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根 魏淑艳 刘冬梅 | 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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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3—2021年间CNKI数据库中CSSCI期刊收录的有关数字化治理研究的1727篇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可从文献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两个维度，考察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热点主题及演进趋势。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影响力不断提升，热点主题涵盖对数字化本身的治理和利用数字化技术治理两个维度，但研究合作网络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献计量法是挖掘文献的内在关系，揭示研究基础、研究前沿与研究趋势的一种方法。科学知识图谱法是基于文献计量法和信息可视化原理，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多维度呈现科学知识的演进过程及结构网络关系的一种图形表示方法，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的可视化分析软件。本文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分析图谱、关键词突现分析图谱以及作者发文量分析图谱等，对2003—2021年我国数字化治理相关文献的热点主题和演进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呈现，从而展示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知识全景。

在某种程度上，文献的发表时间和年度发文量分布，较为直观地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和发展速度（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3年至2021年，除了最初几年仅有零星文献外，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文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尤其是2013年之后增幅更加明显。这说明，数字化治理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重视，研究热度不断增强。根据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可将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13年，这一阶段发文量数量少且增长缓慢，年均发文量为4.5篇，尤其是从2003—2009年，每年仅有一两篇论文；第二阶段为2014—2017年，这一阶段发文量较前一阶段增速明显加快，年均发文量为115.8篇，是前一阶段年均发文量的近26倍；第三阶段为2018—2021年，这一阶段发文量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大幅增长，即使以2021年不完全的文献数统计，这一阶段年均发文量也达到303.5篇，是第二阶段年均发文量的2.6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数字化治理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和深入研究阶段，逐渐成为广受学界关注的热点。

1.核心作者发文数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核心作者是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一定时期内，核心作者发表数量可观且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引领作用。根据洛卡特定律可以计算出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分布情况：在某一时间段内，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占作者总数的比例与其撰写的论文数呈平方反比关系，可计算出2003—2021年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领域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3。CiteSpace统计出这一时期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45人，共发表论文205篇，占总发文量的15.3%。这表明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形成，但核心作者总体发文量偏低。通过CiteSpace软件Author模块对文献发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可以生成作者合作关系图谱，从而较为清晰地呈现某个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及其合作关系。结果显示，作者合作关系图谱共有节点(N)380个，连线(E)120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17，这说明国内数字化治理领域虽然研究者数量不少，但合作关系较为松散。具体而言，从发文数量看，核心作者发文量不高，最大峰值为安小米，共发文17篇；其次是发文10篇的作者，共有2人，分别是陈潭和贾开；高奇琦和夏义堃发文量分别为9篇和7篇。从作者合作网络看，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领域形成了若干研究团队，其中以安小米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规模最大，共有9人，曾润喜和贾开也分别形成了6人和5人规模的研究团队，在核心作者群之外还存在大量独立发表论文的作者，这些作者之间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2.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及合作关系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Institution模块对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生成了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图谱，进一步对研究机构发文量及其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图谱中共有189个节点，63条连线，基本上都是高校研究机构，网络密度为0.0035，这表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紧密。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论文31篇；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发表论文27篇；其他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还有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4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1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1篇）等。中心度较高的研究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这表明这些机构与其他机构合作的频次较高，是机构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根据CiteSpace软件生成的2003—2021年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词频前30位的热点关键词（见表1），可以看出，前30位的热点关键词词频都在19次以上，其中，词频最高的关键词是“大数据”，词频346次；其次，是“人工智能”，词频218次。这反映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开展数字化治理实践的基础性要素和关键支撑，其他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还有“互联网治理”“社会治理”“互联网”等，也是网络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尤其是“互联网治理”这一关键词，不仅词频达到168次，而且中心度达到0.44，在研究网络中占核心地位。

CiteSpace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通过Q值和S值两个指标来衡量图谱绘制的效果：一是Q值（Modularity），意为模块值，其区间为[0，1)，Q＞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二是S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te），意为平均轮廓值，S＞0.5表示聚类是合理的，S＞0.7表示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

可视化图谱分析共得到15个主要的关键词聚类，Q值为0.891，表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S值为0.9606，不仅远大于临界值0.5，而且大于0.7，表明聚类结果令人信服。结构显著、效果良好的聚类结果有助于我们对数字化治理研究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把握。

根据关键词聚类信息，可将15个主要关键词聚类归纳为数字化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主题（见表2）。热点主题涵盖对数字化本身的治理和利用数字化技术治理两个维度，对数字化本身的治理包括数字化治理的构成要素及理论基础研究、数字化治理引致的风险及其防范，利用数字化技术治理主要包括城市管理视角下的数字化治理、政府层面的数字化治理以及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全球合作。

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有#1互联网、#13大数据、#5大数据时代、#7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关键词有互联网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报告、智能时代、数字文化等。数字化治理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社会变革，客观上要求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置于数字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展开和进行。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治理的构成要素研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化治理提供技术条件和基础要素，为纾解政府治理、城市治理、全球治理、风险治理中的沉疴性治理难题提供了新动力，逐步实现善治的更大场域协同、精准滴灌、多向触达和超时空预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统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协同发展，数字治理发挥着全方位赋能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作用。徐晓林等指出，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够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治理主体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善治机制。刘叶婷等指出，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贾开等指出，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了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对传统治理范式形成了挑战。

二是数字化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数字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是治理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催生的新治理范式，其往往与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生命政治理论、政策网络、网络化治理等理论相结合。韩兆柱等指出，网络化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数字治理理论是当代治理理论的三种主要模式，网络化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延续和批判性继承，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质疑和超越，数字治理则是在数字时代下对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的新要求。数字治理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的整合与协调的观点有着较强的理论联系，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数字治理理论有效回应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制度化途径，网络化治理理论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拓展。曾智洪等人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基于“理念-数据-组织”多重要素构建起模糊治理、流动治理、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公共危机数字化治理理论源流，认为这是数字治理时代积极型政府进行危机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蓝图。

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有#3网络安全、#14风险治理、#2互联网治理，主要关键词有社会风险、不确定性风险、信息安全、国家安全、互联网主权、有害信息、实名制、利益攸关方等。数字化的发展为政府治理、城市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等场域提供了新范式和新工具，有利于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治理效能，但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也不可避免地引致各种风险和挑战。例如，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大型平台企业为公众的网络消费、在线社交等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泄露个人隐私乃至利用大数据“杀熟”等不良后果。该热点主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数字化治理风险类型的研究。丁强等分析认为，特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类型主要包括：全流程维度的数字偏差风险、重协同维度的数字悬浮风险、新发展维度的数字内卷风险、强应用维度的数字幻象风险、实基础维度的数字沙丘风险。王驰等对数字新基建领域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数字经济安全风险。

二是关于风险的防范和治理的研究。风险社会呼吁风险治理。在数字化时代，系统反思风险治理研究范式的融合与创新很有必要。风险治理按照治理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风险治理、社会组织主导的风险治理以及社会协同的风险治理，随着治理的不断发展，社会协同风险治理将成为主要趋势。按照风险治理的领域可以分为：社区风险治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金融风险治理、环境风险治理、城市风险治理等。对于数字时代不断上升和变化的各种风险，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治理路径。例如，王驰等根据科林格里奇困境提出适应性治理，即增强知识积累、强化协同治理、加强风险监管；孙建平则聚焦“人、机、环、管”四个安全要素，通过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全面提升城市风险治理工作的“数据化观、信息化管、智能化防、智慧化统、现代化救”效能，实现风险治理的治理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有#0智慧城市、#11税收治理、#12数字化转型，主要关键词有城市治理、城市大数据、城市大脑、犯罪治理、互联网监管、数据治理等。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获取公众生活和城市运行中产生的海量数据，通过信息整合、分析和共享，可以实现完善城市治理、提高公共决策质量，满足公众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一是关于数字化对城市治理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治理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增长极，加快用数字化技术推进城市治理，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主导城市治理转向社会协同治理，以数字化撬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历史选择和客观要求。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可以利用海量的数据和超强的计算能力，实现城市资源的快速精准匹配，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借助系统互助和数据协同，聚焦城市居民反映的难点问题，改善居民的生活体验。

二是聚焦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应用实践。一些学者从城市整体发展维度，提出数字化治理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大脑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城乡一体化发展、数字孪生城市治理、建设韧性城市等。还有的学者以具体实践为切入点，阐述数字化治理在具体场域中的运行逻辑及其优势。例如，城市智慧交通、城市环境治理、城市社区数字化管理、线上教育等。2020年初暴发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其中数字化技术在流行病学调查、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李超等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指出加强区块链在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应用有利于解决信息分散、孤立、不透明、难追溯等问题，并构建了区块链技术系统架构，设计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管理和技术流程。史晨等以杭州市“健康码”的开发和推广使用为案例，探讨了“健康码”的开发过程及其在疫情精准防控和智慧治理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是探讨城市数字化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矫正。城市数字化治理被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隔阂，增加了个人隐私和信息泄露的风险，还加剧了城市治理的碎片化问题，产生了由技术官僚化带来的计算机官僚主义为城市设置的新的道德秩序。对此，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辜胜阻等提出要着眼于全局，突出城市特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依托，智慧整合，统筹规划，“对症下药”，努力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有#10电子政务、#6数据治理、#8政府数据治理，主要关键词有政府治理、国家治理、数字政府、电子治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治理、反垄断等。政府层面的数字化治理可以概括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个视角的研究。

一是政府内部视角，主要聚焦数字化技术推动下的政府内部变革，数字化治理为政府服务创新、职能转变提供了新范式，也推动了电子政务、政府数据治理的建设。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催生的全新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逐渐发展出了整体治理、透明治理、智慧治理、电子政务等模式。郭建锦等认为数字化治理可以有效提升政府的智慧化决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防治腐败水平和风险治理能力。“互联网+政务”是政府面对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基本状况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在管理、服务和基本秩序管控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作出相应调整、形成相应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体系，为群众提供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务服务。

二是政府外部视角，主要探讨数字化时代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通过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政务服务效能。李克强总理指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现阶段，地方政府政务服务面临的是落后的政府服务水平同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用户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新需求推动着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适应数字化治理新形势。实践中，无论是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不见面审批”，还是贵州“进一张网办全省事”的大审批服务格局，省级统筹、纵向联通、横向协同的网上政务服务一体化架构逐渐清晰。与此同时，数字化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也迎来了新挑战，例如数据独裁与隐私侵犯问题、结果预判挑战基本伦理横标、公众参与悖论、数字孤岛等。面对诸多新问题，马亮提出，数字化治理时代下应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相结合、政府激励与学习创新相结合、公众参与和社会共享相融合。王芳等则认为，数字化时代应适当开放政府数据，提升数据效益，但也要注意数据管理变革与风险防范，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统筹数据管理。

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有#4习近平、#9全球治理，主要关键词有新时代、中国方案、世界意义、全球数据治理、网络主权、“一带一路”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治理已经从局部市场治理、城市治理走向全面综合的政府治理、国家治理，从国内治理走向全球治理。数字化的发展为全球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践前提与可能，为全球治理议题提供了新路径，使得全球治理逐步趋向于多极化和扁平化。推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双向有效互动逐渐成为共识。该热点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既是中国为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提出的一种“治理理论”，同时又是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一种“行动方案”。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入和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全球数字化治理的发展。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协同发力、共享共治，这一治理理念符合数字化治理的实际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化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数字化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家喜认为，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就是习近平所提的网络强国论、网络治理论、网络安全论、网上群众路线、网络全球观。支振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为全球数字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黄黎洪指出，数字丝绸之路是在数字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中国方案”，积极倡导全球治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二是数字化治理的全球合作。数字化发展使全球治理带有“双刃剑”效应，为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如跨境数据流动安全问题、数字化时代形成的权力结构激化不平等矛盾、数字鸿沟、网络恐怖主义、跨国网络犯罪等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探索与思考。基于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力度增强的背景，有的学者提出要加强不同主体间协作，共同推进全球善治，利用软治理权力，进行分层治理。蔡翠红等从全球数据治理维度，主张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深化各国数据安全保护共识，增强全球性数据风险的应对能力，并注重数据的合作和共享。孟天广认为要进行治理风险的超时空预判，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和数据算力，拓展全球治理场域，对物理世界的未来趋势及风险进行预测研判。

CiteSpace将时间变量引入到图谱网络中，通过聚类后的关键词生成时间线聚类图谱，勾画各个聚类中具体关键词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间跨度。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信息，可将2003—2021年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从总体上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数字化治理研究的萌芽期（2003—2010）。这一阶段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文量较少，涉及的关键词和聚类也很少，大多数关键词和聚类在这一阶段尚未产生。相关文献主要是围绕互联网基本概念、存在问题以及网络治理等主题进行研究和阐述，对后续数字化治理研究具有奠基作用。

第二阶段为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展期（2011—2016）。这一阶段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文量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增长，涉及的关键词和聚类相对比较齐全，绝大多数的高频关键词在这一阶段已经出现，对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扩散作用，主要的关键词包括“大数据”“数据治理”“智慧城市”“智慧治理”“政府治理”“网络安全”等。

第三阶段为数字化治理研究的深化期（2017—2021）。这一阶段数字化治理研究发文量快速增加，关键词数量也比前一阶段大幅增加，在前期已有主题的研究基础上，数字化治理研究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主题及关键词，如“智能化”“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数字经济”“智慧治理”“风险治理”“区块链”等。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1727篇文献以突现年份进行排序，检测出短时间内快速增长或消退的关键词情况。可知，2003—2021年国内数字化治理的研究重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11年，互联网、互联网治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这两个关键词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突现强度大，是所有关键词中仅有的突现强度超过10的关键词。第二阶段为2012—2018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电子政务、网络治理、大数据技术、电子治理、网络安全等主题展开。第三阶段为2019—2021年，基层治理、精准治理、数字经济、风险治理等成为数字化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有很多研究主题将延续下去，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研究结论

其一，从研究的总体趋势看，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学术繁荣阶段。相关文献在2013年之前数量相对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10篇；2014年起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年均发文量近200篇，2018年以来更是年均超过300篇。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此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直接推动了数字化治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

其二，从作者与研究机构共现图谱看，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但作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网络密度偏低，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学术联系不够密切。高等院校是数字化治理研究的主阵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其三，从关键词共现图谱看，词频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治理”“社会治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本文总结了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主题，包括数字化治理的构成要素及理论基础研究、数字化治理引致的风险及防范、城市管理视角下的数字化治理、政府层面的数字化治理以及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全球合作。

其四，基于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检测结果，笔者梳理了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提出可以将国内数字化治理研究划分为萌芽期（2003—2010）、发展期（2011—2016）和深化期（2017—2021），并通过分析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信息归纳了研究的前沿发展方向，对今后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其一，在研究主题和内容上，应持续关注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数字化治理的生动实践，总结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努力挖掘和提炼数字化治理中的“中国故事”，丰富数字化治理理论。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治理思维已全面渗入经济社会生活和政府公共治理，而且呈现出诸多新形式和新特征，学界和研究者应该高度关注。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适当增加定量和实证研究。既有的数字化治理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少数研究运用案例分析、调查访谈等定量方法，总体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较少。随着数字化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对具体场域的数字化治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未来可以更多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效测度数字化治理中公众的感知和行为，从而为完善数字化治理政策、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提供更多的实证数据支撑，提高数字化治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其三，在合作网络上，建议不同机构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强合作。数字化治理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既涉及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算法等数字化技术的设计和运行及解读，也涉及治理原则、治理主体、治理组织架构等治理方案内容的设计和完善。随着数字化治理实践向纵深推进，对数字化治理具体实践的深入分析和解读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研究者，因此，需要不同机构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化治理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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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