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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3年11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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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总的判断，可以用一个词汇来表达，就是“凯恩斯困境”，俗称“滞胀”。顾名思义，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了，而且其副作用越来越大、对中国宏观经济系统形成了严重的反噬：（1）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之中；（2）金融系统面临流动性不足（呆坏账不断增多）；（3）国内消费需求成萎靡之势（实为民众口袋被掏空、钱难挣，主体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年轻人收入难以增长），内循环受阻；（4）出口顺差的多年累积和多年的积极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严重超发。
有人或许对“滞胀”一说可能存在异议，认为我国现在物价指数增长趋缓、甚至近几年还有下降的情况，这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最大分歧（也是关键分歧）所在。实际上，这是“通胀”“通缩”这两个词汇含义不清楚导致的。准确地说，我国应该是“货币总额严重膨胀、而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度下降且呈加速下降趋势”。这种状况，自然不是“通胀”“通缩”能表达清楚的。当然了，如果是看物价指数（绝对值）的话，几十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是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了，适当下降是正常的调整（比如房价的下调）。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即供给不充分时），货币政策无效（即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内不少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却不是供给不充分，而是很多产品过剩，这意味着依靠所谓的“投资拉动”会存在市场缺乏的问题（这又回到了“消费不足”问题上了）。而且，在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的现实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不存在凯恩斯主义者所谓的“屡试不爽”的“基础设施投资”办法。凯恩斯的“挖坑-埋坑”式投资，实质上是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甚至是浪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岂可持续？这不仅没有考虑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也忽视了我国事实上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而且也没有考虑政府债务需要偿还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面临的债务危机乃至金融货币危机，不正是多年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吗？而我国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正是为了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内需不足”问题的，这又可以追溯到1995年我国出现的轻工业产品相对过剩。
总之，“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不仅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严峻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业危机和金融安全隐患，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安全问题。
今天我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究其根源，就是上述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体制机制问题。具体在政策层面，可以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多年市场化改革（包括放任地方政府独立预算和投资）导致盲目性扩张生产，导致诸多产品过剩（粮食生产除外）、特别是城市商品房等。虽然经过供给侧改革去过剩产能、通过扩大出口解决了部分过剩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这种相对过剩的总体态势是没有变的。
第二个原因，片面的经济发展方略和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导致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三大产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虽然经过多年的改进，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缩小，但是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鸿沟依然存在、且出现了自我强化的趋势，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现在是举步维艰。
第三个原因，多年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货币严重超发、民众口袋被掏空（特别是高房价、高教育费用和高医疗卫生费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机器排挤工人。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的应用，城市就业问题必然会加剧，再加之农村新生劳动力还不断向城市单向流动，城市年轻人就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性问题（这从育龄青年单身比例居高不下和生育率低可以得到说明）。
我们现在要系统性地变革经济体制和机制，在当今如此严峻形势下，事实上也不具有可行性。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抓大放小、抓急放缓、先易后难，从可能的政策层面做文章。
尽快通过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紧急向县域经济社会大量输血，这是避免我国县域经济社会崩溃、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最后措施。中国县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大多数事实上已经面临困境（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更加艰难；再加之网购对其个体店铺的冲击，本没有什么支柱产业的县域经济更是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政府再拖欠本地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对本地县域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第一，尽快修订《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家面临财政金融军事等危机的紧急状况下，承担低息（即货币生产发行成本）购买中央政府（具体而言是财政部和国资委）发行的特别债券的职能。
第二，尽快摸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财政部监管下由各省财政厅开设地方政府债务公开申报网站，并向全社会发布申报公告，采取地方政府申报和债权人申报相结合的统计方法。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负债）规模，初步估计在250万亿左右，加上未来的利息，总计至少300万亿；县级地方政府债务，粗略估计占一半，如果再扣除掉所谓的“非标”等违规债务，本息合计估计在100万亿左右。
第三，财政部用对人民银行发行的特别债券资金，全面处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省市债务问题可稍后处理），可以五年或八年为全部偿付期限（偿债期限过短，通胀的风险会较大；偿债期限过长又不能起到保运行、保生产、保就业、保民生、抵御通缩的功效。原则是保运行、保生产、保就业、保民生、不通胀）。具体方案按照分类别、按比例、逐步偿付合法欠账的方针：
一是实体经济企业优先偿付原则。实体经济涉及整个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稳定物资的供应。
二是中小企业优先偿付原则。中小企业是我国就业的主体之一，但抗风险能力又较差，所以，对其债务的偿付要优先。
三是额度小的欠账优先偿付原则。额度小的欠账，往往涉及的面宽，同时偿付的压力也相对较小，所以要优先偿付，以减少影响面。
四是保运行原则。偿付欠款的目的是要保企业运行、进而保物资供应和保就业，所以，如果债务支付的额度不足以让企业正常运行是不行的。另外，有些大型企业或者是运转正常的企业，政府虽然拖欠其款项额度也小、也是实体经济，但其仍能正常运行，偿付其欠款可以适当延后。
五是偿付的实际发生原则。由于政府拖欠账款导致中小企业产生的成本和经济损失（比如，由于政府拖欠账款导致中小企业不能按时还贷而形成的利息等），应按照实际发生额予以补偿或免除。
六是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项目，严禁违规负债投资，严控消费性投资，严控地方政府各种额外奖金、津贴的发放。而这又要求必须：（1）废除对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等一系列简单机械的数量化指标考核制度；（2）暂时性冻结地方政府独立预算的权能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投资和融资功能。
七是中央政府尽快制定出一个地方政府债务处理规划，同时提前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尽可能避免地方政府官员违规分配和挪用资金，以尽早安定人心。比如5年左右还完，这个期限内应不至于引发货币危机；按照“前多后少”的节奏处理，如从明年开始依次安排35万亿、30万亿、20万亿、10万亿、5万亿的债务偿还（如果除去“非标”等违规债务，实际上需要偿还的债务应该要小很多）；时期过长又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社会的作用。我国现在具有泡沫的是金融系统创造的M2，而不是M0和M1，我国实体经济事实上面临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不是相反，故把资金投放在实体经济以保障其在实体经济中的正常流通，是没有信用危机风险的。
另外，人民银行对货币的管理应该抛弃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从管理M2转向货币流动状态的管理，保证国民经济运行中货币的正常流通。同时，要严令禁止打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旗号激化社会矛盾的极左做法。
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大多数的县域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县域人口，大约7.6亿人口，超过我国当前人口总数的一半，如果考虑到返乡的农民工，县域人口数量更大。因此，抓住了县域经济，就抓住我国新时代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心。
从1995年我国工业产品相对过剩开始，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的误导，片面地在宏观上强调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忽略了城乡之间（也就是工农之间）经济的相生相克关系，以至于出现了东部地区依靠出口等加工业兴盛多年、主要依靠农业和非出口加工业经济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滞缓局面。
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大规模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甚至不惜鼓励借钱消费来刺激消费、放任房地产泡沫来刺激投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再三强调“房住不炒”，但是泡沫已经形成）。现在，这些政策的后遗症已经非常显著了：（1）家庭、企业、政府债台高筑，城市大量中产家庭的资产被房地产套牢（这是新时代推动城市消费增长难大有作为的原因），如果继续寅吃卯粮，那必然重蹈欧美覆辙；（2）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两极分化趋势已经显现——城市对农村的虹吸（农村空壳化和农业农村经济续衰退）、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的虹吸、“北上广深”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虹吸，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在此背景下成为继农村经济衰退后的又一个重灾区；（3）再加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更是加剧了县域经济的衰退（同时也严重危及到我党执政的基础），大多数县域经济的支撑主体——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政府拖欠应付款，很多深陷困境甚至破产。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县域经济社会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
因此，要打破已有困局，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激活中国经济，只有以巩固充实发展县域经济为新时代发展经济的重心，才有可能。而县域经济的充实巩固发展，除了需要尽快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外，还需要以振兴乡村为龙头来推动。也只有在县域经济得到了巩固充实的前提下，乡村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所决定了的。这也是人类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农村经济好的，工商业也往往繁荣，城市经济就会好；工商业繁荣的，农村经济也往往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抑制我国当前内需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工农业分配格局的失衡、在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而这归根结底的在于多年来农民种粮收益相对水平较低。我国从1996年经济“软着陆”开始一直受到内需不足的困扰，其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个缘由。
因此，要快速增加我国内需，就必须快速缩小工农收入差距、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关键是大幅度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改变农产品相对价格过低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数亿农民的消费潜力巨大，但前提是他们要有可观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民种粮收益，缩小工农收入差距，同时还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大范围内成功和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关键。
具体而言，比如说，小麦保护收购价在两三年内提高到1.6元/斤乃至2.6元/斤、水稻保护收购价提高到2元/斤乃至4元/斤、玉米的保护收购价提高到1.8元/斤乃至3.4元/斤（内在原理略）。
通过快速、大幅度提升我国农民的务农收入，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振兴乡村的浪潮，进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而稳住我国经济基本盘。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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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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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总判断
二、主要原因
三、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为抓手，巩固充实发展县域经济为重心，振兴乡村为龙头
（一）尽快切实有效、稳妥有序地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二）以巩固充实发展县域经济为新时代发展经济的重心
（三）以振兴乡村为龙头，大幅度提高我国农民种粮收益水平，以期在两三年内显著提高农民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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