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五百年后,文学史将怎样谈起李敖

2018-03-18 唐山 华文好书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读者需要李敖,因为他代言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所以李敖绝不能停下来,绝不能成为建构者,他只有变得更加犀利、更加决然,才能赢得更多的掌声。李敖的批评往往指名道姓,往往沉醉于对具体人的羞辱,而非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沉思。


撰文 唐山


“五十年、五百年中国白话文的前三名,都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在《独白下的传统》扉页上,李敖写下这段话。


终于,李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了,由此留下一道巨大的难题:文学史将怎样给李敖定位?他真能列入前三名吗?


就此话题,可能会争论上许多年。


 

他是一个无法定义的作家

 

李敖一生著述甚丰,《李敖大全集》多达80卷,共计3000万字。他自称:“比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婚丧喜庆不喜欢,吃喝嫖赌也不参加,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


李敖的创作是一笔很难评估的遗产。


从杂文角度看,李敖写作自成风格,对一代读者影响甚深,太多年轻人因李敖的文章而猛醒,开启了寻找自我、建构自我之路。


从文学自身角度看,杂文是易碎品,随着时代背景改变,作者与读者“心心相印”“尽在不言中”的默契也将消散,面对文本,后人难免陷入无法达诂的困境中。


杂文是匕首和投枪,短期有效用,代价是牺牲长期效用。


李敖写过小说,据他自称,曾正式接到诺贝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法源寺》已被提名。


且不论诺奖评审是否有发通知这个环节,单从技术角度去读《法源寺》,实在难以恭维——其中绝少刻画与描写,完全由人物的大段议论拼成。李敖无意将读者带入故事中,而是沉浸于思想左右互搏的表演中。这种写法,恐怕只有退回巴尔扎克时代才成立。


李敖小说写的不算好,诗写得也不太好,比如这首《我将归来开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冈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直白、浅露之外,措辞僵硬,韵脚也极呆板。这首诗写于22岁,完全看不出“少年天才”的气息。


李敖自命“文化空中飞人”,对具体而微的专业性向来不感兴趣。他的文章不中绳墨,却为何能赢得读者的喜欢?

 

李敖为什么这么沉迷于“骂”

 

李敖文章魅力来自“骂”,它们以泼辣、大胆、犀利著称,却又暗含规范。


李敖打出的旗号是“顽皮的自由主义者”,努力接续胡适、殷海光、雷震所造就的传统——李敖不仅秉持近似立场,且同样注重证据的扎实、经验逻辑的运用和语言的明晰。


王崇武曾称赞李敖早期文章有“陈独秀的气势,胡适之的明畅,鲁迅的锋利”,李敖将此语写进寄给恋人王尚勤的信中,可见他认同这种结合。


奇怪的是,在李敖的文章中,“胡适之的明畅”渐渐推后,“陈独秀的气势”“鲁迅的锋利”渐渐凸显,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别人批评处,他必然要彻底推翻。


其二,对伦理、文化中的含混论题,如怎样看待“孝”等,必然彻底否定。


其三,于常情处欠宽容。对父亲,对自己的精神偶像胡适,对授业恩师姚从吾,李敖皆有讽评。


凡此种种,均给人“为反抗而反抗”的印象,“反抗”成了李敖创作中最坚挺的商标,究其根本动力,可能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李敖少年漂泊,半生困顿,人生最初的成功皆由反抗而成,这使他产生了路径依赖。李敖能成名,全靠在《文星》上与胡秋原、徐复观打笔仗,他曾批评旧《文星》的风格:“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在笔战中,李敖融学术讨论与人身攻击于一炉,终使《文星》被勒令停刊。


另一方面,李敖早熟,饱受性压抑的折磨。他10岁开始手淫,20岁时才与同学罗君若有了真正的性经验,不久又与罗分手,从此产生严重的“厌女症”。焦虑、迷惘、失衡等心理创伤曾长期陪伴李敖。


李敖投靠胡适思想,是为了反抗社会,但在反抗心理催逼下,他找不到继续反抗的目标,只好反抗胡适,这使李敖不得不走向“顽皮”。

 

时代征用了李敖的“顽皮”

 

正是“顽皮”,而不是骂,为李敖赢得而读者的青睐。


毕竟,从没有一个时代,年轻人被赋予如此大的压力——他既要接受传统文化(那被称为家园,谁拒绝接受,谁就无法获得文化身份),还要接受现代文化(否则就被认为没能完成“人的现代化”,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些压力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被施加,可真正走出校门,才发现养活自己并不是件容易事,那些关于永恒与人类命运的思考,其实无法充抵成现金,以代稻粱谋。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撕裂了人们的现实感,他们需要一把锤子,以砸碎“不得不如此”“合乎逻辑”的外壳,即使里面并无真相。

于是,李敖的犀利成为稀缺品。


在胡适、殷海光等人的眼中,李敖是万马齐喑中的一个变数。他们不在乎他是否完美,只是需要他的搅动,他们没意识到:李敖的批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后现代主义,即使没有具体主张,李敖的批评也是成立的。


读者需要李敖,因为他代言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所以李敖绝不能停下来,绝不能成为建构者,他只有变得更加犀利、更加决然,才能赢得更多的掌声。李敖的批评往往指名道姓,往往沉醉于对具体人的羞辱,而非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沉思。


当法律没收了以往熟人社会中可以任意施用的暴力时,李敖文章成了一种代偿。


有多少人能忘怀第一次阅读李敖时的那种畅快呢?又有多少人曾被李敖的铺张扬厉所震撼?


对于被封闭在课堂、格子间、家庭中的人们,李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够本事,那么想骂谁就可以骂谁,你可以将自己的价值原则凌驾在别人之上,而那些所谓的圣人文章、道德律条,其实都是纸老虎,根本没有约束力。


李敖行文尚气,不论长短,总能一气呵成。每至一个高潮,李敖不是闲笔荡开,而是继续加重文气,将文章推上新的高潮。因此颇有咄咄逼人、浩瀚无垠的气势。


李敖批评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批评三毛“无非是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都有让人无法应对处,因为这些批评跨越范式,从批观点蔓延到批道德,最终以人格侮辱为结,直接探到读书人的底线。


杨照先生曾说:“如果生在一个正常、宽容的时代。李敖可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完成传世史著,也可能以他的叛逆精神闯出一番名号来,然而他就是一个史家、一个叛逆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宽容的时代,才真正彻底激发出李敖绝对个性中所有的天才能量,才让李敖变成一个没有头衔却已不需要头衔、超越头衔的、独一无二的李敖。”“不宽容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不宽容的反叛者。”


其实杨照先生忽略了,在后现代社会,宽容没有市场价值,只有不宽容,才更有消费性,才能挠中大众心中的痒。我们喜欢李敖,恰恰是因为那份粗野,抵消了现实生活的过分精致。

 

我们都还没找到“应该做的事”

 

时代塑造了李敖,并迫使他只破不立。


因为,现代化是强行挤入我们生活的,它是我们想拒斥而未能成功的异端,它与我们的历史毫无接续,与我们的心灵毫无沟通。即使会为迅速步入现代世界感到一点点自豪,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对其缺乏成就感。

换言之,过去百年只是异态,它更像一挫折,而非一个成功。


在此背景下,说“不”永远比说“是”更贴近实情。在《回忆录》中,李敖这样形容自己: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居然用了整整16个“不”,但用了这么多“不”,真能拼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吗?

知道什么是不乐见的,却不知道什么是乐见的。在否定中,每个人都在艰难地摸索着自我,而这个摸索以虚无主义开场,注定会以虚无主义结束。


1967年,李敖写下了《我们相信》,它不算太好,却很真诚:


我们相信

我们会等到那一天

我们会制造那一天

而我们

不是阴天的烈士

或是

逆流的殉葬者

我们不单是为唾弃

他们而生

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


一代传奇终于落幕,而李敖的“相信”有多少落实了?他是否真的找到了“我们要做的事”?都还是未知数。


也许,只要这些惶惑尚无答案,则李敖的写作就会长期保存下去,就会有它的价值。

 

END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