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歌德的“世界文学”，再一次被热烈地讨论，又一次成为一个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教授在《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书中写道：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他认为，世界文学就是在其原来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它们或者凭借翻译，或者凭借原先的语言而进入流通。“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的作品的阅读。”[1]5-7

迄今为止，有关歌德“世界文学”渊源的讨论也有了不少，但是论者对于歌德“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与中国才女的关联少有讨论，而这无疑是有所缺憾甚至遗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观念部分地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理解、阐释和研究。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以及他的《中国作品》或者就是对这一观念的实践和证明。鉴于歌德的《中国作品》主要描写的是中国才女，因而中国才女也许就成为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来源或灵感。

新近出版的，由中国学者谭渊和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戴特宁联袂写作的《歌德与中国才女》集中思考和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两位作者认为：“他（歌德）对东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中一位业余爱好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以至于后人将他称为‘魏玛孔夫子’。”“要理解歌德1827年对‘中国诗歌’的关注，就必须在材料的深度和广度上极尽所能地加以发掘，对通向它的道路进行细致而耐心的重构，而最终我们惊讶地发现，歌德的‘中国年’——1827年还远非这条道路的终点；相反，它构成了另一个伟大时代——世界文学时代的辉煌起点。”[2]1,4

即便不是细读，粗略翻阅，该书的特点也一目了然：较之那些有关“世界文学”的宏大叙事来说，本书的叙事分析可谓“精微叙事”；较之那些一份材料说多份话的“鸿篇巨制”而言，本书算得上是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甚至多份材料说一份话。作者似乎在坚守这一原则：说话有依据，依据有考证，考证有分析，分析有结论。一个不起眼的原因，可能导致一个不起眼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可能就是另一事件的原因，因果相因，盘根错节，最后这一原因可能导致某一辉煌的结果。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也许就源于某次并不起眼的阅读，或者某次不经意的翻译，以及某次并不很重要的创作。

《歌德与中国才女》一书重点就在于十分细致地爬梳和分析了这种关系。该书聚焦于歌德1827年1—2月翻译改编的一组“中国作品”（Chinesisches）。这组作品由4篇配有诗歌的中国逸事组成，全部以中国女性为核心，主要涉及冯小怜、薛瑶英、梅妃、开元宫人、潘妃等人。本书一方面对德国歌德席勒档案馆收藏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品”手稿加以对比研究，对歌德塑造“中国才女”的过程进行还原，探讨歌德翻译、改编、创作这组作品的动机和原因；另一方面，本书在18世纪“中国学”历史境遇中审视歌德与中国文化之关系，通过审读歌德所接触到的《百美新咏》《花笺记》《好逑传》《玉娇梨》等作品，探讨歌德晚年倡导的“世界文学”观念的深厚渊源。

两位作者认为，有一个细节很重要：最初歌德在两页稿纸上写下了《中国作品》的诗歌初稿，其中第二页手稿的背面是悲剧《浮士德》中《海伦娜》一场的两句话。这就意味着歌德是在创作《中国作品》、研究中国才女的同时，也正在修订并改定《海伦娜》。后来，歌德关于《海伦娜》一场的工作简报与中国才女的诗歌一起发表在同一期《艺术与古代》杂志上。这恐怕并非只是巧合，这似乎表明：在《海伦娜》与《中国作品》之间呈现出一种共同性，即男性主子的傲慢以及对占有一位美丽贵妇的要求。[2]176从海伦娜到中国才女，从中国才女到世界文学，文学的区域性和特殊性中蕴含着广泛性和普遍性。普遍性在每一个个体中都能得到体现，这就意味着，作为每一个独立存在的民族文学，其中蕴含着作为普遍性的世界文学的精神和内涵。“世界文学”中包含着辩证法：任何特殊性包括“中国性”都不可能与普遍性无缘；任何普遍性都只有通过差异性才能识别出来。用安科·博瑟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作为对立面的异己存在，就无法找到照亮自我的镜子，那么也就无法指出什么是具有共通性的、什么是‘普遍人性’了”[2]181。从这里开始，歌德的具有各种差异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学就必然会走向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文学。

果然，歌德在日记中写下“补充《海伦娜》”两天后，又在日记中写道：“晚上艾克曼博士（来访）……向他朗诵中国诗歌。”中国的才女们和古希腊的第一美人历史性地相遇了。歌德在汤姆斯的《花笺记》译本中读到过有关冯小怜的故事。“她在后宫中唱歌、跳舞、弹奏各种拨弦乐器以取悦皇帝，皇帝对她很满意，于是在进宫五个月后册封她为副皇后。”后来皇帝奔走，冯小怜被赐予他人。有一天，当她弹奏她最喜爱的乐器琵琶时，一根琴弦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即兴吟诵了下面这节诗：

尽管我感谢你每天表现出的仁慈，

然而当我想起昔日的恩爱；

如果渴望知道我的心是否破碎，

你只需要看看我的琵琶弦。[2]88

不过，汤姆斯翻译《百美新咏》时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删去了那些对于冯小怜的负面描写：

《北齐记》：穆后爱衰，以从婢冯小怜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立为淑妃，后立为左皇后，坐同席，出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周师取平阳，帝猎于三堆。晋州告急，帝将还，妃请更杀一围，帝从之。后周师入邺，获小怜于井中，以赐代王达。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3]

冯小怜的人生变故和情感遭遇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歌德的《浮士德》中，海伦娜在与浮士德诀别时说出了著名的诗句：“一句古话不幸也在我身上应验：福与美原来不能持久地两全。爱的纽带断掉了，生命的纽带跟着也要断。”[4]琴弦断，情断；爱的纽带断，生命之弦也随之断。

海伦娜与冯小怜的境遇和情感何其相似。“在歌德宣告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时刻，希腊的传奇女子竟与中国才女如此紧密地依偎在一起。”[2]178而此时此刻歌德正在思考和构建世界文学概念。1827年1月15日，“世界文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歌德的日记中。1月27日，歌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对此心向往之，并为此做出友好的努力。德国人能够并且应该做出最多的贡献，在这个伟大的聚合过程中，他们将会发挥卓越的作用。”[2]179终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艾克曼谈话时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5]

显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与歌德的《中国作品》有关，与作品中的中国才女有关。然而，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实可以追溯到早些日子，甚至更早的年代。“早在少年时代，中国便已在歌德心中激起涟漪。”[2]前言,1

1827年1月6日，歌德的挚友，也是与之灵魂相伴长达50年之久的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在魏玛逝世。歌德曾经给她写过1700多封信，冯·施泰因夫人一直扮演着歌德的情人、 母亲和精神导师的角色。在冯·施泰因夫人去世的当天和随后的几周里，或者是为了摆脱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悲哀，歌德借阅了大量有关东方的图书。他想借此离开悲苦的现实逃离到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去。他一直沉浸在对蒙古和中国的研究中。1827年1月29日，歌德看到了一本来自澳门的英译中国诗集《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歌德的思绪驰骋到了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在翻阅了那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之后，歌德在《中国作品》的草稿中写道，他“再一次深入、敏锐地窥见这个如此严密防护的帝国内部”。在《中国作品》的总纲中，歌德写道：“在这个特别的、奇异的国度里尽管有着种种限制，人们依然一直在生活、恋爱、吟咏中。”[2]5正因为坚持这种信念，歌德日后便创作了有关中国的不朽作品《中国作品》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歌德的这种“中国情结”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出生地法兰克福。在歌德故居二楼正中，有一间被称为“北京厅”的华丽沙龙，其室内装饰完全依照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尚”。这种浓郁的中国风情曾一度引起少年歌德浓厚的兴趣。1770年，21岁的歌德阅读了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9）编辑出版的拉丁语版《中国典籍六种》。歌德在笔记中抄录了这6种著作的译名：“年长者的学校、不变的持中、谈话录、孟子、孝敬的子女、年幼者的学校。”[2]10这六种典籍对应的其实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歌德对于中国儒家典籍应该有了粗略的了解和认识。后来在赫尔德尔的引领下，歌德对神秘的中国又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1781年1月10日，身为魏玛公国首相的歌德一边阅读赫尔德尔的《关于宗教学研究的书简》，一边在日记中感叹道：“啊，文王！”赫尔德尔书中有关中国国情和文化史的材料激起了歌德对儒家文化的浓烈兴趣。

791年至1827年间，歌德阅读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游记，有据可查的就有40多部。可以说，他当时几乎借阅了他在魏玛所能获得的来自中国或者有关中国的所有文献。1822年10月17日，歌德在魏玛甚至见到了两位中国人。他们是冯亚生（一作亚星）和冯亚学。他们均为广东人，跟随一位荷兰糕点师来到欧洲，1821年来到普鲁士。海涅在1823年4月1日写给汉堡的一位友人的信中提及这两位中国人，并在1826年发表的《哈尔茨山游记》中再次提及他们。歌德在日记中写道：“一点钟（见）中国人，三个人共进午餐。饭后（讨论）汉学文献。”[2]55

1827年1月29日，歌德从魏玛图书馆借出那本附有大量注释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花笺记》，由彼得·佩林·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翻译。该书的标题包括《中国人的求婚，诗歌体，还增加了附录，论中国财政》（Chinese Courtship.In Verse.To which is Added, an Appendix, Treating of the Revenue of China）。该书第三部分为“传记”，包含32篇“女性传记”，全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女性的奇闻逸事，里面许多故事配有诗歌。汤姆斯的资料绝大部分引自《百美新咏》中的传记和诗作。《百美新咏》是一部歌咏中国历史上百位美女的诗歌集。该书编者为颜希源，出版时间为1787年。书中《图传》部分共有100幅精美的肖像画。汤姆斯的《花笺记》选取了其中31位女性的传记和大部分诗文，并增加了一些注释。1827年6月14日，歌德在借阅这本书四个半月后，将书归还图书馆。“这本书出版后仅仅40年就跨越了欧亚大陆，引起了歌德的关注，成为歌德‘中国作品’的重要源头。”[2]73

就在歌德借阅该书的数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阅读进展。“纵观歌德这段时间的日记，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到两周的短短时间里，歌德是多么努力并且多么卓有成效地吸收了中国诗歌的优点，并将其转化为本人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2]82最后，他将自己多年来研读中国文化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与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交织在一起，创作了一组作品，名为《中国作品》。歌德在这组《中国作品》中，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典型欧洲式、典型中国式和人类普遍传统及其主题之间”[2]83的平衡关系，并将这三大范畴成功地整合在一起。这种平衡和整合就某种意义而言，已经蕴含了“世界文学”的内容和特征。该作品手稿被收藏于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后来歌德将这篇作品发表在他自己编辑的《艺术与古代》杂志中。作为作者和编者的歌德用“中国作品”这个标题标明了一个地理上的极限范围，从德国读者视角来看，几乎没有比中国更为遥远的国家了。此前只停留在概念上的“世界文学”在这本杂志（《艺术与古代》）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展示舞台，对文学世界的把握才真正具有全球的视野。[2]186

面对来自中国的诗歌，歌德不仅是一位译者，还是一位诗人，他对中国诗歌进行了改编，续写了他的中国故事。他还是一位思想者，从德国文学，到欧洲文学，再到中国文学，最后是世界文学，歌德终于完成了他的文学想象和文学憧憬。“歌德代表着欧洲文化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的一座高峰，他有着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出发点。”[2]187,注释1歌德对中国文学的再创造成为他走向新的文学创作的起点。正如对波斯诗歌的研究促成了《西东合集》的诞生一样，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最终也直接促成了歌德一生中最后一篇规模较大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2]187歌德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一步步行走到这里，他的有关“世界文学”的观念呼之欲出。

总之，正是从这群“中国才女”开始，歌德塑造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厌倦政治的中国官员，为《浮士德》中心灰意冷的海伦娜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最终在《艺术与古代》中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证明。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处在“他者”真实的异己性和对熟悉事物的陌生化处理之间，每一步都在“世界文学”的钢丝上保持着中德元素之间的平衡。而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正是由于与中国才女的历史性相遇，歌德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2]203歌德为人类文学的发展勾勒出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当然，日后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世界文学”话题的许多争论。“这个词语融汇了一种文学视角和一种崭新的文化意识，令人初识正在兴起中的全球现代性，后者如歌德所预言，正是我们此刻身处其中的时代。”[1]1-2

2019年《歌德年鉴》期刊主编冯·阿蒙教授写道：《歌德与中国才女》是“产生于中国、德国歌德研究者紧密合作并且有力地展现了这种合作研究的巨大潜力”的杰作，“要研究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光凭德国的‘本土日耳曼学’已经不够了，取代它的将是一种跨越国界、合作共赢的‘世界文学研究’”[2]前言,11。既然我们承认歌德当年呼唤的“世界文学”已经出现，并已迅速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研究”的时代了？

注释：

[1][美]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M].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谭渊,[德]海因里希·戴特宁.歌德与中国才女·前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4.

[3](清)颜希源.百美新咏图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206.

[4][德]歌德.浮士德[A].绿原译.歌德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82.

[5][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