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中独立

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联大中文系没有受到复古逆流的裹挟，坚持了独立、进步的学术立场。

抗战期间，教育部加强对大学的控制。1939年秋，教育部专门拟定了《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对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限定。联大中文系教授对此种教育统制十分不满，因此，虽校方要求各系科遵循“部订”，但在中文系内部，并未为其所限。

大一国文（读本及作文）是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由中文系教师担任讲授。系里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在委员会主持下，1942年，《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正式编定。课本中包括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及古典诗词44首，其中，将语体文（即反映新文学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引入大学国文教材这一举措，意味着对当局具有严重复古倾向的教育政策的反对。

从1944年起，教育部又规定大一国文须采用部定教材。为纠正部定大一读本中没有语体文的偏向，联大中文系将历年大一国文选中的语体文部分略加增删，编选而成《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并明确其目的是训练学生“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的文明”，在沉闷、复古的时代“大气候”中坚持了一种独立、进步的学术立场。

论辩与革新

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语言文学发生了剧烈变化，而联大中文系更成为新旧两派文学的论辩基地。

1941年，闻一多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对象只是限于’乾嘉遗老’式的和‘西风东渐’式的学者, 很难出作家, 认为大有改进的必要, 得走一条崭新的道路。”这看似是对中文培养人才方向的讨论，实则是对厚古薄今的态度做出有力抨击。当时的中文系更像是“国文系”，重旧学，轻新学，以音韵、训诂、考据为主要讲授内容，而如“现代中国文学”等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课程受到忽视，自然“难以培养出作家”。

而闻先生指出这一积弊之后，在1946年也提出了其对于中文未来整改的期许：针对中文系“中西至立，文语不分”的弱点，他提出合并中西，分立语文。这一构想极富前瞻性，为建国后的院系调整提供了参考。

大师之大学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独立复校，联大中文系也随之解散。联大中文系和联大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朱德熙、季镇淮、阴法鲁、吕德申、王瑶、李荣、冯钟芸和作家汪曾祺等都出于此时。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编者按：

西南联大时期的中文系师生在战火纷飞中始终未荒废学业，教师们即使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些坚持与努力，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文学和语言学可观的学术成绩，极大推动了我国文科教育的进步，为此后一代代中文人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