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欧洲岁月（上）
在二十世纪初留法中国学生中，傅雷的欧洲经历资料最丰富，最为人熟悉。他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主要的材料，1928年《法行通信》三篇（第十四至第十六）和《湖上通信》；1957年《傅雷自述》；1980年代遗作《傅雷家书》里的相关片断。他的同时代人也留下不常见的详细见证，1931年孙伏园的《丽芒湖》，1935年刘海粟的《欧行随笔》，八十年代刘海粟和刘抗的回忆文章。此外他的家属和刘抗家属收藏着数量繁多的照片和手稿，尚在陆续整理公开。
根据这些已知材料衍写的文章不胜枚举，然而傅雷的经历仍存在空白。《傅雷自述》说：“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这句话给人印象很深，但是认真数一下已知的外国人名字，数目不多，而且几乎全部属于社会交际应酬，不能归入真正的互动交流之列，笔者开始整理他与罗曼·罗兰的通信时，就有这种困惑。
为了解决疑问，首先要厘清他的欧洲经历。没有想到最早找到的法国资料竟然是一篇悼文，标题《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ï），发表在《快讯》（L'Express）周刊1966年10月31日第802期：
香港报刊报道，由于遭受红卫兵批斗，中国作家傅雷及其妻子最近在上海自尽。傅雷是一位佛教徒，一位文化高尚的人，一向不问政治。他的去世伤害了文化自由，也是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消失。
傅雷从1928年至1930年在法国生活，当时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间国际学生宿舍里，位于现在圣日耳曼大道绿廊酒吧（Pergola）的地点，名为“青年之家”（Maison de Jeunesse）。
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结成知交。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穆罕默德·埃法思、穆尼埃和伊扎尔。从那时开始，文学是傅雷的唯一爱好。我记得他阅读《独行者的遐想》时的热情。
回到中国后，他开始推广法国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主要翻译了伏尔泰、巴尔扎克、左拉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他非常严谨细心，经常写信给我，让我解释某些单字和词组的确切含义。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他正在专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尔扎克作品。他抱怨翻译的节奏太慢，表现相当消沉。他向我谈到他的长子傅聪，以他的钢琴演奏家声誉为荣。
傅雷十分重视作家的自由，我对他的佛教徒举动不感到意外，因为这种自由已无可能……
法国《快讯》周刊《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1966年）
这篇充满哀伤的短文，直接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困惑。文中三位朋友后来都成了名人，埃法思（Mohammed el Fasi，1908—1991）是摩洛哥人，作家，历任该国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出版家，伊扎尔（Georges Izard，1903—1973）是名律师和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文章作者达尼埃鲁（Jean Daniélou，1905—1974）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写悼文时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傅雷去世后三年，梵蒂冈晋升他为枢机（红衣）主教，继而被选入法兰西文学院。他的悼文把笔者直接带领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这里存放着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的个人档案，里面收藏着17封傅雷来信，日期从1929年至1953年。读完之后，毫无疑问，达尼埃鲁是傅雷在欧洲的最亲密知交。沿着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能够比较准确地勾划出他在欧洲将近四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1928年 波瓦蒂埃书桌
傅雷到法国的最初半年，住在巴黎西南部三百四十公里的小镇波瓦蒂埃（Poitiers）。他本人写过一篇长文《法行通信·来到这静寂的乡间》，留下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是房间的书桌。
书桌相当大，上面放着二三十本洋书，三两笔记本和小册子叠放上面，右方三本辞典模样的大书。书前摆放着三个小相框，中间那个并排着他本人和未婚妻朱梅馥的个人肖像照片。墙上挂着西方风格的布帘，上面缀有饰物，大约是房东的布置。这张没有人物的照片，比千言万语更能概括傅雷这六个月的生活：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一个勤奋向学的学生。
出国前的傅雷是一个不开心的青年。他来法国留学，最大的动机是要摆脱青少年期积下的忧郁，“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细细的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留法通信：离愁别梦》）“烦闷”这两个字比较中性，到了1934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时，升级为“精神危机”，1942年的《贝多芬传》译序里，正名为“世纪病”。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忧郁还有一个他从未公开谴责的原因，他有一位管教过于严厉的母亲，母子冲突不断。当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异国地方，这个日夜压在他头顶的阴影消失了，他的忧郁至少减少了一半，而且很幸运，他得到了补偿，“我想不到来此会遇到一位极似母亲，而常提起我母亲的亲切的老人!”（《来到这静寂的乡间》）他在文中详细描述女房东如何照顾他，细心为他准备饮食，这是他从未见识过的母爱。善良的女房东取代了严母，让他很快地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居住下来求学。
虽然波瓦蒂埃有闽鄂两省三四百个中国留学生，傅雷没有像他们那样进学校，而是“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无独有偶，梁宗岱1924年至1925年在日内瓦一年，也是采用同样的学习方式。两人都打下结实的法文语言基础，后半生受益不尽。
傅雷波瓦蒂埃房间书桌（1928年）
最近数年，一本“傅雷留学笔记”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傅雷纪念展览会上，笔者只在互联网上见过其中两页照片，图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这是傅雷在波瓦蒂埃的学习笔记。所见两页以法文书写，间有几个中文字，书法秀丽，与学生听课记录那种潦草字迹截然不同。仔细阅读，可知他像速记员那样，把老师的解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有些地方连口气也保留，然后细心整理和誊抄，不见涂改痕迹。段落安排极有心思，充满美感，内容按主题划分加上编号，井然有序，好像经过专业人士排版的学校教科书，他的认真向学在此表露无遗。
这本笔记也让我们知道波瓦蒂埃时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他的老师没有使用普通的教科书，而是选用文学原著，让傅雷直接阅读，上课时详细解释词义、用法及语法。其中一页记下都德《磨坊信札》的背景介绍，另一页包含编号80至82三条笔记，分别讲解pays（国家、家乡、地区）的含义和用法，形容词阴阳性和单复数搭配，以及gens（众人）和personne（个人）两个近义词的区别。笔记中pays的例句有一个错误：J'ai assisté la Suisse， ce pays est pittoresque（我参观过瑞士，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度），assisté应为visité，这既可能是听写误录，也可能是整理转抄不小心出错。
《傅雷自述》有一段话：“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结合起来看，这两本书就是傅雷当年上课使用过的教材。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叠印补习笔记一页（1928—1929年）
私人补习方式固然好，但像中国的私塾那样，完全从书到书，缺少师生同学之间的接触和砥砺，也不会有外面社会的话题，看书是最大消遣。傅雷跟五四运动后那一辈青年一样，在国内时沉迷于西方浪漫主义翻译作品，卢梭、拉马丁、沙多布里昂是他们的枕边书，到了法国，原著代替了翻译，仍然是同一类作品。作者感情夸张，笔下充满美丽的田园风光、理想的爱情、自由不羁的生活，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极大，可望而不可即，“追求人生的烦闷”由此而生。傅雷在这里过了六个月后，这种“烦闷”没有发作，也没有消失。
到了七月，学校放假，补习也随之结束。傅雷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学习，需要喘一口气，听从朋友王君的推荐，到附近的利勒茹尔丹（L'Isle Jourdain）度假。这个小村子离波瓦蒂埃大约四十公里，位于河边，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全无车马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浪漫主义描写的场景在这里随时随地出现，在他心里引起愉快的共鸣，假期尚未结束，他就忍不住执笔为文，写下游记《湖上书信》：“我用着都德在Provence［普罗旺斯］小山上的磨坊里的怡悦愉快的心地来写着这篇通信”。文中插入浪漫主义祖师爷拉马丁的诗歌《湖》（Le Lac）的中译，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但只是片断，他也谦虚地加上“（译大意）”几个字，表示这只是草稿。
两个星期的假期很快过去，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巴黎。
1928年 巴黎青年之家第168号房
在巴黎等待他的人正是达尼埃鲁。这位巴黎青年出身上层社会，家庭成员全是精英。父亲夏尔从政，官至内阁部长。母亲玛德兰是教育界名人，终身从事发展女子教育。为了纪念她，她创办的一所女子中学在1970年命名为“玛德兰·达尼埃鲁中学”。这是一所法国名校，中学会考成绩常常名列全国之首。他的弟弟阿兰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学家，大半辈子在印度从事研究和教学。妹妹乔治曾在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工作，丈夫伊扎尔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一门双院士，殊不多见。
达尼埃鲁比傅雷仅仅年长三岁，也有过寻找人生道路的经历，但从未烦闷过，因为父母给他完全的自由。1925年，他以二十岁的年纪取得索邦大学文学硕士文凭，父亲当时担任海运部长，希望他能从政，把他引入部里，给他一个秘书职位。然而，他热爱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返回索邦大学，同时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中学高级教师文凭，一张被称为工作铁饭碗的证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于1927年二十二岁上成为这张文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当年报考人数七十人，十五人被录取，他名列第五。他的名字也因此第一次登上法国报纸。
本来，他大可以沿着这条康庄大道，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享受文学的乐趣。可是，随后一年服兵役，他反复考虑，决定成为神甫，为天主教服务。他在傅雷准备来巴黎的同一时间，参加了意大利圣保禄修道会。这个组织计划在巴黎建立传教中心，购置了一些拉丁区地产，把其中一座大楼改建成学生宿舍。虽然达尼埃鲁还不是神甫，但会内只有他一个法国人，加上二十三岁的年纪，又有教师资格，最适合面对青年学生。
法国的大学一般在十月中旬后开始新学年注册，傅雷提前到达巴黎，先去公使馆办理身份和学历证明。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索邦大学行政档案，保存着傅雷的注册卡，他报读文学系，名字傅怒安，1928年10月25日注册，学生证号码411号。他亲笔填写的居住地址是Palais de la Jeunesse（青年宫），可见他已经办好新宿舍的手续，但宿舍名字与正式称呼Maison de la Jeunesse（青年之家）不同，而且没有街道名字，这是因为他尚未真正入住，这家宿舍在12月6日才正式挂牌子，最早入住日期11月1日。
大楼位于著名的圣日耳曼大道和火炉街（Rue du Four）交界的十字路口，原是一家大旅馆，名叫宫殿酒店（Palace Hôtel），建成于1926年，共有200个房间，设备现代化，公用地方宽广。
巴黎青年之家大楼（1928—2019）的变化
宫殿酒店（1927年），绿廊酒吧（1960年），商店（2019年）
傅雷如何进入这家宿舍，没有任何资料。天主教办的学生宿舍不会公开征求住客，全部由内部人士推荐，尤其神甫。这就让人想到比利时雷鸣远神甫，他从1920年开始负责向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传教，同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尤其寻找住宿地方。傅雷一到巴黎就结识了他，但是青年之家在拉丁区中心，收费廉宜，膳宿全包只要六百法郎，想住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按理远未轮到他。何况青年之家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数目少之又少，挂牌一个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入住，外国学生只得十五人，留下名字的中国人只有傅雷，另外两人只知道姓氏。
如何住进去并不重要，傅雷在那里与达尼埃鲁的相遇，却是他生命中的大事。他们两人迅速成为好朋友，这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傅雷的孤僻、高傲、急躁性格，注定不易交友。如果说他结束大半年的离群索居生活，踏进一个友好的群体地方，遇到一位生命中缺少的兄长，填补了他的感情空缺，立即向他靠近，那么又如何解释达尼埃鲁的反应呢？他的性格与傅雷完全相反，开朗、友好、和善，高学历，家里父母双在，兄弟姐妹六人，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在他管理的一百多个学生中，他只对傅雷另眼相看，不仅友好往来，不到两个月，就把傅雷带回家里，介绍给母亲和家人认识，而他们几乎立即把他当作家庭一员。这一年12月圣诞节，达尼埃鲁因公去了意大利，他的母亲邀请傅雷到家里来，“傅［怒安］来晚餐，然后到轻歌剧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达尼埃鲁母亲家书，1929年12月28日）。
不仅如此，傅雷当年只有二十岁，一个无名的外国小青年，达尼埃鲁却从那时就开始保存他的全部来信，好像预感到这个青年的不平凡未来。在他的书信档案里，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找不出类似的第二人。这是无法以常理解释的事情，只有中国人常说的缘分可以权充答案。而笔者更相信另一个理由，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
宿舍白天静寂无人，学生都去了上课。《傅雷自述》说：“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读书并不用功”，这是实话实说。当时的留学生一般选择攻读自由硕士文凭（Licence libre），这是一种学分制文凭，只需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就能拿到高级学习证书（Certificat d'étude supérieure），算是大学毕业，可以自称硕士。但与国家硕士不同，不能自动获得教师资格。尽管如此，傅雷对此不感兴趣，注册卡上没有填报攻读自由硕士文凭，也没有选择学科证书考试。这样漫无目的，没有科目，没有导师，与自由旁听生无异。
傅雷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卡（1928—1929年）
青年之家和其他学生宿舍一样，每到夜晚就热闹起来，青年人按照个人兴趣群分类聚，谈天论地，交换信息，自制茶点，表演音乐等等。整体气氛就是一个友好和平的大家庭，即使年少气盛发生争吵，也变成生活的调味品，反而加深互相间的友情。
达尼埃鲁离开学校不久，还是一位文艺和哲学的热烈爱好者。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学会，专门研究和宣扬法国作家贝矶（罗曼·罗兰好友，第一次大战牺牲在战场上）。他又在严肃的宗教活动之外，为寄宿生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最受欢迎的是邀请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来见面，演讲和讨论。这时候，集会也向外界开放，吸引了拉丁区内不少大学生参加。傅雷后来成为“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此熏陶不无关系。
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夜晚，傅雷和达尼埃鲁进行过不知多少次交谈。1929年春天，傅雷初识刘海粟，曾经邀请达尼埃鲁一起到刘海粟的郊区新居，参观他的画室。
然而，美好的日子永远是短促的。1929年6月，傅雷前往瑞士度暑假，抵达后十天左右，同学来信告诉他，宿舍将于7月1日关闭，所有人都要在此之前离开。他写信向达尼埃鲁求证，6月20日得到证实，他在复信中表现得情绪激动：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读到最后几行，我流下眼泪，信纸跌落地上。我流泪，首先因为失去所有住满青年之家的可爱年轻人，失去同学间那些充满欢乐和友好的交谈，即使吵嘴和争论都有一种魅力，极其纯洁！我记得我们共度的夜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们多么诚恳，快乐，平静，幸福！而现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只留在回忆中。另一方面，我感到难过和担忧，为青年之家，为我们所有人，一句话，为你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我知道你是勇士，不必他人怜悯。但是，我作为你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亲眼看到你如此热爱这个高贵而美好的事业，现在只因为一个物质理由就全部中断，我有可能不流下同情的眼泪吗？啊，亲爱的青年之家，我再见不到你了吗？
我的一百六十八号房间，你是我心爱的藏身之所，特别在我生病的时候，你也将永远离开我！
明年你有何计划？继续深造，继续郊区工作？然而，你为青年之家如此忙碌，现在如何填补这个空白时光？或者有人准备复活青年之家吧？至于我的衣物，不知该如何处理，现在太痛苦，不想谈论，考虑后再告。
请转告舍宿里的同学，特别是埃法思、罗石、波奈、布鲁、昂拉和萨尔（el Fasi，Roche，Bonnets，Bureau，Henhlat，Sales），我很遗憾离开他们，十分希望十月份在巴黎有机会再见面。请把我现在的地址给那些希望与我通信的人，并把他们的度假地址告诉我。
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爱确实安慰了我。此外，我永远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我记得你的信仰，你对真理的虔诚，你灵魂的伟大和魅力，你的勇气，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尽量和你保持联系。不过，我真的很伤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见面和交谈的机会。
我肯定七月份在这里居留。至于八月，还不知道。我多给你写信，请你也多来信。
谨致深情问候，并向令慈和令姐妹兄弟转达我的最美好的思念。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不久就出售，改变成商用住宅楼宇。1960年楼下经营绿廊酒吧，被新浪潮电影《断了气》（Au bout du souffle）挑选作为故事发生地点而名噪一时，近年改为普通商店。
1929年 比利时圣安德肋修道院
天主教办学生宿舍，虽然属于慈善事业，但并不讳言这也是传教的地方，因此每天都有风雨不改的早祷晚祷，每周都举行圣经讲座和宣道。傅雷到了这里，一下子栽进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虽说愿者参加，但很难完全逃避，加上年青人好奇心，以及心中烦闷未消，宗教不啻是排解出路之一。
在青年之家住了三个月后，他产生教徒那种静修冥思念头。雷鸣远神甫知道后，介绍他去比利时布鲁日见圣安德肋修道院的尼特神甫（Dom Neut Edouard）。他在1929年1月28日到达，三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
我真高兴在欧洲找到另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在欧洲的唯一朋友，而这已是何等的运气！今天又找到一个。我今早与尼特神甫进行过知心的交谈，他是雷鸣远神甫推荐的，心地温和而善良，智慧非凡。他告诉我，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一样痛苦。他这样了解我，以至我不觉得他比我更年长，他不是教士，他不是外国人……他真正看到我的心病根源。啊！当两颗心互相理解，当两颗心互相接触，世间有多么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也感谢雷鸣远神甫，赐我良机结识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一位父亲，一位……令我如此中意的人。
冬天森林的景象惨淡冷落，北国的季节比巴黎更阴沉。然而，我在这里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感觉很幸福。不过，居留时间不会像出发时所想那么长。一来现在不是旅游季节，二来过于荒疏学业，一打定主意就赶快回来。亲爱的朋友，我过着田园生活，但缺少你在身边。希望离开修道院之前，你能寄我几个字。
此颂安好，同时问候雷鸣远神甫和克里梅尔先生。
敬礼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于比利时，布鲁日，洛芬—普鲁日镇，圣安德肋修院
又及：向宿舍同学问好。
达尼埃鲁保存的傅雷最早信函，写于比利时修道院（1929年）
谈话的结果，他多住了两三天。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达尼埃鲁的书信档案有一封尼特神甫的信，记下交谈内容：
傅怒安先生可能已经告诉你对圣安德肋修院的印象。我希望给他留下一个愉快的记忆，希望他与僧侣这种接触有用和有益。
他星期一晚上到达，我接待了他，他的态度十分冷淡。第二天，我带他参观了一下，他更是如此。星期三，我避开他。星期四早上，他求我见面，向我辞行。我告诉他，这样来去匆匆令我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相信我的真心，于是向我敞开心扉，诉述过去的危机。我们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交谈。他接受我的建议，多住一两天。同一天晚饭后，我们第二次交谈。在此之后，我们的谈话再没有冷场情况，他变得很友好，很健谈。向我询问有关天主教的种种情况。他告诉我本笃会修道院给他的好印象，感谢我理解他。我得到一个印象，尽管这些句子里必然包含着礼貌成分，但有一种真正的好感。他问我能否与一个或多个朋友再回来，我告诉他随时欢迎。他问我认识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告诉他认识基督徒和非教徒。他接着问：“你认识共产党人吗？”“我试过与共产党人联络，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但是我的道袍阻止他们靠近我，每当我要和他们接触时，我都感到他们往后退一步，所以没有再试。”他又问：“你能让我带共产党人来吗？”当然可以，所有互相接近都有好处，因为可以让人相识相爱。我向他提起有一本对中国不友好的书，而且是一位教外人写的，我告诉他曾经为他的同胞辩护，反驳这位作者。他在离开时对我说：“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朋友。”——在开导方面，我劝他不要遇到危机发作就恼火，要耐心懂得等待，并且要对旁人友好，不管他是谁。我告诉他，只要对别人有好处，就会内心和平。他离开时说会来信报告消息，又预告下一个复活节假期再来。
我很想听一下你的印象。也许把我的印象告诉雷鸣远神甫也有好处，他的意见会很有用。无论如何，如果傅先生想和朋友同来，我们非常乐意接待。
与你同祷，并致主内兄弟敬意。
尼特神甫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这两封信更正了《傅雷自述》的一个日期：“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〇年应为一九二九年，这是记忆错误。
这家修院有一位特殊的修士陆征祥，这个浮沉在民国初期走马灯内阁的外交闻人，在他的比利时籍夫人去世后，放弃世俗生活，在1927年成为修士。不过，傅雷没有遇到他。
信中有“打定主意”之语，在后来通信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回应达尼埃鲁催促他“答复”，他们似乎在讨论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在这点上，达尼埃鲁对中国青年的精神现状了解不深。他不知道中国留学生把留学西方看作一种爱国行动，希望为祖国找到治疗世纪痼疾的灵芝草。然而，他们在陈旧的生活模式中长大，饱读国学，古老的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完成学业，大部分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西方没有万应灵药，中国人只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救中国。傅雷认同这种想法，虽然达尼埃鲁锲而不舍，最终未能动摇他分毫。
1929年 瑞士圣扬乔而夫假期
法国大学暑假一般从七月底开始，傅雷没有考试的束缚，提前六月出发。度假是留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尤其瑞士生活水平高，除非依靠外国朋友邀请来实现。像梁宗岱和司徒乔，他们这一年七月结识了瑞士女作家瓦郎让，幸运地在八月份到她的古堡住了两个月。傅雷自己邀请自己，一去就居留四个月，这既由于母亲汇款充足，也因为青年之家为他省下一笔钱。
度假地点法文名Saint-Gingolph，傅雷译为圣扬乔而夫，其中“乔”字的发音与原字go（戈）无法对应，不知何故。无独有偶，他在那里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标题插入唯一的法文字“（Saint-Giuzolph）”，也出现排版错误。局外人不知内情，难以找出真正的地名。幸好来过两批朋友一同度假，孙伏园和刘海粟后来都写了游记，记录了正确的法文地名，才没有留下一个历史谜语。
傅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另一位留学生曾仲鸣一年前来过此地，极力推荐。不过最早知道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不是他，而是敬隐渔。他在1925年9月第一次拜访罗曼·罗兰，散步时大师介绍周围风景，最后把手杖指向左方的莱蒙湖边：
指了湖那边，紫气围绕的亚尔伯山［阿尔卑斯山］下的一座法、瑞中分的小村，欧战时他的家庭曾到那里来隔桥相晤，那时一桥便隔绝了两重亲爱的世界……（敬隐渔《蕾梦湖畔》）
这是罗曼·罗兰的一件伤心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数月，他与母亲居住在瑞士，父亲和妹妹留在法国。为了见面，选择了圣扬乔而夫。这里一村两国，一桥分隔瑞士和法国，如果法国渡船经过，桥上严密的栏栅就会打开，让瑞士村乘客过关。罗曼·罗兰在复活节那天来过一次，无功而还。4月7日再来，遇到渡船泊岸。他身上有瑞士居留证，趁此机会进入国界大桥的法国部分，与没有签证的父亲和妹妹见面，还有先到法国陪同他们前来的母亲。大家拥抱问安，刚开始交谈，不到五分钟，一个警察过来粗暴干涉，命令他们立即分开，否则罚款。随后两天，没有渡船，栏栅紧闭，只能分立桥头两端，双方距离三五十米，隔桥遥望。从第三天开始，父母和妹妹失去踪影。后来才晓得，第二次遥望后，他们到村后山间急流附近散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指称两母女向一个小女孩打眼色，有间谍嫌疑，把所有人带到警署，搜身盘问，到了晚上才释放，并且禁止他们再接近大桥。警察那么热心抓间谍，因为有奖金。
孙伏园和刘海粟的两部游记详细记录了圣扬乔而夫假期，里面有不少关于傅雷的记述，已经千次百次被铺陈、渲染和重复过，但都是第三只眼睛说话。傅雷在假期中多次写信，这是第一只眼睛的记叙。
傅雷在6月1日乘搭晚班火车离开巴黎，第二天早上在贝勒加德站转车，午后到达目的地。他入住的房子就是曾仲鸣住过的地方，以屋主名字命名，称为白格朗木屋（Chalet Berguerand）。他住了四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最初的印象：
我在这里已经四天。离群的田园生活既令我满心欢乐，也令我愁绪萦怀。你无法想象，当你听到简单而悦耳的钢琴般水声，飘悠在湖面上，你会如何伤感。森林悄然无声，到了更深夜阑，黑纱掩盖了湖面，只见渔夫小舟的微弱灯光闪烁……万籁俱静，世界入睡，众生沉醉到美梦中，湖水流动得更加悄然，唯恐惊扰正在安静休息的灵魂。而我呢，独自一人，我以为自己经死去，或者至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孤独的旅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游荡，哀叹生不逢时；或者一些苦闷的年轻灵魂，在大自然动人的景致前面落泪。卢梭和拉马丁启示过的景象在我心中复活，令我更加深陷忧郁的极乐境界。
昨日湖上狂风骤雨，湖水景色的剧烈变化扰动我心。我想以绝望的声音痛哭，我看到大自然过于强大，人类过于弱小。我一直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孑然一身，孤立无援，无人关心。我真的十分羡慕你的生活，如此快乐，充满信仰，充满和平。你是一位勇士，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工作，它是你真正的幸福所在。而我呢，唉！生活的真面貌一旦在我面前显露过，就永远无法以面具遮掩起来：它的丑恶样子铭刻在我的灵魂中，无法抹除。我知道自己野心太大，要拥抱整个世界，要立即触及生命的奥秘。实际上，我错了！我的能力不足，敏感的个性损害了自己。还有，上帝不允许我。我因此明白，维特、浮士德和勒内这些人物都是奇迹，不要指望每个世纪都出现。
我期待最终能够平静下来，努力在假期里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今天下午得知巴黎的邮递员罢工，希望不会丢失我的信件。
亲爱的达尼埃鲁，谨致最亲切的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白格朗木屋背林面湖，离莱蒙湖只有几十米，前无阻挡。傅雷住在楼上，湖上景色日日夜夜都在眼前，浪漫主义的场景不断变化。在巴黎青年之家生活过大半年，虽然集体生活使他开朗了一点，但尚未完全走出“强说愁”的青少年时代。他携来的书籍全是浪漫派作家的著作，第二封信里讨论读书，就以沙多布里昂的小说《勒内》（René）为题，这是一本浪漫主义名著：
我看到乡下人的天真和热情好客，非常感动。今天去湖边一个小泳场游泳，因为小木屋没有收拾好，他们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到树林换衣服。我停留了一段时间，给了一些小费，老板娘送给我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我衷心感谢她，事实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更加宝贵，因为她送给我的是心意和好感，对我来说，比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更值钱。你知道，寥寥几句甜美的言辞，嫣然一笑，一件微薄的礼物，只要充满诚意，足以使人泪下。
读书方面，我总是带着《勒内》。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入迷！我在书里发现一些人物与我相似，同样的忧郁，与今天年轻人忍受的一样！
“对世界的探索一无所得，反而失去不明真相的乐趣。”
“一片草叶往往能刺穿这些坟墓最坚硬的大理石；有权有势的死者，却一个也永远不能爬起来！”
“……我开始……思考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这种生活的悲哀，这种对世界的绝望，这种迷惘的烦恼，不是经常出现在我身上吗？他的孤独散步，在墓前长久冥思，聆听着教堂的钟声；或者在小溪边欣赏淙淙流水声……不正是我的生活的如实描述吗？
我一直自问：“为什么不能像农夫那样过着快活朴实的日子？他们的生活不是比我幸福得多吗？”勒内说：“一个伟大的灵魂包容的痛苦，要比一个渺小的灵魂更多。”我有大量的痛苦，可是我如此渺小！
我的朋友古（Kou）和易（Yih）都写信告诉我，宿舍要求所有人在七月一日之前离开。我有点惊讶，因为学生考试一直到七月十九日。
请问是否有某些特殊原因必须这样做？是否不会妨碍我们在十月份返回宿舍？请给我解释一下。
期待回信，谨向我的亲爱朋友们致诚挚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来得突然，事前没有迹象，傅雷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尤其有一位大哥般的达尼埃鲁，他不愿意相信，接连写信追问：
我寄给你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我开始心绪不宁。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忙于工作，或者另有原因。我的朋友古多次来信说，有很多关于宿舍的传言，更加令我担忧。据说宿舍将永远关闭，我希望你会否定。他要我问你，如果他在宿舍一直住到七月十六日，如何缴交膳宿费？
亲爱的朋友，求你尽快回信，以安我心。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其实达尼埃鲁已经复信，第二天邮件到达，证实了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傅雷立即写了一封悲哀的长信答复，诉说对青年之家缅怀之情（译文见前）。
此段时期的来往信件收藏缺失，接下来那一封隔了差不多一个月。这是一张明信片，法国莱蒙湖畔托农莱班镇的水上风景，使用当时不多见的彩色印刷。上面盖着法国邮局的邮戳，意味着傅雷跨过国境线寄出，邮费比较便宜。
希望这张明信片到达时，你已经从英国回来。我有点担心我的行李和寄给你的款项，用来搬房子和放置我的衣物的。请就此给我一信，是否已经收到钱和我上一封信？亲切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傅雷已经委托达尼埃鲁处理巴黎的宿舍房间，他们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这个做法既省时省钱，又不会因为亲临其境而伤心，何况孙伏园和孙福熙两兄弟即将到来。
圣扬乔而夫只有村民六百人，傅雷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在最早两封信中诉说形单影只，也真有点教人担心。但是孙氏兄弟7月24日到达时，发现经过两个月居留后，傅雷不仅不孤单，而且俨然一个本地人。
他们跟着傅雷进入瑞士，海关站着一个高头大马的威武警察，“傅怒安兄跑到他面前，把我们介绍给他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两位朋友，现在来了。他们大抵不会住久，两三个礼拜便回巴黎去的，你也不必验他们的护照了。’他毫无异议，我们便容容易易做了瑞士人。”（孙伏园《丽芒湖》）连警察也那么熟络，还说什么孤单。
他们又发现，傅雷有一群本村青年朋友，经常来约他游泳、划艇或钓鱼。这次假期他留下大量自拍照片，其中一张送给达尼埃鲁，收藏在耶稣会档案中。画面是四个小村民围绕着他合照，所有人衣冠整齐，照片背面却写着“泳者”（Les baigneurs）两个字，拍摄日期八月，这些是他的泳友。傅雷喜欢拍照，但瑞士假期后，再见不到他有自拍照片留存下来，可能他的相机损坏或遗失。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背面题名“泳者”（1929年）
傅雷几乎每天都陪孙氏兄弟外出游玩，要是天不作美，就围着一杯咖啡谈天说地，日子过得十分愉快。7月26日，他抽空写信给达尼埃鲁，笔下流露出少见的快乐心情，“我们经常钓鱼，也去划船游泳。他们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品味高雅，又有艺术头脑，深得我喜欢。”这封信同时预告了下一批朋友来访，“不久将有一个远东艺术家的聚会。”
他们三人在8月4日坐火车去日内瓦，朝出晚归。傅雷在那里买了一张明信片，彩色印刷的日内瓦湖喷泉，寄给达尼埃鲁，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卢梭出生地的美好回忆”，仍然不忘浪漫主义。
傅雷致达尼埃鲁日内瓦明信片（1929年）
在刘海粟一行五人到达前一天，孙氏兄弟前往弗里堡和伯尔尼等地游览。回来后第二天，8月10日上午，离开圣扬乔而夫，行李中有白格朗夫妇赠送的自产蜂蜜和糕点。
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和儿子刘虎接踵而来，同行还有两位上海美专校友陈人浩和刘抗。他们在1928年联袂到法国留学，他乡遇师长，分外亲热，很快成为亲近的助手和朋友。
傅雷情况不同，他与刘海粟素未谋面，认识后为他补习法文，钟点有限，而且不过两个月便因度假停止。只要翻一下刘海粟的《欧游随笔》，便发现傅雷的名字要到八月“瑞士纪行”才第一次出现。刘海粟不熟识傅雷，傅雷却不会不知道他是一位美术界风云人物，作为年轻人，很自然对他有一份敬意。刘海粟在5月15日迁居到巴黎近郊夏蒂永区的封特奈街四十号，傅雷特意把达尼埃鲁带到那里，参观他的画室；到了瑞士后，主动发出度假邀请，“傅君更迭电促往，并述白格朗君属望之殷”（刘海粟《欧游随笔》）；人到后，安排与自己同居二楼，分住三个房间。
刘海粟比傅雷年长十二岁，当时才三十四岁，年少得志，赤手空拳打出一番事业，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达尼埃鲁开始从傅雷的生活逐渐淡出，中国兄长此时出现，仿佛命中注定。
刘海粟一行和孙氏兄弟一样，经常外出活动，尽情享受美丽的湖光山色，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项目，三位画家不停写生，闲谈则不离艺术，“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刘海粟《傅雷二三事》）经过日夜相处三个星期后，傅雷在文学之外发现了艺术这个新天地，找到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把这件事告诉达尼埃鲁：
久未通音信，并非我忘记你。我的两个朋友孙氏兄弟已经去了布列塔尼，但是画家刘［海粟］先生带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两个星期前到来。他曾在封特奈街的家中接待过你一次。他画了很多油画，我们经常就艺术进行非常有趣的对谈。他对我诸多鼓励。他还忙于一个中国艺术展览会，准备今年冬天在巴黎举行。这将是一个中国绘画展，有一部分是中国留法学生的作品。在此之后，还有刘先生个人作品展览。我希望你能来参观和批评。
这些天来，我们听到俄日险恶冲突的消息，非常担心。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书信，也没有收到钱。不晓得俄罗斯人是否截断了中国的邮政联系。因为，如果走海路，一封信至少要四十天。
我不打算在这里逗留至九月底，因为必须在巴黎找到居住的地方。我打算在大学开学前打工一个月（即十月份）。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样可以分心一下。目前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但无论如何，希望能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在巴黎见到你，你说过将在这个日期路过巴黎。
我也担心无法习惯首都的嘈杂声，我在一个太理想的地方待得太久。我不知道应该何处安身：巴黎或郊区。刘先生也在寻找小公寓。如有可能，请告能否在纳伊区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而又不花太多钱。在巴黎所有郊区中，我最喜欢纳伊。只不过，这是一个富人区，房子一定相当贵。请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有很多想法要跟你说，但等我回去再谈。
就此搁笔，谨致最诚挚问候。
请代候令慈和令兄弟姐妹。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句话可以视为傅雷人生的刘海粟时期的启端。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人因为志同道合，互相深入交流，互为补足，为了共同的目标真诚合作。他们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单向的授与受。如果说傅雷初涉艺术，刘海粟何尝不是初识西方美术，相应地说，这是刘海粟人生的傅雷时期的开始。来到法国，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师作品，刘海粟表现得如痴如醉，忙于去发现、认识和临摹，与正规的留学生相比，只欠缺学院派的理论和美术史导师。他明白要在短时间内明白一切，以他的法文水平是异想天开。傅雷熟谙法文，很快成为他这方面的导师，画家生平、作品创作背景、艺术评价、美术史、理论和现状等，傅雷未必全知道，但他勤于读书，乐于钻研，不知为不知，遇到问题就钻进纸堆寻找答案。在这种相向交流中，傅雷不知不觉成为艺术史和美术理论的内行，而刘海粟回国后所写的《东归后告国人书》，头头是道，塞满了学院术语，教人难以相信这个人自学成才。也因为这样，他们互相赏识器重，刘海粟在《欧游随笔》第一版收入傅雷的第一篇译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就是对他的致敬，“这是我的朋友傅怒安尽了一日一夜功夫，从白格朗夫人所珍藏的一本旧籍中迻译出来的。”。傅雷数年后改变了对刘海粟艺术的评价，但没有否定他们的私人友谊，“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
傅雷这封信还提到要关注音乐，这与刘海粟无关，而是受女房东的影响。“贝格杭夫人有艺术的天才，画有丽芒风景多幅，笔法极为工致。又擅音乐，虽然一天到晚工作着，但间有钢琴声流播出来，传到我们耳里。她是本村人，从前她父亲在瑞半村里开着一家瑞士旅馆，她和她的两个妹妹是这旅馆的少东，就在那时候，她受了很好的艺术教育。”（孙伏园《丽芒湖》）
傅雷最喜欢她的年幼女儿，对孙伏园说，“‘可爱的靡靡姑啊！我一天到晚和她玩的。’”靡靡姑（Mimi）当年八岁，傅雷看到女主人认真教她弹琴，把从中国带来的《名歌五十曲》送给她。后来他让傅聪很早开始学习钢琴，而靡靡姑长大后没有成为钢琴家，但一直住在白格朗木屋里，直到1993年去世。房子由她的子女继承，楼上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本乐谱，还有一本都德《磨坊信札》，以及傅雷离开后寄给屋主人的书信和照片，最后一封信发自上海，写于1934年刘海粟第二次访欧期间。
在将近四个月的假期内，傅雷的文学活动只有一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翻译，文末所署日期为1929年9月13日。七天后，9月20日，一行七人告别圣扬乔而夫，傅雷同时告别了浪漫主义文学天地，告别了青少年时期的忧郁，在二十一岁上头踏进成年人的世界。(未完待续）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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