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运华　金巧森　王晓慧｜智能手机使用会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吗？——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向运华，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巧森，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晓慧（通讯作者），管理学博士，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　　要

一

引　言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26736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比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为14.2%。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贯穿21世纪的基本国情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率分别为30.3%和26.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其中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衰老既是对老龄化战略的积极呼应，也是促进老年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是积极老龄化成果的重要体现。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极大丰富着老年人的生活。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互联网普及率达43.2%”。以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为代表的信息获取工具，以微信、QQ为代表的交流沟通工具，以快手、抖音等为代表的休闲娱乐工具，以及以淘宝、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对于老年人维持必要的社会互动、扩展社交网络、满足信息需要、延缓认知能力的下降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化态度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和持消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相比，持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在语言流畅任务和自评记忆任务上的成绩也更高。与此同时，积极的老化态度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精神愉悦和积极的自我认同，相反，消极的老化态度使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另一方面，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既有文献表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均有一定的影响。个体特征方面，年龄和老化态度呈负相关，相比于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更为积极。家庭特征方面，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他们的自我老化态度越为积极；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和娱乐性互动也会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产生影响。社会特征方面，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

随着智能手机在老年人群体中的不断普及，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老化态度是否存在影响，如果存在影响那么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现有研究尚未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简称CLASS)数据，聚焦智能手机与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关系这一主题，实证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分群体探讨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影响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究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以期为增进老年人福祉、实现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于1974年首次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他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明确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连续性过程，并认为该接触行为由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五个方面组成，为考察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使用者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考察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否满足老年人身心层面的多样化需求，从而达到提升其满足感，促进其积极老化态度形成的目的。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智能手机使用是一种媒介接触行为，能够使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够显著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具体表现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比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有着更积极的老化认知。

然而，老年群体内部的自我老化态度差异性较大，涉及户籍、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因素。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对城镇户籍老年人群体身心健康有着更加显著的作用。相比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新鲜感更强，智能手机对农村户口老年人老化态度影响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更能够积极地应对个人的老化问题。相较于高龄老人，中低龄老人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并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更强。高收入老年人由于自身收入水平较高，享受到的手机功能也能更加全面、多元和个性化。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智能手机的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老化态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那么，智能手机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呢？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功能可以弥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弱化的社会关系，并使老年人在网络上的虚拟社区中获得社区归属感，这有利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从而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互联网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虚拟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使用作用于老年人老化态度。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3：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扩大和巩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以促进老年人积极老化态度的形成。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需数据来自CLASS，该项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全国性追踪社会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新疆和西藏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是60周岁及以上群体，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健康与相关服务、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身心状况等多方面。本文使用CLASS2018的数据，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有效样本共10154个。

（二）变量界定与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老化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结构，如何测量一直是一个难题。目前最为常用的测量工具是老化态度量表（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简称AAQ），该量表由Laidlaw K等人使用20个国家样本编制而成，从社会心理丧失（负向维度，反映老年人对社会功能下降的消极体验）、身体变化体验（正向维度，反映老年人对健康状况良好和老化本身的积极感受）和心理获得（正向维度，反映老年人对生活乐趣的积极认知）三个方面去测量。受限于既有数据，参照老化态度的三个维度，本文使用老年人对“过去一周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吗”“过去一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不错”“过去一周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有意思的事情）吗”三个问题的评价分别作为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心理获得的衡量标准，三者均具有没有、有时、经常三个测量层次，依次赋值为1、2、3。对于社会心理丧失，数值越高表示老化态度越消极；对于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数值越高表示老化态度越积极。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智能手机使用。对于问卷中“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这一问题，“1”表示是，“0”表示否。按照符号互动理论的观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因此采用“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这一变量作为主要衡量变量，将回答“没有、1个、2个、3~4个、5~8个、9个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2、3、5、9，以考察智能手机使用是否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改善了其老化态度。参考既有研究，同时将性别、户籍、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这些个体特征变量，婚姻状况、家庭月均收入、子女数量、孙子女照料这四个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养老保障这一社会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此外，将老年人所在地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控制地区间的差异。所有变量的选取、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为考察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更好地解释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状态的影响，本文构建三组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2）（3）仅加入智能手机使用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发现智能手机使用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心理获得有显著影响，其中对社会心理丧失感作用最大。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下降了20.2%，身体变化体验感上升了14.5%，且心理获得感增加了125%。在模型（1a）（2a）（3a）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此时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对社会心理丧失的影响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对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的影响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程度分别为-10.1%、11.7%和10.4%，表明智能手机使用确实能够优化老年人老化态度。

模型（1a）（2a）（3a）的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年龄越大的老年人社会心理丧失感越强烈，但对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体验也更加积极，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并正向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其老化态度越积极。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获得，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获得感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高2.8%；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身体变化体验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老年人的身体变化体验越差的可能性提高了1.3%，这可能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多子女家庭在老年人养老方面并没有发挥优势，反而需要老年人提供帮助等相关；孙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的心理获得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既有研究结果有差异，可能是与照顾孙子女需要付出较大的劳力和精神压力有关。社会特征方面，养老保障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和身体变化体验感，相较于未享受养老保障的老年人，享受养老保障的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增加了7.4%，身体变化体验感增加了4.5%。这可能与养老保障的养老特性有关，享受这一待遇的老年人会时刻想到自己已年老。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模型（4）至模型（6）采用O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并正向影响老年的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模型（7）至模型（9）将智能手机使用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上网频率后，回归结果同样显示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相比，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更为积极（详见表4）。因此，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假说1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与其老化态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即老化态度越积极的老年人越有可能选择使用智能手机，由此导致模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结合问卷中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有线或者无线）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反映了互联网的普及率，可以直接反映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另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不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表5显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当控制了其他变量时，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心理获得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对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和身体变化体验的影响依然显著，系数分别为-0.213和0.148，边际效应大于OLS模型估计结果，同时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反向因果的假设，整体上看在纠正内生性后，智能手机使用对于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有正向影响。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的老年人群体存在诸多不同特征，因此本文按照户籍、受教育程度、年龄和经济能力水平将老年人样本进行分组，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老化态度的影响。

表6报告了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户籍老年人老化态度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使用对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的影响均在1%或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村老年人、城镇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分别降低了18.1%和4.3%，身体变化体验感分别增加了13.5%和10.5%，心理获得感提高了17.9%和5.5%，智能手机对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积极效应更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互联网建设起步晚，农业户口老年人接触智能手机较晚，而智能手机使用给他们带来了更大新鲜感。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智能手机使用对不识字老年人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对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来说，智能手机使用仅对老年人社会心理丧失的影响显著，对老年人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于具有中小学学历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作用明显，相比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具有中小学学历的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下降了0.99%、身体变化积极体验和心理获得分别提高了13.0%、11.2%。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可能是中小学学历老年人群体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并且人数占比较大，容易引发规模效应，学习手机应用的过程相对较短，因此使用智能手机对该群体老化态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表7报告了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使用对70岁以下、70岁至79岁的老年人老化态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高龄老年人对新事物接受意愿和能力有限有关，故而假说2初步得到验证。低中龄老年人相对于高龄老年人，其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能力和对事物接受能力更强，故智能手机对中低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积极作用更突出。

表8报告了经济能力（收入）差异下，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使用智能手机对高收入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影响程度相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老年人而言较高，并且更加稳健。使用智能手机对低收入老年人在社会心理丧失和身体体验方面的老化态度有积极作用，对中等收入老年人则是在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方面具有积极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老年人经济水平较高，可购买更高技术含量的手机和使用更多手机应用功能，故智能手机使用对高收入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积极作用要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老年人。

（五）智能手机使用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机制探讨

我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个人的社会网络及其形成的社会资本在个体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以智能手机为载体，以微信、QQ为代表等通信工具，是维持和增加人们之间互动频率、扩大社交网络的重要途径。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增加了与他人的信息互动，巩固和扩大了其社会网络，进而影响了其对老年生活的体验和评价。根据Baron提出的中介变量检验方法，为考察社会网络是否是智能手机使用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中介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式（1）（2）（3）中，Aging_i表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Smartph one_i表示老年人i是否使用智能手机，SN_i表示老年人i的社会网络，X_i为所有控制变量，ε_i为误差项。

表9报告了中介效应的检验与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a）（2a）（3a）反映的是式（1）的回归结果，已在上文进行了论述。模型（22）展示了式（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使用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相较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扩大了21.3%。智能手机不受时空限制、便捷、高效的特点为老年人创造了一条更容易、自如的社交渠道，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扩大社交网络成为可能。模型（23）至（25）报告了式（3）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成立且是部分中介效应，即智能手机使用通过扩大社会网络促进了老年人积极的老化态度的形成。根据式（4）计算得知，社会网络在老年人社会心理丧失、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37%、6.37%和8.60%，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说3。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CLASS2018的数据，论证了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作用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智能手机使用能够显著优化老年人的老化态度，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下降了10.1%，身体变化体验感上升了11.7%，且心理获得感增加了10.4%。第二，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老化态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户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均起到积极作用，但对农村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影响更大；智能手机使用显著促进了80岁以下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优化，但对高龄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不显著；智能手机使用对高收入的老年人老化态度有稳健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是智能手机使用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中介变量，即智能手机使用有助于扩大和巩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要进一步发挥智能手机在优化老年人老化态度过程中的作用，扩大智能手机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积极效应。第一，加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光纤到户、5G网络、乡村振兴等战略为契机，加快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率，大力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性能，从而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以实现城乡“同网同速”，并从多方面降低上网费用，从而使所有老年人能够“上得了网”并“用得起网”，优化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社会环境。第二，加快智能手机“适老化”改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认知等方面功能等在退化，如视力、听力下降分别会影响其对智能手机的界面观察、语音接收。因此，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知识水平、使用能力及身体能力等因素，开发出适应老年人的智能手机，如更为简洁的手机界面、更为精准的语音识别能力、更为方便的滑动操作、更为人性的语音充电提醒功能等，促进智慧手机从追求技术走向追求温度，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社交需求。第三，提高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能力。可以针对我国现阶段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科技产品的掌握程度较低的情况，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专项培训，指导、扶持老年人信息技术和智能手机操作能力提升项目的开展，并充分考虑不同户籍、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特点，推出互联网应用、智能手机使用等教程，并重视家庭、社区以及同龄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跨越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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