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杨钊 | 多重视域下的林语堂留美经历
专题
学术书评
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开启于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他1919年9月入学，1920年6月离开，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这段留学美国的经历时间不长，与他之后在美国工作、生活长达3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塑造林语堂一生的思想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多重视域来审视林语堂不到一年的留美经历，能有很多别样的发现。
与之相比，留学美国的学人则一般主张在保持现有政权的基础上进行温和的改良，对执政者持比较合作的立场。在晚清的最后10年，留美学生一般都支持改良派的立宪运动，而基本没有参与留日学生热衷的革命。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留美学生转而支持共和政体，但同时拥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他们秉持“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观点”（centralized nationalism），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外国的侵略。留美学生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的文章中对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建国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大加赞扬，在著名的围绕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之路的“杰斐逊—汉密尔顿之争”中明确支持汉密尔顿一派的观点。[3]这种思想倾向也反映在对待民国初期两位政治领袖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态度上。相当多的留美生并没有选择支持有着长期留美经历的孙中山，而是更加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是能够保持中国统一和强大的政治强人，其加强中央政府和个人权力的做法是维持中国秩序与稳定的必要条件。留美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政治倾向，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整体上比较保守，特别是第一批留美学生身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深受美国渐进改良的政治氛围的影响。美国立国之初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烈度极低，而且建国之父们在革命后期尽量减少革命初期的激进色彩，塑造了之后美国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氛围。美国在内战结束后，经济开始起飞，迅速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贫富分化、政治腐败、商业垄断、矿难、血汗工厂、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然而，“镀金时代”的美国并没有爆发暴力革命，也没有产生欧洲大陆盛行一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之下，通过渐进改良的“进步主义运动”，逐步解决了这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另外，由于留学美国的费用极为高昂，相当多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的资助，对政府的态度自然比较友好。像最为著名的受到“庚款”资助的留美生，留学时享受着极为优越的经济条件，他们大都能够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活，选择的专业也基本上是理工类和社科类专业。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理论素养来一点一滴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较多，直接从政的人较少。当然，在留美的学生中，同样对现政权较为支持，既有像胡适这样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做政府的诤友，又有像蒋廷黻这样积极参与国民政府，成为从政的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民主与独裁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激辩的两方都有留美学人的身影。[4]
林语堂作为留美学人，自然深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当然，林语堂的思想前后经历了一番变化。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并没有加入以留美学人为主体的“新月派”，而是加入了包括鲁迅、周作人在内的主要由留日学人组成的“语丝派”，思想呈现了较为激进的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大革命的洪流中，林语堂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林语堂开始与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渐行渐远，逐步转向自由主义阵营一边。按照许纪霖教授的说法，“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5]。转变后的林语堂还和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林语堂在赴美定居之后，更是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抗战时期为中国政府奔走，成为战时中国最为著名的民间发言人之一，为争取美国的援助和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在美国遭到了严厉的抨击，美国的主流舆论界甚至都开始同情共产党，包括与林语堂交往多年的美国挚友华尔希夫妇也倾向于支持共产党。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林语堂依然选择坚决站在国民政府一边，个人的声誉也因此受损。他的这种政治态度甚至成为与美国朋友华尔希夫妇最终决裂的诱因之一。林语堂晚年既没有留在美国，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用脚投票，定居中国台湾，表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态度至死未变。林语堂本人基本上还是一个追求民主价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并不完全苟同，可他还是和执政者站在一边，反映了早年留学美国时美国保守的政治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五四之后选择留学美国，也与整个中国人留学对象国的变化密切相关。在20世纪最初10年，日本是中国人首选的留学对象国，留日学生不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回国后的影响力上都遥遥领先。留日生张继称赞留日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留美生胡适也承认“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矣”。[6]311然而，到了“一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提升，而且美国的教育科技实力逐渐跃居世界前列，特别是高素质的“庚款留美生”在学成归国后的示范效应，使中国人留学美国的人数大幅增加，“虽稍次于留日，但远在留欧之上”[7]278。留美生的杰出代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成为年轻的学界领袖，以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折冲樽俎，在民国外交界崭露头角，“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6]312。林语堂五四时期在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任教，结识了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并在其提携下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的核心圈。随后，他负笈美国，还得到了胡适的资助。显然，林语堂受胡适影响，将留学的第一站选在美国，必须放在五四时期留学对象国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
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美国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纽约，代表了美国现代化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留学生学习、观察美国的绝佳窗口。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对外国留学生有着非常开放的政策，还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专门的奖学金，自然深受中国学生喜爱。哥大培养的中国留学生不但数量众多，而且为中国的政界和学界输送了大量杰出人才，很多人都成为本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顾维钧、唐绍仪、胡适、蒋梦麟、蒋廷黻、金岳霖、马寅初、张奚若等。这种强大的校友人脉也成为哥大中国留学生的独特优势。
在中国人通过“庚款留学”等方式大批赴美留学的时候，哥大也是名师荟萃，极一时之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胡适、蒋梦麟都曾直接师从于他。胡适在毕业后还专门邀请杜威访华，时间长达两年多。杜威在华期间赴中国各地演讲，传播自己的哲学理念，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了一阵“杜威旋风”。杜威在哥大任教时把那里变成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大本营，相当一部分在此攻读学位的留美学人都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他们回国后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大都站在科学派一边。这批人还崇尚“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希望通过一点一滴地解决具体的专业问题来促进中国的变革，与左翼激进革命思想保持距离。
哈佛大学虽然地处美国东北部小镇坎布里奇（Cambridge），并未建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但由于其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还是吸引了大批有志于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严平、陈怀宇在对1919年入学就读哈佛大学的中日留学生进行研究时发现，那一学年中国在哈佛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很多，在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占比很高。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从事学术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成为著名学者。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历史）、俞大维（哲学）、林语堂（文学）、张歆海（文学）、顾泰来（历史）、吴宓（文学）、汤用彤（哲学）、韦卓民（神学）、洪深（戏剧）9人。其中，只有陈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2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9]这批留学生大都深受当时任教于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认为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儒家与佛教文明能够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些中国学人看到欧洲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破坏，对西方文明开始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恢复了信心，认为它的某些合理成分需要保留下来。这些人归国后以《学衡》杂志为基地，鼓吹人文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是“新派中的旧派”，与胡适为代表的那批留学哥大、秉持科学主义和专业主义理念的学人形成对峙，出现了所谓的“哥大帮”与“哈佛帮”。这批人的代表人物有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汤用彤、梁实秋，其中多位都是1919年就读哈佛的中国留学生。
林语堂在哈佛上的两门比较文学课，都是由白璧德授课，他的中国同学也大都是白璧德的信徒。但是林语堂成为这批学生中的异类，坚定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哥大帮”的领军人物胡适，还专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文学革命的合理性辩护。不过，这只是20世纪20年代的林语堂，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在他的后半生里，他向西方介绍和阐释“东方智慧”，推广“抒情哲学”，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温和的态度，修正了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论调。当然，他的文化立场超越了学衡派，因为他的关怀是普世性的，不只局限于中国。让他在西方暴得大名的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是在向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致敬，处于白璧德思想的延长线上。因此，林语堂是白璧德理念在国际上的真正践行者，留学哈佛大学的这段经历显然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们今天在回顾中国近代留学史的时候，除了要考察他们在外留学时的学习情况、师承关系，乃至参与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其实还要关注留学生的留学费用来源这样的日常生活问题。“钱从何处来”这种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其实兹事体大，对广大留学生的留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留学费用来源这个角度切入，其实能展现留学中很多特殊的面相，呈现一种有温度的历史。
晚清民国时期赴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从留学费用的来源上，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最著名的是“庚款留美生”，经费来源于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除了晚清时期的1909年、1910年、1911年前三批180名留学生之外，自1912年至1929年的17年间，由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培养了直接留美生967人，再加上其他类别，10多年间达1648人。从1933年开始，庚款留美由清华学校垄断的方式，改为面向全国学界进行公开招考，每年规定主修科目，由教育部与清华共同考选。这个考试分别在1933、1934、1935、1936、1940年和1943年举行，一共办了六届，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选派人数从16~32人不等，共选派了141人赴美留学。[7]284,372庚款留美生数量较少，但由于选拔最为严格，竞争最为激烈，所以成为知名学者的比例最高，如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梅光迪、闻一多、潘光旦、钱学森、杨振宁、何炳棣等。美国退还的庚款在使用安排上非常周到有效，同时也非常稳定，能够享受这种资助的留学生在美学习时条件优越，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学习与研究。尽管如此，由于留学美国总的花销很高，有些需要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依然为学费与生活费而焦虑。比如，何炳棣拿到庚款资助赴美留学时已经接近29岁，他要攻读的是西洋史方向的博士学位，需要5—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当时庚款资助的年限只有两年，一般仅能延长半年。因此，何炳棣必须选择主修更为熟悉相对来说也更容易毕业的领域，于是他放弃了原来庚款留美考试委员会规定的16—18世纪西洋史，而是选择19世纪末英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10]第二类是一般官费生，费用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的某些部委（如教育部、海军部、陆军部和交通部等），以及各省地方政府。由于民国初期中国政局不稳，军阀长期割据混战，这些留学费用经常得不到保证，而且在选拔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情因素，不够严格，学生水准参差不齐。第三类是教会资助的留学生。这类留学生的费用主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教友，这些资助一般比较私人化，不带太多的附加条件，但是费用一般比较有限，顶多能够负担学费，生活费则仍需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赚取。比如，容闳、蒋廷黻、洪业等人就是通过这样的资助方式赴美学习的。蒋廷黻在获得教友林格尔夫人的少量资助之后，必须找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来赚取学费，于是他选择了密苏里州派克维尔（Parkvill）的派克学堂就读。蒋廷黻在那里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的收入可以充膳宿费，但其他的开销还需要另想办法。蒋廷黻只能到附近的教堂和民间团体演讲，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在中国读书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另外一部分收入。[11]第四类是一般自费生。费用主要来自自己的家庭。除了官僚、商人的子女之外，还有很多平民家庭通过借债和变卖家产来资助子女留学。陈瀚笙中学毕业时一心想去美国留学，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叫他先上国内的知名大学，毕业后再申请通过公费留美，以节省开支。陈瀚笙还不死心，试图通过绝食的方式逼父母就范。父亲仍然无动于衷，母亲却出于对儿子的心疼而态度松动，“所以她终于忍痛卖掉娘家陪送的金银首饰，又向娘家借了一些钱，凑了2000块大洋，交给我做路费”[12]。这个颇为心酸的故事讲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子弟自费留学的不易，但这种类型的留学恰恰是留美学生的主流。
林语堂则属于比较特殊的半公费生。清华学堂对于部分自费留美生实行经济补贴的优惠政策，每年用于津贴每名自费留美生的金额为480美元，名额为70人，“以体恤寒俊，奖励游学，使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冰心、陈瀚笙、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人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部分资助。[7]289-290《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中提到林语堂每月有40美元的政府半奖，应属于这种类型的留学资助。[13]此项费用显然极为有限，所以他的另一半留学资费来自北京大学，条件是林语堂学成归国后要赴北大任教，但这只是胡适和林语堂之间的口头协议，并不稳定。清华给的半奖资助到1920年6月就突然终止，成为林语堂留学生涯的转折点。因此，林语堂急于一年完成在哈佛大学的硕士课程，随后终止学业到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秘书工作，通过这份工作来赚取学费。可是青年会的工作繁忙，使他无暇选修巴黎大学的课程以代替他在哈佛还欠修的一门夏季课程。此时正值“一战”刚刚结束，德国在战后由于要支付近乎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发生了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的“超速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物价非常便宜。林语堂看到了这样的好处，又转赴德国耶拿大学求学，在那里修了三门课程，最终通过这三门课的结课证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林语堂的这段留美生涯时间不长，但非常曲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留学费用的紧张。因此，考察林语堂留学费用的来源，也是透视林语堂留美生涯的重要视域。
注释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