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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 镖局是个什么组织?

吴钩 六根 2024年09月13日 07:02

文 | 吴钩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镖局是经常出现的江湖组织。《倚天屠龙记》中有虎踞镖局、晋阳镖局、龙门镖局、燕云镖局,《侠客行》中有西蜀镖局,《碧血剑》中有会友镖局,《鹿鼎记》中有武胜镖局,《书剑恩仇录》中有镇远镖局,《雪山飞狐》中有五郎镖局、飞马镖局、平通镖局,《鸳鸯刀》中有威信镖局,《白马啸西风》中有晋威镖局,《笑傲江湖》中有福威镖局,少主人就是林平之。

然而,事实上,镖局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在《倚天屠龙记》的时代,即元朝末年,人们还不知道镖局为何物呢,因此不可能出现什么虎踞镖局、龙门镖局。即使到了《碧血剑》与《鹿鼎记》的时代,即明末清初,武侠小说所描述的那种镖局也尚未诞生。

有人将镖局的历史追溯到明代的“标行”,因为明代有些世俗小说写到“标行”,比如《金瓶梅》就写道:“西门大官人……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不少人据此以为西门庆家开了镖局。但是,明代的标行只是销售标布(标布为明代松江所产之棉布)的商号,跟镖局完全是两码事。显然,西门大官人并不是开镖局的,而是布行老板。

不过,镖局最早的写法确实是“标局”,我们在清代文献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标局”的记载,如《旧京琐记》载,“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收入颇丰),颇驰名于北方。”这里的“标局”即是人们常说的镖局。何以见得?因为《清稗类钞》记述了同一个人:“贯城李者,京师镖局之一,《施公案》所云‘神弹李五’后是也。”

那么为什么最早的镖局要称作“标局”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镖局的产生跟标行有渊源,因为标行需要长途贩运标布,为防止途中被盗贼抢劫,往往要雇佣保镖,当时这些保镖被叫做“标客”。袁枚《续子不语》中一位人称“韩铁棍”的韩舍龙,“佣工为生,勇健多力”,有一日,主人命他“随标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盗,保标客二人与斗,俱为伤死,韩手无械,拔道旁枣树扫之,盗尽靡溃,皆获焉”,从此之后,主人即让他“押标贩布,许分其余息,不令佣作”。韩铁棍于是成了押运标布的标客。

另一种说法认为,标局的“标”字来自明末的“标兵”。标兵,即明代中后期由督、抚、镇、道等统领的士兵。明末魏禧《兵迹》载:“临清北路一带有标兵,善骑射,用骏马小箭,箭曰‘鸡眼’,马曰‘游龙’,往来飞驰,分毫命中。巨商大贾常募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贼不敢伺。”这些脱离了兵营的游兵散勇,借着高强的武艺,为商客充任保标。这便是镖师的来历。

不管标局究竟来源于标兵还是标行的标客,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标客、标兵干的其实就是保安、保镖的活儿。其后,有些标客立起字号,开了标局,客商若要贩运贵重的商货,可到标局雇请标客。这时候的标局,类似于保安公司。此时应该是明末清初之际。

再到后来(清代中前期),标局承担起运货的服务,客商只要将货物交给标局,支付一定的佣金,标局便负责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货商不必自己押货。这时候,标局就是一个物流公司了。

也是在清代,“标局”有时又被写成“镖局”,大概因为“镖”字更能体现出行走江湖的刀光剑影吧。到了清末民初,新兴的武侠小说如《三侠剑》、《侠义英雄传》,都称“镖局”而不称“标局”,“镖局”遂取代了“标局”,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也沿用“镖局”之说。其实武侠小说中的镖局与清代史料中的标局是同一类型的商业机构。我们从武侠小说中看到的镖局,基本上都是物流公司。由于镖局非常讲信诚,跟江湖上各路人物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又有镖师押货,所以将商货交给镖局,不但方便,而且很安全。镖局的生意也就做得风生水起。

有文献记载、有名字可考的第一家镖局,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中后期),叫“兴隆镖局”,创办人是山西拳师张黑五。近代学者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考证说:“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镖局的嚆矢。”清代镖师走镖之时,沿途会喊:“合~~吾~”据说这“合吾”就是“黑五”之谐音。

“兴隆镖局”也出现在金庸的《飞狐外传》中,总部设于山西大同府,总镖头叫做周隆。《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时候“兴隆镖局”应该诞生了。

镖局由清代的山西人所创办是毫不意外的。因为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商人已经是华北最活跃、最有实力的商帮,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商货与白银进出山西,必须有可靠的标客押运、护送。其次,山西民风尚武,是形意拳的发祥地,盛产拳师,且许多山西拳师都有给晋商当保镖的经历。换言之,既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大量晋商需要安全的长途物流),又有充分的供给资源(山西拳师很多),山西镖局便应运而生。今天你到山西平遥古城旅游,便会发现平遥城内,随处可见的无非是两样东西:票号遗址,镖局遗址。

我们知道,票号也是山西人创立的。在山西商人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之前,中国是没有专门汇兑银子—银票的金融机构的,只不过在明代时,一些大商号会向客户开具一种叫做“会票”的票据,持有会票,可以从该商号兑换成银子。但会票的使用范围有限,货币功能非常弱。

正是由于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尚未出现票号与银票,会票的货币功能又不健全,市场对镖局的需求才被放大,因为当时的大宗、长途贸易通常都使用现银,为了避免银两在异地转移的过程中遭受盗贼抢劫,往往需要请镖局押运:“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运输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号护送,故保镖事业,厥时甚盛,精拳术者,亦大有用”(见严慎修《晋商盛衰记》)。

直至乾隆初年,山西布政使严瑞龙在《为请严禁保镖胡作非为事奏折》中还提到:西北各省的富商大贾前往东南购置绸缎布匹,得“囊挟重赀,动至数万金,骑驮数十头,合队行走。有等膂力过人、身娴武艺之徒,受雇护送,带有鸟枪、弓箭,名日保镖,所以防草窃、杜剽掠也”。

“银镖”(即替客户押运白银)构成了清代镖局的两大主业之一,另一主业是“物镖”,即替客户押运货物。我们前面讲过,镖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物流公司,即使是押运作为货币的白银,也是采用物流的思路——将押运物原封不动地从甲地送到乙地。

这种做物流的思路,用于“物镖”是可以的,但用于“银镖”,显然就比较落后了。因为白银是货币,两锭银子只要成色、重量一样,那它们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没有任何区别。说到这里,忍不住想起一则笑话:有位先生好不容易掏到一张100元面值的错版钞票,很是高兴,交给太太保管。太太说,放心,保证存得妥妥的。几天后,丈夫问:那张钱藏到哪里去了?太太说:我存银行账户了,谁也偷不去。丈夫气得暴跳如雷。太太说:有什么好生气的,明天就取出来,又少不了你一毛钱。这个傻太太犯的毛病,是混淆了收藏品(错版钞票)与货币的区别。

对明清时期的人来说,白银不是收藏品,而是货币,即一般等价物。假设一家商户要将1000两银子从京师带到山西,他根本就不必对这1000两银子进行物理搬运,只要将银子存入京师的某个机构,换成一纸票据,然后带着票据来到山西,再凭票据跟那家机构的山西分支兑现成白银,便完成了将1000两银子带到山西的货币转移。这是汇兑的思路,做金融的思路。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诞生的金融公司。

由于票号的汇兑与镖局的银镖之间存在着业务重合,也就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以物流思路经营银镖的镖局,是不可能赢过以汇兑思路经营银票的票号的。因为前者成本巨大,而且效率极低。就如在我们可以看见的未来,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是绝对竞争不过网络约车的。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嘉庆年间(19世纪初),山西拳师戴二闾在河南赊店开设广盛镖局,兴意一度非常红火,因为清时赊店地处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南船北马咸集于此,秦晋盐茶商人尤其多,大量白银在这里集散,因而需要镖局护送。然而,到了道光年间(约19世纪中叶),随着“蔚盛长”等七八家山西票号在赊店开设了分号,商人转移白银通过票号汇兑就可以了,不用镖局走银镖。广盛镖局的生意从此江河日下,很快就宣告歇业。戴二闾回了山西老乡,侄子戴广兴则留在赊店改营“过载行”,专职做物流业。所谓“过载行”,就是货物运输中介,货主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某地,可以交给“过载行”,由“过载行”联系货轮、车队,组织货物发运,并代理货物承收。

那么为什么在山西平遥,镖局与票号却共存了近百年呢?说来原因并不复杂,平遥是很多山西票号的总部所在地,由于票号的一些分号存款多而取款少,另一些分号则存款少而取款多,因而平遥总部时常要给各地调拨银子,各分号也要将一部分存款以及利润(都是白银)运回总部,这类白银的异地转移是需要物理搬运的,而只要是物理搬运,就离不开镖局,正如现在各家银行的营业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叫运钞车武装押运钞票。因此,在平遥,票号繁荣,则镖局兴盛;票号衰败,则镖局式微。

不管是票号,还是镖局,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商业组织,而不是武林帮派。记住这一点之后,我们今后再读武侠小说,也许会有特别的阅读体验,比如看到镖师出场,我们会心想:咦,这不是送快递的小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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