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见证人（下篇）

文 | 沈嘉蔚

谨以此文纪念一百年前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先生及其挚友

卢沟桥的炮火撕碎了青岛海滨的安宁。青岛大学的文化精英拖家携口立即向内地疏散。仲纯率全家带了十几个箱子挤上了去上海的轮船，一路大风大浪，连船员都在晕船呕吐，只有仲纯和宛生来回照料病人。

上海有老朋友丁西林来码头接回他家暂住。丁夫人非常喜欢两姐妹。丁西林是出了名的跨界天才。他自制了一排大小不同音律完整的木鱼，在上面上敲出乐曲来，把宛生乐得癫狂，随节奏起舞。

他们有幸赶在“八一三”战火点燃之前就溯江而上回到了安庆，在邓石如留下的故居白麟坂的铁砚山房安下家来。但是淞沪战役之后日军挥师西进。邓家与许许多多不愿意留在战线那一侧当亡国奴的人家一样，在第二年再度逃难。先是到了武汉，继而入川，最终落脚在重庆上游的江津。

战乱可能让译生更加恋家，却给爱“颠”的宛生提供了出外闯世界的大好机会。安庆是她父母的故乡，两大家族，七姑八姨，表兄弟表姐妹一大堆。正是青年人爱国热情爆棚的年代，东洋人打进来杀人放火，保家与卫国合为一体。革命与爱国也不分彼此了。

半年前陈独秀在南京狱中听到西安兵变老蒋被扣，一时涕泪交加洒酒祭儿，但是到了圣诞日蒋委员长脱险归宁，狱外彻夜炮竹声不断，政治老手陈独秀立即清醒地判断民众的大多数是拥护国民政府的。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其实也清楚。因此他促使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以牵制日本军国主义不将战火烧向苏联。

话说踢走了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年乔年的幸存战友的努力奋斗下，十年内战，万里长征，在陕北延安重新扎下根来。七七事变一起，遍布全国的中共基层组织立即活跃起来。这次与大革命时代相似，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

在安庆桐城，这个中共草根组织，正好就是由方家的一伙兄弟领导的。其中的方珂德是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后来回到桐城老家领导当地的中共抗日活动。双胞胎哥哥方琦德在11月奉命先回安庆，组织各地回乡学生成立了“安徽省抗敌后援会流动宣传队”，宣传抗日救亡。

他们的小兄弟方琯德与邓宛生同年，按大排行宛生称呼他为“七哥”。七哥带上宛生立即成为积极分子。方令孺的女儿庆珣也跟他们在一起。宣传队走上了街头。他们演出了流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琯德演爷爷，宛生演孙女，这一对十六岁的表兄妹就此开始了他们各自贯穿一生的戏剧表演生涯。

不久，南京失守，安庆危急。宣传队改组为抗日流动工作队从安庆出发北上，经桐城，舒城，霍山，到了六安，深入到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桐城时宛生的外祖父方守敦接了她去自己居住的勺园小住。勺园是曾国藩留给方家的房产。方令孺的故居就在勺园。方令孺在抗战爆发后带领两个女儿回到勺园住在凌寒亭，参加了琦德珂德兄弟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

宛生随流动队抵达桐城时，住在三舅娘的家里，方守敦闻讯赶来。在宛生的记忆里，只见一位身裹蓝绸面子大红里子斗篷的老人急急进屋，口里说着：“宛生呢？宛生回来了吧？”一把紧紧抱住宛生就不放开，哭了起来。他很宝贝自己的这个外孙女儿。在勺园宛生又见到了方令孺和她的女儿。后来她去了重庆到剧校和复旦任教。她的女儿庆绚庆纹都参加了中共。

流动队离开桐城继续向大别山进发。沿途凡经过稍大的居民点就停下过夜并开展宣传活动。全队共三十二个年轻人，政府派了一位队长，发给每个月两百元活动费，包括了队长四十元的工资。队员都由自己家里资助，自己付饭钱。一路都是睡在学校或者庙宇里。各人自背着行李铺盖。

宛生记得自己年龄虽小，却擅长打行李，每次开拔她都会帮多达五六个队员打行李。全队只有一辆独轮车装着宣传用具及辎重，由一位姓王的工友推了随行，有时还坐上累病的队员，宛生也坐过。老王还是伙夫。那个派来的队长吃不了苦，中途离队走人了。方琦德成了实际的负责人。

方琦德在流动队里建立了中共支部，发展了党员。琯德宛生都是被发展的对象。宛生是流动队里年纪最小的。她有音乐天赋，唱得好，招人喜爱。琯德对宛生萌生了爱意，宛生心里矛盾，她很信赖这个几乎同龄的小哥哥，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份情爱。

过了霍山，就是土匪出没的地区。每当流动队演出时，观看的乡民里面就混杂有土匪，他们跟了一路，观看剧情时都知道后面的故事怎样进展。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冲入流动队驻地镇子将队员们每两人捆在一起，强迫用自己的脏衣服换走所有队员的棉衣，掠走了他们的现金。因为得知流动队没有他们渴望的枪械，便把队员的钢笔文具掰断毁损。

在镇子里抢掠完毕后土匪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个小头目主张将队员带走做人质可以坐收赎金，而匪首居然是一个女人，漂亮帅气，英姿飒爽，手持两把盒子枪，系着长长的红绿飘带。她认为从这些人身上弄不到多少赎金，三十几口人拿什么喂他们？她主张放人。最后女匪首的主张被采纳，土匪便撤走了。总算有惊无险。三十几个人里只有宛生的三十八元钱因为藏得好而幸免，她都交给了方琦德。

第二天强行军一百里赶往六安。半途宛生去向沿路老乡家讨饭，用衣服兜了回来分给大家吃。到了六安后得到了章乃器的支援。章乃器其时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了安徽财政厅长。他与中共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得知流动队的被劫，立即募捐买了棉衣棉裤，在六安发给全体队员。队员们在那里受到欢迎，吃好住好，得到了休整。

这次遇险，给宛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后她出演双枪老太婆的角色时大获成功，就是因为她见过真正的双枪女司令是什么样儿。据说这位女匪首是前任大匪首的女儿，所以镇得住众匪。过两年得知那支土匪加入了游击队打日本去了。可见流动队的演出他们没有白看。

在大别山地区已经是传统会道门红枪会的地盘。流动队演出时的观众有大量的红枪会员。他们同时也是普通纯朴的农民。流动队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了不做亡国奴的道理。

流动队有一架收音机。他们把每日电台里播报的战况新闻写出来印发给村民们。他们号召红枪会的弟兄们组织起游击队，一旦日本鬼子打过来，就不让敌人安稳。村民们的响应非常热烈。年轻人们高喊着：“打日本！我们去打日本！我们要到前线去！你们带我们去报名啊！”

就在这个时候宛生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没法行军和演出了。琦德决定派琯德等二人送宛生回家里。他俩就此离开了大别山。当时安庆已是前线，家庭已经西迁。

他们直接到了汉口，安徽流动队里有两位队员的哥哥名叫杨西光，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是“一二九”学运的大学生，此时任原东北军49军105师师部秘书，他来到他们落脚的客栈接上了头。在那里琯德被吸收入党。杨西光为他们找到了一条开往重庆的伤兵船，溯江而上直达山城。船上伤员和尸体混杂，非常凄惨。宛生是全船上唯一的女性。

两天两夜的航程，除了忍受饥寒之外，最大的难处对于宛生而言是上厕所。厕所位于船尾。她必须在血污狼藉的担架和不知死活的人体之间挤到船尾，而厕所里还有倒毙的尸体。这是她真正经历的战争。当然后来在重庆还经历了大轰炸，那时她已经不再害怕。到达重庆后住在两路口宗白华家，知道了仲纯一家已经在江津安顿下来，宛生便立即坐轮船前往。 

 邓宛生在江津延年医院父母家，摄于抗战初期

南京早在七七事变开始便遭受日机轰炸。有一次八枚炸弹扔到了老虎桥监狱内外。独秀的牢房屋顶坍塌。在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释放了陈独秀等全部托派囚犯。独秀甫出狱即一面要驳斥国府谎称其“深自悔悟”，一面又要抗议关于托派是日本汉奸的造谣污蔑。他经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老朋友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向延安传递了支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意向。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都不会接纳他的。前者要求他公开承认错误并抨击托洛茨基；后者认为他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机会主义。所以最终他既愤极而说“我与托派无关”，也拒绝低头重回中共。陈独秀最终独秀于江湖，宁肯孤家寡人独自拖家带口，十个月后从武汉来到重庆。

在独秀暂居于汉口的1937年12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原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坐了苏联飞机经由新疆飞回延安。王明虽已得斯大林面示要他尊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但是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依然举足轻重，毕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见风使舵的康生不久便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因为他得知后者决心与江青结婚，而与此同时他当年在中共特科的同事们纷纷写信揭发江青有历史污点，甚至总书记洛甫也出面反对老毛的婚事，于是他站出来为江青背书。原来他俩是山东诸城同乡。当江青还是一个名叫李进孩的小丫头时他就见过她，那时李姑娘的母亲在张姓大地主家帮佣。张家大少爷在1925年参加中共，改名康生，后来成为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骨干。回到延安后出掌中共社会部，相当于斯大林倚重的叶若夫与贝利亚。

王明与康生在苏联的最后两年正值斯大林大肃反的高潮期。托派是肃反的主要对象之一。一旦认定杀无赦。趁此机会他俩已经将在苏联工作的与之有过节的中共党员交给了苏联内务部，非杀即关。其中包括了李立三和中共创始人之一杨明斋。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也死不见尸。他俩此行回国，一到新疆即将一份名单交给时已加入苏联共产党的新疆王盛世才，称这批人都是托派，必须立即押送莫斯科。其中包括1920年与陈独秀一起建党的俞秀松等。不久俞秀松即被送到莫斯科处决。

王明在延安告诉张国焘说，西路军主要领导黄超和李特已经被他下令在新疆枪毙。这两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张闻之大惊，遂出逃汉口脱离了中共。张国焘在汉口会见了陈独秀，提议建立新党，被独秀一口回绝。

却说邓仲纯和一直在安徽办教育的四弟邓季宣两家人先后一路逃难来到了重庆上游的江津落下脚来。邓季宣是从汉口带领两百多位安徽中学师生来到重庆的。教育部指示他在江津德感坝筹办国立安徽二中，不久改名为国立九中。一时间江津县挤满了安徽人。

仲纯先到一步，他在江津结识了当地绅士邓鹤年（蟾秋）、邓燮康叔侄并一道对了家谱认了同宗。邓氏叔侄在江津有房产也有号召力，他们可说与一生豪爽助人的邓初完全是同一类人。他们将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的房产无偿提供给仲纯开办了延年医院。

一时患者甚众，仲纯对患者里的邓姓族人免费，收入并不好，但是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医院是两层结构，备有八个床位供病人使用。后面有旁院可居家。这时仲纯发信给独秀邀请他来江津同他家一起生活。

 江津时期的邓仲纯邓季宣兄弟

事实上独秀夫妇和大姐一家就是搭了运送邓季宣带领的安徽学生和难民的民权轮来到重庆的。他在重庆与先到的陈松年一家和嗣母会合临时落下了脚。接到了仲纯的邀请，独秀连一天都不愿意等，立即携潘兰珍买了船票登轮兴冲冲赶到江津。

那一天是1938年的8月3日，烈日当头。却不料仲纯因为不知他们今天就到，没有和夫人关照一声就出诊了。待独秀雇了挑夫寻到延年医院门前敲门，方愫悌竟闭门不见。

按独秀的脾气，应该是立马回重庆去。无奈一堆行李不好办。挑夫看出他为难，说自己隔壁也有一位下江人，可请他帮忙落脚。结果一会面竟是老朋友方孝远。于是被介绍进了方孝远落脚的客栈国家公馆投宿。

其实这个国家公馆也是邓氏叔侄介绍给仲纯的，因此住满了方家邓家的安徽逃难人家。老板一闻独秀大名，立即腾出自用的房间连同家具请独秀住入，不收房钱。却说仲纯晚上出诊回家闻说其事，怒不可遏，向来息事宁人的他与夫人大吵一架，动了干戈，又马上到国家公馆负荆请罪。独秀早已消气，十分感动，只怪罪自己没有事先函告。但考虑邓家夫妇刚刚吵架，决定在公馆住些日子再搬去延年医院居住。

那边厢邓仲纯和邓季宣继续劝说方愫悌。二人说：“我们邓家和陈仲甫是世交，现在都逃难在外，我们不帮他忙，那是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我们两家的上人。”“陈仲甫他是虎落平阳呀！他的脾气又不愿求人，人家听到他从前倡导共产主义，也不敢同他来往。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们不帮他的忙，良心上过不去呀！”方愫悌听了不吭声，但是也就不再与丈夫过不去了。

据邓季宣回忆：“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她所熟悉的陈独秀忽然不知从哪里骗来一个黄花闺女做姘头，她不能容忍收留这对老夫少妻，伤了风化。

说到这里要补几句对潘兰珍的介绍。她是一位不识字的浦东女工，大约1930年左右见到紧邻住了一位孤老头自称姓李，熟了以后互相关照，竟成了情人，进而同居。直到李老头被捕闹出大新闻，方知原来这个老先生了不得，按照当年的民调，声望只排在孙中山以下，全中国第二名人。这位潘兰珍却不在乎这个，继续尽她所能跟了老先生过日子，穷得丁当响。女工本色，吃尽了苦头没有一丝怨言。最终只比老先生多活了七年。

独秀住进国家公馆两个多月后，邓仲纯邀了他和柏文蔚，台静农父亲等老朋友在他家有过一次很开心的聚会。如前所述，这帮子老哥们都是从反清反袁两场革命中建立的生死情谊。台静农是小辈，但文名在外，在青岛一年已经同仲纯结为酒友。他与其父已经在江津上游不远的白沙定居下来。不久就请独秀前往吟诗写字散心。

话说独秀在国家公馆一住就是小半年。方家门里的少年方珪德，就是后来的名作家舒芜回忆说他逃难辗转来到江津预备就读国立九中时值1939年初，他就是在国家公馆里遇见陈独秀的。方琯德也说在国家公馆里见到本是自家长辈的陈独秀，因为自己加入了中共，要与“托派老汉奸”划清界限，故而两人打了个照面时琯德故意装作不认识，殊不料陈独秀迅即一步站到琯德面前深深一鞠躬嘲弄地道：“七少爷好！”把琯德羞了一个大红脸。可见姜还是老的辣。

方琯德的回忆录写道，上级党组织得知陈独秀到了江津居住，立即指示当地设立了中共江津特别支部，任务便是监视陈独秀的言行。中共尤其是王明出掌南方局时期对陈独秀的行止是极为关切的。另一方面据曾是北大学生的江津县长黄鹏基透露：“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

晚年陈独秀

方琯德是在1938年的夏天随母亲来到江津的。在那里他很高兴又与自己倾心的宛生相聚。打听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已经内迁到重庆，而且自己的九姑方令孺已经在那里任国文教师，琯德便一心要去报考。

宛生见有小表哥可以作伴，便也向父母要求一同去报考。方愫悌看出琯德对自己的小女儿有情意，她可不愿意让女儿嫁一个没有留洋资历的毛头小伙。邓仲纯则满不愿意小女儿去学唱歌跳舞。

但是家长越反对女儿越坚持，最终也就答应她和琯德结伴去了重庆，到底方愫悌的九妹方令孺在那里教书，比较放心。结果两人都考上了。属于第四届学生。国立剧专因为重庆频遭日机轰炸，到来年春天便搬到了长江上游的江安，这一年仲纯早年在北京内务部的老同事的儿子张骏祥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回国后因曹禺力荐而受聘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曹禺专程去重庆迎接张骏祥回江安，一时买不到舱位票，两个人在甲板上钻进了饭桌底下避雨，兴奋地聊了一路。

却说琯德与宛生进了剧校后立即受到重庆上清寺中共区委的关注，指示琯德建立了剧专支部，并且发展宛生和刘厚生入了党。宛生与琯德等人被要求做曹禺，吴祖光和张骏祥等教授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此当然后者并不知情。好在其时国共合作，军民一致共同抗日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剧专师生共同的意向，所以并无矛盾发生。

张骏祥是单身，他与曹禺一家，还有吴祖光一同在琯德家吃包饭，因为吴祖光和琯德母子还有宛生租住在同一个大院子，就在曹禺和张骏祥住所的隔壁。琯德家跟来的女佣杨嫂就给大家做饭。据说杨嫂做的扬州风味的饭菜极其可口。大院子中间搭了一个大席棚，到点就开饭。这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似乎是八九年前青岛黄县路4号的翻版。 

独秀在江津落下了脚，就把嗣母和三子松年一家和大姐一家都接到江津。邓季宣安排陈松年进九中在潘赞化的总务部门里做杂务，有了一份收入可以养家。

说起这位潘赞化也非等闲人物。他是同盟会员，柏文蔚和陈独秀的老友。前述仲纯在三十三军当军医处长时，他任该军的师长。早在1913年他从妓院为十四岁的婢女张玉良赎身为妾，证婚人就是陈独秀。他又将玉良送往巴黎留学。1930年代玉良成为名画家回国任教。郁风后来告诉过我她在中央大学就是在潘玉良画室学习美术的。

邓季宣不久继任为国立九中的校长。滞留北京的三哥以蜇将儿子邓稼先辗转送来江津的九中插班读高三，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九中所在的德感坝位于江津的长江对岸。所以季宣和稼先等师生只在周末回江津。过江时用木船摆渡，遇有风浪就很危险。

邓季宣的二女儿邓念慈就在一次过江时死于江难。邓稼先在坐轮船去重庆赶考时遇到日机轰炸，一颗炸弹就在附近江中爆炸，轮船幸免于难。

再说在安徽桐城一带沦陷后，留在敌后的方珂德成为当地的中共抵抗负责人。他的双胞胎哥哥琦德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并与方令孺的女儿庆珣结了婚。

在日军占领的桐城，他们的大家长，也就是方愫悌的父亲，宛生的外祖父方守敦面临难以避免的前景：基于他在安徽省的声望，以及曾经前往日本考察专科学校学制的早年经历，日本占领军意图推举他出任维持会会长一职。他宁死不作汉奸，就从自家后院外的城墙上一跃而下自杀身亡。时年74岁。

噩耗传到江津，国立九中安徽师生以及同乡在罗汉寺为他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陈独秀送挽联云：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宛生在桐城勺园与外祖父的那次相聚，就此成为永别。

就在1939年1月，经仲纯的再三恳请，独秀终于同意和潘兰珍以及嗣母搬进延年医院后进院子，与仲纯季宣兄弟俩家合住。三家并成一家过日子。伙食费由仲纯出，潘兰珍出力，担起全家杂务，做饭洗衣任劳任怨一声不啃。不料刚刚安居乐业，嗣母在3月下旬突然病逝。独秀以新文化非孝闻名于世，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嗣母眼盲，独秀每餐喂食之。母亡后独秀悲伤至极，接受了大姐的要求披麻戴孝，匍匐痛哭。

又过了两个多月，夏季来临。独秀喜欢在家里上身打赤膊坐在院子里乘凉。一天季宣顽皮的小儿子看着老头好玩，在他的背后摸了一下他的屁股。独秀一光火说了一句“没教养！”，恰好被方愫悌听见，长久积压的怒火就势发作出来，指了独秀的鼻子骂道：“看看你自己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还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作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三家人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子人，你一个老头子赤身裸体的转来转去，又是什么教养！”独秀听了一言不发，立即托人找到房子搬出去了。

这一段独秀被方愫悌责骂的故事是出自邓季宣于1952年撰写的回忆。邓宛生在现在的回忆里想不起来三家人如何同在延年医院里居住，她认为邓季宣基本上在江北德感坝九中工作，家人也是另租房住的。延年医院旁院的房子不大，只住了仲纯一家。

独秀过来住是住在医院空着的病房里。鉴于她完全不知道邓季宣二女儿死于江难的故事，我认为她从1938年秋考入剧专以后就不在江津居住，只在假期回来探家，所以不清楚发生在1939年5月她并不在场的故事。因此我采信邓季宣的回忆。

另据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电告卓立，回忆她父亲许德珩1939年初夏在从重庆去白沙中途利用轮船在江津停留三个小时的机会，曾去延年医院看望陈独秀。他见到的独秀正是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条大裤衩，拖着拖鞋，手持大蒲扇，坐在公共堂屋靠后院的门口阴凉处。因为许德珩曾与邓季宣一同在法国留学多年，觉得男人在有女人的场合不宜赤身裸体，所以留下了陈独秀不拘小节的印象。许德珩后来又三度探望陈独秀。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搬到了距江津两小时步行路程的郊区鹤山坪，此日离他去世恰好三年整。他先在施家大院住了一个月，之后定居于最终去世的杨庆余家石墙院。在石墙院住下来之后的岁月里，1940年初去重庆住院查验病情，来回均在江津租房小住，又在初冬回江津住到来年开春。

据邓季宣回忆称自从二嫂骂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延年医院住过。不过一直到他去世，给所有友人的通信地址均仍是川东江津县黄荆街八十三号。因为邓仲纯一直会来为他送药问诊，顺便捎来邮件。只要避开二嫂，仲纯还是他的好弟兄，还有季宣和远在北平的以蛰。那种兄弟情谊只有在当事人全部死亡后才能结束。

陈独秀逝世于1942年5月27日。当时邓仲纯为他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但是无济于事。代表独秀出席过中共一大的老朋友包惠僧专程赶到。潘兰珍托着他的头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独秀眼角流出眼泪，随即断了气。仲纯看了一下时间，晚上九点四十分。女人们号啕大哭。邓仲纯和包惠僧默默伫立，与老友诀别。

书房里的译生

再说宛生在1940年剧专放暑假的日子坐了轮船回江津看望父母，到家却一个人都见不到。一问原来都去了白沙镇台静农家避暑作客了。白沙在江津去江安方向不远的地方，于是坐了轮船回程到白沙上岸，全家团聚好不开心。转眼暑假结束，待宛生要登轮回江安时，忽然仲纯命令她将译生也带去江安。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震惊了全家，特别是方愫悌。但是仲纯铁了心，叫宛生背上译生登船，不由分说。就此译生被背入了社会，强行结束了她的深闺生涯。

一对生死相依的母女，方愫悌和译生摄于江津延年医院

原来自从方愫悌接二连三地失去儿女之后，心智多少已经不太正常。她把译生过分地溺爱了。译生时年已经二十三岁，干爹杨振声远在叙永已经不能给与教育。如今与其让译生闷在家里，不如也让她加入到江安那个新形成的小家庭，与宛生做伴，也让张骏祥同时照看一下。

据宛生的回忆，因为仲纯是张骏祥的父亲的朋友，张骏祥尚是单身，所以也有心愿希望译生和张骏祥能够走到一起。

据邓姨晚年的回忆，她们抵达江安后第一时间就将译生介绍给了张骏祥。张骏祥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帮助安顿下来便忙开了他自己的工作。接下来又去拜访曹禺。想不到这个有妻室家小的男人见到译生连眼睛都直了，再看译生，也是突然间似乎白日梦醒，整张脸焕发出光彩来。就在那一刻，译生死了，一个叫做方瑞的女子降生了。

方瑞和曹禺后来的故事，留给他们的女儿，也是笔者四十五年前的军中战友万方去说个透吧。听说她刚刚出版了那本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书。当然那本书里几乎所有的老故事都是由她的好姨即我们的邓姨讲给她听的。所以如果我这里有与她的书里相同的情节并不足奇，也不会有版权纠纷。

1940年4月15日在重庆的国泰大戏院也即中国青年剧社上演了剧专师生的大作品《蜕变》，由曹禺编剧，张骏祥导演，舞台设计张骏祥李恩杰，演员有蔡松，方琯德，吕恩，邓宛生等。这是直接以抗战为题材的话剧。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审查后要求改动多处，被曹禺张骏祥顶住一字未动。

话剧公演后引起一阵波澜，周恩来亲自为曹禺喝彩，同时为他辩护，因为剧中出现了一位正直爱国的国民党视察专员形象。曹禺的这部作品1963年人艺预备公演时又被要求改动，当然是与张道藩要求的改动方向背道而驰。周恩来得知后指示不要改动，但戏也就此搁置了二十多年，直至抗战胜利40周年时才恢复公演。极具象征意义的是1987年该剧人艺版的导演，就是首演时才19岁的方琯德。

曹禺在完成《蜕变》之后进入了他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当方瑞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正在构思新作《北京人》。方瑞导致剧本里出现了名叫愫方的一位大家闺秀。毫无疑问愫方二字来自方瑞母亲的姓名。剧本是三幕话剧，主要描写北平的世家曾家祖孙三代的家庭生活和代际冲突。

《北京人》依然由张骏祥导演，扮演愫方一角的是声名鹊起曾在《家》中扮演瑞珏的张瑞芳。宛生也在演员表上，扮演袁圆。有意思的是张瑞芳和宛生都在三年前加入了中共，不过她俩彼此不会知道这一层秘密。

《北京人》于1941年10月24日在重庆抗建堂首演，轰动山城，连演三十四场，欲罢不能。宛生他们剧专第四届学员也就此毕业了。刚就读剧专时因为邓初不满女儿学戏，所以没有出学费，曹禺和方令孺知道了常给她资助。剧专学生生活艰苦，后来想出以物换看戏的方式向江安居民用演戏交换食品来稍为改善伙食。

邓宛生在书房

此后不久中共江安县委有人被捕，琯德决定剧专支部五名学生党员立即转移。曹禺知道琯德宛生都在逃亡之际，立即赠送两百元钱，方瑞在半夜里将他们送上预先租好的木船。逃亡的目的地是南面的叙永。杨振声在那里担任西南联大分校的主任，邓以蛰的大女儿邓仲先的丈夫郑华炽也在那里任教。五人中的两人去了泸州。

琯德宛生刘承清三人抵达叙永后，杨振声也是非常为难，因为在联大分校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让宛生住进他家，安排另两人去考图书管理员。刘承清考上了，琯德却失败了，宛生建议他回去江津向自己的父亲求助，但是同时明确的要求他只是以亲戚的名义，因为宛生无法接受他的求爱，只认他是自己的好七哥。

如同以往救助自己同辈的中共朋友一样，仲纯立即收留了琯德，让他躲在延年医院，帮助做饭和打杂。 曹禺听说后悄悄来江津看望过他。还在过去的译生闺房里逗留良久，似乎在寻找方瑞的前世身影。

琯德躲了几个月，方愫悌因为恨他拐走了宛生，总是冷言冷语挖苦他，甚至要收他的房钱。邓仲纯严词制止妻子的小心眼，但是琯德忍无可忍，终于和三年前的陈独秀一样离开了延年医院，一头扎进白色恐怖的重庆开始一段流浪生活。

宛生在风声过后悄然到了重庆。当时张骏祥已经离开剧专回到重庆专事导演并主持基本上由剧专毕业生组成的中央青年剧社。张骏祥担保她加入了青年剧社。她在剧专后期跟从张骏祥学了舞台设计，所以回来后躲在幕后，设计了两部儿童剧《錶》和《猴儿大王》的布景。张骏祥对她的设计十分欣赏。另一位舞台艺术名师贺孟斧在专业杂志上大加赞赏，称她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女舞台设计师。

后来张骏祥为了让她出来上台在李健吾的话剧《以身作则》里出演角色，就为她取了一个化名叫邓葳。这个戏是喜剧，里面有一个媒婆的脚色，演员在公演的两天前突然病倒，所以宛生是临危受命。导演安排了五个提词人配合她背台词，越背越乱。宛生临了辞退了所有的提词人，上台后临场发挥口若悬河，令观众大乐。张骏祥松了一口大气。

接下来邓葳出演了一台大戏。这台大戏将成为她生命里的一个转折点。这台戏名叫《安魂曲》，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兹以大音乐家莫扎特为主角的一部悲剧。初由焦菊隐译出，曹禺发现了，介绍给张骏祥希望他能导演此戏，而且表示自己愿意饰演莫扎特。这一对老搭档从来都是一个编一个导，如今曹禺毛遂自荐当主演，求之不得。

为此张骏祥搭建了一个名为怒吼剧社的班子，也请了一帮熟悉的演员。女主角仍由张瑞芳来担纲，邓葳演女主的母亲。这个角色有一些和曹禺扮演的莫扎特近距互动的机会。演出中用口香糖粘在曹禺下巴上的“莫扎特”假下巴掉下来一半，宛生手疾眼快伸手把它摁上了而观众居然没有察觉。邓姨老来还对我们自夸她常常有惊人的补台举措。

邓宛生的演出照

这部戏里曹禺扮演的莫扎特要在前台弹钢琴，当然他是弹不好的。所以演出时他只是表演弹奏的模样，而在后台请了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来配音。这位音乐家名叫卓明理，香港人。本来在香港投身于爱国救亡音乐活动，组织了长虹歌咏团。

1942年香港沦陷后到重庆加入中华交响乐团。我在这里打破常规先来提醒读者：您能否相信命运的神奇？在1943年1月9日那晚的  重庆国泰大戏院舞台上，一块间幕两边，两位萍水相逢的表演艺术家，在几年之后，将会 迎娶一对亲姐妹呢？

不过我说的宛生生命的转折点并非指这个。暂时宛生还只是见到了一眼卓明理而已。倒是她在这场演出中的一展歌喉，惊艳了专奔莫扎特而来观剧的青木关音乐院的教师们。他们马上就来询问她是否愿意报考音乐院。张骏祥听说后十分高兴，主张她去报考。他说，戏剧界很乱，青木关那边比较清静。宛生听了就去报考，当然是一考即中。时在1943年的初夏。

可是还没有等到秋季开学，东窗事发，宛生突然被宪兵抓到了稽查处， 指控她是共产党。这个指控倒是符合事实的，不过稽查处也没有什么证据。再说自从宛生与琯德一行逃亡之后也就失去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形同脱党。所以她倒也不害怕。

放风时她见到了也被抓进来的琯德。稽查处拘留所可以花钱递条子给外面。宛生把条子递给了曹禺。方愫悌有一个七弟已经去世，弟媳妇也就是宛生的七舅娘名叫夏漱兰，是反袁烈士夏次岩上将的遗孤，由何香凝宋庆龄抚养长大的，她也是陈诚的表妹。

所以没两天方瑞就陪了七舅娘来拘留所探望宛生了。不久宛生被移送到专为关押和感化左倾学生的五云山集中营。那里伙食好了一些。管理方还组织囚犯们排演了抓日本间谍的戏。一个多月后由曹禺的熟人钱昌照会同夏漱兰将宛生保了出来，宛生就到青木关音乐院上课和演出去了。这件事由曹禺方瑞一手处理，瞒着宛生的父母怕他们着急。

不过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着宛生。这一次几乎就要了她的小命。原来在重庆舞美设计圈内有一位上海青年名叫姚宗汉，人很聪明能干，宛生设计了几个戏声名鹊起，他就来找她交流经验。一来二去宛生便对他有了好感。

其实姚宗汉早已爱上了宛生，因此刻意迎合所好。宛生此生只经历过七哥琯德的求爱，那是一段革命加恋爱的体验，七哥待自己虽然好，却以共产党员的居高临下总是批评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太强。现在换了一个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来对自己温情脉脉地奉承，把涉世未深的宛生弄得神魂颠倒，居然立即答应姚宗汉在重庆的报纸上登出了两人的订婚启事。

其实她连父母都还未告诉。之后姚宗汉准备了大包小包从缅甸出差时买好的礼物拉了宛生坐船到江津去见未来的丈人丈母娘。

重庆时期的邓宛生

岂料登上延年医院的高台阶敲门，邓仲纯开门一见女儿带了一个细高个小脑袋的人来介绍说这是她的未婚夫，怒火中烧，不许他俩入内，将自称女婿的礼物悉数扔下台阶并且对女儿说“立即解除婚约，不然再也别回这个家！”宛生此生哪见过爸爸发那么大的火，吓得一声不吭转身就同姚宗汉回了重庆。

爸爸是宛生最敬爱的长辈。她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到了重庆就立即独自去了报馆登了一个解除婚约的启事，并且立即将报纸寄给了父亲。此后她想让两人的关系逐步冷却。却没有想到姚宗汉选择了一条绝路。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把手枪来布景工作室找宛生，见面胁迫不成，掏出手枪将宛生击倒，自己随后自杀身亡。这是发生在1944年年底的事。

也是宛生命不该绝，枪伤虽重但幸好没有致命，但是一个肾受伤引致大出血，必须摘除。邓仲纯闻讯几乎要疯了，他自责是那次拒人于门外的事酿成的悲剧，因此立即结束了延年医院，变卖了药品换成现金，赶来收治宛生的位于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日夜守候在女儿的床前。抢救宛生的医生是仲纯请的外科专家沈克非，他很负责任，不许法警问讯宛生。后来法院弄清了宛生是受害人也就不来追究了。

这件情杀案自然是一时轰动，而那一枪同时也打在了另一个年轻人的心口上。那个人就是卓明理。原来卓明理的心早已被宛生演唱柴可夫斯基的<None but the lovely heart>( 寂寞芳心)的歌声所打动，只不过知道她与姚宗汉订了婚约，自己还出席了她的订婚筵席，也只能暗自祝她幸福。

如今见到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在第一时间跑到医院来探望宛生，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奔走于各种演奏场合，尽可能多多挣钱来付医药费和买营养品。在香港对奔走酒店餐馆做乐队演奏的乐手有一个贬称叫做“洋琴鬼”，重庆音乐院里的师生也鄙视这种活计。

而且从医院所在地歌乐山到演奏地重庆城里，来回都要经过渣滓洞的禁区，有被捕的危险。但是卓明理顾不得这些了。就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洋琴鬼”。这样，待到宛生出院时，两人已经成为生死相依的情侣了。枪伤在宛生躯体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疤痕，让他俩倍加珍惜今后的生命。

一对闯荡世界的父女。邓初和女儿宛生摄于光复后的青岛

与此同时，邓仲纯也庆幸自己因祸得福，有了一个心满意足胜如儿子的女婿。这一老一少朝夕在宛生床头相处，结下的情谊真是天长地久。尤其是发生了一件事让仲纯彻底明白了自己女儿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的地位。当开腹手术进行之际，医生发现宛生已经怀孕，立即要求家长决定是留着这个孩子还是拿掉。

那一刻卓明理劝说邓仲纯留下孩子，理由是宛生已经做了取出子弹和摘除肾脏两个大手术，不要再让她吃苦了，孩子生下来他会视同己出的。邓仲纯坚持不要孩子，但是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卓明理后来告诉自己的女儿，说有一天傍晚他探视了宛生又要下山去拉琴挣钱，仲纯送他到医院门口，明理走出几步，回头叫了一声“爸爸”，仲纯顿时老泪纵横。

卓明理比邓宛生小三岁，所以事发时他刚满二十。他是道地的香港仔。父亲卓恩高是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的长老，出任过教会的司库和主席，同时一生担任一家律师行的传译。卓明理是个音乐全才，几乎无师自通，一到重庆就同时出任两个乐团的首席中提琴手，另外还演奏钢琴。

在宛生被音乐院录取的同时，十九岁的卓明理也在报考音乐院。校长说你的乐器玩得那么好，又懂乐理，什么都出色，我们怎么教得了你呢？干脆就来上班当抄谱员吧！不久声乐系毕业生考试，一个个都来找卓明理伴奏，换工替他抄谱。音乐院干脆就将他升职为助教了。

他为人单纯，家里不穷，可是来内地时随身带的钱全部被人偷走了。在重庆住在一个破碉堡里，一条鸭绒被冬天御寒夏天挡蚊虫。起身出门演奏头上一头白鸭绒毛。学生们看了笑他，他也不知道他们笑他什么。晚上站在碉堡上对了月亮拉提琴，却不知道引来一群女学生倾听。那里面就有宛生。

这个高个子香港仔吸引了不少女孩子，宛生有一个女同学江蝶爱上了卓明理，宛生做媒陪她去碉堡看望卓明理，卓明理却对江蝶没有反应。宛生看不过去这位小弟弟的破被烂衫，带了针线去帮助缝补。搬动衣物时两人的手偶然触碰到，彼此如触电般闪开，从此两人有了一种心理默契。

后来，当然那是枪击事件以前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了他喜欢邓宛生，就对他说你应该写情书，卓明理听了展纸写道；“宛生”，然后不知该如何写下去了。直到枪击发生，那张纸还是空白。等到宛生出院后，他终于写了一首英文诗赠给宛生。但是无需他的表白，宛生一辈子都已经交给他了。

抗日战争步向胜利的终点，邓家两姐妹也各自有了自己的情感归宿。然而他们的父母彼此却越来越疏远了。方愫悌的性格发展到让邓仲纯无法忍受的地步。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日本投降仪式。一位名叫朱启平的《大公报》记者登上密苏里舰甲板，目击了这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时刻，然后发表了一篇名叫《落日》的长篇报道，轰动了华文世界。这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朱启平也是方家的宛生琯德们的同辈，是方愫悌妹妹的女婿。在此时方愫悌又回到了她的译生身边，与曹禺方瑞住到了一起。

光复日后，重庆城里的下江人纷纷回归故里。机票船票一票难求。这时邓仲纯已经非常拮据。卓明理没日没夜的出去演奏挣飞机票的钱，他把钱交给夏漱兰的儿子买机票却被吞了，结果让宛生与邓仲纯先动身，自己留在重庆继续挣机票钱。

邓仲纯终于转道上海回到了青岛成了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占领者手里收复全部医疗设施的“接收大员”，之后出任青岛市卫生局技士兼青岛市市民医院院长。他的老朋友赵太侔奉命回青岛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大学是恢复了，校舍却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占为营房，拒不交回。

几年后国府命令太侔南撤，他抗命躲进了仲纯的医院。这对哥俩结果都留在了青岛继续自己的事业并终老于此。一个是病亡，另一个却在乱世投海而死。

光复后回到青岛的邓仲纯

宛生与明理也来到了光复后的青岛，在青岛组织了幻想乐团，卓明理任指挥。1947年7月30日在青岛德国教堂里两人结为夫妇。证婚人是童第周。来宾囊括了几乎所有山东大学的教授们。卓明理天没亮就到了教堂傻等。终于等到邓仲纯身着一袭长衫，牵着宛生的手走过长长的通道，把她交给了卓明理。

婚后两人就去了香港卓家。卓明理在香港更加忙碌，指挥教会的百人唱诗班大合唱，又在永华电影制片厂从事配乐工作。

不久内地政权交替，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俱兴，两人受到北京的召唤，于1950年进入中央歌剧院，卓明理任作曲兼指挥，邓宛生任演员兼导演。此时方瑞也随曹禺进了北京，也等到是在同一年曹禺和前妻正式离婚，开始了和方瑞的正式婚姻。

邓仲纯对译生的婚事不大满意。当然译生仍是他心爱的女儿。方愫悌一直住在方瑞那里。仲纯则没有搬去北京定居，去北京探望女儿两家人时总睡在宛生家，因为太喜欢卓明理了。父母分居，两姐妹却亲如一家人，彼此的女儿们（不错，没有男孩，两家一共五个女孩）互相称对方的妈妈为“好姨”。

“好叔叔”卓明理和“好伯伯”曹禺也是见面嘻嘻哈哈互相开玩笑，卓明理调侃曹禺说，你比周朴园还周朴园；曹禺则笑眯眯回敬道，看看你这张嘴，难怪会给打成右派!

邓宛生卓明理结婚照，1947年

 方瑞和曹禺

翁婿情深。1953年卓立诞生时邓仲纯来北京探望女儿一家。卓明理与邓仲纯合影

邓仲纯死于1956年。他的两个弟弟，邓以蛰死在1973年，邓季宣死于1972年。方愫悌死于1973年。方瑞死于1974年。曹禺死于1996年。

2011年2月18日，87岁的卓明理在四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拥抱下长眠。

2015年3月20日卓见的二女儿嫁给了悉尼的一位澳洲小伙。笔者应邀以娘家人的代表出席了婚礼。到如今邓家历经三代女儿国之后的新一代已有两位男孩了。

邓宛生在香港安度晚年，不过她在82岁高龄于泰国旅游时还“颠”了一把，尝试了高空跳伞的滋味。回顾自己的百年人生，她感到欣慰和心满意足。

的确，在她10岁的小小年纪就为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女强人传递情书，隔了七年又遇到另一个籍籍无名但是手持双枪的女强人抢劫；20岁前后见证了长辈里一位末路豪杰的孤傲；到老年才知道自己的童年玩伴成了国家英雄。更不要提那一长串民国文人学士的姓名和她那隐身于这一长串姓名背后的神秘的父亲，以及仅靠一只肾脏健康地活到了一百岁高龄的傲人记录，你说，她能不感到心满意足吗？何况还有那幸福的婚姻和美满的家庭，夫复何求？

笔者比她小了一辈。却不幸被同一位已经非常著名的女强人关注过几分钟自己的作品。因此我自觉有责任为历史记录下邓姨的人生经历。是为此文。

 邓宛生2003年在泰国跳伞留影

（全文完）

作者注：

本文主要根据邓宛生和卓立提供的素材，并参考大量史料写成。主要的陈独秀事迹根据我的忘年交，已故作家王观泉先生所著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和他所编的《《独秀文存》选》，以及丁晓平著《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朱洪著《陈独秀的最后岁月》等。方琯德著《胭脂巷的子孙们》和许福芦撰写的《舒芜口述自传》二书帮助我串起邓宛生回忆的细节的时间点。谨此感谢所有在他们的著作里为我提供了帮助的作者们。

2021年4月25日于澳大利亚悉尼邦定纳村听雨斋

附录：

 右上全家福前排右起：卓明理，邓宛生，卓立；后排右起：卓见，卓真

纪念特辑

邓宛生画女儿卓立

卓立画母亲邓宛生

卓立画父亲卓明理

卓立《我的家》

100 岁的邓宛生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239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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