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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皓丹 | ​疫情下个人何以自处：“B面岩波新书”中的新冠写作

​邹皓丹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专题

书界观察

作者：邹皓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020年4月，“B面岩波新书”以“紧急寄稿”标注，刊载了藤原辰史的《全球大流行病中的生存指针——历史学的方法》和根本美作子的《近距离、远距离与新冠病毒》两篇文章。

B面岩波新书，指的是“岩波新书”网络版，诞生于2018年。其创刊词中写道：“B面——对于数字时代的各位来说，可能是陌生的词语。要知道，过去的唱片和卡带都是由正面的‘A面’和背面的‘B面’两面构成的。如果说读者们在书店和图书馆见到并阅读的岩波新书是‘A面’的话，我们岩波新书编辑部设立这个网站，则是希望读者们在‘A面’之外，也能见到岩波新书的‘B面’。每一本新书都是由作者和编辑共同完成的。如果把作者的工作视为‘A面’，那么作为支持作者的我们，即编辑的工作，则可视为‘B面’。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将展示平时扮演幕后工作者的我们编辑的工作。如果AB两面能够融为一体，可能会为读者带来更多享受岩波新书的乐趣吧。”[1]由此可见，B面岩波新书的创立，不仅意味着书刊出版形式从纸张到网络的转变，而且承载了岩波新书编辑部编辑者们的立场思想，为从出版者的角度重申岩波新书的价值理念——教养主义——提供了舞台。
 
1
教养主义理念下的大众启蒙：岩波新书一贯的发行指针
 
2018年同时也是岩波新书创立80周年。1938年，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在出版过古典文学学术著作类的“岩波文库”系列（1927）以及最值得信赖的基础学术书籍类的“岩波全书”系列（1933）后，又创刊了岩波新书系列，以刊行具有时代性的、新锐作者的新书为目的。三个系列各有侧重，以廉价出版物实现大众启蒙一直是岩波茂雄的初衷。在岩波文库发刊之际，他阐明道：“谨望真理为万人所求，艺术为万人所爱。过去，为愚弄民众，学艺曾被封锁在最为狭窄的堂宇中。现在，把知识和美从特权阶级的垄断中夺取回来，这一直是进取民众的迫切要求。岩波文库即是应因此一需求、受到此一需求鼓励而产生的。它将把那些有生命的、不朽的书籍，从少数人的书房和研究室中解放出来，使之散布于街头，与芸芸民众为伍。”[2]在岩波新书发行词中，岩波茂雄更是将其出版主旨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正教养主义联系起来，“以前，为了振兴学术，敝社策划了岩波讲座、岩波全书；现在，这里，以现代人的现代教养为目的，拟发行岩波新书”[3]。

所谓大正教养主义，综合学者筒井清忠、竹内洋等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4]：一种思想训练与生活态度养成的理念，试图通过使个人广泛领略文化的各个层面，在阅读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书籍的过程中，塑造理想人格，以确立其在学识基础上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它作为西欧启蒙理念在日本的表现形式，根源于明治末期所提倡的修养主义，发端于大正时期，在帝大精英中盛行，受到德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极大影响。它曾经是孕育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温床”，也曾被置于昭和总体战体制之内。其中，岩波书店作为战前教养主义的代理人，与其背后的学院派学术相互成就，乃至形成了被称之为“岩波学术”的战前教养主义传统，带有很强的精英色彩和欧化意味。

及战后至今，虽历经日本社会变迁，教养主义在时代面前越显落寞，但岩波新书所秉持的、以教养主义启蒙大众并回应时代的发刊理念，始终不变。一方面，在制度上制约战前教养主义理念的，是1945—1948年的美国对日战后改革。在此阶段，教养主义的存在载体——战前高等教育体制——被美国式的学制与办学宗旨所取代；另一方面，教养主义不可能脱离时政所赋予的意识形态，其在战前不同时段与马克思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皆存在着复杂、隐秘的关联。在美国既要清除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改革日本政治体制，又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对战后日本既有政治体制威胁的双重统治原则下，岩波新书被迫于1946年中止发行。以1949年美国改革政策的放松为背景，岩波新书再次发行，并改版为蓝封版，重申教养主义，转变为进步知识分子、左翼学者的言论阵地，体现了其“不畏惧现实情况，以确信、希望和勇气对待现实的自主态度”，以及“为国民大众提供精神自立食粮的愿望”。[5]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向大众普及；高速成长时期，教育倾向更多体现了对专业化技能的培养；“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构造下，以工薪阶层为核心的大众消费文化逐步兴起，充斥着精英感的战后教养主义随之走向衰颓。感受到时代压力，1977年岩波新书再次改为黄封版，它一边意识到“科技的发展从根本上要求重新审视文明的内涵，以前形成‘现代’的各种概念存在新的探讨空间，以世界为规模，时代转变的胎动在各方面显现出来”；一边忧虑着“今天所看到的价值观过于多层次，过于多元，甚至可能使人类失去了通过漫长历史追求的共同目标”；[6]一边固执坚守着其发刊初心，即培育现代人的现代教养，维持理性的批判精神。1988年，岩波新书自主进行了第三次改版，并借发刊词，表达了左翼对冷战国际动荡与本国立场的忧虑，“地球社会并没有从核时代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各地战火不断，饥饿和贫困被搁置不理，歧视没有被克服，人权侵害仍在持续。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产生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也具有导致人类良心动摇的面相。满溢的信息，反而使人们的现实认识陷入混乱，开始丧失对乌托邦（未来）的想象。日本不仅至今仍没有得到亚洲民众的信任，近年来，甚至不能否认其恐怕存在再次走向独善偏狭的倾向”[7]。不承想第二年，冷战格局终结，左翼随之式微，岩波新书也走到了没落期。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教训和“宽松世代”教育的自由与放任，导致精英层的启蒙被视为说教，进一步遭到排斥。新世纪的2006年，岩波新书第四次改版。以重新回归其创刊最初的红封版为意象，它选择以与时代逆行的方式解决时代的问题。改版词中，岩波新书的编辑者们是如下定义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变化成为常态，速度和新鲜度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消费社会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消除了各种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多样化，一方面开启了各自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时代，另一方面，新的歧视由此产生，各种维度的裂缝和分裂由此加剧。对社会和历史的意识发生动摇，对普遍理念的根本性怀疑和对改变现实的无力感正悄悄生根。每个人都对‘活着’感到困难的时代已经到来。”[8]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信岩波新书自始至终贯穿的教养主义，不但是过去，而且是现在，更是未来，解答时代困惑的通路。“现在所要诉求的——那就是，在重复进行个人与个人之间开放式对话的同时，每个人都要不间断地思考如何像人一样生活的条件。我们认为，能够作为这些活动食粮的，只有教养。历史是什么？如何好好生活？世界以及人类应该走向何方？与这些本源性问题的格斗，造就了文化与知识的厚重，成就了作为支撑个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教养。希望为通向这样的教养之道指明方向，正是岩波新书创刊以来所持续追求的目标。”[8]
 
2
“自救”与“人类共同体”，新冠疫情下的两种生存路径
 
2020年1月15日，日本确诊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至藤原辰史作品获B面岩波新书发表的4月2日，累积确诊2256例；再至根本美作子发表文章的4月18日，累积确诊10608例，16天增长了4倍多。整个4月，疫情正不知不觉间加速侵袭日本，安倍内阁也被迫于7日发表“紧急状态宣言”，规定东京都等7县进入防疫紧急状态，16日更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日本全境。与此同时，3月中旬以来，疫情全球化态势下，“震中”由中国转移至欧美，及至4月底也没有迹象表明其扩散态势得到明显抑制。

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大灾难面前，岩波新书秉持着以文化与知识承载教养、启蒙大众的理念，回应时代，决定于5月再次出版村上阳一郎的《鼠疫大流行》（1983年初版）和山本太郎的《传染病与文明》（2011年初版）。如果将这两部作品视为岩波新书的“A面”，为长远理性反思此次疫情提供了大历史的视角，那么选取刊登藤原辰史和根本美作子的文章，将其作为岩波新书的“B面”，并以“特别寄稿”标注，使人感受到出版者们对当下的紧迫感，发声的使命感。他们迫切希望直接向置身疫情当中的每一位日本国民所传达的信息，借二位学者的笔触，在文本中铺陈开来。

藤原辰史是任教于京都大学的历史学者，主攻农业史（特别是饥荒史）。立足于这人与自然发生最直接互动的环境史研究领域，他批判道：“没有食物的政治和经济，没有自由的教育和农业，没有想法的暴力和杀生，面对充满上述问题的现代世界的黑暗，只追认现实的现状分析和只追求理想的理想论都行不通。”[9]他主张关注最底层农人的生活状态，以人类记忆的实践经验为前提，从基础性研究中反思现代性。《全球大流行病中的生存指针——历史学的方法》中，藤原延续其治学理念，以1915—1918年西班牙流感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这一早已被大众所遗忘，却被历史学家拾遗的过去经验——为参照，理解当下日本乃至西方的新冠疫情。

他冷酷地指出，疫情期间甚至疫情结束以后，日本人都不应该抱持虚假的希望，而要尽力做最坏的打算。这是因为，乐观的希望与有根据的预测是不同的，毫无根基的乐观心态无助于解决面前的危机，只会成为“使判断能力变得迟钝的廉价酒”[10]。不要依靠“科学万能主义”，也不要依靠“道德主义”，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巨大的危机到来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总是冷酷地打破了希望”。[10]

他警告人们，以下事实正在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分裂世界，也在分裂日本内部自身。”[10]面对疫情，国内政府反应迟缓；家庭难承重压，家内感染、虐童和家暴的概率正在提高；社会支持弱势群体的功能正在下降。这导致新冠病毒不仅在持续破坏人们的健康，还在不断破坏人们对国家、家庭以及未来的信赖。

更糟糕的是，根据西班牙流感的经验，如果疫情继续扩散，没有得到抑制，日本人有可能要直面如下历史事件再次成为现实——它不但会使个人体验到生活中存在大量死亡的状态，而且可能引发原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分崩离析。疫情期间，每个人都会受到如下问题的困扰：疫情将出现反复的可能性；染疫却被迫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医生护士大量感染的可能性；疫情信息传达受限的可能性；政府和民众过于情绪化而丧失理智最终导致谣言四起的可能性；公共环境恶化的可能性；政府行政停滞导致社会失序的可能性以及本国中心主义（孤立主义）泛滥的可能性。即使疫情过后，个人也许还会面对：新冠疫情的个人体验从集体记忆中消失的可能性；过度洁癖导致自身免疫失调的可能性；种族主义再起的可能性；甚至还存在疫情叠加水灾、地震进而引发复合灾害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世界史上的人们一次也没有从危机的反省中，制定出以不重蹈危机覆辙为目的的、面向未来的方针”[10]。而且，最好不要怀有“对政府抱有希望而有可能获救”[10]的念想，因为政府很可能会断尾求生而损害个人。“无论是当时（西班牙流感时期）还是现在，疫情都很难用至今为止自己的经验来应对，以至于在惊慌失措中不断被扩散开来。”[10]面对全世界流行的又一场瘟疫，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引领全球的今天，不断被社会解构为原子化的个人，更显无助。

尽管如此，在疫情面前，个人还是要凭借自己渺小的力量进行自救。藤原对此建议道，大家至少要努力维持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底线，保持日常习惯不因疫情而紊乱，按时做到漱口、洗手、刷牙、洗脸、通风、洗澡、吃饭、清扫、睡眠等事务；至少要对公司组织内、家庭内部的暴力和霸凌事件提出异议，而不要默默忍受。

这些自救建议与作者所警示的诸多困境相比，如此卑微而无力，甚至都不如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塞达卡村农民以个人偷奸耍滑的方式，反抗既得利益者时所采用的“弱者的武器”来得有效。[11]维持日常生存需要基本的经济能力，反抗公司霸凌及家庭暴力则面临失业或失去家庭资助的风险，当染疫风险叠加经济风险，这些自救建议还会实现个人自保吗？近年来美国发生的诸多大规模复产复工的抗议游行即反映了在上述两难中，许多底层劳动者的选择——以生命为赌注博得维持生计的能力。

与满眼悲观的藤原相比，明治大学文学部的根本美作子则显得乐观许多。在她看来，这次悲剧存在转危为机的契机，“它清晰反映了人类这个共同体的轮廓。疫情不仅能使个人在头脑中理解何为‘共同体性’，而且，这种‘共同体性’也因为疫情，成为个人能够在现实中体会到的经验”[12]。

与藤原所持的历史感不同，受到自己研究对象——当代法国作家皮埃尔·帕谢（PierrePachet，1937—2016）——思想的影响，根本美作子的论述集中于哲学层面，而且她对日本的定位也是“脱亚入欧”式的，认为日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员。

帕谢的著作几乎都是自传体的，其认识论——其认识主体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全体或人类个体，而是具有特殊性的“自我”——也是以“自我”的主观感受为出发点，理解整个世界的。一方面，他区分了科学与知识的范畴，认为“自我”的知识来源存在于与科学“具有不同秩序的生态空间”[13]中，生活经验和学习经历构成了个人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的无知是不可消除的。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无知”并非完全消极的存在，“自我”正是在与“无知”的共处与冲突中，才能实现突破，在“无我”境界中创造出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由“自我”到“无我”的到达过程，根本美作子将其诠释为“从单数个人向复数个人的飞跃”，其方式则来源于“自我的去中心化”。[14]

如果说18世纪，在因地理大发现、由东方传入西方的异文化叙述影响下，西方启蒙哲学家构筑了以想象中的同情与共感为基础的、有边界的道德观念[15]，那么新冠疫情之所以能够成为形成人类共同体的契机，在于它为此前“想象中的同情与共感”提供了现实体验场景。根本美作子叙述道，当下，病毒成为全球每一个“自我”共同的敌人，它打破了“自我”由距离感所构成的认知限制——远在东方的危机近在西方人眼前；它打破了“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和习惯限制——即使对欧美人来说，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是对集体的保护，而不是对个人的侵害；它打破了“自我”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固化的个人主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脱离集体的“自我”无法凭借个人力量对抗病毒；它击碎了“自我”在历史演变中所形成的西方优越感——欧洲首次以亚洲为范本，学习抗疫经验。

疫情破除了西方的“自我”成见，但并不能直接完成“自我的去中心化”。根本美作子进一步引用西蒙娜·薇依[16]（帕谢最推崇的作者，Simone Weil，1909—1943）的观点，认为成就“自我的去中心化”，必须改变“自我”的认知方式，否定“自我”位于世界中心的虚伪想象，将世界的所有方面都视为同样的中心。正如西蒙娜·薇依以短暂的一生、决绝的手段、身体力行对抗纳粹主义侵蚀一样，根本美作子呼唤日本人的“自我”从灵魂深处觉醒，努力打破道德感的边界，意识到疫情不仅仅是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面临的考验，进而不以亲疏远近作为依据，而是以人类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进行政治判断。

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急速扩张，成为当代西方政治世界发展的突出特征。疫情期间，欧美社会阴谋论横行，动摇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虽然2019年4月1日，日本成立了首个自诩为民粹主义的政党——令和新选组，但是其主流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并没有追随此一民粹化浪潮，其发展方向还是理性的。在社会裂痕逐渐加剧的今天，日本政治没有走向民粹，固然与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相对完善的教育升学体制有关，以岩波书店为代表的日本出版界一直以来坚守的教养主义启蒙传统，日本学术界一直坚持的精英启蒙大众的社会责任感，也功不可没。正因如此，疫情期间，不同的、理性的声音才得以在日本获得传播的空间，被多数人听到。
 
3
新冠疫情下的个人与国家
 
思想无国界，但思想家有国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文化的人造物”，建构出了这个围绕个人生活存在的、最重要的“想象的共同体”。[17]新冠疫情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日本人发现，原子化的个人过于脆弱，在没有国家制度的情况下，迅速有效地与新冠病毒对决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国家制度的前提下，也不确定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地对抗新冠病毒，原子化的个人依然岌岌可危。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病毒全球蔓延时没有意义，以人为划定的主权框架为基础，只保护置身其中的国民，对非国民置之不理，也是无法完全对抗病毒的。

这种对近代民族国家怀疑又不得不依靠的态度，在藤原和根本美作子的论述中表露无遗。藤原虽然悲观地认为国家不可信任，个人需要自救，却也忍不住呼吁政府精简脱离日常生活的节会赛事，加强对弱者的救助；根本美作子虽然批判政府抗疫缺乏同理心，呼吁每个日本人不再以道德的亲疏远近作为政治判断的标准，其根本目的则是希望通过精英“自上而下”的大众启蒙，以大众“自下而上”的集体呼声，改变政府现状，破除本国中心主义的窠臼，以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实现国际合作。

这种认知反映在现实路径中，二位作者不约而同地诉诸对平等的追求。藤原认为，与西班牙流感一样，新冠疫情蔓延不过是现代国家和社会隐藏的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日常危机表面化”[10]的反映；在根本美作子看来，平等是实现“自我的去中心化”，通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只有存在个人平等交换的可能性的维度，‘自我’才能从内在的垫脚石上跳起来，（朝着其他个人）不停地旋转”。[14]

 新冠疫情放大了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内外各种不平等。它促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将因新冠危机而终结。它促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Kissinger）预言，新冠肆虐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它敦促各国政府以更多的措施来抑制疫情加剧的不平等，它迫使各个国家站在同一条战壕中，共同探讨共担风险的新国际秩序存在的可能性。

后新冠时代，会变得不一样吗？虽然20世纪初，有关西班牙流感的经验教训消失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但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动摇了西欧教会的绝对权威，从秩序破败中涅槃重生，文艺复兴竟成为民族国家成立的先导，影响了以后全世界的历史进程。[18]当下，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是否能够作为思想的先行者，担纲构筑后新冠时代的价值，则需要现行“想象的共同体”的组成者——民族国家及其国民——通过“自我的去中心化”，不断去实践，去超越。
 
注释
[1]岩波新書編集部.このサイトについて[EB/OL].https://www.iwanamishinsho80.com/about，2020-05-20.
[2]岩波茂雄.読書子に寄す——岩波文庫発刊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3]岩波茂雄.岩波新書を刊行する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4]有关大正教养主义问题的讨论，参考竹内洋.教養主義の没落：変わりゆくエリート学生文化[M].東京：中公新書，2003；筒井清忠.日本型「教養」の運命：歴史社会学的考察[M].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田中文憲.日本的教養（1）：教養主義をめぐって[J].奈良大学紀要，2014，42：1-22；田中文憲.日本的教養（2）：教養主義をめぐって[J].奈良大学紀要，2015，43：1-22.
[5]岩波新書編集部.岩波新書の再出発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6]岩波新書編集部.岩波新書新版の発足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7]岩波新書編集部.岩波新書創刊五十年、新版の発足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8]岩波新書編集部.岩波新書新赤版一〇〇〇点に際して[EB/OL].http://daimyoshibo.la.coocan.jp/ppri/kankounoji.html，2020-05-20.
[9]藤原辰史.2020版研究紹介[EB/OL].http://www.zinbun.kyoto-u.ac.jp/~fujihara/，2020-05-20.
[10]藤原辰史.ハ。ンデミックを生きる指針——歴史研究のアフ。ローチ[EB/OL].https://www.iwanamishinsho80.com/post/pandemic，2020-05-20.
[11]参考[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根本美作子.近さと遠さと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EB/OL].https://www.iwanamishinsho80.com/post/pandemic，2020-05-20.
[13][法]皮埃尔·帕谢.哲学家的休息[A].《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哲学家的休息[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
[14]根本美作子.『アジアにおける一個人——ピエール·パシェの作品を読む』へのイントロダクション[J].文芸研究，2018，135：23.
[15]参考[德]汉宁·里德.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M].周雨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16]参考[美]帕拉·尤格拉.西蒙娜·薇依评传[M].余东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17]参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8]参考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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