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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凌 | ​交叉学科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

马凌 中国图书评论 2023-03-26


专题

特约书评人专栏


作者：马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笔者至今仍记得2016年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与姚建华博士一起去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洽谈出版事宜的情景。在当时，“数字劳工”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概念，需要学术组织的背书。好在，贺圣遂先生代表的出版方极有眼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童兵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亦极有魄力，共同促成了本套丛书的出版。从2017年至2020年，“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四卷陆续推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当毕业论文越来越多地以“产消合一”“网权制资本主义”“情感劳动”“游戏玩工”为关键词；当疫情之下全社会都在关注快递小哥、富士康复工、主播带货、灵活用工、粉丝经济，我终于确信，这套书的出版适逢其时。

19世纪，马克思将“劳动”放置于全部学说的核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的社会本性和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实践形式。他的“劳动价值论”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角度，道出了资本的秘密。而向前展望，未来社会必然要将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技术变迁的世纪之交重新倡导“回归劳动”，丹·席勒（Dan Schiller）以此重新梳理了传播理论史，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人，则将劳动方式、劳动关系、劳动者境况放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进行理解。伴随着“马克思归来”的，是劳动的变与不变，是劳动者的痛苦与梦想。

“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丛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研究成果编辑成卷，分别探讨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工的劳动方式与特征、产消合一状态下的玩工、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四个重要议题。正如姚建华的博士生导师、传播政治经济学大师莫斯可在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对于数字劳工的西方研究视角有着广泛的涉猎且在加拿大接受过系统化的理论训练，建华本人对于中国媒介工作者的研究展现了该领域研究者所必需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策略”。由于编者长期深耕这一领域，而且对西方和中国的数字劳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本套丛书有着开阔的交叉学科视域，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媒介学、文化研究、技术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等无所不包；同时又有着一种世界眼光，在对西方数字／传播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思索着建设真正的数字／传播社会主义的可能路径。

这里所辑的三篇书评的作者，分别来自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切进，超越了一般书评的高度，更像是与这套丛书的一种对话。贾文娟的《从数字劳动探索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高屋建瓴，将丛书主题归纳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消合一和组织抗争，有力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劳动者的困境与出路。胡凌的《灵活用工与平台责任：法学视角能为数字劳动研究贡献什么？》以法律学者的清晰洞见，条分缕析地梳理了当前模糊地带的权益保障问题，包括平台的权力、灵活用工的性质、产消者信息保护、数字关系、平台合作社、礼物经济等。徐偲骕的《迈向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立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丛书浓缩为：数字劳工“生产了互联网（第1卷），用互联网来生产（第2卷），为互联网而生产（第3卷），也在互联网中生产自己（第4卷）”，他指出当今西方的工团主义或工联主义，乃至“平台合作化”的“传播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技术垄断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根本问题，希望在中国，“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先天制度优势使得我们在面对同类问题时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和治理工具”。

毋庸讳言，“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丛书主要还是“西方的视角”，但在这巨变的时代，它也启发了“中国的道路”。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交叉学科的领域，因为——“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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