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Lara Harwood

原文《“入戏的观众”：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社会关注栏目，节选

霍尔的研究领域庞杂多元，很难将之归入任何一个传统学科，这种跨学科、后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取向铺就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发展走向。霍尔既赞赏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日常的”论断，也自觉突破英国文化主义者的藩篱，吸收符号学、福柯的权力—话语、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化是一种再现和意指实践的建构、一个阐释意义的场域，它关涉话语内部的权力运作。霍尔对当代文化问题的考察，始终接合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关联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尤其是英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变迁，自觉摈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凭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测绘，策略性地介入批评实践。

从谱系学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播撒，贯穿其内在思想系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后果扩及发展主义、第三世界问题、族裔与性别议题、文化与媒介帝国主义等诸多面向。霍尔的《现代性的多重建构》尝试探析“现代”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显影之途，他从文化、认同等角度思考现代性的多元化，认为现代社会的构建是多重耦合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霍尔反对历史目的论，批判罗斯托等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应当说，霍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发言，呈现出一种重视现代化道路语境性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这显然与他后来强调差异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霍尔从来未曾承认自己是“英国人”，与英国本土学者所张扬的“英国特性”之间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但霍尔考量当代文化问题的坐标始终围绕着英国当代政治历史，比如，工党执政、撒切尔主义、爱尔兰和种族问题等，可以说，霍尔文化理论的投射对象涵盖了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面向。

　　霍尔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的三大政治事件催生了英国新左派的出场，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苏联入侵匈牙利透露出国际共产主义的危机，英法占领苏伊士运河则进一步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性，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同时拒绝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尝试探寻“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因此浮现地表。霍尔当时是学生运动一派的代表，与查尔斯·泰勒、拉斐尔·萨缪尔等在牛津大学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该刊编辑队伍相对年轻，尤其关注战后新生文化现象与消费主义，标榜一种介入当下社会的姿态，鼓励开放创新的问题意识，这种办刊理念吸引了左派阵营的各阶层。与E.P.汤普森领导的《新理性者》相比，霍尔这一时期的成功经验，或者说是霍尔对于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三个方面：（1）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认知测绘，尤其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化透视；（2）纠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彰显文化的主体性；（3）强调消费与身份问题。

首先，霍尔认识到二战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文化地图，英帝国持续衰落，在雅尔塔体系中位置旁落，沦为冷战结构中美国一极的附庸。与此同时，受惠于战时动员和战后福利政策的实施，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短暂的“富裕社会”，一方面，工党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推行强有力的经济复兴策略有效缓解了失业率，工人工资大幅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从物质消费的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拥有了较强的购买力，可以分享一些原本只有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才有机会获取的消费对象，这种消费模式的变迁，很容易造成蓝领工人白领化，甚至阶级界限消弭的假象；另一方面，战后英国政府加大对社会公共福利的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社区服务明显改观，英国步入了所谓的(准)福利社会。那么应当如何透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这一表面现象的内在实质？福利政策与富裕社会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也注定了英国老左派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主题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英国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能指，此工人阶级已然迥异于彼工人阶级。霍尔专门撰写《无阶级感》一文来探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蓝图之间的关联。有意思的是，霍尔的文章极易遭到断章取义式的误读，因此，在由牛津大学社会主义讨论小组主办的“英国新左派三十年回顾”研讨会上，霍尔详细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并且对“无阶级感”的内在意涵做了着重澄清，即阶级并没有消失，但是阶级构成与阶级关系经历了巨大变革。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肯尼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无阶级感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其次，霍尔从战后英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经验出发，对福特主义和消费问题展开细察，坚持“语境化”原则，尝试纠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断，一是重估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反驳以阿诺德和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将“文化”的命题扩展到日常生活，强调大众文化的内在权力运作机制，发掘这一文化形态的激进潜能。霍尔反复提到，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但并非“唯一”的理论资源，经济在社会结构性因素中起着“首先”但不是“唯一”和“最终”的作用，简言之，霍尔“不做担保”，他只是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语境化，要注重多重因素的耦合(articulate)情境。霍尔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吸收，也同样体现出历史化/语境化的原则，比如说，自觉警惕阿尔都塞理论中僵化的结构决定论，后来发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更加贴近可用，于是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工程。霍尔后期更加广泛吸收后结构、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理论话语，开启了一种身份认同研究的文化政治范式。

　　再者，霍尔常常容易被简化为媒体理论家或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主要归结于霍尔对媒体文化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霍尔离开《新左派评论》后，执教于切尔西学院，专门教授媒体与大众文化课程，创建了一种“大众文化教学法”。70年代霍尔主持CCCS工作，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体文化成为中心研究的重要课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霍尔与托尼·本内特在英国开放大学联合主持一项代号为U203的“大众文化小组”课程，这也使得开放大学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继伯明翰中心之后的又一重镇。霍尔之于媒介文化理论的贡献，一则归为其创立的“编码—解码”模式，有效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媒介文本的读解被视为一个权力协商的过程，“主导—协商—抵抗”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的发现，有助于建构起一种积极受众论，这种受众研究范式经过伯明翰传人大卫·莫利的发扬光大，已经成为传播学受众研究的经典范式。此外，霍尔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引入媒介文化研究，重点考察传媒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比如说，媒体是如何与撒切尔政权共谋以服务于建构一种“威权民粹主义”的，这种重视意识形态分析和症候阅读的媒介研究范式显然迥异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派，另辟了一种根植于批判理论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90年代末，霍尔从开放大学荣休后，更加频繁地活跃在公共媒体，通过参与BBC谈话节目和一些少数族裔的艺术团体，一方面保持对英国社会文化事件发言，他在2012年接受《卫报》长篇访谈时，专门就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发表了意见；另一方面，霍尔与平民和边缘群体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关注视域转向视觉文化、少数族裔再现美学和博物馆政治。霍尔后期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这一议题事实上在霍尔当初编辑《大学与左派评论》时就已经浮现出来了，霍尔身处边缘，却始终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学术上的悲观主义，精神上的乐观主义”，即便只是一种乌托邦式愿景，霍尔也从未动摇过，以至于我们无法简单用“左”或“右”的标签来描述霍尔后期的文化思想。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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