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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 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柯明访谈

孟尧 柯明 画刊杂志 2020-10-20


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柯明访谈

What We Need is Frankness:Interview with Ke Ming

孟尧(Meng Yao) 柯明(Ke Ming)


《人民的币》局部,柯明,综合材料,40cm×30cm,2015年



孟尧: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次“《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会以这种方式呈现——一次“失败”的封面计划。当然,这里的失败是打引号的。但它又的确真实反映了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纠结和困顿,这也是你以往创作时不曾遇到的情况吧?


柯明:不用打引号。从我初衷来说,其实就是失败了。挺遗憾的,我的封面处女秀呢!前几天我还和朋友说,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创作经历了,比跨越三八线都难。



孟尧:正如你的创作手记所言,这个呈现“失败”的想法,是在我们双方都不满意先前方案的前提下,被激发出来的。甚至现在,这个最终的封面视觉结果还在推进中,它还没有最终定稿。你不停地给我看你的草图,我们也不断高频地交流。但实际上,我又特别在意这种直接的交流会越界干预到你的个人表达。对此,你又是如何考虑的?


柯明:对于《画刊》,这是不期而遇的一期封面。我不认为你在干预我的创作思路。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交流的过程,这可能是80后的一个特征,面对问题,能够平等真实地表达,它可以让探讨更深入并能产生化学反应。把一个艺术家失败的作品以一种成功的方式发布,这既是我们深入交流的成果,也是《画刊》新的话语立场。在这样新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当然,一开始我是天马行空带有侵略性的,几乎没有考虑到这是一次命题性的合作项目,导致最后跑题了。我们在电话里否定了第一套方案后,我开始严肃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围绕着对当今媒体的理解,包括你作为“主编”的身份以及对我第一次作品的看法,所以,我在第二套方案里就有点去应景了,我有点退缩和迁就。但到第三套方案,我认为我们在对这次合作和什么是“封面作品”的理解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客观地说,我依然坚信第三套方案和我对作品的感觉是没有问题地,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最后的视觉呈现远没达到我们双方期待的,但可能性依然存在,等有时间,这个作品我还会继续实验。这其实是艺术创作和工作中的常态。幸运的是,我们最后可以达成概念上的共识,把这次过程定义为“艺术”。我希望这个“作品”将来可以进入到艺术理论研究的个案素材中去。


2015年“人民的币”展览现场


《天使》,柯明,现成品、稻草,1200cm×350cm×240cm,2017年


《海上生明月》手稿,柯明,纸本,42cm×29cm,2017年



孟尧:2015年,我在武汉合美术馆的展厅看了你的个展“人民的币”。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你的作品,你用人民币废币残钞来做作品的想法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专门约你写了一篇与展览同名的创作手记,在《画刊》分享你的创作思路和切入具体社会问题的观念诉求。在这之后,你又做了《人民的草》(2016年)、《人民的车》(2019年,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人民”系列。这三个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柯明:谢谢你的印象深刻,这只能说明我关注的问题的本身很深刻。我不太在乎艺术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和社会”,因为艺术早已死亡。“人民”系列三部曲是环环递进的。《人民的币》这是一个偶然,但类似作品在我的创作中会是必然;《人民的草》是我构建的“人民”系列主题中,结合我的生活经历选择性的创作;正在实施的《人民的车》是我带着“强观念”主动去寻找的媒介,它将明确我艺术创作的终极指向,答案可能在明年揭晓,还请大家关注。


《车票》,柯明,观念,2005年



2015年“人民的币”展览现场



《16000》户外实景图片,柯明,12cm×8cm,2016年



孟尧:《车票》(2005年)、《人民的币》(2015年)、《16000》(2016年)的作品讨论的内容,都和钱相关。为什么关注这个主题?


柯明:我喜欢探讨人的话题,特别是人在不同环境和制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观念价值。这里我只是用了钱这个媒介,因为钱的背后代表的是资本、权力和人之间各种角力构成的社会关系。 



孟尧:从你给我的资料看,你2006-2013年都没有做过作品,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柯明:2007年从德国回来我就在忙生活,先是结婚再离婚,然后又结婚再离婚,整整折腾了七年。其间,先在湖北美术馆工作了四年,又在某建筑集团工作了三年,有太多对生活的感慨和深刻的社会体验。



孟尧:这些经历对你重新再做艺术有什么影响?


柯明: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有三年春节,我在建筑公司亲历过拿着几千万现金,一捆捆地堆成小山,然后发放给等着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供应商。很明显,《人民的币》的诞生和这个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到了35岁,自己慢慢回归自己,在自我个性和社会性之间找到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我成为一个人性健全的人的标志。



《一轮明月》,柯明,装置、观念,城市空间、10m×10m心跳圆环,2017年



孟尧:从《一轮明月》(2017年)、《人民的草》(2018年)到《Keming’s Wedding Room》(2018-2020年)、《人民的车》(2019年,创作中),我发现你的创作越来越项目化,关注的问题也逐渐有国际化的趋向。你是否有意识地去做这种转变?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柯明:你很敏感,我确实是用项目的方式在一步步推进我的作品和艺术,并且将会越来越国际化。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寻找到自由。当然,无论我是关注本国的、区域化的或是国际化的问题,它们都是人类的问题,这和我的艺术始终是一致的。从自我身份出发,借用艺术的思维和方法对世界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或是去实施一些可以解决它们的实验性项目,这是我今后作品的重要方向。在我们特殊的国内环境里,艺术要不只能在固化的形式和概念里倒腾,要不就是隐晦再隐晦,或是转化到艺术家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概念里。所以我不想让自己和我的艺术就这样死亡。



《Keming’s Wedding Room》,柯明,行为、装置,2.3m×2.3m×6m,2018-2020年


孟尧:在这次封面计划的合作之后,你是否对《画刊》杂志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阅读环境里,对这本艺术纸刊有什么建议?


柯明:《画刊》作为一个存在了45年的老牌纸媒杂志,依然存在就是一种态度和力量。但不能为了存在所以要继续存在,这个没有意义。当下如何存在、为谁存在,这是严峻考验着现在执行团队的现实问题。


纸媒有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不容易被“删帖”,除非“焚书”,当然要留下好的内容依然有它天然的障碍,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用中国式的智慧,尽量真实和当下,这样才能记录历史,同时被历史验证。另外,多关注青年群体,他们才代表未来和无限可能。同时,用媒体的声音去引导资本流向,促成更多的资源,共同去创造新的价值。


在不可逆袭的移动互联网趋势到来之前,很多纸媒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性和方向性调整而消亡;在纸媒份额和生存空间快被压缩到可以忽略的时代,大家全力寻找方向和新的“丛林法则”。不得不说,《画刊》进入了一个激流勇进的全新时期。比如,这次围绕“艺术家如何看待今天媒体”的命题展开的“《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说明《画刊》已经在行动了。


这值得所有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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