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城市电影：面向美好，构建生活美学范式

Original 林玮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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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美好”的生活美学范式

——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为例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林玮

晚近以来，生活美学成为哲学转向的主潮之一。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哲学在“语言论转向”之后，众多学术取向纷纷登场；但与其不同的是，“生活论”转向带有整合此前诸取向的雄心，力图以日常生活作为囊括身体、视觉、空间等视角的哲学基础。从对象上看，它把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本领域都纳入了审美范畴，从主体经验来看，生活美学试图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将纯粹的审美经验泛化为日常的生活经验，从而使生活呈现出另一颜面。

《布莱克威尔美学指南》说，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the Everyday/Everyday Aesthetics)乃是将“纯艺术经验与其他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指认”，由此，“美学分析被恰当地扩展至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在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在地成为“生活美学”重构的动力和契机。本文尝试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生活电影为例，对已有的生活美学理论加以梳理，并提出构建面向“美好生活”的存在论生活美学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美学

把“生活”当作人类社会实践众多领域之一的美学观，仍是本质论美学，即认为在生活、自然、艺术、科技等平行范畴之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体“美”。经过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洗礼的“生活美学”转向，与此有根本不同。

从历史逻辑来看，生活美学在晚近中国的“重新发现”，与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关系极大，不少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作“生活美学”的当然范式。“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方面被审美所覆盖，现实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的构造”，这种审美构造以符号为对象，机械复制且日益增多的符号在市场操纵下，伸手摘下了艺术的光晕，抹平了人的真实感受与被创造出来的虚假感受之间的差异。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主要以批判为美学旨趣，力图揭示现代社会中看似审美泛化、审美自由之后所隐匿的权力关系。

这在新世纪以来的电影美学中，主要表现为对“新都市电影”的指认与批判。在那里，城市是物质富裕的象征，引导人们朝着物的交换价值聚拢。如《小时代2：青木时代》中，三个女生的“小世界”中的生活是按照占有物的逻辑来排列情感交往(友谊)的；《101次求婚》的序幕画面就并置琴弦和锯子、Iphone和电话座机、兰姿挎包和工具包、信用卡与零钱等一系列对立物，以彰显阶层差距。

△电影《101次求婚》剧照

在这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大众文化研究共享一套批判取向，剑锋所指本都在文化或审美现象之后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权力，亦即是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异化；或者干脆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本就是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分支而出现。传统“审美无功利”的精神超越美学于此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符号替换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核，日常生活被等同于视觉上的“物的包围”。

被物包围的生活固然“美”，但未必“好”。它忽视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特别是人的情感表达及其交往在生活中本该占据的主导位置。这种生活美学的研究范式也不以审美体验为核心，而是重视审美体验的可操纵性及其操纵策略。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生活美学范式的本质欠缺，它只能改善物质生活，而无法构成“美好生活”的基础。

二、“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美学

商业化生活美学范式的对立面是艺术化生活美学，其在中国的代表是上世纪初周作人、张竞生等提倡的“为艺术而生活”或“生活之艺术”。晚近以来，这种美学的目的日益倾向于指导生活如何变得精致且美(Beauty)，以此来对抗“市侩现代性”。与商业化生活美学范式不同，它有着精神高度超越的心化特征。

艺术化生活美学所影响的电影，擅长把城市生活拍得极其唯美，给“物”中注入满满的情感。如《关于爱•上海》中，小蕴在雨中抱着湿透的衬衣哭泣，画外音是雪子寄给修平的分手信——这显然可以视为小蕴与修平情感沟通的“结尾”，而这一结尾却是由前两次“天台收衣”的场景作为铺垫的。尽管观众在线性叙事的观影过程中未必能体会到这一点，但前两次“白衬衣”看似日常、随意的出现却已经蕴含了小蕴的情感(心)与白衬衣(物)之间的关联。

由此，无论是周作人“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还是张竞生“自衣食住至一切的物品器具”，都可以是唯美主义的艺术。只是，这种生活美学既很可能被商业化操纵，又完全将刺痛感、震惊感、敬畏感排除出“美”的范畴之外，并没有真的把一切形态的日常生活视为审美对象，使其缺乏更为广阔、深刻的哲学基础与生活视野。

三、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的可能性框架

上述两种生活美学范式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局限性，即其观点的核心是美学应该始终围绕漂亮、愉悦且具体的“物”而展开。美学作为“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伊格尔顿)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实在难以在这两种生活美学范式中从容地展开。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可供探寻呢？

不妨先讨论先锋派。在先锋派看来，唯美主义应该是一种完全与生活脱节的“艺术体制”；而“先锋派的抗议，其目的就在于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之中”，形成一种陌生化的震惊美学效果。这就出现了一条有趣的美学自反性路径：唯美主义反对市侩主义，先锋派又反对唯美主义。吊诡的是，先锋派借以反抗艺术自律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就是“市侩性”：一种陌生化的市侩现代性。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为艺术而生活”都无法概括先锋派的艺术实践，这就为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提供了可能。当杜尚宣称任何物体一经标记便可成为艺术品时，这“一经标记”就意味着“物”脱离了生活而得到某种艺术体制的认可，从而获得了外在于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这说明，第三种生活美学也无法囿于先锋派中，而必须扩大视野，将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使生活呈现出美感。

△杜尚《泉》1917年陶瓷

于此，可以加以引述的是马克思对生活的理解。在他那里，生活叠加着“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双重状态，“真实”乃是一种虔诚的信仰。这种审美取向被恩格斯直接表述为“现实主义”，它要求“具体生活和富有生活气息”。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活之“美”即在于“真，这与中国美学中“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传统，是内在相契的。

以真为美，是主体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激发起深厚的情感，即“兴”。但对具有社会关怀的生活美学来说，“兴”只是基础，在“美”之后还有“好”。前者是主体自我情感的兴发，后者则是个体情感的沟通与关联。中国古代“乐主和同”的美学思想，将此视为常识。而马克思也认为在生活“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由此可以拓出面向“美好”的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即当代中国的“生活美学”。

仍以中国城市电影加以说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活美学”首先崛起的是对“真”的认识。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就多以城市生活为表现对象，这种近乎未加修饰的生活可以被认为是悬置了此前电影中常见的以民族国家为重心的现代性体验，转而基于日常生活立场，传达生活的原生态体验。而从第三种生活美学的角度看，第六代导演的美学意义恰在于将生活的复杂面相予以本然的揭示，即显现其“真”。如表现“物”的复杂性，其宏观层面是“世界”，微观层面则是“金钱”。贾樟柯的《世界》在整体上就构成了对“物”这两个层面的反讽。电影中，城市里的打工者在“世界”中随波逐流，是如此真实，甚或残酷，也成了观众反思自我的契机。

△电影《世界》海报

在“真”的兴发感动之后，“好”的城市生活电影也开始受到关注。如顾晓刚的《春江水暖》，就在真实(美)的基础上注入了情感关联的强烈效果(好)。故事以同母异父的四兄弟围绕赡养母亲而展开，以及由此生发出顾喜与江一的恋爱等情感关系，甚至老四与陌生人的情感关联。它们纵横交错地构成了整部电影的叙事主流，无论人际关系如何冲突，最终都能归于生活的平静与和谐。这在中国传统生活美学象征的“富春江”两岸展开，显然有“和为贵”的意识贯穿其间。

△电影《春江水暖》剧照

这种从生活本身出发，通过情感激发，最终产生情感关联的生活美学，在新世纪头十年之后，逐渐沉淀为“美好生活”的理念与核心。以第六代导演为例，王小帅在拍摄《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左右》等电影时，都以残酷的撕裂情感关联为其激活主体情感意识的“由头”，甚至最可能产生情感关联的父子、夫妻都难以和谐；而到了《地久天长》，连最不可能达成和解的弑子之仇都可以通过情感关联而获得圆满。这不得不说，一种面向“美好”的生活美学范式正在生成：它以“真”为“美”，以“善”为“好”，最终通向理想的社会生活形态。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如果说新世纪之后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电影彰显了一种求真的生活美学，其着眼于“美好生活”的不可实现性，凸显的是人在工业化景观中的荒诞与异化，姑且可以成为“生活存在论转向”的话，那么以2013年(《天注定》与《小时代》的上映)为分界，中国电影就开始出现了“生活美好化转向”。这种转向高度维系于主体的自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之美，并投身于对它的调和之中。

*作者：林玮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本文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所刊约万字理论评论文章的精简版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电影的生活美学批判”(项目号：17CZW00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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