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的王权研究远超余英时李泽厚 | 书评
摘要
在我看来，刘泽华先生对王权专制主义的研究，无论其深度、广度还是思想穿透力，均远远超越了余英时、李泽厚等人。迄今为止，中国对于王权专制主义的清算远远不足。
文/张弘
对于后辈而言，长者的回忆录或自传有着鉴往知来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教科书和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无不映衬于意识形态的阔大背影之后。另一方面，真相的缺失导致了伪历史的泛滥，要去伪存真颇为困难。在此情况之下，一些亲历者的见证与回忆遂成大历史不可或缺的补充，而生动的历史细节也为读者进入历史提供了某些参照。张世英、何兆武、王学泰、韦君宜、邵燕祥、钱理群等人此前的著作，犹如一条条通往历史迷宫的曲径。而刘泽华先生的《八十自述》，则是最新出现的一条。
《八十自述》分为两编。上编记录的是他在多变时代的经历和一些小故事，下编则是其学术研究的历程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思考。此起彼伏的二重奏交相辉映，合奏出一段跌宕深沉的乐章。
《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刘泽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个幸运的人
1935年，刘泽华生于河北石家庄近郊杜贤庄。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富农。因为父亲生前与人为善，家人未受人身侵犯。在刘泽华的记忆中，家中实在不“富”，一年到头主要吃粗粮，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并无剥削之实。刘泽华兄弟五人，大哥上到二年级就失学，二哥、三哥没有上学。幼年时，一个相面先生告诉他母亲，刘泽华和四哥有福相，上学会有出息。而后来的结果是，四哥1948年15岁时参加革命，离休时是厅级干部，而刘泽华也当上了教授。
13岁时，刘泽华幸运地躲过了当兵。“土改之后，刚刚初春即开始征兵。历来报道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其他村或许是这样，但我们村翻身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主动报名参军的。怎么完成任务？兵站来的干部与我们村贫农团偷偷想出一招，按兄弟多少来摊派。兄弟多的往前排，我们家兄弟五人，自然首当其冲。”（《八十自述》44页）当时五家抽签，征四个兵。刘泽华的大哥在给解放军抬担架，二哥逃到华北大学当了杂工，三哥右眼失明，四哥去了晋绥革命干校。于是，13岁的刘泽华去抽签，一同抽签的还包括同父异母的大哥的儿子。结果，其余四人都抽中，刘泽华幸运地抽到了空签。中签的人号啕大哭。这四个当兵的人，一人战死，一人失踪，刘泽华的侄子腿残，另一人后来到朝鲜参战，被俘后去了台湾，命运凄惨。这一细节也可证实，三年内战期间，中共军队从农村征募了大量的青壮年，甚至是刘泽华这样的少年儿童。
1949年2月，刘泽华考入石家庄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报送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学习俄文，一年后结业，又被送到北京的河北师专辅导教师们暑期突击学习俄语，由此拿到了正式的专科毕业证书。之后担任了俄文教师。1954年，他成为中共正式党员。1956年初，刘泽华从中学调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讲师团，成为理论教员。1957年，他报名参加高考，考入南开大学。他离开没几天，讲师团就开始揪右派，他的老师们悉数落马，而刘泽华幸运地躲过一劫。
刘泽华（阎振铎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康修民写了一篇文章《宋天祥打来的一颗恶毒的子弹》（宋为当时石家庄“民革”负责人），通过市委宣传部长王英俊做刘泽华的工作，以刘泽华的名义刊登在1957年7月15日的《石家庄日报》，并叮嘱刘泽华说，这是党的秘密，不能与任何人讲。这篇文章掀起了石家庄的反右大潮，刘泽华一时爆得大名。此后，刘泽华一直没有对人吐露此事，直到2012年才撰文在《炎黄春秋》披露真相。除了名声以外，刘泽华无疑也是受益者——它足以证明，刘泽华日后可以被上级信任。
大学一年级，学校就宣布刘泽华留校任助教。他自认当时为驯服工具，紧跟时代潮流。批翦伯赞、批吴晗时，都写了论文发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泽华被斥为“修正主义分子”，“滚”出革命队伍。昔日朋友断交，革命群众怒目而视。此后，他曾替天津大学党委书记等人代写检查。造反派夺权之后，刘泽华被教研室的同事，讲师王文郁检举揭发，成为最年轻的“牛鬼蛇神”。此人后来因为诬告另一个本系女教师黄延迟，被下放到农村落户劳动。70年代中期，刘泽华是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主动接纳了王文郁，安排了工作。王多次向他道歉。在“两个凡是”期间，王文郁故态复萌，向中央写信，诬告刘泽华反对华主席。其后，总支将王调离，刘泽华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1970年，刘泽华再度被人乱咬，成为“五•一六”嫌疑分子。他和魏宏运、李义佐找到革委会头头据理力争，结果三人免于下放，再度成为幸运者。
1978年恢复评职称，刘泽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在此之后，他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并于1984年被选举为系主任且连任。他开设了几门全国历史系属于第一的课程，如“文革”史，人权史，双语课，电脑课。1985年，刘泽华晋升为正教授。
尽管刘泽华1949年前曾经历战火，1949年后经历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我看来，与同辈知识分子相比，他大体上仍可以算是一个幸运的人。无论是13岁时抽签免于参军，还是考上大学而免于成为右派都是如此。由于1949年后的继续革命，政治运动反复无常，除了毛泽东一人可以“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几乎所有投身其中的人，都难以在历次运动中全身而退，这次侥幸幸免，下次劫难难逃，而刘泽华的福星仿佛一直在其头顶佑护。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反思“文革”和专制主义影响，以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名世。
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交织
早年的刘泽华跟风很紧，一段时间颇受重用。但他的好运在文革中到头，一家人均受冲击。与王学泰、邵燕祥等知识分子相比，他受到的的冲击系数稍低。尽管如此，从“红得发紫”到“滚”出革命队伍，成为革命对象，不啻从天上打落九泉。政治地位的从荣到辱，社会身份的从高到低，其心理落差之巨大，精神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这促使他思考政治对于个人的裹挟，权力对于社会的操控。由此，他开始研究王权专制主义，并深入挖掘和批判。
刘泽华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是“王权支配社会”，君主依靠兵、刑之权，武力支配社会，实现“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王权至高无上，支配和控制着经济与社会。
前辈学者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先秦时期是“封建天下”，法家主张专制。“中国之君主政体，秦汉发端，明清结束”。而在刘泽华看来，“不只诸子，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专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商、周是专制体制，其下的诸侯在其内部也是专制体制，相应的政治观念都是专制主义。在我看来，周代的分封制向一统集权制转变，而其内在的君主专制体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与相应的政治观念。萧公权说秦汉后‘以君道为中心’，其实诸子所论同样是如此，除农家外，主流都是主张君主专制主义。诸子的政治归宿是君主专制( 稍后我多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 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我拒绝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朴素社会主义等等概念。另外 我也不用‘国家’、“政体’、‘政府’、‘阶级性’、 ‘合法性’等作为框架去分解先秦诸子的政治观念，因为当时的思想家和著作没有这样去观察政治，其本身是‘混沌’的，比如国家、君主、政府、权力、政策等等都是搅和在一起的，很难分开、分解， 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君主为核心的。”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在书中，刘泽华两处批评了余英时先生。他说，余英时先生曾著文只强调君尊臣卑是法家的思想，这有很大的片面性。君尊臣卑是传统思想的主流，除了少数无君论者，儒道法墨等都主张君尊臣卑。（《八十自述》308页）台湾学者林舜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一书证实，入汉以后，儒家以尊君卑臣等学说换区了独尊地位，乃儒表法里的主要帮凶。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意义时称，“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虽奴隶也不例外”，“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他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舜尧’到‘满街都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由此，余英时引申到现代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化。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人人被纳入特定的等级之中，人们的关系网是金字塔式的，总之，人们的关系是一级压一级。在观念上，传统里的确有类似‘人格独立’之类的论说，但如果从观念的整体上看，‘人格独立’之说是片面之论，是无法成立的。我相信，无论从社会关系上说，还是从观念上说，主奴综合人格与相应的观念与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儒家也不例外。”（《八十自述》314页）
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从感情上，我可以理解余英时先生的文化立场，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饱含着温情与敬意。如果从事实出发，我更愿意相信刘泽华先生的的观点及论证。在我看来，刘泽华先生对王权专制主义的研究，无论其深度、广度还是思想穿透力，均远远超越了余英时、李泽厚等人。迄今为止，中国对于王权专制主义的清算远远不足，刘泽华先生的学术成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这主要因为中国尚处于前现代，最核心的变革尚未完成。因此，刘泽华学说的传播受到很大局限。其次，王国维先生曾说，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刘泽华对中国王权主义的批判，因为其锋芒犀利，证据确凿，逻辑严密，论述深刻，使得一些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的人，尤其是新儒家难以接受，更不必说一些以国学为幌子要资金拿项目的乡愿。
按照《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观点，王权专制主义可谓压榨性政治制度和压榨性经济制度的罪魁祸首。刘泽华的二重奏，足以让读者闻琴声而知雅意。遗憾的是，本书1989年风波部分删节明显，只有以后才能一睹原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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