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改良还是颠覆：数字人文学与艺术史研究
改良还是颠覆：数字人文学与艺术史研究
文/ 冯白帆
封面/ 图1：盖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1940-）
1984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在当时的艺术史研究领域引起了轰动的“新书”《伦勃朗新传：他的生平与绘画》（Rembrandt, his life, his paintings: a new biography）。作者是美国艺术史学家盖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1940-）[1]（图1）。大部分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者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西方，盖里·施瓦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20世纪中后期，盖里·施瓦茨为荷兰艺术史（Dutch art History）研究做出过许多卓越的贡献。他所推崇的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对整个西方艺术史研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施瓦茨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围绕伦勃朗展开的一系列研究。通多整理伦勃朗的亲属、友人、画商和赞助人之间无以计数的历史文献，施瓦茨试图还原伦勃朗所身处的微观社会环境，并对这位艺术家的宗教观念、家庭史、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以及赞助关系进行详尽的描述。这是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的主题。他的研究通过罗列大量史实，改变了长久以来公众认知层面的一个误区：在真实的世界中，伦勃朗“既不是一个博爱的人文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天才” [2]。
在施瓦茨之前，荷兰艺术史研究一直是个非常专精的领域。因为需要对艺术家的大量作品进行鉴别和证伪，所以这个领域一直被鉴赏家（Connoisseurship）和形式主义方法论者（Formalist Methodologies）所垄断，信奉“敏锐的洞察力”和“老道的经验”。直到施瓦茨和他的这本著作的出现，这个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荷兰艺术史研究才开始真正步入“实证主义”阶段。而他自己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艺术史的“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3]（图2）。
图2：盖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伦勃朗新传：他的生平与绘画》（Rembrandt, His Life, His Paintings A New Biography），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纽约（New York），1985年
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学术层面，盖里·施瓦茨都算得上是当代比较成功的艺术史学者。这从他获得的荣誉和参与的社会事务中就能看出来。1966年，年仅26岁的施瓦茨就已出任荷兰顶级艺术史学术刊物《荷兰艺术史季刊》（Simiolus）英文版的主编；1969年，他应当时荷兰艺术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J.G.范·格尔德（J. G. van Gelder）和J.A.埃蒙斯（J. A. Emmens）的邀请，成为了第一批加入“伦勃朗研究计划”（Rembrandt Research Project）的青年学者。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与荷兰艺术家有关的学术著作和作品图录。1987-1988年，在那场著名的伦勃朗的作品危机中，他曾代表荷兰和“伦勃朗研究计划”参与了美国各大美术馆对伦勃朗作品的甄别工作[4]。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2005年，他创办了目前荷兰公信度最高的“荷兰艺术和策展人联盟网”（CODART）[5]。
今天我之所以重新关注这位学者以及他30多年前出版的这本著作，既不是纯粹为了向这位辛勤的学者表达敬意，也并非是在这本书里重新发现了什么颠覆性的历史证据，以至于我们必须修改之前对艺术史的某些认知。相反，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施瓦茨研究中的一个错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失误：尽管他挖掘出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改变了人们对伦勃朗的固有观念，但他让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裹挟了整个研究。他太急于改变伦勃朗在人们心目中那个“孤独的天才”的形象了，以至于他将伦勃朗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世俗艺术家，认为他只是个“失败”的鲁本斯或者“不成功”的范·戴克[6]。需要明确的是：我并没有借这个“失误”来全盘否定施瓦茨贡献的意图。将其称之为“失误”而不是“错误”，是因为这种失误是当时的艺术史研究者，甚至是今天的许多人文科学研究者都极难回避的。它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普遍潜存的一个隐患：虽然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极力要求做到客观公正，但个体学者根据有限文献而得出的结论很难避免微观的历史文化环境给个体学者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甚至是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艺术史这门学科，它牵扯到太多主观的感受和内省性的体查，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要做到客观、公允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困难重重。
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在20世纪80年代评述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指出：“通过对艺术实践（主要指社会实践）的关注来了解艺术家真正意图的信念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7]虽然大部分学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隐患的存在并竭力避免它的产生，但潜在的主观偏见或者是学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难以规避。
距施瓦茨和阿尔珀斯的时代已过了整整30年，对于今天的人文学科而言，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中一个罕有的机遇期。伴随着一门新学科的出现，这个从人文学科诞生之日起就困扰着学者们的隐忧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彻底解决。而这门学科并不像“艺术社会史”那样，是不同人文学科门类间交叉改良的结果，它甚至并不产生于原有的人文学科内部。它是现代科技，准确地说是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ique，DT）和互联网技术（Internet Technology，IT）与人文学科研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物种，学名叫“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DH）。
前文之所以花费了大量篇幅来介绍施瓦茨以及他在艺术史领域中的贡献与失误，是因为我并不希望以概念的方式为这个新兴学科做名词解释般的推销。相反，我希望以某种人文学科学者们熟悉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全新的领域。通过分析施瓦茨这个案例，来阐述这门新兴学科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原有的人文学者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之所以选择施瓦茨这位学者，首先是因为他的功过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不存在太多争议。其次，选择盖里·施瓦茨的那本《伦勃朗新传：他的生平与绘画》则是因为他在书中使用的“社会动力学”研究方法实际上很适合与数字人文学进行接驳。只不过出于时代或知识结构的局限，他并未正确地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在正式介绍数字人文学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施瓦茨所使用的“社会动力学”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他没能正确地使用这种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动力学的研究重点是由个体成员互动而产生的群体行为，以及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8]。它是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形成的交叉性学科。社会动力学以个体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即个体间的差异为前提，认为严格的、机械决定论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可靠。同时，它与其他社会学研究方法最显著的区别是它借鉴了自然科学领域中“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或称“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的研究方法（图3）。复杂科学是一种研究非线性的、整体的、混沌的、非机械决定论的世界的研究工具[9]。它最终得以形成，有赖于数学理论在“确定性系统”（Deterministic Systems）中发展出的“混沌理论”（Chaos）[10]，而“混沌理论”在复杂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是数理或称“计算模型”（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它既是该学科重要的研究基础，也是目前比较有效的研究工具。在社会学领域，至少在社会动力学的范畴之内，这种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并且已经成为各种专门史个案研究中比较常见的研究手段。
图3：“复杂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complexity science），节选自布莱恩·卡斯泰拉尼（Brian Castellani）：《社会学与复杂科学：研究的新领域》（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Springer，2009年。
严格地说，施瓦茨在那部著作中只是原则性或原理性地借鉴了社会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同典型意义上的社会动力学研究实际上相去甚远。他并没有使用社会动力学中最典型、最具效力的研究工具，即数据或信息分析。虽然他在伦勃朗生活的两个主要城市的地图中尽可能地标示出了与艺术家相关的地点、友人和其他关键要素的位置，并且书中确实罗列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比如作品图录、其他作家的评述或者交易凭据等细节资料；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施瓦茨的列表仍是叙述性的，且并未构成可供分析的社会动力学“计算模型”。将施瓦茨的著作和比较典型的社会动力学研究进行对比，我们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差异。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拜占庭研究协会（Institute for Byzantine Studies）启动过一项名为《晚期拜占庭帝国晚期危机的历史动力学研究：1204-1453年》（Historical Dynamics in a Time of Crisis: Late Byzantium，1204-1453）的系列研究[11]。在该研究公布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重新对难以计数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数据化梳理。他们的论文往往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性质的，涉及对研究中所使用的历史文献的解释，以及在数据模型中这些文献的遴选标准、使用方法、权重和计算方式等。而第二部分则是大量的信息图表，分别显示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的数据。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图表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图4）。
图4：《晚期拜占庭帝国晚期危机的历史动力学研究：1204-1453年》，马其顿地区拉伯利伯斯地区牧师网络关系图
这些研究报告可能会让传统的人文学者感到不适，一方面自然是出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会对研究报告的叙述方式和图表感到陌生；另一方面，我们在大部分研究报告中都很难找到类似于传统人文学著作中的“结论”部分。这类研究所注重的是研究过程本身，或者说是计算模型的建构过程本身，其“结论”往往是开放性的。读者必须先明确自己要探寻的问题，在理解其建构原理之后，根据研究者提供的数据去寻找答案。而这一点正是前文中说施瓦茨只是原则性地借鉴了社会动力学的研究方法的第二个原因。因为社会动力学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不会直接给出确定性的“结论”，至少不会像施瓦茨那样带有明显的个人价值判断。
“（施瓦茨）实际上是用假定代替了论证，并认为伦勃朗与赞助人之间糟糕的关系以及他对市场的依赖性，都是他未能实现其艺术理想的证据（伦勃朗的失败这一理论预设主导了整个研究）。”[12]在阿尔珀斯看来，这是施瓦茨研究中最为明显的“失误”；同时，也是他并未真正有效运用社会动力学研究方法最为直接的证据。而阿尔珀斯指出的这种艺术史研究中存在的“偏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即便学者们极力试图避免自己的研究出现个人价值判断，它仍会客观地存在于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因为按照复杂科学的主张，个体的行为以及其行为的结果，实际上是处在某种不确定的体系之内的，由无数的偶然事件所促成。性格、世界观的差异、文献的完整程度等诸多因素都可以影响个体学者行为的结果。加上不同时代带来的整体价值观的差异，人文学者们追求的所谓“客观公正”很可能只是某种理想化的诉求。不过，阿尔珀斯所担忧的那种难以规避的“偏见”，很可能会因为“数字人文学”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人文学正是针对传统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类似缺陷提出的。笼统地说，它是借助数字或计算技术对原有人文学科的研究范畴进行的一次幅度颇大的改良。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学科，因为它的涉猎范畴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迅速更新。前文中介绍的社会动力学研究方法以及复杂科学理论只是这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数字人文学关注的众多议题中，每个不同的研究项目都会根据自身需要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实现工具。工业化时代所谓的“学科边界”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大范围的跨学科协作、计算性研究（Computationally Engaged Research）的引入和研究成果的数字化展示方式都是这个领域常规的研究方法。在数字人文学的研究模式中，个体学者的“偏见”不仅会被数据所矫正，同时也会面对来自不同领域协作者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借助数字化工具探寻人文问题的同时，也在拷问数字技术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二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让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随时都处于迅速迭代的过程之中，因此其研究“结果”的效能和客观程度较之传统的人文研究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简短的篇幅中用叙述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学科的边界并说明其基本研究工具的特性，诸如超文本（Hypertext）、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sation）、信息复原（Information Retrieval）、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文本挖掘（Text Mining）、数字地图（Digital Mapping）和数字出版等等（图5）。其中每个研究种类均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工具，而这些工具几乎都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和应用方法，同时还会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进行调整和融合而嫁接出新的工具。在2012年出版的《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中，仅就这门学科的研究种类，作者就列举了15种之多。正如作者在论述其研究方法时所说：“从前，人文学知识还存在某种公认、可识别的形式……但数字技术的创造物存活于数字环境中，它们的材料组织、作者结构、意义建构、传播流通、检索方式、呈现方式、交互方式和表达形式都与印刷时代有着天壤之别。”[13]
图5：利用文本挖掘工具Voyant Tools对《傲慢与偏见》进行文本分析时的操作界面
也许将施瓦茨的研究移植到今天的语境中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至少在我看来，数字技术将会让人文学科在社会公众中产生更加广泛而有效的影响。需要提醒人们的是：有关数字人文学的探讨并不是在勾画某种未来的图景，这门学科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了。真正的问题是传统的人文学者是否有能力识别出这些改变，并且以当代的方式和当代学术进行对接[14]。
注释：
[1]盖里·施瓦茨1940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匈牙利移民。施瓦茨考入纽约大学的时候年仅16岁，刚刚入校就被当时执教艺术史专业的H.W.詹森（Horst Waldemar Janson，1913 -1982年）所吸引，随即决定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纽约大学毕业之后，施瓦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1965年施瓦茨访问并定居荷兰，之后便极少回美国，为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在荷兰，他先后得到了J.G.范·格尔德和J.A.埃蒙斯这两位泰斗级荷兰艺术史学家的垂青。曾出任“伦勃朗研究计划”的负责人（1969年）并在荷兰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学院（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的支持下创办了“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urators of Dutch and Flemish Art”（简称CODART，2005年）。直到今天，他仍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2]Snyder James：”Above All, He Pleased his Patrons”，Review of“Rembrandt: His Life, His Painting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rch 9, 1986, Section 7: 9-11。
[3]盖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伦勃朗新传：他的生平与绘画》（Rembrandt, His Life, His Paintings: A New Biography），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纽约（New York），1985年。
[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学术界对许多伦勃朗作品的真伪存在争议，包括美国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Boston）在内的全球多家艺术机构同期削减伦勃朗藏品的数量。为了应对这个问题，1987年30位全球的顶尖学者被邀请至波士顿研讨相关问题的应对方案。详细信息见Brenson, Michael：“An Idiosyncratic Expert Redraws Rembrandt”，New York Times，February 28，1987，p. 15。
[5]有关盖里·施瓦茨生平和学术的详细介绍见Liedtke Walter：“The Study of Dutch Art in America”，Artibus et Historiae 21，no. 41 （2000）：216；The Writers’ Directory，2007，vol. 2，p.1679。
[6]相关的评述见Snyder James：“Above All, He Pleased his Patrons”，Review of“Rembrandt: His Life, His Painting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rch 9, 1986, Section 7: 9-11；另见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Rembrandt’s Enterprise: The Studio and the Market），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序言部分。
[7]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著：《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Rembrandt’s Enterprise: The Studio and the Market），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8]有关社会动力学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的内容见Durlauf Steven，Young Peyton：Social Dynamics，Cambridge，MA：MIT Press，2001。
[9]现代复杂系统理论起源可以追溯至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时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后来由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继承并发展，认为市场体系的秩序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因为它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设计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早期致力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而他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来自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启发，认为不同文化功能的部件间的互动更像是某种生态系统，是各种不确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相关的论述见Friedrich von Hayek：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10]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Ledford H：“How to solve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Nature. 525 (7569)：308-311，2015；Waldrop M. M：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1993。
[11]这是一项以古代拜占庭帝国历史为主线的系列研究。该研究使用数据建模工具，对拜占庭帝国晚期的社会危机进行了社会动力学分析，目前已发表了5篇相关的研究报告，并在互联网上全文公开了其研究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链接看到报告全文：https：//www. Oeaw. Ac.at/byzanz/historicaldynamics.htm。另外，还可参见P. TURCHIN，Historical Dynamics：Why States Rise and Fall (Princeton Studies in Complexity)，Princeton，New Jersey，2003。
[12]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著：《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Rembrandt’s Enterprise: The Studio and the Market），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13]Burdick Anne；Drucker Johanna；Lunenfeld Peter；Presner Todd；Schnapp Jeffrey：Digital Humanities，2012，Open Access eBook：MIT Press。
[14]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同的相关著作包括：Burdick Anne；Drucker Johanna；Lunenfeld Peter；Presner Todd；Schnapp Jeffrey：Digital Humanities，2012，Open Access eBook：MIT Press和Johanna Drucker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Concepts, Methods, and Tutorial for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2014。这两本著作都是开放资源，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取著作的PDF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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