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欧洲岁月（下）
1931年 意大利的荣耀
1931年初，眼看中国艺术展览会无法实现，国内又需要他回去，刘海粟计划春天一到就回国。就在这个关节上头，他接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艺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让他们重燃艺术协会展览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览会扩展为欧洲多国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响。商量既定，刘海粟匆忙出发前往德国，傅雷晚一点动身，目的地意大利。
现在广泛流传的傅雷意大利旅行护照图片，就是这次旅行的见证。护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国公使馆发出，刘海粟此时已经到了法兰克福，正在准备19日的演讲。使馆发给傅雷一份公务护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进行艺术考察”。背面加签了法国外交部进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馆入境签证，与护照发出同一天办妥，可知所有手续都由使馆代办。
根据护照留下的过关印章，傅雷乘搭火车出发，在3月23日经过法国边境的莫达讷镇（Modane）进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车，从米兰经过布里格镇（Brigue）进入瑞士，在洛桑转车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镇（Vallorbe）返回法国。傅雷绕道瑞士是既定路线，他利用这个机会，欣赏意大利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风光。
这次长达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话：“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到了1963年10月14日写信给儿媳弥拉时，增加了很多细节，让人感觉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欧洲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过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没能去佛罗伦萨及威尼斯。当时我很年轻，而学生的口袋，你们不难理解，时常是很拮据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机会结识罗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与教授，尤其是当时的汉学家，还有当地的贵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开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风度绰约的媳妇Borghese［博尔盖塞］公主，对我特别亲切。由于她们的引荐，我得以在六月份应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及罗马扶轮社演讲，谈论有关现代中国的问题。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岁，居然在一群不仅杰出而且渊博的听众面前演讲，其中不乏部长将军辈，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华译文）
这的确是少见的经历，只有通过特殊途径才会实现，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有过他的体验和运气。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请原谅我，到意大利后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你。这些天在罗马很忙碌。谢谢你向我推荐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爱，对人如此亲热，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无论举止姿态，最微小的举动，更不用说谈话了，他以整个心灵参与其中。我很高兴认识他，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亲戚甘齐亚先生和夫人。他们对我这么好，把我介绍给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们对我的国家无限喜爱，听到我们正在巴黎筹组一个中国艺术活动，立即安排我和上层社会、艺术界和文学界接触，以便我能够知道概况，以及向他们演讲一次，让我能够稍后有机会在罗马举办中国艺术展览。我因此结识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儿媳是博尔盖塞公主），她对我如此感兴趣，把我推荐给艺术部次长。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与她长谈。她将设法让我到“罗马联谊会”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甘齐亚夫人还把我推荐给意大利元帅加维格里亚阁下，他到过中国，是一位最赏识我们国家的人。我很高兴这次罗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欢迎，这一切全靠你！
我在这里还要多逗留十来天。我已经去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前后八天。我很高兴参观了庞贝。西西里岛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们国家也有迷人的海岛，从上海到马赛的旅程中，我看过更美的海岛。我即将前往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三四周内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记者，总是很忙碌。你告诉他的黑人同学德斯塔（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的悲哀消息，他转告我了。
我与梅那斯详细讨论过青年的精神忧虑和宗教意识问题。我相信自己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心态，更加合乎事实。尽管我在欧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样虔诚的天主教朋友密切来往，我最终回归到我们固有的哲学观念。通过每天的自我分析，我发现我的心灵其实没有受到宗教忧虑引起的痛苦。中国社会和道德长期混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浪漫主义，我经历了一场这种浪漫主义的狂热后，开始平静下来，与其从基督教信仰找寻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脱自我。这是我们的心理。伊扎尔说得对，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以无比的顽强抵抗西方所有企图。混乱持续了一百年，仍在继续，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样，接纳了全盘现代主义（当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种方式，不必经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激烈斗争），我们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的文化太深刻、太坚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时候，无法在短期内找到精神的平衡。与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学最接近我们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国人接受。然而，必须知道，我们的灵活性还不至于完全采纳任何一种教条。中国的佛教与原来的完全两样。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国继续存在，并将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国迟早会经历一个第三次文明，以传统为基础，从西方新精神汲取养分。我很想知道你有关的看法。有暇请来信罗马。亲爱的让，谨致亲切问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罗马
傅雷带着达尼埃鲁给他的两个地址去罗马。第一个是记者劳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没有特别神通，只找来一些画家朋友。幸好还有另一个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犹太青年，出身银行世家，天资过人，谙十七种语言，后来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和世界有数的伊朗学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岁时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罗马的时候，他正在多明我会当修生，这个教派的总部在罗马。他本人不熟悉美术界，但他知道堂姑妈姑丈交游很广，把他们介绍给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欢心。
堂姑妈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样，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齐亚（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长期担任罗马扶轮社分会秘书，日常工作不离和名流巨贾打交道。在他引见下，傅雷拜会了加维格里亚元帅（Enrico Caviglia，1862—1945）。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军人，1919年出任过国防部长，1926年获元帅衔。他在1904年至1911年担任过驻东京及北京使馆的武官。
同一时间，他又被介绍给马利亚·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这位名门贵族有很高文化教养，既是慈善家、妇权运动的先驱，又是作家。当她知道中国艺术展览计划后，立即为傅雷策划了一连串活动，以促成展览会在意大利举行。她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和傅雷见面，获得官方对展览的支持。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罗马联谊会（Cercle romain）演讲。这个组织单看名字会误为俱乐部，实际却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团体，在政坛上有重大的影响力。后来改变计划，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举办，这个高山仰止的学术殿堂更适合傅雷的书生身份。甘齐亚知道后，毫无困难地在扶轮社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作为配合。
地理学会成员都是教授和学者，傅雷甚至不够资格当他们的学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该会的官方刊物上。这一年五月号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会务栏”下面，按日期列出过去四个月的四场演讲会，最后一场是傅雷的演讲：
五月一日，在学会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学士（dott.）报告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状况。
《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刊登傅雷演讲会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个在地理学会和扶轮会演说的中国人，尚未做过考查，但是他的胆色教人敬佩。以一个来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个没有拿过任何大学文凭的非正规大学生，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然敢于接受这场挑战。难怪他多年后回忆，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能够在社会高层来去自如，谈笑自若，吸引了一个又一个人对他发生兴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气在此时尽情发挥出来，他的焕发风姿给意大利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谈和演讲内容，令人很感兴趣，他在1934年致罗曼·罗兰信中，长篇复述了加维格里亚元帅的谈话，却对自己说话一字不提。经过多次搜索后，最近发现他的演说稿不仅仍在，而且在离开欧洲前，已经整理成文留在法国，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号发表。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会一位神甫创办，在巴黎出版，1956年终刊。梅那斯是多明我会修生，马里丹和这本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傅雷的讲稿必定由他们其中一人转交。
杂志的开本不算大，跟普通图书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页。标题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国》（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编辑为他的文章撰写了一段提要：
中国遭到不幸。文章的标题已经引起我们的关心。它将以何种方式挣脱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它能否在自己内部找到力量？或者尽管经历过一次失败，它会不会苏维埃化？这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见证。
文章首先介绍慈禧以来中国的分裂与统一的痛苦过程；傅雷以参加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中国革命图画；他没有粉饰现实，如实地叙述了革命带来的残酷代价。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能够随口说出一些统计数字，就像一个职业政治宣传家那样。这篇时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书生形象不一致，这是另一个傅雷，一个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国，立即忙个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国美术学校校长倍斯南德（A.Besnard）邀请刘氏举行茶话会，招待政府要人及当代文艺学术界等名流，一一相与介绍，并报告刘氏之历史，参与者莫不交口称誉。我国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馆与刘氏举行宴会，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扬我国文化及刘氏艺术。（上海《申报》1930年5月30日）
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小型展览出人意料地成功，乘着浪头，取得高鲁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归来就开始准备一度放弃的巴黎个人画展。两个茶话会为展览造势，傅雷作为艺术协会秘书和刘海粟的翻译，担当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经过罗马的洗礼，熟悉这些场面，应付起来游刃有余。但事情实在太多，出了一个小岔子。他回来后不久写了一封信给马里丹：
久未修书，至感抱歉。由于中国艺术展览会没有办成，有一段时间心事重重。但是我们现在准备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月前，我们的展览会主席去过柏林，与德国政府商定在1934年举办一次中国展览会。我本人上星期四从罗马回来，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览。巴黎的展览则在1933年冬天举行。
我认识了罗马知识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让我到扶轮社演讲，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学会，以“现代中国”为题。
我也遇见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转达敬意。
请告能否日内一个星期天来默东拜访？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国之前，能够再次见到你。谨向大师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现在地址：马尔尼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傅怒安
电话：特兰布莱区 04—74
得到对方同意后，他选择月底星期天见面。但信发出后第二天，他发现日期冲突，连忙去信更改约会：
我得到拉卢瓦先生的应允，为我们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写展览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刘先生住的旅馆，观看他的画作。
我昨天考虑不周，约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见面，这一天是刘先生画展开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时间来访。敬请将见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对，我将与我的朋友萨尔一起来。我曾提过这位意大利青年诗人，他很高兴能认识你，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钦佩你。
很想拜读大作《最高权位与教权》（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过出版社赐寄一册，最好有亲笔签名。
先此感谢，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刘海粟展览会（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区塞纳街四号克莱曼画廊（Galerie Kleinmann）开幕。这次和上两次沙龙大不相同，多份报刊报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简短介绍，有些使用“著名画家”的说法，好像法国人已经认识这个人；还有新词组“上海画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刘海粟画作纳入法国当代美术的组成部分。所有报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师，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给人美感。展览会为期两星期，至6月15日结束，画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国公使高鲁赞助，顺利完成。
画展时间本来不合适，与6月11日开幕的杜乐伊沙龙冲突，刘海粟有四张画参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动身返国，别无选择。不过，他不会后悔，因为个人画展的推广活动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网球宫博物馆（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馆长德札鲁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乐伊沙龙参观时，选购了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这是法国博物馆第一次收藏中国当代油画。这张画展出时题名《风景》（Paysage），与另外一张画相同。
刘海粟画展海报（1931年）及法国政府选购的《卢森堡之雪》（1931年）
这件事能够实现，傅雷功劳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扬，因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当时法国政府没有美术部或文化部，博物馆归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动”集中在五月份的两次官方茶话会，他努力向到场官员推荐，最重要说服他们到画展观看。事前应该没有和刘海粟商量过，一方面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传的目标不是刘海粟本人，这是他的第一篇法语文章指导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国画家那样，不服气日本作品占尽风头，要向法国人展示中国当代新生绘画的美好形象。如果说运气，那天到场的官员是网球宫博物馆馆长。法国公立博物馆数以千计，但分工明确，这家博物馆专门收藏“外国画派”的作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纯艺术角度来说，“上海画派”远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中国艺术却是事实。法国人明白他们购买的不仅是一张中国作品，也是一件历史的见证物。
这一年的11月18日，网球宫博物馆按照规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长是所有博物馆最高主管，亲临揭幕。展场上日本画家泛滥，小国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个是女画家，而中国只有刘海粟一个人，傅雷活动的重大意义，在此显现无遗。
1931年 九一八轮船
刘海粟个展结束后，傅雷开始收拾行囊，准备一起返国。他写信向欧洲朋友道别，包括瑞士圣扬乔而夫的房东夫妇。中国公使馆在1931年8月4日为他办理返国手续，在意大利之行的护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国，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大使馆加盖沿途签证。
8月14日，他和刘海粟夫妇从马赛登上法国邮船舍农索（Chenonceau），经过一个月旅程后，在到达上海前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非常对不起，几乎不敢请你原谅。出发前没能履行诺言到拉瓦尔见你，现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没有写信，因为过于懒散。天气闷热，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无精打采。明天就抵达上海，无论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写好信。因为到达之后，亲戚和朋友会令我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的沉默就会无限期延长。
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如你所知，我和刘［海粟］一家同行，船上还有友人拉卢瓦先生，他身负官方任务，前往中国考察中国古代音乐。这位非常友好的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并且理解颇深。刘先生和我打算帮助他，在中国办理必要的手续，让他能够听到孔庙祭祀大典才会演出的中国古代音乐。
近乡情哀，洪水和无休止的内战造成重重灾难。我在法国被娇纵了三年，享受过多的太平，对家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但我有一点引以自豪，没有数典忘祖。相反地，在欧洲三年之后，我对我们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从未像今天那么热爱。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年轻人诅咒它，但与试图从海外输入那一套比较，它显得无比优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无法改变。植物胚芽撒到异国土地，不可能像在原产地那样生长。一百年来，我们只想抄袭这种或那种不适合这个古老国家的系统。革命者犯了错误，没有研究中国本身，对辉煌的过去一点也不懂得珍重。我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反对现代化改革，而是我认为抛弃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盘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险的。我最担心在拥有物质文明之前——姑且承认这是二十世纪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这才是真正的野蛮行为。我们船上大约有十位同学，在欧洲各国留学，我非常难过，看到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既对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又没有深入认识西方。你们法国人，你们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你们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中国从未有过这种先驱者的思想，而我们却希望在几个月内就把君主政体改成共和。这太美了，我们没有成功。今天受到这些可怕的混乱局面的严厉惩罚，实在咎由自取。
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东方，以及当代和历史上的西方。
为了谋生，我会进入上海美专，担任一些艺术史课程。也许我们能够创办一份艺术杂志。
看到自己已经忘记了很多法语，心中不免难过。我会尽力和你这位欧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联络。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农索邮船，抵达上海前夕
这次旅程与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刘海粟那张拉卢瓦速写像，长篇的题词教人想象联翩。拉卢瓦曾为刘海粟展览作序，不会不记得这两位中国人，他从中国回来后，在1933年发表了游记《中华镜》（Le Mirroir de la Chine），书中很多中国人的名字，独缺傅雷和刘海粟两人。最近看到他的旅华日记，才发现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记叙，他灵巧地使用代名词，一个“画家”，一个“长人”（long），一个“中国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可能他身居要职，外出时事事小心，养成这种习惯。何况《中华镜》提到船上“中国朋友”时，只讲过一件晦气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难堪。
傅雷的信说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这是实话，拉卢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记也使用类似的比喻：
我的中国朋友住在三等舱，每个房舱住四个人，你叠我，我叠你，直角排列，好像鲱鱼罐头。我会每天早上十点和晚上五点去看望他们，闲谈一下。长人的眼镜掉进一个洞里，无法取出来。
想象一下，双层卧铺，L字形排列，我头接你脚，要睡一个多月，实在难受。傅雷运气不好，第一天就丢失眼镜。
但是傅雷的信又说：“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那是全靠拉卢瓦。邮船等级森严，旅客各有活动地方，从高等去低等没有人理会，倒过来就要小心。傅雷上过头等舱找拉卢瓦，穿得“衣冠楚楚”。拉卢瓦是明理人，主动下去看他们，每天两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谈，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留学伦敦的中国学生参加。
第五天，邮船抵达第一个港口，位于苏伊士运河进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当后，乘客纷纷下船去松动，拉卢瓦带着傅雷上了岸：
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住在三等舱，第一个晚上就丢失了眼镜。他睡在上层床位，睡觉前把眼镜放到身后，以为是一块平板。其实是两堵隔墙之间的空隙，必须拆墙才能找回眼镜。人家安慰他，已经有过不止一件东西从这里掉进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们国家那种好脾气告诉我这件事，说话时差不多跟法国人开心时那样。但是他的两颗黑珍珠，夹在眼皮之间，不够应用。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应承帮他。我们去的第一家商店的掌柜是一个高傲的德国人，不过很认真。他们没有这种货，但知道何处能找到。他叫人带我们去，这是一个黑人，一声不哼，却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边，延伸了脸部的曲线，一件蓝色棉质无袖阿拉伯长衫，像喇叭一样罩着宽阔的肩膀。他轻松地大步前进，我们在后面追赶。
配镜师明白我们的解释，动手调校镜片，我趁机走出门口，以为偏僻的小巷没有人。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冒出来，拿着一大筐东西，要卖给欧洲野蛮人，嘴着叽里咕噜，夹杂几个法文字。我不理会。他一再开始，杂入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甚至俄语，没有用。他开始不耐烦了，这时候我的同伴出现，小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国人！”他离开了，心中想：还要学一种语言！（拉卢瓦《中华镜》）
傅雷接受了拉卢瓦的帮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道谢，为他上汉语课，如果这件事由他主动提出，那就有点不识泰山。拉卢瓦专攻音乐史和理论，罗曼·罗兰1906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从1900年开始学习汉语，不出数年工夫，专著源源而出，《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与音乐》（HoaÎnân Tzè et la musique）、法译马致远《汉宫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够以中文和中国人交谈，而《中华镜》开章第一页就引用了屈原《招魂》两节诗，用得很恰当，法国人早已视他为汉学家。同样，傅雷说与刘海粟商量，协助拉卢瓦去听中国古乐，其实拉卢瓦身为巴黎歌剧院秘书长，又是代表政府来考察，早已通过外交途径，以及中国老朋友的关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们初到法国时那样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国邮船进入黄浦江。傅雷回到分别了三年九个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
附识：《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二期刊登笔者的《高长虹的欧洲岁月》文内有误。第95页“高长虹读到的出版物Senica 应为Sinica（拉丁文‘中国的’），全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起至段末应删除，代之以“高长虹读到的出版物Senica应为Sinica，中文刊名《中国学报》，双月刊，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出版，1942年终刊”。本文提及的刘海粟1931年3月的德国演讲文稿，全文刊登在该刊1931年第二期。
（全文完，选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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