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新：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当前全球范围内物质财富积累的技术化、经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网络化、消费心理的个性化，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与自身利益、情绪体验等密切相关的话题，后物质时代已悄然登场，这对于传统的政治认知模式、认同心理机制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人民论坛》2009年12月所刊发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主流价值观边缘化”与“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等社会与政治问题一并成为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我国现阶段处于“赶超型”发展战略背景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必须面对“压力型体制”“急速增长型民主政治”“经济快车道”这三重难以兼容却不得不去破局的问题，不得不面临亨廷顿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需要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困局——“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但)如果政绩好了，也(可能)将失去合法性”。[1]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性、精神性生活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我们需要据此分析后物质时代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与心理生成机制，从而才有可能为真正解决政治认同问题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理论分析架构。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及其功用

“认同表达的是身份的确立和归属的形成，既指客观存在的相同性与相似性，也指思想认识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2]政治认同就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3]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辨识、确认自己的“政治自我”，将自己视为特定政治文化中的成员，成为特定政治信念与政治信仰的追随者，并按照特定政治组织的规范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要经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获取政治知识，形成特定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信仰，规范自我政治行为，习得并内化特定的政治文化。个体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其意义便在于“累计数百万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从而得出一个对整个政治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化的结果’”。[4]而根据芒茨爱拉特·吉博诺的研究，“认同”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其一是作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5]

对于政治认同来说，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层次：其一是政党政治认同，也就是对特定政党及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其二是社会政治制度认同，根据“社会契约”预设，社会成员认同某些政治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构建政治社会；其三是“民族—国家”认同，基于特定的文化—民族—历史认同，社会成员组建“文化—民族”共同体。由于“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力图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政治认同，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6]也就是说，政治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政治系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认同，而“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治权力客体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7]笔者认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特定政治体系普遍产生认可与信任，进而对其进行“民主性授权”以使特定政治体系获得政治合法性。因为“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对于一切城邦或政体都相同的一条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弃这一政体的愿望。”[8]主流政治体系要想持续存在，就必须获得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对其合法性的政治授权，进而支持并参与主流政治体系所开展的活动，使得政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

其二，政治认同是主流政治体系将其核心政治价值观进行社会化，并实现其在制度性建设中获得制度化的保障。“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就越稳定。”[9]政治认同具有可解构性与可重组性，主流政治体系需要制度化，推进、强化政治认同，以保障主流政治体系的运行与发展。

其三，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获得归属感、价值感的力量之源，也是共同体成员彼此互相认同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之源。“认同首先是以不排斥为基础的”，[10]只有“不排斥”，才能减少、减轻认同冲突。不排斥既表现在对主流政治价值及其体系的不排斥，也是对持有相同或相近政治价值观的他者的不排斥，这样才能使共同体获得凝聚力，个体获得归属感，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二、后物质时代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检视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情况是，认同危机持续性地以常态化的方式呈现着自我身份的被剥夺与断裂，突出的表现在于：外部世界对于个体的“认同”要求与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产生诸多冲突。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度改革，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都产生诸多分化与调整，在现实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的关注焦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因为个体所关注的现实利益不同而呈现多元化、异变性、自我性。近年来经常出现的“普遍的社会焦虑、信仰迷失、共识阙如，频发的群体泄愤、暴力参与、‘用脚投票’等，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折射出政治认同弱化或缺失的事实，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1]

(一)政治认同在追求“利益共享”中的误区及其表现

1.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确立，“利益共享”成为中国社会一致而一直的追求。这种利益共享的历程大致上经历了“绝对平均型→稳妥渐进型→注重效益型→科学统筹型”等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主体及其诉求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格局固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表达公开化，使得利益共享型社会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由此也引发了政治认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在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调整过程中个体财富差异迅速扩大，而政府在利益分配中既存在一定的缺位现象，也存在一定的越位现象，导致一些社会成员产生被剥夺感。其次，利益诉求与异议表达受阻，造成社会成员的被边缘感与歧视感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表征、共同利益的抽象与炼就，与广泛而深入的认同存在着紧密而又必然的联系。尽管不同利益的多种制度形态一再呈现，只有那些被认可的利益才能得到国家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与保护。利益调适有赖于社会基本问题的显露和解决，以及共同体内部保障的有序和规范，有赖于群体事务关系的逻辑外化与理论推演，以及合法、共识思想的一致与深入。”[12]例如，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社会成员合法具有的信访权经常“被阻滞”、媒体表达权经常“被操纵”，这些现象因弱化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而造成其政治认同感的减弱。再次，利益整合不足与信息不对称造成社会成员的无助感。由于我国属于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更多地肩负着整合协商机制、公开透明信息的任务。但不容否认的是，当前公共权力在利益整合、信息对称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足必然带来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对于政治认同起到了消解作用。

2.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格局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必然随之而出现，政治认同的主客体都在发生改变，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多层级的变化。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的现象是：人们过于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对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包括政治价值理念持漠视态度，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则归咎于政治制度、法律与政策，这就呈现出政治冷漠、政治参与不足与政治“有罪推定”的交叉现象。另外，我国目前在一些具体制度上与市场经济、社会综合改革还不匹配，使得社会成员在利益获得与价值感获得上处于不匹配甚至处于被剥夺的境遇之中，对于政治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社会转型正在加剧着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

3.工具理性催生以利益为重的观念，使得社会成员忽视没有实际用途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且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可能。政治认同往往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是组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核心要素，而文化中特有的符号表达是形成民族国家共同记忆、构建社会成员一体感的重要载体，也是形成政治认同中关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最重要的载体。共同体成员需要“在遗忘与记忆、过去与未来之间具有历史的文化传承感，将民族—国家的历史简化成既定的事实，以促进共同体成员对于彼此的确认”。[13]历史虚无主义以反思历史为名，竭力诋毁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诋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歪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个别公知以学术研究为名，违背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做足“重新评价、重思历史”的文章，并设置种种理论陷阱，其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企图，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

(二)政治认同危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问题

1.信息化所带来的政治认同挑战。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讯息、价值理念与文化思想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范围内非物质话题的交流已经处于“同呼吸”的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后现代”“后物质主义”对于中国新生代青年的影响必不可免且深刻久远。据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21亿人，注册网站5.55亿个，社交网络注册账户超24亿，即时通信用户超26亿。根据罗伯特·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影响力或者效用等于使用者数量的平方”，[14]互联网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精英与民众对焦点问题、社会事件的讨论(包括争论)由于缺乏必要的正面价值引领，往往将孤立事件进行炒作后转向对执政党、社会制度及其历史的怀疑与否定，社会成员面对利益与思想的碰撞、侵蚀，在各种调侃与解构的挤压下，往往持之无度、跟风随流，加剧了政治认同感的弱化。

2.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首先受制于全球化扩张对民族国家内部排斥机制的结构性侵袭。”[15]全球化固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便利与发展机遇，但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要求文化一体化、政治同质化。近些年的发展态势表明，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普世文化与世界公民以一种政治吁求方式开始存在，解构着诸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所宣称的基于领土主权、文化历史、政权合法性的民族国家存在的解释，这导致民族国家内部对于政治秩序的排斥与怀疑，也使得“异质趋同”对全球政治秩序的现实影响进度加快。“全球化导引的世界不断扩大，社会的原子化与生活的碎片化深刻交织，这既是对‘统一的整体’解魅后秩序分化的某种确认，也是对多元诉求竞争加剧的事实肯定，更是对通约、包容和并存的秩序承载是否可行的现实考量。”[16]

3.消费心理个性化带来的政治文化与符号价值的弱化。全球市场的形成使得消费的个性化与可选择性大大增强，民族品牌、风俗传统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由于国内部分产业、服务业的质量存在问题，国人对于国外品牌消费品等的青睐有增无减。国内每到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传统节日，都会掀起一股西方节日的文化风潮。笔者赞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技术、管理经验，但同时认为，传统文化是蕴含我们民族精神内核的符号与表征，民族品牌是国人自主创新的标志，也是民族创新的动力源。后物质时代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支持民族品牌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民族自信力的提高。

三、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与心理生成机制

政治认同在其特性上看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与集体性，也具有稳定性与相对性。进一步来说，作为集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政治认同，是个体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交往与互动中形成的，个体的政治认同在认同机制中一般需要经由“感官体验—知识识记”的自然认同，再发展到“情感共鸣—信念固化”的强化认同，最后发展到“价值理解—行为定势”的理解认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称的政治认同社会性。政治认同一旦形成，就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客观环境与主观要求的改变具有消解、重组与重建的可能性。

(一)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

1.理解的前提

政治认同的理解前提是个体对政治知识与政治价值的认识、体验与理解程度。个体的自我认知、发展是与其社会化过程双向互动的，个体对于集体与社群同一性、民族与国家同一性、政党与政府同一性的理解，无不基于个体的认知、体验、内化的学习与理解过程。“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17]这是因为，首先，意义与价值的识别、判断与选择是理解的前提条件。只有被理解、认可与选择的价值标准才有可能在共同体内部框架内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传播，并对其合理性进行意义解释，对其现实性进行逻辑论证，在其意义与价值上将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导向进行最大公约数化，为政治资源的社会化凝聚与整合提供可能。其次，政治认同的主体与客体需要突破认知的阻抗效应与客观性偏差。“我们采用多种形式寻求意义，结果可能找到的意义就有许多种。至于采取哪一种意义，那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挑选并采用的意义标准。”[18]由此可见，政治认同存在着判断、选择与建构的心理定势，而这种定势可能有助于加快、深化对于政治的认可度，但也有可能与认知主体的过往体验、知识结构、文化心理产生冲突。

2.理解的实现：视域融合

经验理解与被理解的互动、融合使得社会成员不断扩大认同的范围、修正认同的偏差、深化认同的层次，共同体由此而形成更大的“新视域”，并将基于新视域而继续拓展更大、更新的理解视域，由此达成确立归属、追寻政治认同的价值与意义。理解的实现是基于新视域的构建、拓展与融合，在理解的过程中，主体间性与文化间性是实现视域融合的基本特性，“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19]社会成员在对共同体政治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因相同或相近的心理感受与外在表征促进着共同体的链接，也深化着成员对于共同体精神本质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话性沟通需要建立在平等、民主、和谐的基础之上，在承认差异中完成“我”与“你”的相互“问答”与对共识的理解、对差异的包容，因为“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问答”。[20]

(二)政治认同的心理生成机制

政治认同的心理生成机制既包括静态维度，也包括动态维度。其中静态维度分析主要是对政治认同的基本条件进行剖析，而动态维度分析是为了解释政治认同过程中被动服从、主动建构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

1.政治认同心理发生机制的静态因素分析

政治认同是各类条件与综合性因素共同产生作用的结果，其中利益驱动与利益引导、政治教化与权力规训、公众相符心理与行为反应是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利益”是一切政治的起点，也是一切政治的归宿。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利益决定了政治的本质与目的，也构成了政治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即使看似纯粹的、主观的观念形态的政治，实际上也是利益诉求的客观反映。基于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不同诉求使得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思想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进而选择不同的政治体系。对于政治思想的选择倾向并非一成不变，政治体系必须在维护、满足和发展其成员的利益过程中引导成员对政治思想、政治体系的认同与维护。

其次，政治教化与权力规训是权力系统对于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系统化、常规性的政治知识灌输、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氛围营造的过程。“权利规训有权力强制的行为锁链和意识形态的思想锁链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22]由于权力系统必不可免地以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石，处于权力系统顶层的统治阶层既要以强制规训来建立权威与认同的关系，也需要以意识形态的柔性控制为政治体系合法存在提供价值论证与必要辩护。因为强力推进作为硬性控制手段，其弊端显而易见。强制推进的政治认同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获得的往往是表面的认同，甚至具有虚假性与欺骗性，对于权力系统的运行与稳定带来诸多隐患；而柔性的“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更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阶级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统治”。[23]这就满足了卢梭所预设的“使强力变成权威，使服从变成义务”。[24]意识形态关于权力系统合法性的辩护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对于利益产生与分配方式的合价值性、合法性的解释，为维护自身统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

最后，公众相符心理与行为反应是社会成员为了保持与他人心理、行为的一致性，而主动获取相关社会文化、习得社会心理、做出行为反应的个体社会化现象。表现在政治认同领域，主要是指客观的政治社会环境与个体的主观意识产生互动，个体在经由心理暗示、心理从众、行为模仿、效应放大的过程而形成的相符心理与行为。心理暗示是指在非对抗情境(包括心理情境)条件下，对他人施以隐性而又可感知的内容提示，从而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政治认同心理的暗示，是指各类传媒、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团体、政党组织等将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以具体、相对隐晦而可感知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具体人(群)的具体事件过程中，以此潜移默化地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立场、态度与心理倾向产生影响。引起相符心理的目的在于引起模仿效应、激发行为动机。“模仿为人类所有，在人类那里，它已获致某种独立的、自觉的存在。”[26]政治认同的模仿效应是社会成员通过对政治精英、政治权威(包括身边具有相近或相同政治观的社会成员)的观察、了解，体验其政治心理产生并“共情”效应，进而获得与其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认知、政治意向、政治情感。这种个体模仿可能会产生群体性从众效应，并对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与拓展起到促进作用。从众心理的发生机制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规律”。[27]从众与相符心理的积极意义在于：能使得个体成员主动选择与群体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立场，持有相近的政治情感体验，自觉地调整与群体不一致的政治倾向，以期获得并强化对于政治系统的归属感与依附感。

2.政治认同心理发生机制的动态分析

政治认同具有理性与情感性融合的特征，其发生机制存在被动性认同与主动性认同两种方式。一般来说，社会成员在静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政治认同心理将经历“被动灌输→功利依从→主动认可→自愿信仰”的发展历程，并成为行动的心理指导力量。“自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条件，强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点和关键，理解认同是政治认同的目标和归宿。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的相互联系，诠释着政治认同的类别要求和层次向度，在共同体政治历时与共时的切入中，由浅入深达到理解层面的自我。”[28]

克服灌输过程中的心理阻抗，对政治知识体系有初步了解，是政治认同的第一步。研究表明，理性的政治认同需要政治知识作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选择能力，而政治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包括直接性知识与间接性知识，其中间接性知识的传播、接受需要一定的系统性与教育性，这就决定了间接性知识的传播与教育具备一定的强制意味，但这种强制并不必然地引起心理的依从，因为个体的直接经验、已有的知识体系可能与政治知识之间产生阻抗与排异现象，这就需要在宣传、教育过程中注重传播、教育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减少与克服受众、受教育者的阻抗心理，使得个体能较易接受政治知识的传播与教育。

引起个体的功利依从标志着政治认同的初步形成。政治依从心理的发生是一种对政治系统的浅表性服从，其发生的心理机制在于个体的“趋利避害”性，也就是作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为了从外在的客体那里获得某种利益或规避因“政治不一致”所带来的损失或惩戒，而采取的表面化认可与服从，但这种服从有可能与其实际政治立场、态度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所以，这种依从具有功利性、被动性与易变性，“仅仅是限于在可能获得物质、金钱、被他人承认或赞扬等社会报酬下，也限于在避免批评、罚款、处分等精神与金钱的惩罚下”[29]采取的非自觉性服从。但这种依从是在直观体验基础上而产生的，具备可以被进一步的利益刺激所强化的可能，且会引起其对政治知识的主动获取，进而对政治系统采取认可与接受的态度。

主动认可是政治认同的关键环节。从心理的建构意义上来看，主动的认知、认可既需要外在环境的刺激，也需要个体的主动感知与内在体验。政治“认可是处于某一特定位置的个人需要与对自己有影响的政治系统保持稳定的关系”。[30]社会成员在政治认同心理静态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外在利益的强化刺激下，主动寻求利益的价值意义，对于政治系统的存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并在情感与理性两个层次上认识到政治系统与自我存在的关系所在、契合之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同是为了保持并发展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且使这种稳定性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体验。即使对于既存的政治系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怨言，但基于责任与义务感，社会成员仍然会主动选择对政治系统的尊重、支持，并愿意主动与持有相同利益、价值体验的其他人员共同建构、改善政治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其对于政治系统的依从与归属感。

自愿信仰是政治认同的目标追求。信仰作为一种持久、恒定情感的存在，需要理性作为支撑。“要使政治成员具有稳定的政治认同，就必须使政治成员形成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信仰。”[31]政治信仰是共同体成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生活所蕴含的价值意义的高度理解与认同，在此基础上自觉将政治共同体作为命运共同体，将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进行高度统一，并产生自觉、主动、坚定地为政治共同体目标而奋斗的信念。政治信仰是政治认同的目标追求，政治认同只有升华为“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相信其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32]才能将由威权、命令、规训所构建、维持的政治系统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其存在意义、价值的主动理解、自觉支持、理性改善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坚信个体价值与理想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其所在的政治体系，愿意在政治、社会活动中自觉践行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后物质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必不可免的趋势，人类基于利益的关注且超越经济利益的政治认同、价值观认同具有其特有的理解向度与心理发生机制。当前中国社会更加需要以有效的方式引导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认识，以增强人民群众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坚定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不断研究与探索后物质时代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心理发生机制是我们做好政治认同工作的基础性条件。不断探索如何克服心理阻抗，超越功利依从，实现主动认可、自愿信仰，是理论界与实践领域艰巨而持久的课题。（编辑：黄扬琦  校对：耿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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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