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上台前的性学观察者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右）与他的伴侣李兆棠（1907-1993）。赫希菲尔德曾于上世纪30年代去中国讲学，认识了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医科的李兆堂。© wikimedia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于1935年5月14日在流亡中逝世，这天也是他的67岁生日。但在此之前，这位德国性学家已经至少两次亲见自己的“死亡”：第一次，在早期魏玛时期的慕尼黑，他被一群极右翼暴徒袭击，养伤时竟然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讣告；第二次是在数年后纳粹掌控德国不久之时，赫希菲尔德正在外流亡，却看到了第一次大焚书的新闻短片。纳粹冲锋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付诸一炬，还宣称他已经死亡。

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书的新闻短片。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是犹太裔，于1868年出生在科尔伯格的普鲁士水疗小城，但是那个因其性差异研究而激怒无数同胞的赫希菲尔德在更晚时候才“出生”：那是他的29岁生日——1897年5月14日，他在柏林行医时创办了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当时德国处于威廉二世的统治之下，文化上十分保守，这个委员会却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性恋活动组织。正是通过这个组织，赫希菲尔德日后成为了性与性别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在宣言中号召启蒙公众，其首次重要产出是1899年的《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ue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这部年鉴此后每年发行，一直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总量超过11000页。该年鉴以严谨的学术口吻直截了当地宣称同性恋为天生，同时梳理了同性恋性取向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当代现状进行分析。

年鉴的第一期以赫希菲尔德亲自执笔的一篇文章开始，还附有一份读者调查，问题包括“你的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有血缘关系？”、“你能解释为什么自己会产生非正常感受吗？”、“你的耳朵是大还是小、是否突出、是否脆弱？”等等。年鉴还收录了一项勒索者研究、一篇宣告普莱登（Platen，一位19世纪诗人）出柜的文章、以及一份由数百位知名人物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号召废除《德意志刑法典》（German Criminal Code）中臭名昭著的第175条即所谓“禁止男性之间反自然的通奸行为”。

赫希菲尔德毕生都在为推翻第175条法案而斗争，因为后者不仅仅威胁到他个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生活；作为一个医生，他也看到第175条如何对许许多多男性造成沉重打击，让他们生活在羞耻和恐惧中，成为勒索者的猎物。毕竟，谁会向当局举报“双方均知情同意”的性行为呢？但请愿书上的签名表明，支持废除此法案的呼声可能比想象中更高。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法律改革的政治家，尤为可贵的是他声称男同性恋者数目众多，且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分布。

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赫希菲尔德更加清楚了，他是与世隔绝的学术界的完全对立面。他深入到社会中去，积极参与人们的生活，而普通人的生活正是他书写的东西——不仅仅局限于男同性恋者，而是整条性向光谱，包括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异性装扮者等等。他走出去又回来，对看到的东西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又带着他的发现回到公众面前。赫希菲尔德的朋友、作家艾勒泽·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hueler）称他为“告解神父”，然而在他保守封闭的同事及主流群体看来，他的越界行为玷污了告解（或者具体来说，学术）这项活动的神圣性。

赫希菲尔德的实验室是生活着酷儿的柏林，包括这里的舞会、酒吧等等。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是德国众多城市中心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它于20世纪早期就成为了一个大都市。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柏林迅速扩张，增大为开始时的20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伦敦、纽约和巴黎可以与之匹敌。无论是早已定居于此的“柏林人”还是新来者，柏林既可以为他们提供物质性机遇，也为他们带来改变或展示自己的希望，它可以为那些展露真实自我的人提供友好的回应。

最晚从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统治德国起，柏林就一直存在同性恋地下群体，这在奥地利作家乔安·弗里德尔（Johann Friedel）于1782年出版的作品《关于柏林浪荡子的书信》（Letters on the Libertinage of Berlin）可以一见：他在其中愤怒地描述了城中为男同性恋者开设的妓院。到了赫希菲尔德之时，柏林警局局长利奥波德·冯·米尔沙特·胡勒塞（Leopold von Meerscheidt-huellessem）并未与城中数目庞大的性少数群体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采取了观望、中立的政策，这是一种自信且多样的亚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然而，柏林的发展太过迅速，快得让这个城市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汉斯·奥斯特瓦尔德（Hans Ostwald）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作家，比赫希菲尔德小几岁，意图记录这座城市最遥远的边界。结果，他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城市经验记录——《都市记录》（Metropolis Documents）。这套记录以1904年出版的《柏林的黑暗角落》（Dark Corners in Berlin）为开端，后者由奥斯特瓦尔德亲笔写就，描绘了柏林的流浪者们；又于四年后以埃德蒙德·埃德尔（Edmund Edel）的《新柏林》（Neu-Berlin）结束，这是一场耀眼崭新、富丽堂皇的狂欢，以五十一次重版的体量满足了文化中产阶级（Bildungsbuergertum）贪婪的好奇心。

总体来看，《都市记录》是对一个遥远之地的扼要研究，围绕每个主题都扩展出一套精装的丛书，各有五本的体量。《都市记录》的意义在于，它描绘了现代都市生活的陌生层面，尤其关注非特权和边缘化群体，如妓女、流浪者、单亲妈妈、赌徒、酒鬼和罪犯等等，但与此同时它也没有遗漏那些公务员、教师、女裁缝、音乐家、演员、运动员和银行家们。这套书四分之三的标题是有关柏林的，有些会些微离题到汉堡、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当奥斯特瓦尔德试图描绘这座德国首都中性叛逆者的生活时，他选择了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

1904年的那期《都市记录》可谓这套书中最为成功的一册。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其他作品能像赫希菲尔德的《柏林第三性》一样，尽管尘封已久却仍然能与时代如此贴近。当然，《柏林第三性》并非“前无古人”，它甚至不是赫希菲尔德首次在作品中使用“第三性”这个词：在20世纪初期他就出版了一本受众甚广的小册子，名为《关于第三性人们应该知道些什么》（What People Should Know about the Third Sex）。

那时，“第三性”这个词只是一个为了便利而使用的标签，此时赫希菲尔德的研究尚未对性别（gender）与性（sexuality）进行区分，甚至将二者与生理性征混为一谈。在后来对性吸引力进行研究时，他很快选择了所谓“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并宣称无论位于哪一个极端——即完全异性恋或者完全同性恋——都只是例外而非常规，这种观点比后来的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早了几十年。

当然，赫希菲尔德并非孤身一人：当时有许多德国研究都探讨了“第三性”概念（虚构、非虚构皆有），只是关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并未达成一致：是指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吗？是跨性别者吗？是否包括解放后的女性？对于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赫希菲尔德更加偏爱的称谓是“Urning”（源自“Uranian”即“乌拉尼亚的”），但显然，后来他选择了“第三性”这一更加时髦的表述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

读者们确实被深深吸引了。通过《柏林第三性》，他们仿佛进入一场盛大的舞会，其中各种格格不入、偏离常规的人和性反叛者们在社会和法律的边缘狂欢。这里有“一望而知是同性恋的王子、伯爵和公爵聚集在一起”讨论瓦格纳，有“黑眼睛的卡门”在只允许女士参加的舞会上“对骑师进行性挑逗”，有戏仿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的异性装扮戏剧，有犹太裔的女同性恋者在城北的咖啡馆里一起玩国际象棋，有一群群男同性恋工人在做针线活之前聚在一起说长道短，还有一位俄国男爵给蒂尔加滕公园（Tiergarten）里的妓女发放救济金。在一座运河边上的酒馆里，从附近军营过来的士兵会遇到心甘情愿为他们埋单的男同性恋者。寂寞而躁动的人们散发加密宣传品，只为了让这座辽阔的大都市变小一些。

不错，《柏林第三性》中有痛苦，有绝望，有自残和自我放逐。但它同样展现了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一个有趣的柏林。今天我们阅读赫希菲尔德的报告会感到一种触电般的认同感。报告里长夜不息的派对、泛性的变装舞会、坎普式和舞台式的人物，以及那些复杂的交流暗号、层层叠加的讽刺、对流行文化的指涉，都使得它看起来像一次华丽的彩排，形形色色的人物穿着上了浆的戏服，上演一场现代西方酷儿生活的戏剧。对于当时异性恋取向的读者先生和小姐来说，所有这些新奇、陌生的东西都让“性转者”亚文化保持在一个舒适的安全距离之外。

例如，《柏林第三性》中有这样一段：

赫希菲尔德这部短小的作品仿佛具有一种神奇的炼金术效果。他取来满含欲望和蔑视的合金，将其转化为启迪心灵的贵重金属。当他从无窗的酒吧里令人屏气凝神的邂逅转而描述日常生活中爱意洋溢的同性伴侣关系，故事的焦点就由新奇怪异变得熟悉亲切了起来。

《柏林第三性》里的情侣都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处理，他们的性别问题就将被推向边缘而失去重要性。这就好像赫希菲尔德引诱读者观看一场怪奇秀，然而最终那位留着胡子的女士只是在刷牙。在《柏林第三性》里，你看不出赫希菲尔德曾经在性诊疗领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其实是他作为作者精心考量之后的决定，能够让这部潜力巨大的作品更加贴近当时的流行文学。

赫希菲尔德试图描述那种使许多酷儿的生活笼罩在阴影之下的悲剧，但他的遣词用句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或许过于煽情。例如，在描写一次圣诞节同性恋者聚会时，他这样描述会上的人内心的沉思：

但是，这种过于多愁善感、稍显矫揉造作的风格却让他的报告更容易走近一般读者，这种风格也反映出赫希菲尔德对于这一主题的情感投入。除了《柏林第三性》之外，赫希菲尔德还为奥斯特瓦尔德的《柏林记录》系列撰写过一部《柏林的咽喉》（Die Gurgel Berlins, 1907），这部作品探讨了柏林的酒精问题。和《柏林第三性》中那种饱含趣闻轶事的行文风格不同，《柏林的咽喉》收录了许多事实数据，并在总体上对所探讨的问题保留有足够距离（赫希菲尔德自己几乎滴酒不沾）。

《柏林第三性》的大部分篇幅都在探讨同性吸引问题，但其中也提到了那些并未按照生理性别生活的人，例如有个人被赫希菲尔德称作“X小姐”，他的合法身份为女性，却因外表男性化引起公众的注意，私下里更是全然像个男人一样生活。赫希菲尔德察觉到对生理性别的抗拒使得这些跨性别者受到抑郁困扰，甚至出现自杀行为。在此，赫希菲尔德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他公开承认跨性别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历史合理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他后来为这些人提供的医疗救助更为重要。

《柏林第三性》的结论、赫希菲尔德此次伟大征途的庄严宣言，是以毫无矫饰的公平和正义为科学和情感加冕：“为了避免误解，我郑重强调，同性恋者的这些需求不过仅仅是成年人之间彼此经过自由知情同意后会做的事情罢了”。他还明确谴责了针对第三群体（包括少数群体）的暴力和侵权行为。在《柏林第三性》里，赫希菲尔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酷儿的历史图像，他还在图像上某个位置按下一颗图钉，而整个西方社会要在一个世纪以后才能到达图钉所指示的位置。

在《柏林第三性》写作出版之时，早期同性恋运动的分裂使得赫希菲尔德与脾气乖张的活动家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针锋相对。阿道夫认同马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主要研究黑格尔派的社会异化和自我意识概念。编者注】的“个体无政府性”理论（这是一种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他还对爱欲式的指导关系感兴趣，这种关系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希腊时期。1896年，布兰德创建了世界上首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期刊《自我》（Der Eigene），这部期刊称不上是一次解放运动的“发声器官”，它只不过是邀请人们进入一个秘密集体，出入这里的人都要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大都为男性精英。

在二人的争执中，布兰德自封为纯洁的“日耳曼式”而将赫希菲尔德斥为堕落的“东方式”，随着赫希菲尔德作为性少数群体研究权威的名声日益高涨，这种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息。

赫希菲尔德对于长久以来所谓“正统”的质疑使得社会各界十分不安，那些老顽固们把他的工作与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分别由外和由内发起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场犹太人的大阴谋，要推翻正直的市民们一直以来珍视的一切东西。

1907年，以赫希菲尔德在所谓“哈登-奥伊伦堡丑闻”（Harden-Eulenburg Affair）审判中作为关键证人出席为标志，这场反犹太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该审判的焦点是皇家阶层内部的同性恋问题。

在当时的一幅讽刺漫画中，赫希菲尔德被丑化为一个大喊大叫着擂鼓的形象。他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主流传统的公然冒犯吸引了公众对同性恋的关注。他宣称，同性恋是一种身份而非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行为，是一个终点而非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选择；另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样，他告诉人们同性恋现象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普遍得多。

社会各界失望地看到，他们以往那种用以自我安慰的幻象破灭了：性方面的与众不同并非是怪异和反常、并非是懦弱性格导致的罪恶行为，也并非只在远离公众的“别处”存在。

对于整个德国在性与性别方面的焦虑来说，赫希菲尔德好似一根避雷针，吸引了所有闪电，但他并未因此退缩却步，在1910年出版的《异性装扮者》（Die Transvestiten）中，赫希菲尔德进一步审视了性别焦虑症和情欲化异性装扮现象，将“transvestite”（异性装扮者）一词推行至世界范围。1911年，他又与女性主义者海伦·斯托克（Helene Stoecker）合力，成功阻止了第175条法案波及女同性恋群体。

赫希菲尔德十分鼓励人们在性别与种族领域接受差异和不同，然而对于那些所谓“基因低劣”的个体，（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他的态度却不够开放包容。1913年，赫希菲尔德参与创立了性学与优生学医疗协会（Medical Society for Sexology and Eugenics），将优生学作为应对遗传性疾病以及提升社会福利的途径。相较而言，赫希菲尔德并不像他的一些同事那样极端，后者主张由政府颁发健康证明以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成为父母，例如，他们认为酗酒者应被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可能将自己的酒瘾遗传给下一代。

而赫希菲尔德则主张，更好的办法是号召订婚夫妇之间共享彼此的病史。除了优生学研究，赫希菲尔德还不幸误入了“退化特征”研究这条歧途，认为某些身体特征如面部不对称性等可以用于预测遗传性疾病，防止这些病症遗传给下一代。后来，纳粹开始大肆推行优生学，此时赫希菲尔德才终于意识到优生学的潜在隐患以及实际危害，转而坚决拒斥该理论。

另一方面，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赫希菲尔德一直在柏林的性学研究学会提供医学诊疗，这种实际工作甚至比他的理论工作更为先进。在这里，他为性少数群体创立了一套术语体系，帮助消除大众对他们的偏见和禁忌，还为病人提供实际的医疗干预，例如，他为那位著名的“丹麦女孩”莉莉·艾尔比（Lili Elbe）做了前沿的外科手术、激素管理治疗甚至是毛发去除手术。

赫希菲尔德认为，同性恋群体的解放不可能在变性人未得到认可的情况下实现（虽然他并未使用“变性人”这样的术语），同时他还坚信，如果没有女性主义这二者都会成为空谈。为此，赫希菲尔德不知疲倦地投入女性主义运动中，不惜一切手段——不管是请愿、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书籍还是参与国际讲座或主题电影——让大众得以启蒙。

爱伦娜·曼西尼（Elena Mancini）在于2010年出版的传记《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的性自由追求》（Magnus Hirschfeld and the Quest for Sexual Freedom）中认为，在对争议性热点问题的关注之外，赫希菲尔德其实毕生都在追求一种宏壮的理想主义。举例来说，赫希菲尔德年仅16岁时就写过一篇名为“对一种世界语言的梦想”（Dream of a World Language）的文章。在20世纪初期，他还是柏林一个无政府乌托邦主义社团“新团体”（Neue Gemeinschaft）的一员，该社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汉斯·奥斯特瓦尔德、艾勒泽·拉斯克·舒勒、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uehsam）、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这个社团代表了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一派极为深刻但少被认可的激进思想。社团成员都是来自“未来国”（Zukunftsstaat）的流亡者，所谓“未来国”类似香格里拉（Shangri-La），即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之地，只要拥有正确的坐标就能够到达。

最终，赫希菲尔德通过他那著名的性差异研究达成了多样中的统一，通过号召废除阶层与特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对阵。

因此，当法西斯在德国成为政治主力之时，赫希菲尔德不仅仅由于身为犹太人、由于替同性恋群体辩护而面临危险；事实上，在几乎所有人类关系上他的观点都与纳粹主义截然相反。

所幸，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时，赫希菲尔德已经身处国外。他从此没有返回德国，却在有生之年看到纳粹进一步收紧了第175条法案。该法案直到1994年两德统一之后才被彻底废除，然而此时距离赫希菲尔德去世已经过去了近60年。

2017年，在我准备《柏林第三性》的翻译及出版工作时，德国议会通过了婚姻平等法案。假如赫希菲尔德泉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然而，作为世界公民的他也会看到，现在一个同性恋者可能能够成为首相【这里可能指的是贝泰尔（Xavier Bettel），卢森堡首相】，也可能在小镇广场上被人投石至死，结果只取决于他恰好出生在哪里。环顾全球，反动势力正欲死灰复燃，吞噬我们历经艰辛才取得的进步。在当下，赫希菲尔德的工作只会显得愈加重要，他对于接受和包容的强烈呼唤愈显迫切，他对于差异的尊重也愈加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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