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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转莹 | 2019年文学类图书出版观察

曹转莹 中国图书评论 2022-09-09

专题

盘点

 
作者:曹转莹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9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性的年份,它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且是中国出版协会成立40周年,出版社实现改制转型的关键突破之年,也是我国即将进入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2019年也是“全民阅读”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五个年头。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阅读追逐“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文学类图书的出版表现了延续新世纪以来主题出版的理性热度、“走出去”的文化输出的能力增强的特征。且在网络化时代与市场化背景下,2019年文学类图书的出版也面临着技术理性与经济效益诱惑的双重挑战。因此,回归文学出版的“内容”核心的本质,深挖文学作品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发挥现代技术对文学图书的推广,坚守社会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这是时代给予文学出版的问题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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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文学类图书出版状况
 
2019年文学类图书出版依然保持较好态势。据统计,2018年与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总体对比概况,2018年出版新版图书24.7万种,降低3.1%;重印图书27.2万种,增长5.7%;总印数100.1亿册(张),增长8.3%;总印张882.5亿印张,增长9.2%;定价总金额2002.9亿元,增长15.7%。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937.3亿元,增长6.6%;利润总额141.3亿元,增长2.8%。[1]新版图书品种继续减少,印数大幅回升;重印图书品种与印数持续较快增长,在品种上继续超过新版图书。相较2018年,2019年文学图书品种结构的数据有相同的趋势表现,新版文学图书品种22791种,同比减少0.19%,重印文学图书品种21405种,保持了9.17%的较快增速。2018年一般图书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图书有90种,其中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文学类图书有10种,包括《红岩》《红星照耀中国》和《平凡的世界》等。可见,红色主题的文学类图书印刷规模不容小视。这种趋势在2019年度依然明显,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1.文学类图书依然是馆配大户。据中国出版商报对所藏的1300所图书馆的采样数据调查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参与馆配的各类别图书中,码洋排名前两位的是文学(I类)和工业技术(T类)。其中,文学类图书码洋份额为26.93%,较2018年前三季度上升0.30个百分点;其单品种馆配册数为27.6册,居22大类之首。前三季度馆配市场码洋增幅TOP5类别畅销榜同时发布,其中文学(I类)排名第二,医药、卫生(R类)排名第一,文化、科学、教育、体育(G类)、马列毛邓(A类)、政治、法律(D类)依次排名随后。馆配销售是图书销售的一个政策途径,也是文学类图书走到普通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馆配情况可以折射文学类图书出版及营销状态。

2.文学类图书依然占据排行榜前列。2019年前三季度市场覆盖率TOP200书目中,有124种书出版年份为2018年,余下76种为2019年的新书;文学类品种占比较高,共134种,占TOP200书目的67%。[2]TOP200书目中,小说类65种,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北上》和《牵风记》均在列,受影视热播带动大众市场销售和馆配量提升的《老中医》和《都挺好》也在列。文学类图书的品种也占据了TOP200的三成以上,表现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说明文学阅读还未完全因为新媒体信息的干扰而失去读者。

3.文学类图书的主题出版更显集中。2019年全国561家(含21家副牌出版社)图书出版单位共报送选题228020种,总量比2018年的235042种减少7022种,同比减少2.99%。报送选题的总量在理性地减少,选题的主题思想却更加集中。2019年,中宣部从1856种申报选题中确定90种作为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其中近40%涉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其中大批以“四个讴歌”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类图书以及其他大众读物,立足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新中国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讲好普通人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故事。看得出来,2019年的文学类图书选题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都本着反映现实、召唤时代、发扬原创的本质,保持与新时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文化治理方向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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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图书主题出版的特点分析
 
从2003年开始,原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主题出版工程,立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主流思想阵地,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确立特定主题。10多年来,主题出版在思想建设、文化创新、规模效益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共同唱响中国出版业的时代旋律。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加强对书号的规范管理,书号全面实行实名申领制,整个出版行业面临着产业重组和市场转型的严峻形势。图书文化公司的优胜劣汰的局势更加艰巨,传统出版社在进行企业化转型的同时要增强适应出版新形势的能力,加强对主题出版与市场需求的分析能力,从而保障大数据时代传统纸质出版的生命活力。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家加大了以国家出版基金等政策对出版业的扶持引导。因此,出版单位的主题出版逐渐从政治任务向自主自觉转变,形成以主题出版与多元出版共生共荣的出版新格局。

1.主题出版变成一种“顶层设计”。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制订和报送2019年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计划的通知》里,明确提出11项选题重点,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出版界的主题选择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历经党的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后,2019年至2021年又将处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历史时刻。2019年是中国出版事业40周年,面临出版改革深化攻坚,主题出版成为2019年乃至较长时期内中国图书出版的重要趋势,而这些重大历史纪念时刻也将成为策划主题出版的核心引领出版界的精品图书风潮。随着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机构改革逐步落实,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为保障主题出版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出版事业的社会效益,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强对主题出版的扶持力度,各个出版单位也对主题出版尤为重视,对出版物的社会价值、审美特性、文化传承、意识担当有着清晰的认知。201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以“迎七十年国庆,展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为主题,树立图书出版业的责任担当。

2.长篇小说出版诠释主旋律。长篇小说在表现时代宏大主题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当代不同代际的作家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深挖民族文学的原创力,主动在主题出版的时代感召下为新时代的文学发展贡献群力,从现实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到形而上的现代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再到对当代中国的军事、国防、科技以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呈现,试图承担起以文学回应时代变迁中的社会问题的历史使命。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毛建军的《北京人》、格非的《月落荒寺》,作家出版社向林的《医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商海军魂》,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中国芯传奇》,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我叫建国》《长子》。此外,文学作品的重印持续以出版“文集”“全集”的形式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名家名作进行集中盘点与作品集的不断扩充完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文集》《谌容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长篇原创小说系列”、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长篇小说”系列等以编选经典书系的文学出版的方式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3.报告文学表达“国家叙事”。报告文学作为讴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必然作为紧跟时代的正能量大放异彩。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南海大棋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治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道辅成》、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扶贫礼赞》、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江魂》等报告文学作品,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报道重大事件,反映国家建设实绩的功能,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建构“国家叙事”,弘扬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

4.出版与经典阅读结合。全民阅读的核心要务是经典阅读,尤其是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上古典文学也有着责无旁贷的功用。当代文学出版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对文学经典的再度开发有着网络化时代的优势,同时也有着以新技术手段培养经典阅读的出版传播的责任。如中华书局推出《张謇诗编年校注》,江苏凤凰出版社推出《潘耒全集》等。同时,对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要从娃娃抓起,从源头处培养正确的阅读修养,如作家出版社推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绘本丛书》,以及不同类型的古典诗词的电视栏目如“中华诗词大会”等所引领的古诗词欣赏的风尚,如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历代诗词选注评丛书》等。文学经典不是封闭的过程,全球化时代,我国在坚持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做到经典的审美眼光,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39种《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江苏译林出版社推出的6种《国际文学大奖前沿丛书》,漓江出版社推出的12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等。

5.主题出版的融媒体走势。自十八大召开以来,主题出版的市场占有地位越加凸显,甚至成为出版市场最具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力量。时代特性决定了主题出版在最近几年都将成为市场热点。数字化的技术转型只是外部形态的变化,传统出版的内容本质无论何时都不会变。因此,主题出版与网络出版的内核是相同的,都要遵循主题出版的总体发展战略的规律性,凭借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出版产业的有效结合,落实好图书出版的文化传承和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功能指向。2019年,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编剧,献礼国庆70周年的电影《攀登者》与同名书籍于2019年10月面世。这部影视与出版合谋的“英雄主义力作”显然是图像时代主题出版的多样化完美尝试。“主题出版不仅仅是‘上情下达’——用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大众化方式,‘转译’执政党的新思想,也就是执政党‘理论’(包括新表述、新论断、新思想)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时代化,也包括‘民情汇聚’——民智、民舆、民情的汇聚。”[3]34文学类图书作为大众读物的部分尤其承担起“转译”功能,在保证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标准同时实现潜移默化的“理论”传播,这是文学图书相较其他图书所独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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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文学类图书出版的思考
 
尽管2019年文学类图书出版总体态势不错,且呈现了鲜明的特点,也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1.文学出版输出能力有待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出台了成体系、大力度的“走出去”政策。加之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出版物市场同样具有强大竞争力。

2019年“全球出版50强”出炉,中国出版企业有5家上榜,分别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了让世界了解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面貌,文学艺术类作品的“走出去”将成为中国的最好名片。截至201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已连续发布了8届。这项研究以海外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考察中国图书出版在海外的流通情况,而图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轨迹。当今代表中文图书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世界图书市场上很受青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2019年,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广的中文图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阿乙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出版)。

据统计,2019年共有501家出版社的24168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相较2018年下滑589种,但下降幅度开始变小(2018年度入藏总品种为24757种,比2017年的29608种减少了4851种)。2019年海外收藏图书馆超过30家以上的20种图书大多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并且新世纪以来持续保持10年增长的图书门类。2019年,在入藏品种最多的TOP100出版社中,有近1/3是地方出版社,由中国大陆出版的英文书在海外的传播中五洲传播出版社成为海外图书馆收藏英文书最广的出版社。这表明,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成功,同时中国出版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与质量品质都有极大提高。但文学类图书走出去还需要继续努力。

2.注意大数据工具的理性介入。数字化时代,文字阅读的整体数量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一方面反映了文学阅读的潜在读者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为文学阅读的经典阅读或者说对文学作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时代的文学载体更加多元,影像、音频等数字化图书阅读方式,网络文学的参差不齐的艺术水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纸质文学类图书阅读造成冲击,但同时作为传统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纸质文学图书的阅读仍旧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文学类图书在整个书市场上的占有量长期居于前列。大数据时代,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双刃剑,图书出版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模式的图书营销策略,做到利用大数据对潜在读者的精准推送,以个性化的专属服务助力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2015年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将“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纳入国家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对于网络文艺发展参与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力量给予肯定。

在现代印刷术和现代媒介时代,文学的边缘游离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种媒介手段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图书的出版、销售与消费。尤其是影视剧繁荣成为催生文学图书阅读的一种文化宣传媒介。新世纪以来,影视作品对文学类作品出版的影响更加强大,甚至影视剧成为文学作品寻找读者的一种捷径。作家的文学创作也逐步表现了与影视业的合谋。畅销书不再是神话,同时多种媒介在打开市场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代的潜在读者受到各种电子书阅读、手机阅读、公众号、各类“读书会”“听书”等知识付费手段的审美塑造,出版编辑对于出版趋势的预测、对出版主题的选择也在逐步参照到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支持。

“从延安十年到新中国六十年,‘人民’的文艺(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艺),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心源泉;而现在这一新文艺源泉的中心,已经转移和被替代成‘网民’的文艺”。[3]11由此看来,随着“人民”的显性与隐性的变化,国家主流的文学叙述方式的标准也要适应当前网络化时代的公共话语空间。文学出版的介质从兽骨、竹简、帛纸等的变化,再到当前的网络介质,文学出版的“内容”核心始终未变,作为纸质出版的重要载体也将长期有效。但是,对于“网民”的阅读习惯以及对于媒介的反映倾向等问题也需要文学出版的数字化途径能在探索中适应不断繁荣的网络化话语语境。

3.倡导社会效益优先的出版价值观念。伴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大众的生活质量、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群众对出版物的需求日益提高,尤其在多媒体时代对出版物的内容本质与表现形态的审美层次也逐步提升。市场经济阶段,对文学类图书的消费行为本身的审美无功利性与功利性的认知也逐渐深刻。相对于文学的“游戏”功能在媒体多元化时代所面临的冲击,传统纸质书的阅读在数字化时代双刃剑的环境中依然保有坚韧的生命力。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彼岸,文学阅读在物质高速发展的时代依然有着灵魂指引与价值观引导的功能。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同时对于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也起到宏观方向上的引导。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以“两办”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中央和社会对出版企业社会效益的具体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4],规定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有关于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可量化、可核查的具体指标的社会效益考核标准。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强调,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申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原则,符合文学接受的规律。如2019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北京出版集团将重新修订出版《路遥全集》。据统计,《平凡的世界》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销量逐年递增,目前总销量已突破1800万册。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精神生活的多样化反映了人民的文明文化生活的急迫性,学习型社会的整体氛围也要求每个公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路遥作品的经久不衰的根源在于其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创作导向,对于城乡问题的思考,对现实人生的启发具有跨越时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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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主题出版带给文学类图书出版的是走向类型化。“文学图书类型化绝对不是简单地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是图书出版商的市场定位和文化定位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即如何根据市场规则和读者期待设计出具有可持续性出版的文化套餐,这是图书出版商需要切实思考的课题。事实上,类型化文学图书可能在不断制造模式化形象,不断强化读者对类型化形象或叙事的认知,其市场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新媒介时代的新经典。”[5]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主题出版持续升温,这是国家文艺政策“顶层设计”的表征。当前主题出版的繁盛也对文艺作品的“主题”消化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出版社与创作者都对主题出版的时代担当有着清醒的理性深思,对主题出版产生的时代驱使的内在发生机制有着准确的判断,才能使文学类的主题出版物的生产与消费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梳理2019年国内文学类图书[6]的出版情况,不仅是对整个出版行业中的文学部分的参与性进行分析,而且是对社会整体文化生活的思考、对文学与时代主题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的介入。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下,图书出版的类型化是图书出版产业化的表征,但类型化依然要坚守文化底线,出版商也只有紧跟读者不断提升的文化审美要求甚至做出更精准的审美引领与预测,才能实现类型化出版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生态平衡发展的统一。
 
注释
[1]参见《2018年中国出版年鉴》中的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
[2]参见《中国出版商报》对卷藏1300所图书馆的采样数据.
[3]庄庸,王秀庭.从“畅销书时代”到“后主题出版时代”——互联网+出版“供给侧改革”战略研究(中)主题出版时代.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34.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14日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5]谭旭东.类型化:文学图书出版的趋势[J].出版广角,2007(5).
[6]本文的文学类图书专指《中图法》“中国文学类”的分类标准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包括一级子类目: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品集、诗歌、韵文、戏剧文学、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著、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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