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阿黛尔·玛丽安·菲尔德（Adele Marion Fielde）来到中国，以女性独有的便利，进入这个国家里故事传说资源最丰富之所，即中国妇女的住处，收集了以纯方言形式讲述的、流传在潮汕地区的许多民间故事，将它们中的一部分择取出来并为之添加创作了主线故事，最终结集成《中国夜谭》（现译作《中国童话》出版）——这正是第一部以现代田野方式深入中国民间采辑的故事集。[1]

19世纪60年代，菲尔德在曼谷生活时就从移民于此的中国民众处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潮汕方言，这也为日后她亲身深入中国的田间地头乃至如她自己所言的、与中国妇女们共乘的“缓行夜舟”中采集故事做好了基础语言准备。她不但编撰过《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这样记述中国女性生活片段的著作，还编写过《汕头方言词典》。依托这些文学故事之外的著述工作，我们便能辨别出她和《中国鬼故事》《近世中国民间故事集》等民间故事集的作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即后者不是不通汉语故而转译其他汉学家作品，就是直接从中国典籍里择取材料编译，读者也很难看到最初的故事讲述者是在何种时节、场景、话语情境中提供的口头脚本，自然也就不好揣想讲述者彼时的神态心情——而菲尔德文本最珍贵之处正在于此，它将晚清潮汕地区民众特别是妇女们口述故事的内容和讲述场景都细细录入，并将之以精心设计过的文学结构保留下来。

这确实是一部怀抱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妇女真诚之爱的故事集。题头、序言、题材、女主角和主线故事的设置、结构与串联场景内妇女的“闲聊”，无一不可见此情衷。可以说，菲尔德将“女性情谊”织成了一片立体又细密的文章网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今天去重新审视民间童话集中的性别书写，特别是在这样一种极易受文体惯例（包括其中的传统性别观）影响的故事重述创编工作中，去尝试寻找到那些可能的、散落在真实大地上和现有文本呈现中的“赋予女性的温情”，这部百年前第一次深入中国妇女生活采录的童话集应能为我们带来独到的启示。

《中国童话》全书有一主线故事，编著者以“射失之箭”名之放置于首篇。菲尔德设立“珍珠”为故事的少女主人公，她女扮男装上城求学，于一众男同学中表现出色，尤以射箭之术见长。后珍珠在同学中觅得所爱名唤“金枝”，故事就在少女的学堂光阴、放假还乡、回城救父、促成良缘中缓缓铺开。

女扮男装上城求学、救夫或逃婚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文学里并不罕见，如祝英台、蔡兰英、孟丽君等，作为旧时代诞生的文学脚本，其中的女性结局总是归于浪漫关系或传统婚姻，这原不难理解。不过，若以“儿童文学”的阅读语境和探究路径看，这些中国古典异装脚本并非与“作为一种性别书写策略的”现代异装文本毫无相通之处。

综观中外少儿文学中对异装现象的书写，女性主人公的脚本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一类故事与热衷于聚焦性物恋或“非道德指涉”型的成人异装或跨性别叙事不同，少儿主人公的异装行为往往是暂时而非终生的。其中，女性主人公更是能较容易地回到原性别且仍保留有其作为“男儿郎”时获得的英雄地位，她的社会名誉和地位是只得到而不失去的。少儿故事建立起简易的“性别=行为/姿态”等式，而这些指涉性别的行为和姿态又比较容易就能被女性习得。[2]异装女性往往比文本中的“天生男儿”更能成功地掌握和表现男性气质，《中国童话》里女主人公金枝不外如是。文本暗示她通过“反性别”的日常操演，成为学子中的佼佼者，文武兼修，其品性及思维兼具“双性”所长，也正因为此，后文中旅店侍女金花才在南来北往的一众男性中相中了这个“性别表演者”。可以说，少儿故事里这类女性异装行为实现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后现代意义上的能动性，因其打断了所谓“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关键，即行为的重复性，从而破坏了生理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联。

同时，在《中国童话》里，非常明确的、再三的心理独白和女性长辈对其行为的肯定，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能动性：

村子里狭窄的路上挤满了猪、家禽和孩子，没有什么变化。阿妈在低矮的门前迎接她，门楣上贴满了可以驱邪的符咒……她的童年即将逝去，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命运。她沉思着本村女性的宿命，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素未谋面的男人订婚，自父母或兄弟安排的婚礼之日起，便开始了在陌生人家中劳作的日子。[3]48-49

此处既是主线故事叙述，也可以被视为两个次级故事之间的衔接串联文字。在这之前是女主人公珍珠第一次女扮男装离家求学的岁月，这之后珍珠回乡逗留了一个晚上，家乡的女性长辈无论老少聚集在一处，讲了七个故事，直到鸡叫三更。

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的故事，文本处处透出一种帝国黄昏的衰败异色。当文字里提到“低矮的门楣上贴满符咒”时，是在“村里没什么变化”“女人们一如既往无望地嫁给素未谋面的男子继而辛苦劳作奉献一生”的语境中；当珍珠讲完一个阴错阳差嫁了两个丈夫的妇人最后因为复仇之举自杀谢罪的故事后，外婆宽慰她“你所受的教育让你变得自信了。（但）个人没必要把罪责一股脑揽在自己身上”[3]102。（这个次叙述层的故事隐隐映照着主叙述层里珍珠婚配的阴错阳差插曲——她射出的箭虽被心上人捡到，却被另一个男同学偷走，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依诺她理应与后者结婚。）文本字里行间有着对“旧”、对保守愚昧文化的疏远和对以自然科学为基石的现代文明的肯定与向往，即使是困束于乡间的老年女性，亦能看到教育和新知在女子人格再造上的积极意义。

珍珠的异装和离家与前文提到的更传统的中国故事又有显著区别，她的婚配选择没有《再生缘》中因前世天命设定而蒙上的“人”之能动意志上的暧昧暗影，也没有承载传统才子佳人故事中常见的以女性身体抵抗父系家庭“嫌贫爱富”选择的道德期待。《中国童话》表面上是一个择偶故事，实际上男女主人公相处的篇幅却极少，比起传统异装脚本对浪漫情感的侧重呈现，菲尔德文本主线故事的精神其实更接近于现代的“成长小说”。特别是，其中女性团体之间的关爱互助、女性前辈在婚姻上的心得和前车之鉴相关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情节演进来看，正是这些而非男女主人公直接的甜蜜相处促动并坚定了女主人公自主婚配的心念。

可以说，对菲尔德的《中国童话》而言，“自主婚配”只是一种路径，其落脚点不在于为读者听众再次呈现一个旧式浪漫传奇，而在于见出新旧文化交替混沌的时代中，一个早期“新人”少女的主体塑成。在此过程中，异装显然是成就女性离开旧文化环境继而成为“新人”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个行为使女主人公有可能获得新知识（虽然文本没有明言她接触到了近代“科学”与“民主”等概念而只能从前文对迷信之类旧文化的厌弃中去揣度），亦使她获得了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她得以在学堂、姊妹会、旅店和客舟上，与各阶层、性别的人们直接对谈交换看法。甚至，因为异装再一次阴错阳差地令旅店侍女金花爱上她，女主人公因此有机会在拯救金花的同时又解决了前一次阴错阳差带来的婚配危机。凡此种种，可见菲尔德的脚本赋予了女性异装与传统故事中该行为十分不同的价值意义，这种性别层面的跨越和表演行为与两种文明的博弈和交接有了关联，首度获得了引领女孩跳出千百年徘徊不前的古代传奇魔咒的力量。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侍女金花爱上珍珠的理由是“你的悲伤”和“轻柔嗓音”这样与“阳刚气质”截然相反的特性，而男主人公金枝也在珍珠表现出“女性特质”时觉得眼前的“男”同学“越发迷人”。文本似乎在暗示珍珠之所以在男性世界中出类拔萃，并不是因为她在阳刚之气上远胜于男同学们，而是在于她的“兼性”特质。这种暗示很可以说是编撰者对阴性气质怀抱温情善意的体现了——事实上，时下儿童文学市场上仅有的一些异装题材文本往往皆于细节之中讽刺阴性气质的“劣等”，今日的女主人公（如杨红樱《假小子戴安》中的“戴安”）看起来比百年前的少女珍珠更担忧异性恋人无法接受自己、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矫正”自己的言行举止。由于这些故事多在消费型文本（主要是指走量产路线，以“系列”形式大量占有市场，以口水化且直线型的方式记叙事件的儿童文学文本）中出现，它们也往往结束于诙谐嬉笑的语调而非严肃的文学探寻中。

故而“射失之箭”这一总括之名，大抵并非编著者拾起故事里某一具体情节随意题就（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发展到故事集的中段才出现，读者起初并不清楚此题为何来）。它不但是关键情节和道具的亮明，亦是女主人公一生的概括——出生在清末、从小异装求学的珍珠正是一支从童年期就“射偏”的箭，她脱离了性别规训的常轨，“离家”增长见识以后，更如离弦之箭，再也无法回到被安排的命运窠臼内。而在珍珠之后，越来越多走得更远的中国女孩会进一步撬动性别秩序的框架，古旧的牢笼终将永远地丢失“她”，绑不住、收不回她们了。

尽管菲尔德是一个“行动派”性别平权者（她不单单是一位学者，回到美国后，亦参与了多项社会平权活动），尽管她认为中国民间故事里总是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快的前现代观念[4]，但在记述潮汕地区的民间故事时，她仍然真诚地保留、呈现了许多当时妇女对不公命运的理解角度，特别是她们不得已的忍耐和自我宽慰。这一类记述中，其所表现出的专业主义倾向获得了后世民俗学研究者的认可。

当“聪明妻子”发现怎么都教不会“傻瓜丈夫”时，听故事的白发女人引用珍珠某日读孔子的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说“女人应该学会少向别人索取，这样她们的麻烦就能少一些”[3]74，并以《用筛子舀水》的故事劝导年轻女性不要因为婚姻不幸而结束生命；在《筛子》故事结束后，夏夫人认为只要婆家人好，不论丈夫人品如何，女性都会觉得生活是值得的；在《前景与后观》这个故事后，又有一位年轻的妻子引用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提出“女人必须忍耐，当生活并非无法忍受时，我们要心存感激”，要看重“命中注定的伴侣”[3]65，在没有出路时，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古代的官员”上。无须赘述，这些观念如今看来确实十分不公正且落后，但由百年前纳凉聚会的姊妹会闲谈讲出，尤其是在菲尔德的文字运用里，还是能察觉到其中同性间哀婉的善意。

事实上，从回忆和描述“夜行缓舟”和船上的“杏眼女子”伊始（加上彼时的中国画师为之所作的25幅线条柔和的“杏眼的中国人”相关生活插图带来的视觉氛围，其中有11幅中出现了女性，这些妇女形象包括牛背上的乡村少女，都十分从容娴静），整部《中国童话》都如菲尔德自己在论及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质时所言，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哀婉之情”[3]173。林雪莹的《菲尔德与潮汕民间故事研究》也认为，讲“笨妻子”这类故事时，妇女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提醒自己成为“贤内助”，这些微妙的感情需要结合讲故事时的时代、场景和性别位置才能更深入地洞察领悟。[3]195菲尔德还不时让笔下人物引用孔子的话以告诫女性应长久忍耐，不论编著者当时意图为何，现在看来确实平添了几分讽刺意味，这些或可成为考察儒家话语与旧性别秩序之关系的又一凭据。

骑着水牛的小姿娘从田里归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菲尔德在《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质》中指出过中国人重实用，“他们的生活规划不给浪漫爱留有空间，其民间传说亦因此情感贫乏”[4]186。想必这正是她选择以浪漫爱情为主线而在次叙述层体现中国民间故事重实利和家族的缘故，如此既可弥补她内心的缺憾，在艺术童话这个主叙述层塑造出她心中理想中国女性的形象，又保留了当地民间文学脚本的原有风格。

非常典型的故事如《年轻的一家之主》中，菲尔德文本一面将焦点对准了女性，甚至有些时刻直接采用了大多数民间故事集不会选用的女性视角/感知；另一面则是，作品沿袭了中国民间故事不重浪漫激情之爱而看重家族实利的特质。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家庭在其选定的一家之主的带领下，长期富足且享有盛名”[3]58，没有罗曼蒂克元素，甚至这位一家之主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出场。这是一个“家翁择媳—儿媳主家”的故事，一方面它突显了女性才干，另一方面这种荣耀与肯定也始终未越出中国功利世俗倾向的荣辱功过评价体系。除此之外，菲尔德还记录了不少“傻瓜丈夫”的故事，有时候这些故事的主题就是聪明妻子对丈夫的调教，另一些时候故事至少也暗示了他的妻子事实上比他精明得多（但丈夫们的愚笨通常使得故事有一个滑稽的结局）。但如前文所述，故事又安排妻子们的“调教”失败，以传统儒家与宗族父权话语的说教来安慰彼此或者说规训、麻痹自我。

欧洲童话中，伴随着男性主人公千辛万苦求偶经历得到放大的是浪漫爱的价值、冒险精神和自我证明的需求，而“浪漫爱”概念与生俱来带有的“自由与自主”属性，一定程度上抵抗着民间文学叙事对女性角色个体的物化和功利化呈现。在非骑士屠龙类的文本中，求婚者难题更往往是由公主自己所出，等于是女性自己安排自己的婚姻。因为婚姻选择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故从性别角度看，设置女性凭借难题筛选才能出众的配偶实际上也是对女性生存状态和需求的一种察知与体谅。

据此来看，位于中西童话叙事边界线附近的菲尔德文本的重述确实有着“文化混血儿”的双重特性。《村姑的俘虏》一篇，少女面对秀才的戏弄不卑不亢出题反难，结果是这位赴考的读书人在才学上落了下风，只好依赌约给姑娘做仆人挑水洗衣干各种杂活，直到应考回来的朋友将其解救，村姑依诺嫁给答出考题的男主朋友（假如男孩答题失败，就要留下来同做仆人）。这样的故事设定既突显了女性的才智与择偶时的主体甚至主导位置，明示男性在婚恋追求中须冒一定风险而非“不劳而获”，又透露出一丝传统中国文人叙事的惯习——男性读书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未必是功名上的得意者）是女子婚姻的理想配偶。

村姑和书生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至“地道的”中国民间童话。在其中特别是汉民族童话中，男性主人公通常不冒任何风险就能在山林水泽处遇见愿赠庄园田产且以身相许的女神。并且，中国童话表现出对“婚后”生活而非浪漫爱情的更大兴趣——如前所述，这本身就折射出中国童话相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建设而言更看重现实功利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关系。仙妻们有时需要解救被地主囚禁的男主人公并运用仙术对地主、贪官、头人甚至洋人施以死亡惩罚，如《瑶琴的故事》、《潍河边的传说》[5]、《从柳树下来的仙女》[6]、《箫声》、《葫芦告状》[7]等童话；在另一些文本里，仙妻们还会帮助、建议男主人公实现社群的“均富贵”，如《神鞭》《房子的故事》《浮山戴帽》等[7]，他们造起巨大的庄园/房子，邀请全村老少一起入住，乃至开山劈林引水生泉，创造一方适宜群居的新家园。女性在中国民间童话叙事中不单单承担着帮助丈夫轻松发家致富的任务、解决生活中的阶级剥削和殖民压迫危机，等待救赎的对象还可能是一整个乡村社群。亦即中国童话里的女性常常扮演着“赐福的工具神”角色，她们对伴侣没有考察和期许，她们更多是一种“功用（的显灵）”而非血肉之躯，即拥有情感和欲望的“人”。

传统民间童话内部这种对女性“非人化”的处理在一个颇具母题“杂烩”性质的文本《大雁姑娘》中得到了十分典型的体现。该故事里，雁妻因为丈夫违背诺言在争吵时指责她是“雁毛变的女人”而穿回鸟衣离开家庭。西方故事中，这一“背誓—分离—惩戒/挽回”情节总是发生在恋爱或尚无儿女的婚姻初期；中国故事中的拖儿带女设定，一方面或许再次反映了对家庭/家族生活而非浪漫关系的重视，另一方面却使得过错方名正言顺地逃避纠正、补偿的艰难之旅。《大雁姑娘》中，甚至是被弃誓的女方反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她忍不住探看儿女时，“刚飞到孩子们的脚前，就一下坠地断气死去了”。突然的死亡给人以一种“抛夫弃子，恶有恶报”感，更重要的是生育功能完成后，以何种形式继续为家庭奉献已经不重要了。于是我们看到妻子离奇死亡后变成白杨树被做成水槽养羊，水槽被地主烧毁后又被做成木梳护发，木梳被摔碎后被做成吊钩，钓上来的鱼“吃不完，还卖了很多钱……这样他的孩子们穿得又暖和、又整齐，长得又结实、又漂亮。邻居们看了都称赞说：‘多好的雁妈妈呵！你看她死了也没有忘记她的儿女哪！’”[7]56

如果我们参考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杜松子树》、中国童话中的《蛇郎》《神奇的花树》等包含相似的亲人重复变形情节的故事，就会同意要单纯地表现亲人或爱人至死不休的关怀付出并非不能做到。这类“重复变形”故事与“赛琪寻找丘比特”和《铁炉》《鼓手》《爱人罗兰》一类“背誓受惩”的故事在民间文学系统里总是相分离而非合并的，而背誓受惩故事中的受惩者虽需要完成诸多任务，但最终会成功更罪不至死。因而，不论是哪一类故事，实际上都完全可以不产生《大雁姑娘》中那样残酷的因果暗示。这个极具“拼贴性”的故事可以说正是因其对拼贴素材和情节演进方式的选择，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间性别秩序中最残酷的一面。

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史会发现，女作家创作的故事确实更常对女性人物带着与传统脚本中不同的显著善意。如葛翠琳的《少女与蛇郎》[8]里，坏继母不是传统脚本中毫无来由的坏，或出于对同性美貌的嫉妒。文本反复强调的是“为亲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就相对淡化了传统脚本偏爱聚焦或有意强调的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减轻了女性不得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而争相自我性客体化的暗示力，将性别的压力部分转换成了财产和经济的压力；同时，在诸多“蛇郎”故事版本里，蛇郎在失去原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发现妻子被调换、在经人提醒疑心后也仍然与妻姐同床共枕，蛇郎并未为夫妻分离而与原妻表现出相同的痛苦。而葛翠琳的重述中，蛇郎在妻亡后为了阻止后母将亲女儿嫁给自己想尽办法拖延，其间叙述者多次提及其思念之痛，并因此打动“精灵”获得了复活妻子的办法，最后男主人公付出了极大的体力辛劳，终于得偿所愿。一个为爱情“哭了又哭”的男性是对传统童话脚本里男性形象的颠覆，是对“男子气概”（或者说加诸男性的性别规训话语）的直接冒犯。它将一种被贬抑的行为气质重新定义为可赞美的，爱哭、儿女情长和成为“英雄/男性主人公”（Hero）被联系在一起，同时还从侧面突出了女性特别是作为浪漫爱人的妻子的重要性。

又如前些年结集出版的一苇的《中国故事》，它不像葛翠琳文本那样有着深刻的女性独立自觉，但仍能从其对传统文本的细节改动中看出作者对女性释出的体贴与温柔。像“青蛙儿子”的传统脚本[7]101-111，开篇就写了母亲的衰老脆弱，她担忧儿子因贫穷找不到媳妇，叹气哭泣显示了其于问题解决上的无力，而一苇的版本则淡化了母亲的脆弱哀苦；在《云中落绣鞋》的故事“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不喜欢水晶鞋，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喜欢。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视觉绚丽悦目，脚下坚硬冰凉……我爱绣花鞋，布质的柔软温暖，绣娘名匠刺绣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脚的那双鞋子，爱情、婚姻都如此理。”[6]159一苇在这里表现出了非常朴素的对同性的善意，这正是身体经验带给她的体贴，她在对传统童话文本的筛选和重述中加入了女性感知世界的维度，又通过童话后的主动阐释（假如我们把童话和每篇童话后的“作者记”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将“鞋子”从男权社会审美标尺的外化物转换成了女性自己的愉悦和选择。

应该欣喜，我们在民间童话越来越多的当代重述中能逐渐找到更多的赋予女性的善意温情，特别是女性写作者们所表现出的“姊妹情谊”（Sisterhood）[9]，也是时候去对这些书写展开更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如果说民间童话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声音，那么中国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就代表着漫长久远且根植于最朴素中国大地的性别之声，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今天，当我们面对《中国童话》这部采自一个多世纪前、包含珍贵女性之声的童话集，将其积极的性别书写策略，如主线的异装故事和罕见的结构设计，甚至如今看来显得保守过时的“性别发言”和情节处理，放入更悠久和广阔的视域中去考察比较时，当我们尝试想象故事讲述者的切身处境时，不单单将对这部故事集在世界文学坐标系上的位置、民俗学上的价值形成更客观和深入的认知，亦能体会到其字里行间对女性的关切和哀悯之情，看到这种情感在表达设计上的曲折匠心。更重要的是，这部在两种社会文明混沌交际时诞生的童话集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基点和参照项，对我们考察分析这之后尤其是当代写作者对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中性别书写的得失将助益良多；同时，亦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性别视角在发掘类似旧文本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这些在民间童话重述热潮初现的当下更有社会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J].民俗研究,2017(02).

[2]Flanagan,Victoria.Into the Closet:Cross-Dressing and the Gendered Bod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Routledge,2013,p.31.

[3][美]阿黛尔·玛丽安·菲尔德.中国童话[M].陆慧玲，李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4]Fielde,Adele M.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Folk-Tales.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895,p.188.

[5]见《聊斋汊子》。其中，《潍河边的传说》这个山东故事中就有潍河仙女对破坏山林果园修铁路的“洋鬼子”和地主施以惩罚、破坏工程的情节。董均伦,江源.聊斋汊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

[6]一苇.中国故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7]郑硕人,顾乃晴.中国童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8]葛翠琳.葛翠琳童话选[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93-102.

[9]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3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