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毛佳佳 | 数字技术驱动下媒介文化的裂变与重构 ——2020年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状况扫描

2020年，我国学者在媒介文化领域内针对多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笔者通过查阅《文化研究》（辑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探索与争鸣》《文艺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新闻记者》《中国图书评论》《电影艺术》，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等期刊2020年的目录及文章，对2020年媒介文化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扫描后发现，以饭圈亚文化、媒介化空间转向、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文化、社交媒体文化、数字化的审美鸿沟等是2020年媒介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我国当代媒介文化不断发生裂变，与此同时，新的审美形态和文化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构。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新媒介的日益发达，饭圈、耽美和字幕组等网络亚文化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网络亚文化成为当下媒介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在2020年涌现出的众多亚文化研究成果中，粉丝亚文化研究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1  饭圈文化研究

从“饭圈女孩出征”“周杰伦蔡徐坤粉丝打榜”到“云监工事件”“肖战粉丝举报AO3事件”等亚文化媒介事件可以看出，饭圈文化正如曾一果所说的，从“圈地自萌”走向“文化出圈”，“以多样的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由此拓展出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空间”。[1]《文化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探索与争鸣》等刊物都组织了“粉丝文化专题”，集中讨论粉丝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以“‘饭圈’文化的深层机理”为专题，组织了孟威、曾一果、曾庆香、魏鹏举、田丰、吕鹏、金雪涛等学者的文章，从身份认同、社会治理和文化消费等多个角度考察饭圈文化。曾庆香在《“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中探讨了“饭圈”的认同逻辑，其中包括粉丝对偶像的他者认同、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射的自我认同以及在粉丝社群中获得的群体认同。[2]魏鹏举的《从“饭圈”文化看创造力经济的未来》从文化创意经济的视角发现，创造力经济给“饭圈”文化带来了无限生机，正是发达的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创意经济，推动着创意领袖进入“饭圈”文化的中心舞台，“饭圈”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向创造力经济模式转型的趋势才会不断显现。[3]《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所发表的崔凯的《破圈：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一文，通过分析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网络爬虫数据发现，在“饭圈女孩出征”一事中，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起到了关键性的扩散作用，粉丝群体的动员能力与扩散作用则被高估。[4]

学者们试图深入粉丝群体内部，探讨粉丝社群的组织结构、动员机制等，希冀对粉丝群体祛魅，从而在主流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提供理性对话的可能性。而在粉丝文化研究中，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切入粉丝社群，探究其发展的内外动因成为研究新趋向。赵丽瑾在《粉丝社群的组织结构与动员机制研究》中将“粉丝社群”视为一种“自组织”结构，自组织内部的少数活跃粉丝对这一结构的形成极为关键，而活跃粉丝与不活跃粉丝数量上的不平衡则有助于组织的运行和动员；粉丝社群的动员机制包括社会网络理论视野下的粉丝社群的弱耦合结构、粉丝基于社会资本的考量以及粉丝对明星的爱这一情感要素。[5]刘国强、蒋效妹对肖战、王一博的粉丝社群进行了民族志观察，探究该粉丝社群建构过程中情感能量聚集、形成和衰减现象的动力机制模型。[6]袁文丽、王浩的《依恋式守护:“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与实践逻辑》一文认为，粉丝的“依恋”之情是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所在，粉丝对偶像的依恋可以提纯到守护国家的功能维度，用于化解国家风险，因而主流媒体应挖掘亚文化的情感价值，“正视亚文化群体的情感表达，利用丰富的情感资源进行舆论引导，将主流价值观嵌入话语表述中，灵活设置相关议题”。[7]宋成则将网友“云监工”、武汉“火神山”等医院建造一事视为“饭圈文化”参与社会活动的产物，“云监工”们通过对“慢直播”中各类物体命名、对直播画面进行拼贴再创作以及网络应援等一系列饭圈活动，实践着自己的情感投射、情感参与以及情感支持，“起到了表达和传播情感、释放紧张情绪、构建共同‘抗疫’的群体感和身份认同等作用”。[8]杨馨的《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于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动”加以批判，阐明粉丝身陷“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内，情感被裹挟进流量制造的机械进程。在组织化的“打投”“转评”活动中，粉丝自身其实遭受着娱乐文化工业的剥削与异化。[9]

2  其他亚文化研究

除了粉丝文化研究外，互联网空间也诞生了其他各具风格的亚文化形态。蒋建国、赵艺颖的《“夸夸群”:身份焦虑、夸赞泛滥与群体伪饰》聚焦于“夸夸群”这一网络亚文化新形态，指出“夸夸群”的兴起满足了当代青年自我实现的需求，缓解了青年的孤独与焦虑。但同时需意识到，膨胀泛化的夸赞之词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对于“夸夸群”的过度关注也会导致公共讨论的缺失。[10]曾一果的《网络社会的“新俗信”：后亚文化视角下的“星座控”》一文运用后亚文化理论重新阐释网络星座文化，表明青年群体通过网络占星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我认同和开展日常社交活动。同时文中也指出，“星座迷”们往往是女性，这一事实反映出“即便是在去政治化的后亚文化语境中，‘星座神话’背后折射的依然是充满性别区隔和阶层冲突的身份政治”。[11]

在网络亚文化研究中，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依然是关注焦点。传统的亚文化研究多强调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反抗，但近年来，媒介文化学术界更关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对话的可能。王润、吴飞在《现代传播》2020年第2期发表的《从“御宅族”到“正气少年”：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本汇集与认同构建》便聚焦B站，借由B站视频的弹幕互动探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对话和联姻的可能。[12]曾一果在《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中也强调随着媒介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B站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媒介平台正与主流文化开展“深度合作”。在曾一果看来，这种深度合作不是简单的“收编关系”，而是双方在新时代基于各自需要而建立起的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协商关系。[1]

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趋势是很明显的，而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赛博文化兴起之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又具体表现为对媒介化、数字化和赛博空间的高度关注。

在这方面，孙玮的《我拍故我在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是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佳作。该文集中讨论了打卡作为一种具身化的媒介文化实践，是如何在实体与虚拟世界交汇中为人类创造一种“我拍故我在”的新型自我，“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它确认了在实体与虚拟世界双重存在的新型自我：我拍故我在。作为一种具身化媒介实践，它汇聚大众的个人印迹塑造了公共的城市形象：我们打卡故城市在”。[13]不仅如此，经由网红打卡，实体的城市也变成了真实与虚拟融合的赛博城市，“打卡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感知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感知。大众媒介的信息虚拟移动，转变为人与信息在虚拟与实体空间的同时移动，由此生成了人与空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虚拟位置与物理位置通过人的融合，交织在一起，人时时刻刻处在实体与虚拟的双重世界——赛博城市中。城市实体与虚拟网络的交织、流动，创造了移动网络社会崭新的个人与社会价值”[13]。孙玮以打卡城市为研究个案，探讨大众如何借由打卡城市的方式建构实体与虚拟交织的媒介化城市空间。在此，拍“不是对于生活的模仿，它就是生活本身”。蒋晓丽与郭旭东的《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一文也讨论了“网红打卡现象”，该文整合了“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两种研究视角，将“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过程分为媒介再现、具身接触和行动反馈前后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媒体叙事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游客旅游时身体实践的具体意义，以及游客在媒体平台上提交的行动反馈对“网红目的地”空间再生产造成的影响等三方面内容。[14]

除却空间的媒介化、数字化和赛博化外，像施蒂格·夏瓦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中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化和社会都已经媒介化：“媒介化已然成为重新探讨媒介在文化与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力这一悠久却又根本性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15]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第6期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就推出了“媒介技术驱动下的人类文明：转型与重塑”圆桌论坛，从文化和文明转型的层面探讨了媒介化社会对人类的影响。陈龙在《人类会进入“算计”时代吗：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中，指出媒介文化已经进入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体现了三方面特征：其一，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历史叙事模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二，算法成为新兴媒介文化形态传播力的核心要素。其三，算法将推动媒介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但也会导致文化本身降格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16]

孙玮延续了其媒介化理论的思想，强调在新的媒介技术驱动下，人类已经是媒介化生存，这意味着“人与媒介的区分渐渐地消失了，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类的媒介正在不断地嵌入人自身，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媒介”[17]。彭兰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她指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一直都是人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机器只是一种工具，而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和其他技术发展，机器的能力将发生本质的跃进，人与机器的边界被打破，其关系也将被深刻改写。新的人—机关系或许会使今天以人主导的信息文明演化为人与机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机文明’，这种新文明既可能延续与丰富人类文明，又可能在一些方面偏离人类文明的既有轨道，这些偏离也可能酝酿出风险。”[18]李道新在《数字时代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拓展路径》中，特别强调了数字化和媒介创新对传统影视产业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里的技术革命和媒介创新，不仅已经并仍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社会运作，而且已经并仍将在本体论的层面改变电影的存在方式和体验方式”。[19]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和社会日益加剧的媒介化、数字化和赛博化趋势会越来越受到媒介文化研究界的关注。

当代社会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视觉景观，视觉文化研究向来是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喜马拉雅、荔枝等以“声音”为主的在线电台、播放设备和音频APP的蓬勃发展，让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声音”被重新发现，声音文化研究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新兴领域”。

1  视觉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及其传播机制一直是媒介文化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除了对视觉文化的图像再现和传播机制做更深的考察之外，从媒介技术史和人类感官的关联角度思考“视觉性问题”，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媒介考古学”便是在这样的研究新潮中诞生。

在《视觉性、现代性与媒介考古——视觉文化研究的界别与逻辑》一文中，唐宏峰重新思考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视域的视觉文化研究路径，一种是基于艺术史与图像研究传统的视觉文化研究路径；并且在作者看来，前一种路径的视觉文化研究已经丧失理论活力与现实批判的能力，而基于艺术史与图像研究传统的视觉文化研究路径以“视觉性”为核心问题，探讨视觉性的社会文化建构，并将其与媒介的现代性、技术性问题紧密关联，形成视觉现代性与媒介考古两种新的研究方向，这成为视觉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突破点。[20]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视域是否丧失理论活力与现实批判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观察，但唐宏峰的文章强调以“视觉现代性”为问题核心，突出媒介技术和感官的维度，并试图以此重新认识人、媒介、物、技术和现实世界的多重关系，这样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当然，这种思考显然受到了基特勒、齐林斯基、胡塔莫等人媒介考古学思想的影响。在唐宏峰看来，“媒介考古学则从根本上颠覆此种历史观，提供一种另类现代性的历史叙述。在众多历史尘埃之中打捞人类技术、经验、感知、观念的面貌”[20]。媒介考古学名义上是对各种视听媒介的“知识考古”，但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媒介的知识考古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代媒介的发展。

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了曾国华的《重复性、创造力与数字时代的情感结构——对短视频展演的“ 神经影像学”分析》，从叙事学视角分析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展演所制造的种种“文化景观”。该文认为短视频在文化生产上具有“重复性”的叙事特征，但这种“重复性”并非无意义。相反，“‘重复性’短视频实际上蕴含着社会创造性，包括对‘差异’的创造，对个体创造力的释放，以及对社会生活大规模和‘非常规’的档案化记录。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平台以记录日常生活的‘非常规数据库’的形式而成为社会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性”。[21]彭兰在《中国编辑》发表了《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一文，也强调了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她干脆用“视频化生存”凸显短视频出现的意义，在她看来，“移动时代视频应用的普及，带来了一种视频化生存方式，它既是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是媒介化后的日常生活。视频成为一种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现实生活和视频化生活也在相互影响、相向流动，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视频化互动带来的陪伴，也是视频化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视频直播的使用者来说，直播也是典型的媒介化生存，甚至造就了个人的媒介事件。对于一些用户来说，视频化生存还将进阶为艺术创作”。[22]

2020年第6期的《国际新闻界》也推出了“短视频研究”专题。在这个专题里，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我拍故我在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一文外，陆晔、赖楚谣的《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以抖音为个案》，潘祥辉的《“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徐亚萍的《运动图像的操作化：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也都对短视频这种视觉媒介及其表达方式乃至历史发生机制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而崔林、朱玺在《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所发表的《网络图像传播的社交化生产样态与消费机制》，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网络图像传播的社交化趋势，网络图像传播的社交化样态从表情包到短视频、直播等不断更新，“工具革新、主体重构与方式变化也形成了新的生产与消费机制”。[23]视觉文化的表意和传播实践在更深的层次联系着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结构。汤筠冰在《论城市公共空间视觉传播的表征与重构》一文中指出，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视觉图像以视觉符号的表征体系在公共领域进行着视觉表意实践，其符号外表下隐藏着政治、文化与社会意义。[24]于德山的《图像霸权与文化政策:海外视觉文化的传播实践探析》则从视觉文化霸权的视角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来，欧美、日韩和中国港台文化如何通过视觉文化传播渗透到中国内地（大陆），在青年群体中培养了大量忠实的理想观众。在此基础上，针对全球视觉传播现状，作者提出了“评估海外视觉文化传播影响”“重新认识观众”等国家视觉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25]

2  听觉文化研究

几年前，周志强与王敦围绕着听觉文化所展开的讨论[26]，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听觉文化的关注，加上近年来随身听、移动音频和APP的发达，听觉或者说声音文化研究重新受到文化研究的重视。

杨熹、胡疆锋在《力度与温度：文化研究的二重奏》中，对近年来的文化研究现状进行了整体扫描。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再次指出，“听觉”“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声音/文化研究”的研究将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张聪的《“听觉”抑或“声音”——声音文化研究中的“技术”及“文化”问题》首次发表于2019年第36辑的《文化研究》。该文也是从周志强与王敦的讨论出发，进一步探讨当代声音文化研究中的技术与文化问题。这篇文章还对声音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厘清‘sound studies’这一新兴学科的宏观研究对象了。鉴于‘声音’与‘听觉’二者所指涉范畴的差异性，特别是除了听觉之外，对于声音的研究还存在一种看似‘文化无涉’的纯客观技术范式，因此，我们选择用汉语的‘声音(文化)研究’来命名这一学科。围绕声音以及人类对于声音的接收与倾听，声音(sound)、倾听(listening)与媒介(media)，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culture)，就构成了‘声音(文化)研究’的四个关键性对象。其他一切的表述变种，如‘听觉’(auditory)、‘声觉’(acoustic)、‘听力’(hearing)、‘听见’(hear)等，都是围绕这四个概念而展开。例如，当我们研究一个人的倾听能力(Hearing ability)时，我们是沿着技术的方向展开的。拥有倾听能力则意味着这个人可以捕捉到声源，并对其加以识别。套用麦克卢汉‘媒介即延伸’的理论，应用于新闻传播、电影、电视及音乐制作、声音录制、城市设计等领域的现代声音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人倾听能力的延伸。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语义的意义上展开‘聆听’(Listening)。而聆听是一个捕捉声音与话语意义的能力。我们的课堂听讲，与他人交谈，都是在捕捉和理解意义的层面上来展开的。相对于作为自然禀赋的倾听能力，‘聆听’则具有更多的文化意义。主体所有的倾听都是对客观声音积极选择并且主观过滤的结果，这就使得声音文化因主体感知模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模式。”[27]这篇文章特地讨论声音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且提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声音的重要性。

刘涛、田茵子的《喊麦的声音政治及其符号实践——兼论听觉文化研究的阶层分析方法》，剖析了喊麦文化兴起的发生语境以及新媒体观看结构中的声音政治，同时引入阶层分析方法认识和把握喊麦文化深处的阶层、身份及其圈子的再生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媒体文化语境下听觉文化研究的阶层分析方法。[28]李乐认为“听觉和声音是考察中国乡村深层文化结构的重要维度”，其在《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考察了浙江传统乡村的传统曲艺“唱新闻”，指出“唱新闻”是介于日常实践声与仪式声之间的声响，它通过压制、吸纳日常实践声以及凭借“听视”感知方式完成了一个全新空间的构建，给乡民带来了全新的空间感受。[29]伊丽媛在《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则聚焦于融媒体时代音乐文化的传播，文章分别从融媒体时代音乐文化的传播特征、传播困境以及传播策略三方面予以阐述。[30]

“社交媒体”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词。其中，微博、微信和各种短视频社交APP等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1  社交媒体与日常生活

网络和移动技术的蓬勃发展将社交媒体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化媒体与个人生活的研究话题下，学者们围绕用户个体的社交实践及其动机影响、社交媒体使用过程的主体感受及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论述，研究方法上则多采用深度访谈、民族志观察和大数据等手段。

陈阳、张睿丽的《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社交媒体想象的互动》，围绕“想象的互动”这一现象展开访谈，研究了解到，用户发布私密朋友圈主要是因为：宣泄负面情绪、维护社会关系和增强自我认同。[31]董晨宇、丁依然与段采薏发表在《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的文章，探讨了我国的留学生群体如何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与使用建构多元化的社交关系，研究将留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分配与使用视为“生活变迁”之后自我身份的调适结果。[32]毛良斌的《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认为：“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确实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效果量微弱；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大小取决于自我呈现的方式；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均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消极自我呈现则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33]杨颖在《新闻记者》上所发表的《网络表情符号能拯救“社恐”吗？》，通过对具有丰富社交功能的网络表情符号研究，探讨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之间的作用。[34]黄宏辉的《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和对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影响》，从社会比较理论出发，探讨了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形成机制及其行为结果，文章认为“上行社会比较是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倦怠的正向预测因素……而在线社区脱离意向则是社交媒体倦怠带来的行为结果”[35]。

2  社交媒体与公共事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吸引了大批学者对疫情相关的社交媒体展开考察，社交媒体与健康信息传播、公共卫生防控的主题研究便于当下应运而生。杨洸和闻佳媛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的《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健康信息纠错：平台、策略与议题之影响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平台特性,立足个人信息处理的心理视角,实验了不同健康议题的多种纠错策略并考察了其纠错效果。[36]

除了健康、卫生议题外，政治与传播技术的关系也是社交媒体研究领域下的热门子话题。葛岩等人的《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莫尔国的故事》，聚焦社交媒体与政治舆论演化的关系，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行动者模型模拟人工社会莫尔国。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只有在社会失稳和主流媒体信誉流失条件下,社交媒体对极化有明显推助作用”[37]。师文、陈昌凤的《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则聚焦“社交机器人”，探究社交机器人在政治事件和社交媒体舆论中的作用。该文认为：“机器人往往聚集于社交媒体上的重大事件下，随着事件更替，机器人账号会删除先前的推文、改变显示用户名后以新面目出现。”[38]

3  社交媒体与直播文化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除了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与公共事件的舆论表达议题的关注之外，社交媒介平台上视频直播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交流方式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字、图像和视频等方式交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视频直播在今天成为人们开展社交的主要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带有很强的表演色彩，强调的是感官刺激和娱乐消费。

罗兰在《戏精文化：城市视域下当代青年短视频社交表达》中就认为，我国当代城市化和社交媒体环境促成了一种“戏精文化”的产生，戏精文化通过各种短视频社交APP以表演的方式展现。“戏精文化也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中最具表演性的，但过度追求这种表演性就难免显得空洞和病态，比如，一些站在高楼边缘、火车车轨等危险地带进行短视频录制或直播的戏精们，显然是罔顾了个人生命安全，过度追求虚无缥缈的虚荣感和成就感，或者完全背离自己在现实中的形象，通过抖音塑造一个虚拟的截然不同的自己，营造一种不存在的人设，虽然这些虚拟形象有很多是商业资本为了谋利而打造的对口人设，但这种恶劣的风气在短视频空间里大肆蔓延，渐生出很多做作、空洞、病态的戏精表演。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资本运作下谋利的商业行为，更揭示出了用户们病态空洞的畸形审美和迷失虚伪的精神世界。”她进一步指出：“通过短视频社交APP，青年们远离现实中让人失望的真实形象，在网络时代中轻易塑造了更理想更完美的自己，也更容易得到网络中他人的溢美之词。这种被刻意塑造的人设被戏精文化包裹过后显得饱满和美好，可始终远离真实，渐渐地，青年们的内心被逐渐腐蚀，蒙上了难以正视的阴霾。他们渴望浮夸、造作的戏精表演，这样空洞病态的表演以病毒传播式地被如此广泛地应用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映射了整个群体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虚荣内心，尤其是当代青年岌岌可危的病态的生存状态和空洞的精神实貌。”[39]

诚然，罗兰夸大了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社交的危害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短视频直播确实存在一种以感官刺激为主的社交取向，这样的社交并没有从实质上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反很容易将人带入一种“交流的无奈”的境地。“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渴望与他人无拘无束地展开交流，但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的交流又是如此困难，而在数字化和媒介化生存的时代，新媒介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让人们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交流。但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虚拟世界里交往，而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交流。当代年轻人热衷于网络直播视频间的身体表演和情感交流，进一步凸显了现实世界中交流的无奈。对于粉丝观众而言，在一个高度私密的网络直播空间里，除了满足窥视欲望外，或许他一无所获，当他结束了某种窥视活动，甚至会产生一种更加无助的空虚感。”[40]对于许多人而言，充满表演性质和感官趣味的视频在线交流，有时不仅无助于双方的情感交流，甚至加剧了这个时代人们的自恋主义倾向。

当然，在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时代，个体与个体、社群与社群、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状况是复杂的。隋岩、唐忠敏将这样的社交状态视为“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群体传播时代，“从叙事渠道上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媒体、‘网络原生媒体’、个人社交平台等相互链接、彼此融合，形成了全时性、互动性的叙事交流平台。基于传播媒介‘弱把关’的特性，传授主体往往身份匿名，关系相对平等，叙事议题灵活，表达方式随意，话语表达空间相对宽松。从叙事过程来看，作者主导文本意义的‘中心化’叙事模式已经被削弱，读者参与叙事成为可能。通过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读者转换为阐释者，与作者和其他读者进行双向动态交流。这就导致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叙事、单向传播演变为非线性叙事和多向传播，文本的生成和解读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开放性的网络叙事场域中”。[41]

数字媒介环境下的代际问题和性别鸿沟一直是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的重点，针对当代流行文化中性别、代际和圈层的认同差异，《文化研究》第40辑以“审美代沟与大众文化”为题，展开了多样化的讨论。

1  圈层冲突与趣味区隔

简圣宇在《“审美代沟”：作为命题的研讨》一文中，针对新的社会变化，认为“过去那种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所谓‘代沟’，逐步让渡给更细分的群体之间的差异”。[42]当然，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审美和文化代沟其实依然存在，但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各样更加细化的网络趣缘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变得更加明显了。简圣宇借用了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和萨拉·桑顿等后亚文化理论家的“趣味”说，强调当代不同群体之间的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趣味区隔”上，作者甚至认为“趣味区隔”已经逐渐取代了“审美代沟”。

杨玲的《撕：网络圈层冲突中的语言操演、认同建构与性别鸿沟》，用一个“撕”字将饭圈文化中的圈层冲突问题形象地展现出来。在她看来，“饭圈撕是一个普遍而富有争议的网络亚文化现象。不同于线下私人生活中的争吵，粉丝在网络上的撕行为构成了一种操演性的、反社会规训的、具有一定创造力的公共交流形式”。她甚至认为部分策略性的撕活动还有助于“社群动员和团结的功能，可以强化粉丝的身份认同”[43]。杨玲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网络上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互撕也可能引发网络暴力，在互撕过程中的“污言秽语”有时会突破社会道德和伦理的底线，从而令公众无法接受。

2  代际冲突与数字反哺

虽然在互联网时代，更加细化的群体之间的审美和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所谓“代沟”已经消弭，相反，在互联网时代，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2020年5月4日，何冰发表了《献给新一代的演讲》，不仅没有得到“后浪”的一致称赞，相反，该宣言其实更加凸显了“后浪”与“前浪”之间的代际差异。而在数字化时代，这种代际差异还表现在对新兴媒介的使用上。《深圳大学学报》推出的王寅申、朱忆天的《后浪隐喻的出场逻辑、表现样态及其价值建构》一文，《东南传播》推出的王一士的《代际视角下的“90后”社交媒介形象——以新浪微博为例》（2020年第4期），都聚焦社交媒介环境下的代际冲突现象。

不过，在数字化的新媒体时代，青年人显然拥有了更多的媒介话语权，而中老年群体则是新媒介使用的弱势群体，以致“文化反哺”现象也成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新媒体文化现象。周裕琼、丁海琼则认为在数字化的新媒体时代，这种反哺现象已经从“文化反哺”发展到“数字反哺”，“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代际鸿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数字代沟，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反哺，则主要是通过数字反哺来实现的”。[44]

3  性别冲突与娘炮羞辱

“性别冲突”是一个老话题，但2020年热播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连续剧《三十而立》，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性别议题上。《乘风破浪的姐姐》和《三十而立》等都宣扬的是新时代女性的自我独立，独立的背后是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成功。当然，女性独立的宣扬引发了男性的社会焦虑，甚至导致男性对于具有女性化倾向的男性展开语言和行动的攻击。盖琪在《性别气质与审美代沟——从“娘炮羞辱”看当前媒介文化中的“男性焦虑”》，就从《开学第一课》引发的“娘炮羞辱事件”看到当代媒介文化场域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她认为：“‘娘炮’一词在当代媒介文化场域中的流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针对‘偏向女子气的男性’的蔑视和指责意味，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娘炮羞辱’风潮，其在本质上与‘荡妇羞辱’（Slut Shamming）一样，都是相对传统的性别气质话语在受到挑战、冲击之际，所呈现出的集体焦虑性反应。”[45]

除了对综艺节目和影视媒介文化中性别问题的关注，网络二次元文化中的性别问题也是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中研究的热点。高寒凝在《亲密关系的实验场：“女性向”网络空间与文化生产》中，深入讨论了一系列以女性为核心目标受众的“女性向”网络文化生产。“在网络空间之中，正进行着一场主要参与者为女性的，以‘萌要素数据库’和成百上千个具有浓厚趣缘社交和参与式文化氛围的粉丝社群为基础的，以角色配对为核心动作且致力于探索亲密关系相关问题的大型思想实验。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实验参与者们为满足自身对于特定配对组合的亲密关系状态的想象，往往会自发地开展一系列具有极强功能性与目的性的文化生产活动，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女性向’文化生产。而开展这一系列活动的场所，即‘女性向’网络空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亲密关系的实验场’了。”[46]当然，这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化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刻地映射着社会整体性别关系结构。

4  体传播与阶层分化

隋岩将当下的时代看作“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这是从群体传播和阶层文化的角度认识网络化和媒介化的社会。他还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推动着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传播特性打破了大众传媒对媒介资源分配的垄断，也推动了网民主体性的上升，影响着碎片化的主观阶层意识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新聚合”。他进一步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互联网时代阶层意识重构进行了深入考察。在隋岩看来，“表哥”“房姐”等各种各样的网络语言一方面体现了个人化的语言对现有意识形态的突围，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随意使用又固化了阶层的刻板印象，且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网络语言既体现了个体主体性对现有意识形态的突围，又催生出新的群体区隔。随着网络语言从虚拟空间走向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所代表的规约和习惯也影响着现实层面的群体认同和阶层意识建构。网络语言的滥用极易导致阶层刻板印象的强化和阶层对立的加剧，从而造成社会舆论的激化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47]

另外，数字化记忆、媒介物、电子游戏和数字劳工等方面，近年来也受到媒介文化研究界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既重视传统媒介文本研究和内容分析法的使用，也越来越注重虚拟民族志、大数据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的掌握。例如，闫岩、张皖疆的《数字化记忆的双重书写——百度贴吧中“克拉玛依大火”的记忆结构之变迁》一文，通过爬虫技术挖掘百度贴吧2006—2018年全部吧友的讨论文本，深入考察网络对媒介事件呈现的数字记忆图景，进而发现“数字空间中的记忆书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事件非亲历者的抽象记忆，‘让领导先走’的制造者、捍卫者和求证者就记忆书写权展开互动、竞争和博弈；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大火记忆’之记忆，围观者和哀悼者围绕大火进行非书写性参与。在前数字时代无迹可寻的记忆‘痕迹’，在数字时代却借由数据挖掘技术而被捕捉、保存和分析，重现了特定事件集体记忆的公共书写”[48]。文章借助于社会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十多年来数字空间的记忆书写展开研究，捕捉并凝聚了数字记忆书写中各类主体的赛博痕迹，有效弥补了传统文本研究的不足，这样的研究无疑拓展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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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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