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黄散 | 唐代僧侣也曾行医救人

从汉至唐，医僧弘教的事迹常见载于僧传与其他著作之中。当时的佛教徒在弘扬佛法之时，始终将济医度药作为发慈悲心、广度众生的方便设施之一，实际上，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中国，以佛寺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医事活动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佛陀时代的医学教育

印度古代医学体系主要由“生命吠陀”（Ayurveda）、佛教医学（Buddhist）、泰米尔“悉达”医学（Siddha Medical System）等组成。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印度的世俗教育要求从小学习“五大明论”，“医方明”就是其中之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了公元7世纪印度著名寺院——那烂陀寺的教育情况，那烂陀寺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以大乘和部派教育为中心，同时也学习俗典和医术等技艺。唐代高僧义浄法师曾前往那烂陀寺学习十年之久，学者认为，他的医术就是在此习得。

佛教医学传入中国以后

佛教东来，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医学也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它分别与中医学和藏医学碰撞激荡，逐渐形成中国佛教医学的主体部分。

在僧传记载中，最早行医的僧人是后汉时期从安息国来到中国的安世高。东晋时期的高僧于法开，在长江下游南岸弘教、行医。于法开法师将治病救人与弘扬佛法相结合。至唐代，中医的主流学者或多或少认同了一些佛教思想，因此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唐代医药典籍中都可以找到佛教的印痕。相对的，这些医书的传播也增强了人们对佛法的亲近感。

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中国，佛教徒的医药实践活动随着随着佛教教义的发展而呈现深入的趋势，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行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利利他，在医药实践方面更加积极。今天，龙门石窟的药方洞、敦煌文书材料中还留存着大量唐代医僧的药方，内容涉及到腹泻、脾胃气冷、食欲不佳等。敦煌僧团常运用佛教活动直接造福民众，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切实地感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忧愁。

在唐代，存在着一种将佛法看作是宽泛意义上的医学的现象，因此，当人们面临病危、生死之困时，对佛教及其医术充满了一种期待。

《大唐故骑都尉刘府君墓志铭》中记载，刘府君病重之际，服用“沙门黄散”，黄散是黄色的药末，在这里是一般药品的通称，沙门黄散就是医僧所用的药品。然而刘府君病重垂危，沙门黄散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唐故中散大夫沈府君墓志铭》中也有“耽释典之外，殷勤药物”的句子，这说明，沈府君对佛教经典的热爱，同时也没有忘记医药的作用。

佛经中的医学譬喻

佛经中经常有以医学来作譬喻的地方，佛陀常被称为“大医王”，佛陀的教义则喻为能解众生之毒的“阿揭陀药”（agada）。

如来善方便，随病而略说，

譬如世良医，随病而投药。

……

慈悲大医王，无上智良药，

疗治众生苦，如何忽远逝。

——《佛所行赞》

以信心求法，常生于胜处，

设堕险难中，诸天常救护，

于暗为明灯，于病为良药。

——《诸法要集经》

汉译佛经中，将佛法比喻为医法的句子有很多。在唐人看来，佛法与医法差不多具有相似的作用与价值。

被喻为“医王”的僧侣

■ 青龙寺高僧慧果和尚

惠果和尚是青龙寺密宗高僧，日本空海大师曾在惠果和尚门下灌顶授学。惠果和尚圆寂以后，空海大师为他撰写碑文，碑文中将惠果和尚生前演说的佛法比喻为“应病投药”，慈悲迷途中的众生，为他们指明方向！惠果和尚的去世，仿佛是一位医王离开了娑婆世界，空海大师不禁发出慨叹：“医王匿世，狂儿凭谁解读？嗟乎痛哉！”

■ 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

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生前弘扬佛法，退恶进善，功德无量，去世后，他塔上的铭文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执笔，铭文中写道“可不谓烦恼病中师为医王乎？生死海中师为船师乎？”禅德大师为众生消除烦恼和痛苦，就像那“医王”一样；大师在生死海中指引航向，像那“船师”一般。

唐代行医的僧人

《酉阳杂俎》中记载，公元805年，长安东市有梵僧托钵乞食，而且医术高超，为人治病。《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主治万花病的芫花散，是隋朝初期李孝隆从定州山僧惠通法师那里获得的。晚唐时期，敦煌的医学是以寺院医学为主体的，当时有四位重要的医僧：翟法荣、索崇恩、索法律、索智岳。

佛教寺院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寺院为民间社会做一些公益事业，成为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之一。

今天，在医学研究更为发达，社会医疗体系更加完善的现代社会，治病救人的责任由更加专业的社会医疗系统承担起来，佛寺依然是人们祈求平安的地方。寺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依然在为民众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编辑 | 传逍

资料 | 陈明《沙门黄散：唐代佛教医事与社会生活》

图片 | 网络

摄影 | 浩子

责编 |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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