主旨的学刊《中国治理评论》等，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全球学研究，推动了全球学学科在国内的发展。

其次是对全球学各个基本范畴的研究。其中，全球学的核心范畴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相关研究非常众多，前面已经有过论述，另外，全球学涉及的其他研究范畴也得以广泛研究。例如，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秩序与全球体系，全球法治/法律在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与社会学、法学等相应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相关研究不胜枚举。此外，如全球文化、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史、全球伦理等范畴的研究也都有较快发展。

不过，全球治理研究在全球学所有研究范畴中最为丰富和深入。21世纪早期，俞可平等一批学者率先展开了全球治理研究，不仅对从西方引入的治理和全球治理理论有了深入认识，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全球治理做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经验分析，提出个人见解，形成一批成果。随后，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开始大范围扩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被写入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重要性，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战略考量，客观上推动了此后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兴盛与繁荣。全球治理研究的繁荣在国际关系学学界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全球转向”，全球治理研究几乎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研究的焦点。除了21世纪早期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研究的学者之外，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纷纷涌入全球治理的研究领域，不仅把全球治理研究推向纵深，更为全球治理研究带来巨大活力。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治理研究逐渐从理论思考为主转向经验、实证研究为主；其次，研究议题大大扩展，包括全球治理与公共物品、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恐怖主义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全球治理与金砖国家合作、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全球治理与全球城市、全球互联网/网络空间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全球治理与公共管理、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最后，尤其关注全球治理研究与中国的现实、经验、作用、角色的结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与中国实力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十八大之后的全球治理研究更是不胜枚举，著作例如陈家刚教授主编的“全球治理丛书”、苏长和教授主编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还有其他学者的大量作品；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和《外交评论》等社会科学期刊、博士论文、媒体报纸等也发表了大量全球治理研究文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其中几届也以全球治理为主题，引领博士生和青年学者群体开展全球治理研究。

最后是全球学的哲学研究和世界主义思想研究。全球学的哲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的全球学研究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的全球学研究中来看也非常具有辨识度。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为代表的“天下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的“新天下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提出的“新世界主义”思想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这类研究往往注重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的理论潜力来与全球化时代和整个世界进行对话，从而实现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很好地呈现出中国学者对全球化与全球秩序的哲学思考。此外，已故吉林大学教授、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研究也可归入此类，他对马克思等哲学思想家的“类”思想进行了创新、发展，从个体出发解释了“类”的生成，以“类意识觉醒”为价值诉求，为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哲学基础，体现出其对世界历史时代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哲学关切；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全球问题研究的哲学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也可归如此类，其与世界主义相近但又存在不同，意在对全球化时代国家与世界关系问题做出政治哲学的解答。

与全球化的哲学研究相关，世界主义思想研究是全球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能够为全球学研究奠定深厚的哲学和思想史基础。在国内，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等课题对世界主义进行了长时段、跨文明的思想史研究，内容涵盖西方古代与近代、西方当代、中华文明、印度与伊斯兰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思想五部分，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应属国内最为系统的世界主义思想研究。此外，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是国内较早研究世界主义的学者，并持续至今，相关研究已非常深入，内容涉及全球化、世界主义文学、全球文化、后殖民主义与批评理论等方面；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等一批学者从传播学视角展开的“新世界主义”与对外传播研究，形成一批特色研究成果。另外，国内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持续关注世界主义研究，内容涉及世界主义思想史、世界主义规范理论、世界主义伦理、全球正义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在呈现一种中国化的趋势，这点十分可贵。

汪：对比国际学术界，我国的全球学研究有何特点、优势和不足，如何进一步推进全球学的研究？

蔡：我国的全球学研究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参与全球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学者中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知识背景的居多，因而全球学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政治视角，尤其是全球政治、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这在学科结构、课程设置、研究导向等方面也体现的较为明显。其他学科对全球学研究虽有参与，但很大程度是无意识参与，且多数只能定位为全球化研究。例如，21世纪初期社会学研究者对大量全球化经典的译介，就自觉或有意识地参与全球学学科发展而言贡献较少。而在俄罗斯学界，哲学学者参与全球学研究的程度最深，其他领域的学者乃至社会各界很早就在不同程度地为全球学发展贡献智慧，因而才能形成不同流派。欧美学界则又呈现为另一种面貌，目前为止，除了从事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研究的学者，明确将自身的研究定位为“Global Studies”的代表性学者以此前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居多，甚至占据绝大部分。他们的全球学研究社会理论痕迹明显，但基本都在有意识地批判、反思传统社会思想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相反，欧美国际关系或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学者极少自觉参与全球学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像戴维·赫尔德、简·阿特·斯图尔特(Jan Aart Scholte)这样对全球学贡献很大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非常少。曼弗雷德·斯蒂格教授就曾提及一件趣事，他曾参加国际研究学会(ISA)组织的一场会议，会场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听完他的学术报告后直言“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足见在欧美学界国际研究和全球研究之间的界限仍然明显。

其次，目前为止中国的全球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哲学倾向，具有较强的全球主义——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色彩，因而，全球学研究在学术界往往会被贴上理想主义标签。这一方面与研究者的个人学术背景和研究倾向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苏联、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苏联注重全球问题的哲学研究，这一传统和特点保留至今。而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的全球学思想就同西方的全球学思想一样已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可以说中国的全球学是在这两脉全球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尽管在影响力和话语权上苏联和今天俄罗斯的全球学研究远不及西方的全球学研究。但这也恰恰体现出中国全球学的特点与优势，可以汲二者之长。

这又涉及中国的全球学研究存在哪些优势的问题，除刚才所提及的，我认为中国的全球学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优势：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全球化、全球学的研究取向是十分贴合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天人合一”；而“人道源自天道”，所以处理人际关系，也要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这种整体主义倾向，使中国能从“世界”“天下”来考虑问题。“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思想就诠释并体现了这一点。其次，全球学天然具有的批判性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历史以及当下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相契合。批判性是全球学的重要特征和支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种族中心主义，也是国内外全球学研究的基本共识。鉴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地位、作用、话语权等方面的结构性不平等状况，全球学研究理应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发展。最后，中国全球学的发展正迎来最好的时期。当下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政治浪潮汹涌，致使全球化进程出现波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陷入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权力结构出现变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在此背景下世界给予中国等新兴国家更大期待，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注入重要动力。因此，无论是从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为人类福祉和全球利益着想，中国都应当也必然会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积极进取的角色。就此而言，以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全球学应该有更大发展。

当然，中国全球学研究的不足和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有待全球学共同体一起推动进步。首先，中国的全球学研究跨学科性非常弱。目前，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在内的全球学邻近学科自觉参与发展全球学的动力不足，例如在当下中国社会学主流期刊中很少能发现全球学或全球社会学的文章。其他学科参与不足，再加上缺乏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机制，自然就产生不出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次，狭义上的全球学研究不多，实证研究也十分匮乏，相较于国际学界，中国的状况更差，仍存在很大进步空间。再次，全球学研究受政策导向影响过重，尤其是青年学者们更愿意追逐热点，而少有关注全球学学科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一种表现就是，学术界全球治理研究铺天盖地，而全球学理论与全球文化、全球公民社会、全球伦理、全球性等冷门范畴受到的关注太少。当然，在时下学术和发表环境下，这的确有原因可循。不过，全球学学科若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两条腿走路，在符合现实需要和国家需求的政策、热点研究之外，尤其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基础。最后，全球学的发展是一项全球性事业，中国学者的全球学思想应该更多地走向世界、发出声音，进而影响世界。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我想，“天下体系”思想和《全球学导论》在海外的传播就是一个重要的起步。（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