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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彩 | 时间性与超越时间性的美学建构

李晓彩 中国图书评论 2022-11-17
收录于合集 #特约书评人 31个


专题

 特约书评人 


《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张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作者：李晓彩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张晶教授最新力作《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以下简称《偶然与永恒》）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学科建构”走向历史的深化。“偶然”与“永恒”这组用来指称时间性的视角是审视并阐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建构意义久违且内在的深层需要，不仅是因为这一视角有助于回溯到文艺审美“当时的”体验性现场，复活审美感知的在场状态，更因为审美主体“内时间”意识的超越性，使得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得以在“现时的”价值观照下穿越时光，活在当下，通往未来。

“时间性”是长久以来中国古代文论与文艺美学当代建设内隐的焦虑，“如何现代转换”“如何中国化”“失根性”“失语症”“过时论”等潜在的学理困惑源于尚未调和的“时间两端”：偶然与永恒。“偶然”作为审美发生的外在机缘，讲求感性的、变动的、有限的、杂多的、个性的。“永恒”作为审美追求的内在机理，更倾向于理性的、稳定的、无限的、统一的、共性的。文艺美学建构的意义就在于将稍纵即逝的审美“偶然”储存为内时间经验的“永恒”，在超越时间的“永恒”中体验鲜活的审美“偶然”。然而，如何能做到两者的相互转存是建构文艺美学的重点难点。张晶教授在论著中鲜明地指出，“中国文艺理论的范畴或命题，是最大程度地具有文艺美学性质的”[1]7。此论断一语中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为我们破解当前文艺美学发展困境提供了优势资源、有效方法和依循路径。
 
1
时间性：理论资源的审美活性
 
在张晶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诸多命题、范畴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不仅蕴含在经验性的话语形态中，还直接表现为带有“时间性”的概念命名上。“感兴”“触遇”“天机”“妙悟”“神思”“化境”“自得”“如在眼前”“鸢飞鱼跃”等颇具“偶然性”的审美范畴并非作者牵强附会，而是弥漫在整个古代文艺理论语境中审美活态的自然涌现。“偶然论”也并非仅仅是其论著中的某一“论题”，而是作为一种美学底色普泛地存在于各个论题当中，如“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偶然触发”之“感兴论”，“飘然而至、偶尔形成”之“天机论”，“豁然贯通的灵机”之“妙悟说”，“产生于偶然触遇的审美感兴”之“化境论”，“触遇感兴、随机感悟”之“审美理性论”，等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因“偶然性”的发现而获得浑然一体、生机勃勃的审美灵境，正如张晶教授指出的，“其诗论自身也以充沛的生气展现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风貌”[1]115。

“偶然性”集聚了审美活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的各种机缘，彼此之间相摩相荡，生化出自成一统、生气贯通的完整生命体，又因其转瞬即逝的不可逆转性而具有不可重复的审美价值。当代德国显现美学理论家马丁·泽尔曾指出，“时间界限不仅标志出审美活动的区间，它也规定了在这个区间内所发生的事情。审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我们在其中获得了目前时间”[2]。“目前时间”也即张晶教授所说的审美“偶然”，但有所不同。泽尔强调的是“瞬间的不可规定性”，张晶教授更侧重于“偶然间相互关系以及由此生成的生命活力”，就文艺美学建构来说，后者更有实践意义。在张晶教授看来，“外物刺激”“意向情志”“媒介形态”“审美之理”等无一不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他说，“偶然的感兴使诗人的情感处于非常充沛的状态，而且以充盈的意向性将外物纳入主体的视界”[1]138，“情感中所含的这种意向性，使得作品呈现无法重复的个性，以及充沛无比的气韵”[1]139。这种论见将“偶然”神秘莫测的不可控性转化成审美关系的逻辑生成，无疑是有建设性的。

作为一种具有活性的理论形态，张晶教授毫不避讳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悟式、经验性的感性特征，反而更凸显其时间性的在场，即置身其中、耳闻目击、触手可及的现场体验。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深深植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的实践之中，与艺术家和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密切结合在一起，这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对其他直接经验的研究）、形象的“当下”评论更具生命活力。他说，“‘触物’一是诗人以耳目的感官直接感知、把握外物，使物的那种带着鲜活生命力的形态，作为物象进入诗人的心灵；同时，诗人又以其独特的情志和语言造诣，生成诗的审美意象”[1]279。正所谓“触其耳目者，更易击其心”，形而下的感官与形而上的情志并无间离，而是统一整体。在一向被冠以空灵缥缈的“意境论”中，张晶教授颇有见地地发现了“身体”的审美意义。他说：“‘身在意中’清楚地说明了诗歌的意境必然有诗人身体的因素包含在其中，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来？’”[1]220只有在诗中“安立其身”，“诗中之境，才有了诗人的‘真我’，有了诗人的温度，有了情感的契合，才能真正令人心动”。[1]221诗歌如此，诗论亦如此。

“偶然”的发现让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生命活性具备了很强的生发性，从“物我分离”到“交互主体”，从“实境”到“虚境”，从“在场”到“不在场”，从“有限”到“无限”，这一切生发的可能源于“感兴”，而“感兴”又是“偶然”所得。此类评述在张晶教授的论著中随处可见，如“偶然性是感兴的基本特征”“感兴论作为中国美学主体间性的代表性理论，是我所认同的”，“兴”是“诗人从观览物色到生成意境的契机所在”，“诗中之理”是“诗人在触物起情的审美感兴中自然生发的审美理性”，“‘化境’多是产生于偶然触遇的审美感兴”……这一系列论断足以说明“偶然”的生发意义。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说：“瞬间实际上没有‘间’……它的唯一特性就是‘超出’。在‘超出自身’中，在场与不在场，自身与非自身，内和外的界限被打破了、跨越了，事物间的非连续性（包括历史的非连续性，古与今的界限，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界限）被超越了。世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在场者与无穷无尽的不在场者相结合的无底深渊，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无尽的、活生生的整体。”[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偶然瞬间将在场与不在场整合为一个活的整体，中国文艺美学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2
超越时间性：内经验的审美贯通
 
人类对美的追求不断，对美的研究就会一往无前。镌刻时间，而又超越时间，将“偶然的”审美愉悦化作“永恒的”审美享受，是人类不懈的探索。西方美学史上留下的一道清晰辙痕就是哲学对美学的建构，从苏格拉底的“善”、柏拉图的“理式”，到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黑格尔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马克思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等，美学在形而上的“永恒”建构中逐渐远离了审美本身。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建构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这样的弯路，很大的原因在于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审美经验的延承。

康德有一种看法，认为感性直观形式在内部经验方面就是时间。他说：“内感官只是在时间中，在不具有观察的持久性的流动中，才看出其规定之间的关系，而那种持久性对于经验却是必不可少的。”[4]对此，张晶教授有着透彻的认识和精准的判断，并在论著中引用了古列维奇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时间流逝着，但这种时间仅仅是世界的表象。真正的时间是一种不受变化制约的、更高实在的永恒。”[5]这意味着以“时间”构成的内经验形式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价值更能探进中国文艺美学的本质层面。由此，张晶教授以坚定的理论自信和笃厚的学术积淀开拓了一条以“偶然”为原点，立足审美本身，并以内时间意识的超越性不断将其延伸至“永恒”的文艺美学建构之路。

与西方文论与美学的思辨性、逻辑性、体系性相比，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偏经验性、感悟性、零散性，这似乎是以往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如果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何以延续至今依然葆有生机？张晶教授颇有见地地指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不仅表现为审美感性，还潜隐着深刻的哲学基因，有着复杂的历时性体系。他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并不缺少体系性，只是它的体系性不表现在个人的论著中，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历时性的前后递嬗和踵事增华的过程之中。这种体系性也不表现为西方那种逻辑析理的展开，而更多地由共同语义产生的自明性建构中。”[1]10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看似较为零散，表现了经验描述的性质，而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以范畴序列的形式显示其深度的体系性。感兴、神思、气韵、妙悟、意象、意境等一系列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都是以历时性的美学体系呈示的，它们带着各个时代的印记，以内经验的方式绵延在一代又一代的审美心理中。张晶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并不缺乏体系性，还因为它们的哲学基因。反过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体系，对文学艺术的母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文艺理论的体系性，不表现在论者的具体说法之中，而在于同一族群的范畴或命题，构成了由元范畴为核心的发散性结构，从而呈现为深层的体系形态。”[1]11与西方显性的哲学建构不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基因是深隐在直观的表象里，潜行在各个历史时期，深沉厚重又不影响诗学的灵动，这对中国文艺美学建构是极为宝贵的经验。

“偶然”遇见固然美不胜收，不可重复，但其中必然存在某种可寻的规律性。探索其运行规律，阐释其审美逻辑关系是对“偶然之美”最长时间的“保鲜”。对此，张晶教授在论著中提出一套系统性的建构理论。在宏观上，他独创性地提出“审美抽象”的概念，用以区别于逻辑抽象，即超个别的和偶然的一般规律。他说：“‘审美抽象’是指在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过程中通过知觉和符号化的形式直观地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其思考重心在于其感性的方式中所达到的思维高度及把握世界的深度。”[1]76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就是“审美抽象”绝佳的例证，严沧浪在《沧浪诗话》中说：“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6]感性的语言，直观的形式传递出深奥的审美意味，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整体风貌，即“审美抽象”。在微观上，张晶教授又根据具体的文艺理论探索其中的规律性。在“偶然论”中，他看到主体的艺术修养、精进追求、情感意向是“偶然触遇”发生的基本前提，所谓的“感物而动”其实是“被唤起的情感进入深度的审美体验”，情与景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主体性”。“化境论”中，他提出，“艺术品的化境，呈现的是一种浑成天然之境，物我两忘，情景俱化，但并不是可以不读书不涵养可致”，一针见血地指出“化境”生成至关重要的主体修养因素。“万物一体论”中，他找到儒家的核心要义“仁”，并将其延伸至“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进而推导出“万物一体”的生成规律。诸如此类理论范畴规律性的揭示，论著中几乎每一章都有体现，可见这是张晶教授化“偶然”为“永恒”的努力所在。

奥古斯丁曾对审美内时间意识的构成做出过总结：“‘主观时间’的延伸在审美快感之中的体现是强烈的‘现在感’，在‘现在感’之中，‘过去’与‘未来’却‘同时’出现。”[7]这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强烈的“现在感”才是超越时间的审美快感。那如何让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超越时间，获得“现在感”？张晶教授给予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以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激活古代的文艺理论。他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学理价值，便是指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相对于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活动、审美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理论意义之所在。因此，我们不是从古代这个历史层面去探讨它，而是关注它此时此刻的可利用可发展可再生的那些超越于古代的意义和价值。”[1]42翻开《偶然与永恒》这本论著，虽多是对古代文艺理论的学理分析，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现代意识，读来没有任何“相隔”之感。在这个意义上，张晶教授以内经验的形式贯通了古今审美时空，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获得了一种活泼泼的“现在感”。如“感兴论”与“媒介感”的关系、“妙悟说”与现代美学“直觉论”的内在关联、“意境”与“身体”的关系、“情志”与“意向”的关系等，这些论说不仅激活了古代的理论，还为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打开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3
文艺美学：刹那永恒的审美理性
 
一般而言，传统美学是以美的本质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以各种典型形态的艺术作为逻辑终点，其中“美的本质”的永恒性往往会遮盖具体审美的偶然性，从而将审美引向抽象的纯理性。文艺美学则不然，它是以个别的艺术形态和偶然的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以揭示其中特殊的规律性以及一般的规律性为逻辑终点，“刹那即永恒”的审美理性正是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属性。所谓“审美理性”是张晶教授特意为区别于“抽象理性”而首创的概念，从诗学的角度，他称之为“诗中之理”。他说：“‘诗中之理’，是区别于逻辑思维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审美理性，是诗人在‘鸢飞鱼跃’的感兴中所生发的‘理’，它当然不是哲学教材中的抽象概念，也非哲学史上的现成义理，而是诗人以其丰富、深邃的人生体验，以其敏锐、独特的涉世智慧，以其‘万物一体’的胸襟怀抱，与外物相交接，又以具有原创力的艺术语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自然乃至读书治学等规律的认识。”[1]343张晶教授的“审美理性”与席勒的“游戏冲动”在“时间性”维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席勒认为，自感性冲动而言，在时间性上的体现是迫于眼前与现成的变动不居；自理性冲动而言，在时间性上的体现则是永恒的不变动——无时间性；只有游戏冲动能够把两者及其时间性特征完善地融合起来，其中尤以审美活动为甚。[1]131两者都关注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眼前感性与永恒理性的统一。

那么，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如何统一？张晶教授在论著中谈道，“诗的功能在于将诗人的微妙情感通过诗的审美形式，久远地保留在时空之中”[1]331。这句阐释“审美理性”的表达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有几分相像。黑格尔也曾说，“艺术用感性的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使这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8]10-11。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理念”，“感性显现”只不过是借助的手段，而且是刨除了日常偶然的、杂乱的纯粹显现。他说：“日常的外在和内在的世界固然也现出这种存在本质，但它所现出的形状是一大堆乱杂的偶然的东西，被感性事物的直接性以及情况、事态、性格等的偶然性所歪曲了。”[8]12而张晶教授谈到的“审美理性”肯定了偶然触遇中生活的原生态，他借用“鸢飞鱼跃”的象喻来说明：“‘鸢飞鱼跃’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自由、自然、自得，诗人在与外界的触遇兴情中所感悟到的哲理化诗句，具有活泼泼的生命感及强劲的穿透力。”[1]342在西方，天主的存在是永恒的，所谓的彼岸是“超感性的世界”，是和“现前感觉相对立的世界”，所以黑格尔的永恒指向了彼岸的“抽象理念”。在中国，天地是永恒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顺其自然才是通向永恒的方式。张晶教授“审美理性”的深刻处正在于此。

“刹那永恒”的审美理性正契合了文艺美学建构的意义。无论是中国的诗、画、书法、音乐，抑或是诗论、画论、书论、乐论等，“审美理性”都是普遍存在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张晶教授看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价值，他说：“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建构而言，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包括诗学、文论、画论、书论、乐论等，可以说是最为直接且丰富的理论资源。文艺美学之所以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其原因也正在于我们具有这样的文论传统和理论基础。”[1]43

当今的中国“美坛”，依然还是在西方话语体系的框架里，这是现实。中国的文艺美学建构唯有植根中国，方可行远，这也是现实。与其一味去对西方美学进行“中国化”“本土化”，不如回归传统，植根中华，并贯之以当下。这便是《偶然与永恒》给我们的启发。
 
注释
[1]张晶.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德]马丁·泽尔.显现美学[M].杨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4.
[3]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6.
[4][德]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
[5][俄]古列维奇.永恒轮回与线性时间[M].转引自同注[1]，第7页.
[6]严羽.沧浪诗话[M].引自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257.
[7]刘彦顺.西方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8.
[8][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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