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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颖 | 人性选择与道德自律：来自《希特勒的私人藏书》的启示

刁颖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专题

双子书话 


作者：刁颖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提摩西·赖贝克的《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于2019年以双色图文增修的方式再次出版，它的副标题是“那些影响他一生的图书”，相比2012版的《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中的副标题“那些改变了他一生的书”，翻译时将“改变”替换成了“影响”。两个版本中的扉页上有同样一句话：“读书能改变人，有人因之成为圣人，有人却变成魔王，这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1]这揭示了：人才是人性选择和道德自律的唯一决定性事物。书是全面的，但人的选择往往是单一性的，即使同一本书不同的人来阅读，所提取和接收的信息都会有不同侧重面。如果书是客观存在的物，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读者主体意识的选择是否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人性道德的路上，图书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赖贝克想要传达的问题。
 
1
人性选择与主体意识
 
“人性对道德的特殊意义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人道主义意义；第二，道德价值意义；第三，道德理想意义。”[2]朱光潜认为：“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的‘本位主义’。”[3]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学中的重要方面当然就包括了对不同民族的包容与宽容。在希特勒收藏的书中有很大一部分却是反民族、反人道主义的。他在阅读书籍时偏激性地接收不同民族的信息，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的道德自律。

在《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中多次写到埃卡特与希特勒精神上高度契合，是他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上的导师。埃卡特就曾送他不少种族歧视相关书籍，希特勒都很主动地选择性接收了这些反犹太民族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从政道路上，通过各种演讲有意识地放大这些信息并使之广泛传播。正是因为他们相互间有多处相同或相似的人性道德选择，导致他们在一起会更加强化对犹太民族的暴力认知，同时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化认知通过政治手段表现，并利用残酷的暴力方式去实施。

这些书籍的极端思想在希特勒认知的初期就已经被定性。例如，《国际犹太势力：世界的首要问题》《我的政治觉醒：一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的日记摘选》《19世纪之基础》《路德与犹太人》《歌德与犹太人》《叔本华与犹太人》《瓦格纳与犹太人》《万字符之于国社党》等。[1]69可以试想他为什么翻阅这么多反犹太主义的书籍，难道不是想从中得到极端观点的理论支撑吗？正如赖贝克评价反犹太主义《实话实说》一书，是为他：“那套反犹太主义提供了内在核心、形式架构以及不懈的热情。”[1]48在他们的身后是对“他者”民族人权的漠视，是自身对暴力、政权的滥用。书中还写到这种反犹太主义观点，在不少哲学家和有名学者所写的书籍中也有体现，如费希特、叔本华、尼采等。这位昔日的德国总理似乎乐于在哲学家眼中找到相似点，急于在观点上被认可。

通过类似书籍的不断阅读，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认识越发偏激。例如，他将格兰特《伟大的种族的消逝》“从‘圣经’变成了国策”；[1]129收藏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接收莱曼赠送50多本有着种族优化的书籍，[1]145-146而且这部分书籍的阅读频率轻松超过了20%。[1]149可见在选择书籍时他自动屏蔽了“平等”与“宽容”的普世化道德观念。他忽略了“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理解事物，事物就可能是什么样的”[4]观点。这与人的道德选择与自律有关，在权力面前不断强化人种和民族间优劣意识，完全漠视它是否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

在希特勒心中，蔑视其他民族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只是宗教信仰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种族不同造成的，他根深蒂固地认为“他者”是低劣的，是需要和可以被改造的。因此，他允许另一类书籍的出版，包括：《德国人民的种族类型》《人类遗传学与种族优化基础》《安康：卫生保健报》《优生战争：优生学及美国创造优等民族的运动》[1]125-126等。他将自己放在一个“优等”的位置，并想象着以一种“科学”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改造，其实就是将自己放在“救世主”的位置上，完全偏离了人性的本质。然而普遍的道德自律应该是：“道德行为选择当然是向着‘善’的，即人的行为活动应当是向着‘善’的‘目的’前行。”[4]显然他已经在人性善恶自觉选择之路上越走越远，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背道德、违背人性的。
 
2
自卑与自恋的主体心理
 
从经历战争到选择从政；从对权力的渴望到对权力的滥用；从认知的狭隘到极端的自信，希特勒一直没有停止用写作来形塑他的形象。他的自传《我的奋斗》系列书籍正式出版了两部。其中，《我的奋斗》第一部写到了“他在战争中的感悟”；“随后在武装暴动中失败，被关到监狱中”；“出狱后开始从政”。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忆战争时的感觉：“最后无疑是我的意志做了主宰。如果在最初的日子我是快乐开心地面对这些极端情况，那此时的我就是冷静且坚毅的了。”[1]29仿佛这是一段激励人心的成长和奋斗历史，他善于用更具道德品质的词语，“冷静”“坚毅”，将人们所崇尚的普世化的人物品性通过文字表现。很明显，他之后的残酷和冷漠正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针对这一点，赖贝克的书中向人们展现了他不同的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赖贝克指出：“就希特勒而言，推动他写作的最初动力就是报复。”[1]82报复他在军人生涯中的失败，因此他写作的原初目的并不是出于对书籍的尊重，而是试图通过出版《我的奋斗》来标榜自己是一个作家，借以配合他的政治身份。以这种身份出现的政客是普遍化的，利于被人们所接受的。正如《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写道：“新左派认为，压制与抵抗、中心与边缘、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嬗变，因此身份认同就是权力政治的表征与产物。”[5]似乎可以对谎话、善变、对立等态度和政治观点寻求一个可变和可解释的维度。

第二个动机，赖贝克介绍了希特勒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良好的知识教育背景。他内心有着对自己写作上极度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并希望用作家身份来掩盖自己身份自卑的一面。他正式出版了《我的奋斗》两集，可惜这两本书籍在市场上的销售并不乐观，让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具备一个作家的能力。[1]109在政治生涯的顶端，他成了德国总理。收到的礼物多是书籍，这些书籍对他的赞美之词是他找到另一个自信的关键点。例如，叔本华说他是那种意志力的天才；尼采宣扬他是超越善恶的“新人类”。[1]197

在作家的自卑与政客的自信双重影响下，希特勒开始迷恋权力，甚至是“迷信”自己的能力。他开始在书籍中寻找自己自信的支撑点。例如，书中写道：他在书籍《腓特烈大帝传》中，认为自己与腓特烈大帝都是被“神”眷顾的人，甚至会天真迷信地认为自己最终会像他一样得到意想不到的扭转乾坤的命运。[1]247以至于二战后期战场失利时，他还一直用一种不可言说的自信来麻痹自己和周围的人，他常说“我们会在腓力比再见面的”。[1]7一个自我选择性的屏障现实和主观选择结局的人，最终自杀在自己的书房中，选择与他的书一起，与他的幻想在一起。

3
幻想多重身份与善恶选择
 
在希特勒的成长中他对自己有多方面的形象想象，包括艺术家、建筑家、宗教神职人员、作家以及政治家。当下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哪一个才是他最想要成为的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成长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选择，还是自我的主体意识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走向？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主体意识”相对于它本身的另一个存在是运动的。[6]他的意思中暗含主体意识的可变性。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观点相似：“中国人讲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从小就要培养这种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亦即认识情感和意志力量的融汇合一。善恶观念便是很复杂的，善恶观念是在变化的。”[7]善恶选择更多来自主体认识。无论人们或他自己幻想过成为其他的什么身份，希特勒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的身份是明确的，从他对图书的选择中就能看到，他在寻求一种“集体身份”[5]认同。当“他们自诩为文明进步的代表，落后民族‘合理合法’的监护人，依此逻辑，他们就有了驯服邪恶、拯救堕落的历史使命”。[5]最终希特勒选择做一个政客，放大或实现了他作为一个战争机器的身份，他在荣格尔写的《火与血》中有相似的厮杀、暴力、奋战的观点，并进行了多次批注。[1]101-102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对于正义、善良、同情的看法，但处于战争中被死亡威胁，可能在心中除了祈求上帝就只有迷茫和恨意了。维特根斯坦在《战时笔记》中就曾写道：“这里都是邪恶的、残酷的人。我几乎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人性的痕迹。恳求上帝帮助我活下去。”[8]与一般经历过战争的人不同，在希特勒的心中已经没有善恶区分，只剩幻想和权力。“所谓‘对错’与‘善恶’的分家，亦即权利（对错）与价值（善恶）、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分家。”[9]45他的结局源于自我的主体意识对善恶对错、道德价值的选择，虽然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但自主的选择环境却是人本心所指向的。
 
4
结语

李泽厚认为：“近代哲学从康德起，伦理道德被认为是人所以为人（人的本体）之所在。”[9]3而这个失去道德的人还是否具有人的品质，赖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希特勒的私人藏书》的写作较为平淡，像散文一样轻松，但面对这样的书籍，二战的阴影远远大于文字的轻松感。人们总是带着焦虑的心情，希望能找到突破点，让人类远离伤害。海涅曾说：“因为希特勒并非个体，而是一种现象。”[1]56回想当时的狂热拥护者们，不难想象这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矛盾，而涉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虽然首领在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执行者们甚至更加残暴地放大了战争的悲剧。不少学者提出用理性来解决，卢卡奇就认为：“二战是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10]同样也有提出用理论来反思那个时代的：“唯有理论反思能帮助人类真正克服过去，为未来的重建和新生带来可能。”[11]在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坚守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似乎是解决个人意识与道德伦理之间矛盾冲突的最好方法。因为“人的这种‘本位主义’有它积极的社会功用，人自觉到自己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3]因此《希特勒的私人藏书》的启示在于：人如何主观地接收信息、获取信息，除了在人类追求的伦理道德中去选择人性，更重要的是时时进行多维度的“反思”，从而建立一个以自我主体意识与社会道德认知的统一体。包括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法律、行为规范的自律等，都是对他人的尊重和自我道德选择的重要方面。
 
注释
[1][美]提摩西·赖贝克.希特勒的私人藏书——那些影响他一生的图书[M].孙韬，王砚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
[2]肖群忠.人性与道德关系新探[J].甘肃社会科学，2001（5）：12—18，22.
[3]朱光潜.美学拾穗集[M].广西：漓江出版社，2012：53.
[4]高兆明.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道德想象力”——读杜威《人性与行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8—87.
[5]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5.
[7]李泽厚等.什么是道德——李泽厚伦理学讨论班实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95.
[8][奥]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1914—19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08.
[9]李泽厚.伦理学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10][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2.
[11]闪小春.弗洛伊德与雅斯贝尔斯：对战争与时代的思考[J].学术交流，2018：29—34.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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