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发展史》，石昌渝，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导读】现代学术的通史书写尽管以集体编撰占居主流，但个人独立成史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与魅力。凭借前期的深厚学术积累，《中国小说发展史》无论是宏观架构还是微观论述，都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上对此做出了生动诠释。
【关键词】《中国小说发展史》 独立成史 新篇章
中国现代学术起步于晚清，其时科举停废，仿西式学堂进行分科教学，由于初创期没有现成的教材可资参考，教员只能自编讲义以供教学之用。加之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致力于本土学术重构的学人亦复不少，故而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通贯性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尽管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基本由个人独力完成。此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与研究的日趋精细化，集体合作的统筹编撰模式开始占居主导。即便如此，个人独力成史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小说通史著作的第一部，著名小说史研究专家陈平原先生称：“现有的中国小说史，其整体框架几乎全部因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评述具体作家作品，也无不以征引鲁迅的论断为据。一部学术著作，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自身的学术品格，统治学界达半个多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单纯埋怨后学不努力没长进未免有失公允，小说史研究中的‘鲁迅时代’之所以不易超越，还在于《中国小说史略》本身的学术魅力。”[1]对于该著的成功，学界言之甚夥，陈平原先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小说史意识”，即它“把中国小说（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理解为若干主要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正是这一学术思路的确立，使得小说史的研究终于“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这种独具个性的学术理念与整体贯通的学术脉络是集体合作式编撰所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功，理论创新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背后精审的史料考证为之支撑，恐怕也难以行之久远。事实上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他前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至今仍为治小说史者案头必备之参考书。可以说正是理论建构与史料考证的两臻其美，才成就了鲁著不易超越的永恒学术魅力，从而令后学有高山仰止之叹，即使有步武者也鲜能走出它的阴影笼罩。
正是在鲁迅史著的延长线上，2019年石昌渝先生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对小说通史的编撰做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其学术意义值得充分重视。因不揣谫陋，概言其几点如下，以管窥天，不足贻笑于大方之家。
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不同，它要求研究者要充分继承前人与吸纳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仅是一种简单的综合性工作，事实上如果没有研究者自己艰苦卓绝的独到研究，要想超越前人自是痴人说梦。在这方面，鲁迅可以说树立了典范，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不易超越，其因即在于此。本书作者深知此点，故而在撰写之前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文献整理工作，1993年作为主编之一，影印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计二百册；同年开始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于2004年出版，分白话、文言、索引三卷，四百多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书目。其次是小说文体演进史的梳理，于1994年出版《中国小说源流论》，对小说概念、文体诸要素以及各体小说发生演变的历史做了全景式的扫描。再次是小说史重要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小说现象与历史背景之关系、话本小说的起源与《水浒传》《西游记》等关键期小说的成书问题、小说类型问题及清代小说分期等。
上述准备工作前后历时四十余年，有了这样的积累，本书能够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自是事至必然。该著明显的创新之处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小说概念及小说发展动力与内在制导机制的重新确立。以往的小说史或据传统目录学认为小说在先秦即已成熟，或认为今天的小说概念是从西方舶来的，本书认为这些皆不合实际，并通过明清时期小说理论文字的梳理概括，总结出其时小说概念的三大要点：愉悦性、虚构性及生动性。以此为标准衡量，古代小说的诞生在唐代，传奇文是其最初形态，唐前小说只是孕育阶段，长篇的章回小说与短篇的话本小说才构成古代小说的主体。小说的发展动力及其制导机制受三对矛盾因素的影响，分别为娱乐与教化、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雅与俗等。这些观点皆发人所未发，真正解决了小说文体与诗、词、文之间的根本区别，由此方能很好地说明古代小说独特姿态及演进路径的生成原因。
二是以时间为经、类型为纬，文言、白话交叉互动，动态地呈现出了古代小说演进的全景图像。本书包括开首的“导论”与十编正文内容。第一编“小说的孕育”讲志怪、志人小说的演变及其与诸子散文叙事、史传叙事之关系；第二编“传奇小说的诞生和发展”讲传奇小说在唐代的发生与演变；第三编“白话小说的兴起”讲话本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在宋元的发展；第四编“传奇小说的演变”讲传奇在宋元明三代的发展演变及其成因；第五编“明代章回小说的成熟和发展”讲章回小说勃兴的原因及其在明代的发展演变情况；第六编“明代话本小说的发展”讲话本小说在明代的发展演变；第七至十编分别论述清初、清前期、清后期及清末小说的发展演变情况。整体框架尽管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但独创之处仍是很明显的。比如，明清两个时代，由于二者均以章回小说与话本小说为主体，因此以往小说史论述对二者的框架设计基本相同，但本书设计相差甚大，这主要是二者呈现出的小说史面貌迥异：明代中期以前白话小说基本是一片空白，中期以后才陡然兴起，此后的发展延续性较强，故分章回小说、话本小说两部分即可述清其演变之迹；但清代就不同了，它虽继明而起，但因受文化政策与社会变迁等因素影响，小说史面貌屡变，只有分期论述方能呈现其演进的动态面貌。另外，对于文言与白话小说的史迹描述，以往小说史主要采用的是分而论之的做法，本书则交叉论述之，以显示二者的互动与互渗，更符合历史的本真面貌。如讲唐代传奇文的兴起与演变，之后并未紧接着讲宋元传奇，而是先讲白话小说的兴起及其在宋元的发展，然后再讲宋元明三代的传奇小说。这种设计是相当合理的，唯有如此，才使此三代传奇小说通俗化的倾向显得是顺理成章的事，小说史也才构成统一的整体，而非人为割裂的碎片。总之，本书既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又根据小说史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使整体框架设计更适合呈现小说史演进的全景与动态面貌。
三是小说现象与历史背景的深度融合。小说现象与历史背景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故而描叙小说史发展的历史真相，此点不可或缺，但以往小说史著的做法大多是泛论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二者看似有关实则是两张皮。本书作者认为这是小说史研究难度极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此前期均做了深入研究，落实到本书之中，就使历史背景的描述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小说史现象真正做到了深度融合。比如，第三编讲白话小说的兴起，历史背景主要讲的是宋代城市制度的变革与瓦子勾栏的出现，这是因为白话小说源于说话技艺，说话既需要有大型的表演场所——瓦子勾栏，同时还要有广大的消费者，这是唐代城市封闭式的“坊制”所不可能提供的，只有宋代开放式的街市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比如，第五编讲章回小说勃兴的社会文化条件，本书主要论述了两点，一是印刷业的繁荣，二是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前者是章回小说出现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后者则为士人进入通俗小说创作扫清了障碍，为通俗小说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小说类型的重新界定与正本清源。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小说类型的形成演变就成为小说史叙述的重要方面，由于鲁迅未对小说类型做理论的概括，致使此后对它的使用逐渐出现了泛化倾向。本书作者认为这是把小说类型误解成了题材的分类，小说类型本质上是文学的分类，而不是社会学的分类，因此它虽包含题材，但还有文体、时代等因素。有了这种理论自觉意识，本书在描叙小说类型时，不仅有明确的概念诠释，而且对小说类型的特征及其源流正变、因循创新均做了清晰的揭示，可以说将小说类型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及神魔小说等，本书均未将其源头上溯至先秦或唐宋，而是逐一分析其文体特征，以此揭示其产生的特殊时代，以及相应的文化与文学渊源，当然还包括它在后世的因循与创新等，与此前的小说类型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史的本质或者说根本任务是描述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总结制约小说发展的内外因素及其相应的历史规律，这样写出的小说史才是接近历史真相的立体动态图景。刘知几曾说史家应有三长，即才、学、识是也。张舜徽认为：“才者，谓气魄也；学者，谓功力也；识者，谓见解也。惟学之功力深厚，可由勤奋积累之……至于气魄之大小，见解之崇卑，盖有天赋存焉，未可以人力争也。往世名贤之大著作，所以能传诸百代而不刊者，在其才学识皆有以越乎庸常耳。”[2]对于治史者而言，学无疑是基础，没有深厚的文献基础与相关研究的深入了解，才、识自是无源之水，但有学而无才、识，则史著只是一堆没有灵魂的材料堆砌与综合，不可能有恒久的学术生命力。本书“学”方面的积累自不必说，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贯注于全书之中的“才”与“识”。比如，唐前小说，自鲁迅以来从未有人怀疑过它们作为小说品质的存在，但本书作者从明清小说的立场出发，雄辩地指出它们只是小说的孕育阶段，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而对于文言、白话小说，以往小说史多平行对待，本书则明确表明以白话小说为主体的立场，并以此设计小说史书写的整体框架。同时对于白话小说史演进的重大问题，本书也没有采用所谓的学界“共识”，而亦有自己独到的识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成书问题，以往的主流看法是元末明初，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是章回小说甫一出现就是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西游记》的成书问题也同样如此，这种观点显然与常理相悖，也不符合文学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对此，本书作者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小说的成书时间均在明代中期也即嘉靖以后，从而使小说史的演进摆脱了人为的扭曲，回归了常态。当然，小说史的书写除了描画史迹外，还要对其生成原因做出合理解释，这就必须对小说史上任何一次波动进行追根溯源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项难度极高的研究工作。对此，本书每编开头均以一章的内容，以针对性极强的历史背景叙述来阐释说明此期小说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同时在具体论述小说现象与作家作品时又注意将其放入当下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切实厘清小说史演变的前因后果，以尽量逼近历史真实。所有这些都使本书真正体现了小说史以史为本的著述原则。
当然，对于小说史而言，作家与作品的评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此本书的处理方法是以类相从，即总体上以小说类型演进史作为构建小说史的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再重点评述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对那些曾经盛行一时而今天已黯然失色的作品，本书也给予了重视，做了适当书写。这种点面兼顾的做法可以充分地反映小说史演进的全貌与动态图景。一个人无论怎样努力，其精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其所涉猎与研究总会有所偏倚，如此若以一己之力撰著通史，则自然容易详其所好，而略其所少知，甚至卖什么说什么好，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此乃修史之大忌，易犯且不易自知。对此，本书作者有着极强的自觉意识，这从本书的框架设计中即可看出。以长篇小说为例，书中以一章内容论述的作品仅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专章中出现书名但非专论的有《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歧路灯》《镜花缘》，这种章节设计实际隐含着作者对作品价值的整体判断，六大名著为世人公认的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因此皆以专章论述，次于此的作品则以其为类构成一章，并对其进行专节论述。短篇小说的设计也大体如此，除唐宋传奇外，专章论述的仅有“三言”“二拍”及《聊斋志异》。除艺术水准的考量外，对于在当年曾盛行一时或在某一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本书也给予了一定重视，大都以类相从设专章论述，其中关键性的作品则进行专节讨论。这些充分体现了著者求真务实的态度，以逼近历史真相为修史的最高诉求。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文言、白话合起来不下数千部，需要论述的起码亦有数百部之多，如果论述不加节制，或不注意突出重点，精审论断，将无法给读者留下清晰的印象。本书在这方面表现可谓十分突出，如六大名著，以往小说史著在论述它们的艺术造诣时，虽具体论述各有差异，但整体面目基本趋于雷同，本书则注重突出它们各自的主体特点，比如，《三国演义》讲其历史叙事的典范意义，《水浒传》讲其写人艺术，《西游记》讲其奇特的想象与人物塑造艺术，《金瓶梅》讲其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创新——由单体式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儒林外史》讲其讽刺艺术，《红楼梦》讲其人物塑造与结构艺术，这些论述均为二至三页的篇幅，既言简意赅，又凸显出了各自的特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之，本书充分发挥了个人独力修史的长处，而力避其局限与偏颇，从而将小说史的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注释：
[1]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6.
[2]张舜徽.学林脞录(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214.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推荐阅读
李金龙 | 并立的“文明论”与现代性反思中的现代文学研究 ——读耿传明《扣问与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探寻》
邱伟云 | 概念群的研究实践 ——评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专题
就地过年 | 法兰克福学派 | “给孩子” | 文学与声音 |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 | 算法社会 | 媒体资本 | 姐姐综艺
栏目一览
期刊导读 | 盘点 | 社会关注 | 私人阅读报告 | 读书生活 | 冷眼 | 重读 | 学术书评 | 思想文化 | 特约书评人 | 双子书话 | 著译者言 | 书界观察 | 读家有方 | 书评空间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