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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不像眼睛那样可以闭上，我们没有“耳皮”，因此无法把声音隔绝在耳朵之外。只有这种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声音多么容易伤到我们。

恐惧之声

文：劳伦斯·英格利什 （Lawrence English）

译：黄山，何一春，poiuny

置身于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仿佛就是睁开眼睛看。人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毋庸置疑，我们也总是在听。耳朵是引路人，它带我们穿过环境，也帮助我们理解它。

历史地看，是我们的耳朵而非眼睛，揭示了篝火之光以外的世界。尤为重要的是，耳朵帮助我们认识视力范围以外的东西。声音蕴含深远的能量，它使人恐惧、震惊，心神不宁，它的原始性直抵我们内心深处。

比如说，在最近为“河上焰火”——布里斯班一年一度的烟火表演——的演习中，一对FA-18超级大黄蜂朝着我的房子俯冲而来。我两岁的儿子正在院子里，当我走出屋子看飞机时，我发现他已经冲上我们的车道，泪水沿着他的两颊流下。

我的儿子并没有看到飞机——我们被声音击中之前，它们已经从头顶飞过。让他感到强烈不安和压迫的，不是视觉，而是飞机非自然的音量，以及来自引擎的粗重噪音。

“盲声”（acousmatic sound）指的是看不到音源的声音（acousmatic常译作“盲听”、“幻听”等。其希腊语起源，为毕达哥拉斯授课时躲在布帘后面，使学生专注于聆听，从这层意思来说，“盲听”更合适些。“盲声”的译法由此而来。——编者注）。为了解释它们，人类发明了各种神话故事。在日本神话中，“鸣屋”（Yanari）——一个模拟地震中房屋颤动的词——被认为是一种能在夜间使房屋呻吟、摇摇欲坠的魂灵。北欧神话里，雷电的存在则被归因于雷神托尔。

声音对情感的深刻影响，使其成为行驶权力与控制的工具，我们不应为此惊讶。最近几年，随着人们进一步挖掘这种潜力，作为武器的声音（和音乐）也随之增加。

从调动远程定向声波设备驱散抗议群众，到使用军用无人机向不幸被其笼罩的人发射恐惧音浪，再到用噪音歌曲轮番轰炸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我们正步入一个声音被重新定位为恐怖工具的时代。

声音如何影响我们

声波带给我们的情动（affect）有赖于审美特性的综合。这种综合包括具体的音色，也包括我们在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接受声音的方式。另外，音量、持续时间，以及声音所包含的具体物质内容，也都影响这个过程。

一般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听到的声音频率在20赫兹（很低的声音）到20000赫兹（很高的声音）之间。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超过或低于我们听觉范畴的声音也能被感受到。

考虑声音的生理影响时，频率和音量是关键。我们能在体内感知的声音，通常是一种低频音。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infrasound）则完全不能被人类的耳朵听见，然而它仍会导致无意识的生理焦虑。这就是耳朵—身体、心理—生理的二重性，它们是将声音作为武器使用的基础。

圣经中描述的耶利哥之役记录了作为武器的声音。它大概说的是，约书亚的以色列军队之所以瓦解了耶利哥城墙，是因为他们用了大量号角。尽管这个故事缺少史料支持，但它是对战争中声音的生理、心理功用的承认。

高音量的声音完全可以用来改变物体，但如果缺少机械和工程技术的协助，铜管乐器也不足以粉碎一座城市的城墙。话虽如此，有时长号的冲击波也不亚于一次微型爆炸。

耶利哥之役也提醒我们，声音能使人疲惫。就像今天的噪音污染，声疲劳也能导致心理衰弱。也许以色列军队通过长时间的高音量投放，导致了敌军睡眠严重不足和由疲劳引起的恐慌，从而间接地消耗了耶利哥的战力。此外，持续鸣响的号角音也在不断提醒敌军，袭击随时都可能发生。声音暗示出的威胁和声音本身带来的震慑相结合，一起构成了这个恐怖装置。

更晚近发现的恐惧声学武器之一，是“阿兹特克死亡口哨”。这是一种常被塑成骷髅状的陶器，墨西哥的前哥伦布时代部落使用过它。它吹响时发出的声音被形容为“一千具尸体在尖叫”，行进的军队如果集体使用这种死亡口哨，想必更加恐怖。

20世纪的恐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德国“斯图卡容克87”轰炸机是声音作为恐惧手段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精密的恐怖装置载有被冠名为“耶利哥号角”的70厘米警笛，俯冲时形成巨大震慑。这种轰炸机的成功为“V1飞弹”做了铺垫。V1飞弹因引擎的声学设计得名，时人称其“嗡嗡飞弹”。虽然爆炸能力平平，但是作为声波威胁，它的震慑力广为人知。这段历史表明，人们进一步承认了心理恐惧在战争中的作用。

二战之后，超音速飞行的发展引发了对空中的声现象前所未有的探索。“音爆”现象就是其中之一，指的是当飞机航速超过声速（20摄氏度的干燥空气中1236公里/小时）时发出的声音。1964年，俄克拉荷马城成为美国政府测试音爆的试验场。试验产生了大量数据，比如音爆对城市居民心理影响的评估。二十年后，音爆武器成型，在美国政府颠覆尼加拉瓜左翼运动的过程中，它被持续用作破坏桑地诺政府的统治。

如出一辙，越战期间，美军用播放“幽灵磁带10号”音轨的方式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即“越共”）的士兵。作为“操纵游荡灵魂行动”的一部分，美军试图用这种令人不安的磁带混剪，以贴合本地信仰中关于“未安葬在家园的祖先死后永不安息”的方式制造恐惧。这夹杂着念词、声音和音乐的诡异组合旨在蛊惑越南士兵，怂恿他们放弃事业。

21世纪的恐怖之声

过去十年中，无人飞行器（无人机）在军事使用上的增加带来了新的声音恐怖。无人机（drone）原意既指工蜂、也指其发出的声音。同蜜蜂一样，无人机也具有独特的声学性质。研究已经证明，这些声学特质能激发相当程度的烦躁、焦虑和恐惧。在一份斯坦福大学团队制作的《生活在无人机之下》的报告中，一些被访者将他们在听到无人机时的感受描述为“一大波恐惧”。它们的声音既近又远，而且无孔不入，简直毫无保留地剽窃了蜜蜂。

在2012年的以色列举行的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名为“国防支柱”的军事演习中，无人机的声学特质被广泛使用。声音在演习中被用来维持人们的警觉——军事打击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听觉威胁，加上头顶上空不间断的嗡嗡机械声，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地面上的情况也一样。21世纪以来，“长距声波设备”之类的声音武器得到了更广泛的部署。但如果历史地看，最初发明这个装置时，它的用途只不过是单纯的长途海洋通信（有效距离达到三千公里）。

在2009年9月匹兹堡的抗议G20游行中，这种音量高到不可想象、可以发射定向声波的设备被用来驱散人群。事后，匹兹堡市因使用该设备被起诉，一名遭受永久听力损伤的抗议者Karen Piper还因此获得了七万两千美元的赔偿。

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州都在近几年配置了类似的装置。官方说明中，它们将被用于因围困或灾难而中断通讯的情形，而非操控人群。尽管如此，这些设备对于执法的影响，包括新出现的声学法理学，都必将引起更多讨论。

恐怖的点唱机

在审讯中，录好的音乐作为愈发强大的武器，也常被用来“崩溃”囚犯，其恐怖配方包括音量、审美刺激以及重复。这种方法的生理基础非常明了：我们的耳朵不像眼睛那样可以闭上，我们没有“耳皮”，因此无法把声音隔绝在耳朵之外。只有这种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声音多么容易伤到我们。

其实这种思路可以追随到20世纪初。1913年，路易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用一组叫做Intonarumori的实验声响装置，以“离谱”的声音向谐和的卡农音乐宣战。演出引起了观众的暴怒和不适，但正是这种激进的做法，使人们得以反思噪音和音乐的可能性（他著名的宣言《噪音的艺术》中有进一步论述）。

在1967到1974年间的希腊，军事警察和被称作“特别审讯组”的机构以两种独特的方式使用过音乐。他们长时间、大音量地播放音乐给拘留者听，或者迫使囚犯在重复播放的伴奏中，循环唱同一首歌。

1970年代初的北爱尔兰，囚犯戴上头罩后，被关进“音乐房”等待崩溃——他们将被暴露在极大声的白噪音中。音乐房外的刑具叫做“惊恐器”（Curdler），它能以大音量发出对人耳极敏感的频率，精准地把人制服。

1989年，美国政府发起旨在捉拿曼纽尔·诺列加的“优美打包行动”（OperationNifty Package）。当时，这位热爱歌剧的巴拿马独裁者，在巴拿马市的教皇使团辖区内得到庇护。作为战术的一部分，行动组向他暂居的建筑持续大声播放摇滚乐和重金属（包括Styx和Black Sabbath乐队）， 十天后，诺列加被逐出了这个外交免责区。

史上最不寻常的声音决斗之一，来自1993年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包围战（Siege of Waco）中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s）与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对峙（后者试图调查前者的非法军火问题——译注）。战斗中，进攻方——管理局官员——向大卫教派的楼群反复播放Nancy Sinatra的“These Boots Are Made ForWalkin'”（60年代流行金曲，歌词包括“这双靴子总有一天要踩扁你”——译注）、低沉嗡鸣的藏文咒语、屠宰兔子的录音，以及圣诞颂歌。作为回应，大卫教派领袖David Koresh则播放他自己录制的歌曲作为报复——直到其所在建筑的电源被切断。

公允地说，比起目前的方法，这一对决中的音乐战术还显得很原始。比如说，包围战中使用的音响系统，基本上无法针对特定方向发声，因此政府官员不得不戴上耳塞来抵御他们自己的武器。

在过去的十年中，作为酷刑的音乐在关塔那摩和一些秘密拘留营中被广泛使用。美军的“心理学作战组”因此广为人知：他们善于用声音影响人的行为，从心理上击溃被拘禁者。

关塔那摩监狱中用于审讯的音乐种类繁多。常用的有死亡金属乐队Deicide臭名昭著的歌曲“Fuck Your God”和一些激进的嘻哈乐。不过他们也会用到小甜甜布兰妮——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就是屡试不爽的金曲。当然，最令人震惊的可能是来自Barney and Friends的“I Love You”。这首歌的作者Bob Singleton知道后完全惊了，他不明白，一首给孩子们带来安全和爱的歌，怎么能被用来把成年人逼到情绪崩溃？

这种对自己的音乐被挪作他用的厌恶并不罕见。Massive Attack，Nine Inch Nails，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等音乐人联合一个叫做“缓刑”（Reprieve）的非政府组织，共同成立了“零分贝联盟”（Zero Db coalition）以反对使用音乐的酷刑。在谈起被迫接受72小时连续音乐播放的犯人时，时任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吉他手Tom Morello说：“那音量只要再大上哪怕一点点，就足以击穿耳膜了。”

加拿大的电子工业乐队Skinny Puppy则更进一步——他们在2014年向美国国防部开出了一张价值六十六万六千美元的发票，要求后者支付在关塔那摩监狱擅自使用其音乐的费用。

毫无疑问，音乐将继续在与恐怖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声音作为武器，潜力无限，尚有极大的开发空间。声波伤害人们，却不留下物理证据。对试图摆脱追查的杀手来说，这真是好极了。

(本文原标题为 The Sound of Fear，2016年10月发表于 theconversation.com，点击原文链接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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