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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静 | 知“学人”而论“史” ——评张磊《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1978—2018）》

郎静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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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1978—2018）》，张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作者：郎静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提起俄苏文学，人们的第一反应必然是那些在俄苏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作家明星”，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他们著作中“为人生，为社会”的创作态度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不仅显现出俄苏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民族风骨和精神，而且成为我们一窥19世纪以来俄苏社会境况的一面镜子，即孟子所言“知人论世”。但当我们再去追问“中国人何以知论俄苏文学”这一问题时，我们才真正找到这一“他山之石”之于“玉”的价值和意义，即知“学人”而论“史”。

新近出版的张磊博士的著作《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1978—2018）》就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将学者的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俄苏文学学人研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为后学有效地展开俄苏学人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而且“以点带面”的研究思路也为学人研究本身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首先，作者以清晰的逻辑框架和开阔的学术视野统构全书。作者虽然将视角聚焦于1978年至2018年的中国俄苏学人研究，但在绪论部分，论及了俄苏文学学人研究历程的前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的“旁及”阶段，以黄和全、王国维、鲁迅、李大钊等撰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为代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分散”阶段，以茅盾、瞿秋白、郑振铎等人为代表，除了撰写研究文章外，还出现了对专门文学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科化”阶段，借由高校的平台和刊物，俄苏文学研究专业的学科体系得以形成。如此一来，便将阶段性的学人研究放在了整个俄苏文学学人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有“史”的来处，也为“史”的归处打通了路径。

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七章。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二章，是从整体性上来关照俄苏文学学人研究的全貌。第一章是对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群体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学术地图”的方式来勾勒不同地区的学人群像，大致分出了四个区域，即北京地区、苏沪浙地区、北方其他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和南方其他地区（除苏沪浙地区）。在对每一区域的梳理中，作者都力求勾勒出前赴后继的学人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基本面貌。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往往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在第二章，作者重点讨论了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的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实证主义批评方法”“宗教文化批评方法”，以及包括生态批评、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具体论述中，作者不仅追溯了每一方法论的理论渊源，而且详略得当地阐述了每一方法之于俄苏文学学人研究的实例。例如，在提到“宗教文化批评方法”时，作者就追溯了欧美文学史中对《圣经》的模仿、改编和借用的脉络，以此说明文学与宗教彼此借力的密切关系；而就俄苏文学而言，东正教的影响最为深远。作者在梳理这一方法论的学人研究历史脉络时，提出了“进入新世纪以后，从宗教文化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更加学理化的趋势”[1]63，重点提到了南开大学王志耕老师的著作《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该著立论清晰，问题意识明确，第一手文献资料充实，始终将问题还原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结论自然极其令人信服。笔者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曾受教于志耕师讲授的“西方文论”，深感其作为一代俄苏学人的修身、治学和心怀大义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其次，作者选取特色鲜明的学者，涵盖老中青三代，结合他们的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对各个学人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做了翔实、细致的梳理，并以“小结”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作者首先论及的学人是戈宝权先生，指明了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大量的第一手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进行的实证研究，考证了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及其中国情结；不仅如此，作者还论及了戈宝权先生在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上的开拓之功，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1]99的学人，其中涉及的俄国作家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契诃夫、高尔基等；涉及的中国早期俄苏学者有：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和耿济之，为我们勾勒出戈宝权先生的俄苏文学研究历程，并将其研究命名为“原典实证下的求索”。作者点出的第二位学者是高莽先生，他是一位感性的“行动派”研究者，他的足迹走过俄罗斯作家的公墓，走过这些大师们的故居，以“传记批评结合行迹考察的方法”[1]138，“揭示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对创作产生的影响”[1]117；同时他还是一名画家，他用画笔勾勒俄罗斯作家的肖像，“在文学研究与绘画的交相辉映中，表达他对文字、绘画各有所长的深刻体会”[1]131。因此，作者将高莽先生的研究命名为“文学研究与艺术创作的融合”再贴切不过。

第三位学人是吴元迈先生，他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前两位注重文学文本和行动派的学人相比，吴元迈先生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苏联文学思潮研究”“当代苏联文艺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作者在总体认知的基础上对这三个研究方向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把握，因此作者将其研究命名为“哲理思辨和人文精神的综合”。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而言，作者重点论述了吴元迈先生对列普汉诺夫文艺理论、列宁文艺思想和对哈布林文艺思想的研究。在吴元迈先生的研究中，不仅指出他们各自的观点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始终“将深刻的理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精神融入学术研究”[1]185，切实地推进了“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他山之石成玉的中国之路。

第四位学人和第五位学人分别是同年生的周启超先生和刘文飞先生（1959）。作者将刘文飞先生的研究命名为“坚定执着的学术探索”，他的探索主要是对俄国象征派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对白银时代的研究，提出了白银时代这一概念本身的四个界面（指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歌的风貌、文学的时代、艺术的时代、文化的时代），以此为基础，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对“20世纪俄语文学”的建构上，从学理层面上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尝试。除了文学研究之外，他的探索还涉及文论方面，对巴赫金“复调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俄苏形式学派文论的研究和探析。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指出，“周启超广泛运用了比较批评的研究方法，得以对这一复杂的，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论价值的文学现象进行整体的、正面的、全方位的透视和梳理”。[1]224与关注小说和文论的周启超先生不同，刘文飞先生更偏爱于俄罗斯的诗歌和思想文化。作者将其研究概括为“诗与思的追求”，在对诗的追求上，作者指出刘文飞先生以文本细读之法，“从作品的文学性出发对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等的诗歌进行了解读”。[1]259在对文化思想的追求上，作者又深感于刘文飞先生“一方面将文学研究和文化思想研究结合起来，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审视俄国文学”“另一方面将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并重”[1]259的开阔视野和严谨细致的研究方法。

最后，虽然作者以“每章小结”的方式对上述五位学人的研究分别进行了评述和归纳，但在学人研究的问题意识上，作者并未完全展开，侧重点在于对学人研究本身的“点”的“述”上，而对整个俄苏文学学人研究之“面”的“论”还显得不够丰满和有力。这一点也求教于张磊博士，她告诉我，这本著作基本以她的博士论文原貌出版，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求教于方家。瑕不掩瑜，相信随着张磊博士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定能述论充分、力透纸背。
 
注释
[1]张磊.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1978—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6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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