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歌剧：多元风貌下的时代底色

Original 张萌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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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歌剧：多元风貌下的时代底色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2期

张萌

德国作家保罗•贝克曾就人们对历史的审视以及解读做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其大意是，我们看待历史往往像是站在林荫路的一端遥望两侧无限延展的白杨——近处的白杨高大挺拔，远处则只剩一排模糊的黑点。“但是它们显然都是白杨树，尽管每棵都各具特色，或树干粗壮或枝叶繁茂，然而其实质却毫无二致，远处的看似一颗圆点，其实却可能比近处的更高更壮”。沿此视角考量，我们对于身畔刚刚发生的历史，很可能因为“身在其中”而不能全面、冷静地加以审视。但却恰恰可以通过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为远处的观察者提供一个视角独特的参考文本。

这里，笔者之所以选择歌剧这一具有综合艺术属性的品种为代表来回顾2019年的中国音乐发展概况，是因为透过这颗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可以从多个角度折射出当下中国音乐多方面的发展状况。

创作概览：多样题材，彰显时代共同底色

2011年起，人们就开始用“热潮”“井喷”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国歌剧的发展态势。其中最具指标性的数据之一，就是原创新剧目以每年两位数的产量不断涌现，这其中还不包括往年创作剧目的复排、西方经典剧目的引进和重新制作。近几年，中国原创歌剧年产量均维持在十四五部左右，这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当可观甚至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歌剧的所谓“热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2019年，中国原创的歌剧产量依旧维持在这个水平，共有16部。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把握本年度歌剧创作的整体状况，更能解读出近年歌剧创作的一些共性特征。

■多样的题材样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作为音乐的戏剧，题材的选择是创作者首要确定的环节，其他的创作均要在此基础上次第展开。综观今年的歌剧舞台，革命历史题材(如《沂蒙山》)、神话传奇(如《天地神农》《逐月》)、历史题材(如《韩信》)、名作改编(如《平凡的世界》《雷雨》)、当代现实题材等几类当下中国歌剧创作中比较常见的选题都有所呈现。这其中又以现实主义题材最受垂青，如以包钢轨梁厂的产品生产、技术攻关和创新发展为脉络，通过老中青三代包钢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及敬业精神来描写国企改革艰辛历程的《双翼神马》；以山东潍柴动力的发展历程为蓝本，通过对塑造为中国发动机事业拼搏的工人群像，展现中华民族工业腾飞的《道路》；以及通过讲述省城技术员刘梦洁到父亲曾经插队的龙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戏剧故事，反映农村精准扶贫事迹的《三把锁》等，都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后被搬上舞台的作品。工业题材的创作往年并不多见，今年却有《双翼神马》《道路》两部首演，为一贯由女性角色作为主要人物的中国歌剧舞台带来一股久违的阳刚之气。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有关特定人物的创作构成一大亮点。2019年，先后有伟人周恩来，国歌创作者聂耳、田汉，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有着传奇人生的作家萧红，“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人物被搬上歌剧舞台。这显示出当代中国艺术家正在积极自觉地响应和贯彻“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巨变”的创作导向。

△《沂蒙山永远的爹娘》(歌剧《沂蒙山》选段)

演唱：王丽达(来源：腾讯视频)

■多层次的创作格局，国家在场的生产模式

总体而言，当下我国歌剧创作大致呈现三个层次的阶梯格局，第一梯队是以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歌剧院、国家大剧院等为代表的，有着雄厚综合实力、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队”。这些机构的制作往往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和稳定的产量；第二梯队是以湖北、辽宁、福建、重庆等地歌剧舞剧院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单位不仅拥有曾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剧目，近年来也不断有佳作问世；第三梯队则是不断试水这一领域的，以地方艺术院团、院校为代表的“歌剧新军”。这部分单位往往没有完整的歌剧创作团队，因而其创作通常是以邀请国内各个领域专家加盟的形式完成，也不具备连贯性。今年歌剧创作的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各地艺术院校的异军突起。《国之歌》(浙江音乐学院)、《五星红旗》(温州大学)、《戎冠秀》(河北传媒学院)、《韩信》(青岛大学)都是这支创作生力军的作品。

△歌剧《国之歌》海报

(来源：“浙江音乐学院”微信号)

无论哪个层次的创作，我们都能看到，几乎每部新创歌剧背后都有国家各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引导、支持和影响。一些重点剧目还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以及地方文化发展基金的资助，还有很多剧目都是在各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参与指导下制作完成的。这种“国家在场”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歌剧创作的主要模式。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参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歌剧的创作，但也反映出某些“行政思维”带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产生的弊端。尊重艺术规律者，能够促使剧目不断修改、打磨、提升，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推动局部歌剧事业良性循环；只求政绩者，则使一些作品昙花一现便不见踪影，造成社会资源、艺术资源的严重浪费。

△歌剧《韩信》演出现场片段

(来源：“青岛大学”微信公号)

■地域色彩鲜明，“民族化”手法的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扶持民族歌剧创作等文化政策的引导、以及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参与决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当前歌剧创作中凸显出“民族化”“地域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各地方院团、院校的创作中尤为突出。很多制作团队在选材时，都偏爱选择与本地域有关的人物或事件进行创作。这当然是一种“保险”的方式，“只要有好的眼光和艺术判断力，本土题材的选择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选择“容易形成固化思维”，“越来越缺乏大的艺术格局，难免走入创作的死胡同”。在音乐层面，创作者也通过选取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素材，来凸显作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性”。但对歌剧音乐“民族性”表面化解读的倾向也值得后来创作者的关注。所谓“民族歌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化的演唱、民歌风的旋律以及对戏曲音乐板腔体的借鉴运用等技术层面的呈现，而更应在当代艺术发展多元创新的语境中去寻求自己的品格，以服务于当今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剧目聚焦：多彩纷呈，诠释当代人文精神

■《沂蒙山》——传承民族歌剧的红色基因

△歌剧《沂蒙山》海报

(来源：“民歌中国”微信公号)

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尽管首演于2018年12月19日，但是它真正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却是在2019年，首演后一年的时间里，这部剧目一共演出了83场，足迹遍布山东、福建、辽宁、北京、上海、河南等全国多地，创下了当代歌剧演出场次的纪录。《沂蒙山》所到之处场场爆满，甚至被誉为“一场要带着纸巾去观赏的演出”。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民族歌剧，虽然《沂蒙山》所讲述的战争故事已离我们远去，但它作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传承红色基因的一部作品”，却因与当代主流文化精神的高度契合而彰显出另一层面的鲜明的时代印记。所以将《沂蒙山》称之为当代“民族歌剧”的代表，主要是该剧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优良基因——挖掘真实的革命历史题材，并根据题材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音调，如《沂蒙山小调》《赶山牛》《凤阳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等；主要人物的核心唱段借鉴戏曲的板腔体结构——这些理论界对于民族歌剧在体裁、样式、风格上的基本界定。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沂蒙山》的创作旗帜鲜明地保持了“大众性”追求，将可听性、可传唱性作为创作的首要目标。对于作品“音乐戏剧性不够，太像歌曲大联唱”的意见，创作者坚持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减弱了戏剧性，但却加强了大众性，使戏剧节奏简洁明快，减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天地神农》——用大歌剧展现中国神韵

△歌剧《天地神农》海报

(来源：“上海歌剧院”微信公号)

上海歌剧院出品的《天地神农》以中华创世神话中神农氏“兴农耕、尝百草”的故事为蓝本，刻画了神农不惜失去自己作为“神”所特有的百毒不侵的能力，去换取常人能够尝得百草药性的感受，以普救人世众生的故事。舞台上呈现的《天地神农》是一部典型的大歌剧样式，力图借助这种国际通用的艺术形式诠释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神韵和当代思考。该剧在创作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模式，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在一度创作中密切合作、互为依托。评论家出身的编剧游暐之将自己多年审视、评价不同剧目所获得的理论思考充分融汇到剧本的创作中，经过12次修改，最终确定了全剧的核心人物、核心唱段、核心场面与核心事件，使全剧的结构得到高度的综合与提炼。导演陈蔚也“在充分尊重作曲和编剧意见的基础上，从舞台呈现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创作模式不仅使三者的结合更为紧密，也为导演将音乐和戏剧中所蕴含的意义具象化地展现于舞台提供了更多可能。

作曲家金复载虽是首次创作歌剧，但在该剧的音乐创作中展现出独特的思考和实践。金复载认为，歌剧中完全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咏叹调不需要太多，而且要用在关键之处。演唱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要让音乐为剧情服务。因此，全剧中作曲家只为男一号神农安排了一次大篇幅的情感独白——在神农主动放弃神力时演唱的咏叹调《再前进就意味着生命的消逝》。与此同时，他特别加重了剧中的重唱段落的比重，以期通过这一手法保证戏剧结构的连贯完整，突出戏剧思维。

■《萧红》——浓缩传奇作家的坎坷人生

△歌剧《萧红》海报

(来源：“中央歌剧院”微信公号)

《萧红》是2019年舞台上的一部相当令人期待的作品。这不仅因为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受关注的女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多部独具风格的作品，更因为其坎坷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不断触发着诸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在剧本写作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剧作家并没有因为篇幅的限制而删减人物，而是将萧红作为主线贯穿始终的同时，通过不同层次的处理，巧妙地使肖军、端木蕻良、鲁迅、萧红父亲、萧红祖父、汪恩甲等众多对其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男性角色均在剧中得到呈现，展示出了剧作家黄维若、董妮深厚的戏剧创作功力。虽然有评论认为，这一版本的萧红并没能充分展现出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时代气质和精神厚度，但该剧文学文本具有的叙述逻辑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特色仍然值得称道。

有着丰富歌剧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郝维亚，在这部歌剧中不仅展现出更为纯熟的音乐戏剧写作技术和愈发鲜明的个人风格，更通过与剧作家的反复磨合，将自己的创作意图贯彻到剧本的创作当中，再次实现了“由作曲家主导”的歌剧创作模式。其结果是，全剧的戏剧陈述无论在宏观结构还是细部段落中都显示出一种特有的“音乐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曲家设计了一个五度+二度的下行三音动机贯穿全曲，通过这一动机的变形延展，不仅完成了女主角在全剧多个唱段不同心绪的刻画，还将其运用到其他角色的形象塑造和场景烘托的乐队段落中，从而使全剧的音乐显示出一种凝练、统一的气质。

■《天使之骨》——以后现代手法展现批判精神

△歌剧《天使之骨》海报

(来源：“北京国际音乐节”微信公号)

2019年的歌剧舞台上，还有一部剧目不应被忽视，那就是旅美华裔作曲家杜韵创作的《天使之骨》。这部于2017年在美国首演的作品，今年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得以与国内的观众见面。该作问世之初便广受关注，并于当年获得普利策音乐奖。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语是：“杜韵将声乐和器乐元素以及广泛的风格融入现代世界贩卖人口的令人心痛的寓言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刚刚获得美国格文美尔大奖的旅美作曲家梁雷在2018年创作的室内歌剧《温切斯特》。该剧同样以凝重深刻的笔触、现代多元的表现方式，透过描写美国温彻斯特步枪公司继承人莎拉•温彻斯特对家族事业的反思，探讨了在美国备受关注的枪支问题。

杜韵、梁雷的创作代表了当今世界歌剧发展的某种潮流。在当代艺术发展新观念、新样式不断涌现更迭的今天，作为一种延续和蜕变，通过歌剧艺术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担当，并对人性进行深切观照和细致挖掘，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做法也再次宣告，歌剧作为一种经典、严肃的高雅艺术，在揭示社会本质和文化批判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张萌单位：《人民音乐》编辑部

*本文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所刊约万字理论评论文章第一部分(创作概览)、第二部分(剧目聚焦)精简版。第三部分(理论研究)、第四部分(几点思考)参看杂志电子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课题“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与传播未来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JJD760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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