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财政厅课题组｜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财政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摘　　要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判断和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着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也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发展实践和理论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财政理念, 为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根本立场、职能定位、核心目标和重点任务等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认识源于实践。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财政理念是习近平同志在长期工作实践探索中孕育形成的。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的财政工作思路和重大举措,为福建探索现代化路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福建财政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深刻认识到财政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 将财政的职能定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七个坚持”框架下,梳理归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财政的重要论述和重大实践,深入探索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财政理念之源头及孕育过程,深刻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财政基础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在关于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方面,邓力平提出,“党管财政”理念作为“财政系列观”之首,要坚定地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财政工作的指导作用。马海涛认为,只有在坚持党对财政全面领导这一坚强政治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引领现代财税体制改革全力推进。在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发展思想方面,邓力平提出,共和国财政的本质属性就是“人民财政”,根本任务就是“人民财政为人民”。刘尚希等提出,社会主义财政是以人为本财政与以民为本财政的有机统一。在关于坚持逐步形成并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方面,吕炜和王伟同认为,应将新发展理念融入财政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方面,郭庆旺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坚持推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完善方面,马海涛认为,财税政策是宏观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通过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有助于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关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来部署财政工作方面,高培勇强调,现代财税体制是一个根植于中国国情土壤的概念,中国财政学的重构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关于坚持基于财政平衡来践行底线思维方面,吕冰洋和李钊认为,财政在提高经济效率、平衡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学术界的探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但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财政的重要论述和重大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学术界尚未取得重要成果。为确保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文以已公开出版的《摆脱贫困》《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等专著为主要依据, 以期以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财政理念之历史必然性、理论创新性、实践指导性,不断增强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推动财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一

关于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一个坚持”要求“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与习近平同志“‘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的提法一脉相承。党的领导是做好财政工作最根本的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之所以能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管财政”, 就要在财政发展和实践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并将其落实为“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优良作风” ，切实做到财政工作方向由党指引,财政工作基本原则由党确定,财政工作决策部署由党作出,财政工作推进由党统领。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坚持党对财政思想建设的领导,是开展财政工作的根本前提。财政建设和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1985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战略的高度为厦门财政确定发展目标与模式,指出厦门财政应专注于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服务厦门对外开放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宁德工作期间，他在《新形势下闽东财政经济的辩证观》中深刻阐释了增加财政收入与促进企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宁德财政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动力。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牵头制定“3820”战略工程,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明确财政对人民和市场的服务定位,为福州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同样要坚持党对财政思想建设的领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财政工作,确保财政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二是坚持党对财政组织建设的领导,是落实财政政策的根本保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财政干部人才队伍,才能确保党关于财政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当前,我国设立了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财政机构，在所有政府职能和政府部门中财政职能和财政职能部门综合性最强,在所有经济社会活动中财政活动牵动国家生活领域范围最广, 在所有的有关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中财税体制最能够渗透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加强党对财政组织建设的领导,不断提高各级财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把各级财政党组织战斗力发挥出来,把广大财政人才凝聚起来,确保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有效发挥,切实把党领导财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财政工作效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特别重视财政干部队伍建设,并把政治过硬、业务精良、廉洁高效作为其重要要求,以此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对财政组织建设的领导,扎实提升党组政治引领力、提升支部堡垒战斗力、提升党员先锋带动力,不断提高财政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要按照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完善财政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财政干部人才队伍,为财政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是坚持党对财政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是实现财政安全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财政党风廉政建设,使财政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在阳光下运行,是实现财政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提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关于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时要求从改革现行体制、机制和制度入手,针对“权、钱、人”三方面,实施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三项改革,对体制、机制、制度中容易滋生腐败的薄弱环节,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重点部位和领域,加强制度建设。同时,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发挥财政监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他强调:“财政监督作为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的各个环节,是实施财政政策、规范财经秩序、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政府职能的具体实现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讲,财政监督本质上就是政府监督。……必须从经济工作的全局出发,进一步提高对财政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改变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存在的‘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监督、轻支出监督,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的倾向,充分发挥财政监督在严肃财经纪律、整顿财经秩序、健全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反腐败工作和监督工作融入财政部门党建工作全局,推进财政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要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维护中央政令畅通、规范财经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力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发展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二个坚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心系群众、为民服务成为财政优良传统作风的应有之义”，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财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社会主要矛盾, 在具体工作中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所急、所难、所愁、所盼，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是财政始终聚焦食品保障与安全。在福建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始终心系着人民群众的“菜篮子、肉案子、米袋子”。针对福州人民吃菜难问题,积极推动财政筹措资金扶持“菜篮子”工程。在治理“餐桌污染”的问题中,推动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打造“食品放心工程”,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中,深入粮企、粮库、产粮区调研,结合福建实际, 加大财政对农田改造、兴修水利等的投入。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食品保障与安全的探索，启示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对当下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重点投入,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从源头供应,到生产把控,再到市场流通,全方位多渠道多方式满足民生产品的需求。

二是财政始终聚焦持续改善人民住房条件。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采取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住房补贴、税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切实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在解决闽东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上,通过实地走访,推动财政下拨专项资金等多项举措帮助船民实现从“上岸”到定居。他还提出了多渠道筹措旧城改造资金的思路,并将旧城改造与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通过财政垫付前期资金的方式撬动起棚户区改造工程,用有限的资金平衡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建设,推动解决“纸褙福州城”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解决人民群众住房相关问题的重大实践,为新时代新征程的财政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一方面,即使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始终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传承弘扬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财政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发展中推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财政始终聚焦教育事业发展。“一个地方的发展,基础是教育,后劲也是教育。”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从不吝惜对教育的财政支出。他筹集资金帮助光泽县福州小学进行灾后重建, 安排专款推动政和县实验小学扩建工程,运用“省长基金”加快集美大学建设,推动成立闽江职业大学（现闽江学院）, 并调动各方资源进行福州大学城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福建教育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财政多措并举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多年来保持在全国前3位，始终为福建省第一大财政支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脉相承, 财政要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实现财政和科教等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

关于坚持逐步形成并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三个坚持”要求“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指导财政工作的思路和做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发展理念孕育发展过程。 

一是创新驱动发展。财政可通过支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根据厦门资源条件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出厦门自由港“三步走”加“双梯度”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道路,重新调整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更好地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为厦门对外开放指明前进路线。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思路,开创性地提出让宁德将更多精力花在“软环境”建设上,以更高的服务水平促进开放与发展。在福州工作期间,他多渠道筹集建设发展资金,加大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创新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大力支持科教事业发展,提出并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数字福建”等战略,投入财政资金支持菌草创新培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资助各种类型学校建设发展,大力推动福州大学城建设;推动税务系统信息化,提高财政效率和征管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财政同样要在理念、制度和科技上持续创新,通过对现阶段财政工作重点的准确把握, 逐步建立起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体系,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二是保障协调发展。财政可通过对口帮扶等方式重点支持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和推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资金投入等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山海协作,着力解决省内发展不均衡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习近平同志推动闽宁协作和山海协作的重大实践,为财政提升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能力提供了经验借鉴,即财政要通过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资金帮扶、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产业合作等多种方式, 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引领绿色发展。支持绿色发展是财政部门落实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出“绿水青山是无价之宝”“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并提出实施“生态省”的战略构想。比如：当年厦门财政连续三年投入1000万元对筼筜湖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将其建设成“城市会客厅”;坚持每年投入财政资金进行内河污染治理和园林绿化;保护并扩大福州西湖;积极争取资金根治莆田木兰溪水患。1996 年至2001 年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长汀调研,对当地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作出科学指导,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最终彻底扭转了当地水土流失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对生态环境保护极具前瞻性的理念与实践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财政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构建有利于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促进开放发展。财政要因时因地因情施策,全力服务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在厦门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1985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导厦门财政切实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为自由港建设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福州工作期间,建设“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服务型政府,积极打造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一方面,推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全程代办制”等诸多服务机制,优化政策和服务吸引侨资、台资、外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深水码头、电力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积极促进对外开放,不断提高福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进行对外开放的实践说明,财政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确定重点工作。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也是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财政工作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切实办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努力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发挥应有作用，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五是共享提升发展。财政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和困难群众的帮扶,依靠财政力量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帮扶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低保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鼓励残疾人就业、提供财政补贴举措,不断改善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此外,习近平同志还提出“饮水思源,勿忘老区”,为老区不断争取各方面政策支持,推动财政更多地向老区倾斜,“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职能, 使财政资金向财力薄弱地区倾斜,依靠财政力量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均衡。

四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四个坚持”要求“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在《东南学术》2001 年第4 期上发表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财政在其中的定位与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习近平同志在《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中提出“一个地方的开放程度,受制于软、硬环境的完善”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可以从软、硬环境两方面探究财政如何适应和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对于时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厦门,习近平同志极具前瞻性地打造全国性对外窗口,大力支持推进厦航、厦门市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在交通上为市场经济发展留足空间,在信息科技上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千里眼”。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多渠道筹资进行公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闽东工农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着眼长远,十分重视对环保、教科文卫等各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出并实施“数字福建”建设,不断开创福建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新时代以来,财政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工作思路, 支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样需要软环境的支持。财政主要从思想认识和服务市场两方面着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在思想认识方面,财政通过不断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信心,树立正确的财政经济辩证观,同时注重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形成教育、科技和经济三者良性循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在福州工作期间指出“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要在思想上认识到自身的优势,认识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解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同时,强调要培育“先给后取,培植财源”的财政观,在税收征管中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要坚持把“人才作为软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不断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为地区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在服务市场方面,财政对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国有企业改制、引导民营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大力支持。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机关效能建设,推出“一栋楼”办公,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吸引外商投资。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伐要更快一些,政策要更宽松一些,支持力度要更强一些”，强化引导和服务工作,当好民企发展的“推车手”“引路人”和“服务员”。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鼓励国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并予以相关的财政政策支持,为国企改革提供后备保障,引导国企有序改制。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是当前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学习领悟包括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带领财政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软环境水平的福建实践,为新时代新征程财政支持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统筹兼顾好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

关于坚持推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完善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五个坚持”要求“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刻思考财政如何推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完善，他强调“财政经济决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并提出“加强财政监督,不但可以保障财政资金的正确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而且可以发挥国民经济‘监测器’和‘警示器’的作用,及时分析和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政府制定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对新发展阶段有效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和宝贵经验。

一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财政工作要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积极谋划发展空间。在确定厦门市财政上缴比例的问题上, 厦门积极反映情况,中央和福建省里及时调低原定的上缴比例,为当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厦门争取到更宽松的发展条件。同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宁德工作时,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地方各级财政也有困难,我们闽东地区的困难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不该向上伸手的不伸手,可以少向上伸手的就少伸手”，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促进中央与地方财力配置更加合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正确处理紧缩和扩张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指出“必须有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的本领”，“现在经济过热，需要降温”，“这叫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这种紧缩将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福州工作时，针对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他领导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包括严格调控各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等，保持了福州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适时的紧缩也能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效益,深挖内在潜力,增强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要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好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确保财政政策积极有为、精准有效、更可持续。

三是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他在《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中批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强调“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拨付专款用于万寿岩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财政部门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等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六

关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来部署财政工作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六个坚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以问题导向部署财政工作,从而保障财政改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一是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离不开深入的基层调研,可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思路,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适应的财政政策。在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邀请于光远、刘国光等100 多位专家到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 多个专题进行研究,探索出厦门自由港发展思路。以对外开放为问题导向,财政在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举措对促进商品流通与市场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实地调研了解分析下党乡贫穷的现实及根源,以脱贫攻坚为问题导向,财政对当地交通、生产等基础设施进行投入,有效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在新时代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调研工作，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财政改革发展中深层次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准根源和症结，形成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确保每个问题都有务实管用的破解之策。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须在执行中狠抓落实,在思想上达成统一认识，在行动上注重时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到制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小到执行过程中对每个阶段进行的调研、研讨会议所形成的意见和建议,都力争在思想上达成统一,确保执行时不偏离不走样。从厦航组建到长乐机场建设,从宁德汽车专线到福州高速公路修建,从筼筜湖治理到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再到福建全省环保系统建设,从宁德水电站到闽江调水工程,从“造福工程”畲民下山到连家船民上岸,从棚户区改造到“菜篮子”工程,从厦门会展中心建设到福州三大经济开发区推出,从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到“数字福建”提出,从扶持乡村小学建设到福州大学城建设,从闽宁协作到山海协作等等，这些工程项目涉及交通、市政服务、环境保护、科教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无不需要“滴水穿石”的坚持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追求,需要长期的规划和实施,需要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保障。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要狠抓对财政工作的落实，始终坚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始终坚持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三是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后,持续进行工作经验总结,扩大改革成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对重大改革注重通过试点先行,发现可能问题,寻找改进方法,再推广实施。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再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4 句话,明确提出4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并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习近平同志通过扎实调研,亲自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并鼓励国企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在民营企业发展问题上,习近平同志“七下晋江”,下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后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财政如何推进和引导县域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财政工作，要在过往财政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回顾,总结经验与分析不足,“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为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七

关于坚持基于财政平衡来践行底线思维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七个坚持”的“第七个坚持”要求“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所谓“底线”,就是事物保持现有质态的“度”的下限,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财政工作要强化“底线思维”,在紧平衡中做好收支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基于“财政平衡”的“底线思维”,可以从以下三对关系中把握。

一是正确处理好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应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财政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促进企业发展与增加财政收入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财政支出和收入安排。企业和财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税利问题上,要正确平衡“给”与“取”的关系,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方面,“取”时以不影响企业积极性、不妨碍企业正常发展、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为前提,“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另一方面,“给”时注重减税让利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机制的结合,帮助企业更好发展,如果减税让利没有让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得到更好地提升,无法产生更多的效益,那就“予取之道不如人意”了。

二是正确处理好量力而行与多办实事的关系。量力而行表达的是一个怎样合理使用财力的问题,“多办实事”必须遵循量力而行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如何在有限财力的情况下,更多更好地为人民办实事。财政在支出上要量力而行,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注重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在宁德工作期间，面对闽东人民太想一步就富起来的状况，习近平同志深入思考“怎样合理使用财力的问题”，尽力而为，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当福州旧城改造面临资金不足问题时,通过市财政资金垫付,推动银行贷款和私人企业介入,再在土地流转中收回资金的方式,用不多的财政资金撬动起棚户区改造工程。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提出财政补助措施,保障林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三是正确处理好服务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财政在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风险防范,以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运行。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极其重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财政应对预案,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在宁德工作期间, 他强调并践行“‘关心、济助’每一个需要关心济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加大财政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时,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坚决落实中央提出的“三级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安排粮食风险基金,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有效保障福建省粮食的供销稳定。针对科技发展问题,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建立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制,有效防范潜在风险。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必须把防风险放在突出位置”。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风险意识，加强研究预判，平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结　语

总的看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财政工作的重要探索与实践，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财政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深刻领会两者之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财政理念的核心要义，将思想的力量切实转化为推动财政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充分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保障。

〔责任编辑：徐淑云〕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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