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深刻而疲倦的鄙夷献给所有那些为人类而工作的人，献给所有为他们国家而战的人，他们献出生命，以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战争，精力充沛且高效的劳动，帮助他人，所有这一切令我感觉如同一份鲁莽的产物……”作家佩索阿《不安之书》中如此写道。
同样，我们或许对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那段忏悔文也熟稔于心（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长久以来，对于（高度）利他的行为，人们一直在争论不休。本文的耶鲁大学人类自然研究室主任克里斯塔基斯显然对此持非常积极乐观的立场。当然，“你愿意为多少陌生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无疑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假设（你可以设想相对温和的问题来自问，比如“如果可能，你更愿意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陌生患者还是亲人？”），但也正是这种极端假设，才会逼迫你思考牺牲自我的底线在哪里的问题。
耶鲁大学人类自然研究室主任克里斯塔基斯。© The New York Times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一定会为了拯救地球上十亿甚至更多的陌生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选择只拯救一千个或一百万个陌生人，因为这些数字看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克里斯塔基斯是耶鲁大学人类自然研究室主任，他几天前在推特上发起了一个类似投票：你会为多少陌生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超过2000人参与了投票：12%的人选择了一个，31%的人选择了一千个，21%的人选择了一百万个，35%的人选择了十亿个。（twitter.com/NAChristakis/status/1163214333301657607）克里斯塔基斯认为那12%的人“是难以置信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种选择，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非递增型的结果——选择一千的人居然比选择一百万的要多。尽管如此，还是有上千人做出了回答。看到有很多人愿意为很大数量的陌生人牺牲自己，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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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时，究竟应该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克里斯塔基斯在新书《蓝图：一个良好社会的进化起源》（Blueprint: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a Good Society）中提到了一系列生物学和神经学谜题，而上述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这本新书比他之前与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共同创作的《连接》（Connected）一书涉及范围更广。《连接》一书探索了社交网络是如何塑造我们生活的。在《蓝图》一书中，克里斯塔基斯整理了大量数据（其中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实验室），并以引人入胜且丰富多彩的散文形式呈现出来，最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哲学观点。同时，他还借助自己作为一名临终关怀医生的个人经历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我曾经握住无数临终病人的手，虽然他们来自各种背景，但所有人在生命最后关头都有相同的愿望：弥补错误，和挚爱的人在一起，向愿意聆听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后没有痛苦地离开。”当我最近和他聊天时，他告诉我：“我写《蓝图》这本书是为了遵从我的自由哲学，因此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本社会正义论。尽管社会上有罪恶也有错误，但我还是试图证实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书中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社会的形式生活，为什么虽然社会中有显见的凶险，但其本质是善良的。这本书充满个人经验和哲学味道。从经验上说，我认为这本书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从哲学层面上说，我相信共通的人性把我们所有人连结起来，这是我的世界观。”在部落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唤醒人性中善良的那一面。我问克里斯塔基斯为什么会在推特上发起这样的投票，那个瞬间我省视着内心，于是忽然理解了他。而他给出的回答简直是《蓝图》精妙论调的完美浓缩。是什么促使你发起“你会为多少陌生人牺牲生命”的投票？ 这一疯狂想法起源于一系列的事件。首先是叙利亚一名考古学家逝世四周年纪念日的活动，他牺牲了自己来保护将要被ISIS摧毁的文物。这让我想到：我确信自己会为保护家人而牺牲自己，但我还会为别的事情牺牲吗？我还读了一篇报道，一颗小行星预计将在十年内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下方飞过，NASA认为它不会撞上地球。（如果撞上的话）我会像电影里那样接受任务去拯救十亿人的生命么？拯救十亿陌生人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在福岛核灾难期间，由于产生的辐射太大，一些年长的日本核工作人员自愿前往关闭反应堆，尽管他们可能会一去不回，我开始思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正如我在《蓝图》中提到的一些极端利他主义例子，即人们会对无关个体表现出利他主义，这很难用进化论术语去解释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所引起的一系列设备损毁、堆芯熔毁、辐射释放等核能灾害事件，为全球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能事故。图为2011年3月16日卫星拍摄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影像。从右至左分别是在事故中严重损坏的1至4号机。© Wikipedia
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已经57岁了，因此和你这样一个年轻人相比，对我来说自我牺牲会相对容易点。我已经为家庭付出了，我有四个孩子，我很爱他们，我也出过书，做过不少科学研究。我会去拯救十亿陌生人，而不是一百万个，一百万人只是我们全球人口的三百分之一。而且就像你说的，我更年轻，还有一个小女儿，从道义上来讲，我觉得我有义务和妻子一起抚养孩子。 我同意你的说法。问题就在这里，自我牺牲的底线在哪里？这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有趣的是，通过故事代代流传的古代智慧或多或少谈及过个问题。在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讲着奥德修斯的故事。他到访阴间，去与阿喀琉斯谈话。他们谈到了一个古老的困境。这个困境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有相似之处：一个不被人所知，或者说是平庸长寿的一生，以及一个被大众所铭记、短暂光辉一生，哪一个更有价值？你为十亿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你会被永久铭记，但那时你已经不在了。阿喀琉斯会说，“不，这样太傻了。”我宁愿“做一个贫穷的农民，活在世上勤勤恳恳耕地，也不要成为一个在阴间主宰一切的死人”。
仇恨修辞学的现实。© NZZ
你在《蓝图》中写道，当你和祖父一起在克里特岛参加一场狂热的政治集会时，他向你解释说领导人会同时利用人们的社区意识和仇外心理，造成不公正的感觉。人们对人性的悲观也会被利用。是什么让你觉得关于人性的描述过于消极，需要平衡呢？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人性，对我来说，不可避免的是，很多对于人性的描述都是我们生而暴力、自私、撒谎成性、信仰部落主义。我们读到过战争、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每个世纪都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这种强调人性阴暗面的倾向不仅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甚至连探索行为起源的社会学家、生物学家都是这样。我认为人性的光明面被忽视了，因为我们也有友谊、爱、合作和教导的本能。这些善良的品质必然要比邪恶的品质更加强大，因为如果每次我靠近你，你都会杀了我，或用假消息迷惑我，或者对我很刻薄，或者虐待我，那我宁愿不靠近你。这样我们就会进化成一个相互隔绝的社会。群体生活的益处一定是大于坏处的，而这些益处正是我想在《蓝图》中所强调的。弗洛依德写道，文明“通过削弱和解除个人的危险侵略欲望来控制这种欲望，并在人体内建立一种机制来监视侵略欲望，就像在一座被征服的城市里建立一个要塞那样。”他说得对吗？不，我不这么认为。的确，从历史上说，比如警察的出现，会像要塞一样防止我们对彼此做出邪恶之事，但我们不需要这种力量来找到善良的起源。弗洛依德的这段话更像是霍布斯的理论，而我更像卢梭而不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绝对政权。但我认为我们天性是善良的，这是自然选择的奇迹。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所在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其他人类呢？在生物环境或者物理环境中，细菌或者寒冷会折磨我们，而与之不同的是，社会环境是由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它也是一个选择压（译者注：Selection pressure，选择压是指在两个相对性状之间，一个性状被选择而生存下来的优势，或者说，在两个基因频率之间，一个比另一个更能生存下来的优势）选择的结果。我们顺应选择压而进化，从而变得更加善于交际。当我们在社交时，就会出现这种反馈回路。社会环境从我们当中选择最能适应的人，这些人接着又创造更多的环境。比如，我们从独来独往进化成爱交朋友。如果你不喜欢交朋友，而你又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朋友的环境下，你就不会过得很舒适。友善的人们会创造友善的社会，友善的社会又会培养人们的达尔文适应度。现在我是在总结一个更长更复杂的论点，但这就是它的要点。你在书中多处写到了其他社会动物是如何和人类一样拥有你所说的“社交组合品质（social suite）”，你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社会的进化基础和蓝图，并且突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什么是“社交组合品质”呢？我指的是通过进化形成的品性或者是能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是人类普遍存在和共同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包括：人格同一性，对伴侣和孩子的爱，友谊，社交，我所称的温和等级制度，内群体偏差（in-group bias），合作，以及社会相互学习。这是“社交组合品质”的八大特征。那么宗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类共性，不是吗？尽管宗教无疑是一个让人们共同生活的强大力量，但我没有把宗教包括在“社交组合品质”的原因，是因为信仰宗教是你一个人的事，举个例子来说，你不可能自己和自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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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动物，我们是否对自己共同的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呢？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和大象做朋友——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就能和任何人做朋友。人类和大象最后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850万年前，大象独立进化成为拥有友谊、等级制度、合作、同一性和社会学习品质的社会群体，就表明这些特征的本质是非常基本的，所有人都拥有——矛盾的是，我们在从动物身上发现这些特征时，这一点才得到了强调。如果一个基本的功能性社会有一个经进化形成的蓝图，这种蓝图是我们基因遗产的一部分，为什么还会有社会失败呢？当“社交组合品质”不能表达出来时，社会就会失败。这通常是因为有强大的环境或文化力量阻碍了这种表达。打个比方，人出生时就有了已经成型的身体，肾脏是其中的一个部位。但如果你感染了一些环境毒素，那你可能天生就没有肾脏。然而，这种缺失与人类天生就有肾脏没有任何关系。
史塔西的秘密监控：当时从西德寄往东德的邮件包裹均由史塔西开包进行搜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其存在期间，有约60万人曾为史塔西服务，与纳粹德国时期为盖世太保效劳的人数相当。史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 CNN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某些社会中。比如东欧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总部设在东柏林。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编者注），该组织的出现限制了人天生待人友善的能力。如果东德有一半人口是告密者，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和任何人交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被出卖。生活在城市中，我们的社交能力是否不断在上升，还是说有上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交能力有上限。我们在不断地变得更加社会化，但我认为尽管城市本身可能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就像我在《蓝图》中猜测的那样，既然很多人生活在城市里，那么城市作为我们的文化产物，可以反过来变成一种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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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基因与文化同进化：在过去的3000到9000年里，我们驯养了牛和其他产奶动物，因此奶制品很容易获得。这时我们当中那些天生就能消化动物奶的人就占优势了，而这一特征原本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我们以前只喝母乳。换句话说，牛的驯养形成了我们的进化轨迹。我觉得城市的发明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免疫系统、认知系统中也有某些类似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城市中比在郊区中更能发挥用途。事实上，大城市是我们自然环境的一个特点，在城市中生活可能会让人更聪明。我不是说城里人就比郊区人更聪明，而是说我们某些认知能力在城市、或是在人口更密集的地区会更有益处。
1954年美国科幻电影《X放射线》（Them!）剧照。© 豆瓣电影
然而，我认为即使我们没有发明城市，我们也会变得高度社会化。有些人，比如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 Wilson）甚至认为在几十万年后，人类可能最终进化成为真社会性昆虫，有着不同等级的繁殖者和非繁殖者。这对我来说太具有推测性了，但我不认为我们的社会化有上限。你引用了心理学家B·F·斯金纳（B.F. Skinner）小说《瓦尔登湖二号》（Walden Two）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鼓励人们用进步的眼光和实验性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习惯和习俗，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你认同这种观点吗？并不完全，但我确实同意保持好奇和勇于尝试是有好处的，我会鼓励人们成为冒险者，在这点上我一点也不保守。小说里描述的那种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实现，其原因有很多，部分是因为它摒弃了某些“社交组合品质”。如果我们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又为什么需要个人身份呢？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是进化的奢侈。每个人的容貌都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这对社交生活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容貌传达个人身份。我们不仅有不同的面孔，而且你可以从一大堆面孔中分辨出上千张不同的面孔。这种基因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社交组合品质”的特性要求我们能发出自己独特的信号，并识别不同个体。一个婴儿需要向他的母亲发出信号，“我是你的孩子，快来喂我，不要错喂了别人。”或者你对我很好，我希望能够特别回报你的善意，但我首先要记住你是谁，从人群中认出你来，然后才能在以后对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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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个体感往往会被压抑。例如，你在书中解释到群体内偏向或者部落感是如何导致去个性化的。在那里，自我将变得不那么突出。这样既有好也有坏，它能让我们变得更高尚，更自我牺牲，但也相当可悲。我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现在来看，这也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对吗？这会导致我们对自己的群体过于认同，以至于妖魔化其他群体。这是我十年来思考人类自然中发现的最令人沮丧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往往仅喜爱自己的群体，而憎恨别的群体呢？有些人认为爱与恨是并存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群体外中立来发展群体内合作。但群体内的爱和群体外的恨似乎无法分割。在这方面做过很多针对小孩子的实验。比如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给一组3岁的小孩随机分配不同颜色的T恤，那孩子们就知道这些颜色与任何个人行为无关，然而当你特意给不同孩子分配不同颜色的T恤，他们就立马会讨厌与自己颜色不同的孩子。比如蓝色T恤的小孩是坏小孩，应该受到惩罚，他们不应该得到任何玩具。（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13287/）这太疯狂了。你只是稍稍触碰了人性的表面，就看到人类这样的品性。目前关于群体融合的文献很复杂，其结论也常常令人沮丧。遗憾的是，并不是把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就能提高人们对于人性共同点的认识。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可能取决于环境或者是人口混合比例。有些研究表明，群体融合增长了群体之间的认同感和同理心，而有些研究则呈现相反结果。我在《蓝图》中做了些总结。令人非常沮丧的是，通过分离人群，我们既可能减少种族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增加种族之间的冲突，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分离的定义，这个群体的性质，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12600/）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69929/）
这其中可能有很多重要的因素。如今日益加重的部落主义对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如果我们想要减少部落主义，就需要更好的去理解其中原因。一个不被人所知，或者说是平庸长寿的一生，以及一个被大众所铭记、短暂光辉一生，哪一个更有价值？在关于公共成功的部分你写道，“只有信仰与现实的深度接触，才能治疗社会混乱和猜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另一种遗留下来的古代智慧，解决断联的方法就是进行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来自于信仰，可以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观察。换句话说，如果你对某件事持有怀疑并且想结束猜测，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心怀信仰，要么试着去发现真相，消除你的疑虑。
2019年2月4日，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和伊斯兰教逊尼派地位最崇高领袖、埃及开罗阿兹哈清真寺（Al-Azhar）大伊玛目泰耶伯（Ahmed al-Tayeb）共同谴责了一切歧视宗教少数群体的行为，两人还呼吁博爱和信仰自由。© LSE Blogs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的。混乱和疑虑的社会又为铁腕人物的诞生提供了背景，是吧？铁腕人物做了什么？他们说，“我凭一己之力就能拯救你。你迷失在了荒野，而我知道方向”——通往富有、上帝或是安全的方向。这对于那些迷茫的人来说很有诱惑力。如今美国部落主义日益严重，我在《蓝图》中分析了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维埃政府的衰退有关。一个更大的威胁可能使昔日的敌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此时，谁属于我们这个群体，这个容纳度会大大增加。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导致了美国国内相互对立的情势，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共同的敌人了，正如亚历山大大帝发现没有更多的世界让他去征服了那样，缺少共同的敌人导致我们互相残杀。首先，这在政治上是不健康的，会损害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这也与我自己的愿景不一致。我认为建立文明的一个明智方法就是强调我们的共同人性。我们如何确保在当今这样一个进化后的新颖社会中表达“社交组合品质”?我认为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而在这个社会里，核心价值观是围绕着“社交组合品质”的：爱，友谊和教导。顺便说一句，言论自由属于教导范畴。因为，为了能够互相教导，我们必须要相互交谈，相互讲真话。事实上，自由和公开言论是我们财富和民族尊严的来源之一。这是开国元勋所预见的。我们要有区分真假的能力，否则我们只能传递谎言，这起不了作用，现实才是最终的主宰。
我们无法应对气候危机也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混乱和怀疑。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合作的本能?如今，我们社会干预的规模要小得多。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实验室做了很多实验，我们研究了合作的条件，以及群体大小对合作的影响。当你的合作对象规模更大时，要保持合作就很难了。你可以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促进10人、100人、甚至1000人的合作，但当你开始要求100万或10亿人的合作时，就会变得困难得多。例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最近对我的书进行了评论，让我感到非常受宠若惊。他把书中的观点与一些全球性威胁联系起来，比如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合作，而这种合作是难以达成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核心是人口“增加结构”，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但每个人都与另一个人有联系，而另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有联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增强了。实际上，这种干预对促进合作非常有益。这在动物王国中很少见，但在人类中很常见。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这么做，还有大象、某些鲸类也会这么做。我们进化成具有与陌生人交朋友、与人为善的能力，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能力能够加强合作，或是与合作能力共同进化。如果我要你对这世界上所有人友善，你可能不会这么做，但如果我要你，要所有人对自己的朋友友善，那么突然间，所有人都会比以前更加善良了。把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形成一个社交圈，圈子中的友善程度就会上升。如果你不是一个陌生人，那么我更有可能对你产生看法，无论好坏，但重要的是，敌对关系会远远小于正面的友谊关系。你的社会本善论点，与那些关于美好生活的史料记载有什么联系?我所说的是一系列史前力量。人类社会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我本可以让书里的论点都和人类社会有关。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启蒙运动促使美好生活的出现，这也是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所争论的：启蒙运动带来的哲学、科学和技术创新使所有人都生活的更加安全、长寿、健康，而这种影响现在仍在继续。但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依赖于历史力量来记录美好生活。这种更深刻有力、更古老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好生活的起源和意义，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历史纪录来联系彼此。当和一个陌生人交谈时，所有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似点有多少。当社会发展与我们的进化本能相背时，我们应保持谦逊。当我完成这本书时，我说道，“幸运的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利用任何这样的权力。人类进化史的弧线很长，但总体是向好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想法，且现在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想法。文/Brian Gallagher
译/Rachel
校对/Sue
原文/nautil.us/issue/75/story/humans-are-wired-for-goodnes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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